陶澍(1779一1839)是清代著名的政冶家、改革家和爱国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同时，又博学多识，于经史考据、文章诗赋、地志天文，无不通晓。只是一生从政，“于学问事无所专精”;加以治绩斐然，因此“后之论者，不复重其学与文，乃为名位所掩耳”。其实，陶澍称得上大学问家，对文学也有极大贡献。

陶澍在清代，是很有名气的大诗人，又是清嘉道年间诗坛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发起和组织了《消塞诗社》（后更名为《宣南诗社》），一大批诗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诗歌写作上看，他勤于笔耕，仅收在《陶文毅公全集》上的诗作，就有1500多首。先后有《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皇华草》以及《印心石屋诗抄》等诗集问世。从诗歌影响上看，陶澍地位高，威望隆，其诗极受时人注目。他的诗不仅在国内影响极大，而且流誉国外。朝鲜使臣在北京见到陶澍诗作。十分欣赏，认为有“化腐朽为新之妙”。然后带回朝鲜，朝鲜国内官僚、文人“欣然动嗜◇之意，不远数千里，殷勤致讯，矜饰有加”。

正是由于当时对陶诗评价极高。魏源称陶澍“诗宗杜韩，尤工长句”。如果从以诗来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政治的反映这一特色来看，陶澍诗作与杜甫、韩愈诗作确有相同之处。林则徐说陶澍，“即论文字亦千秋，大集觥觥入选缕。直以雄才凌屈宋，还将余事压曹刘”。当然，这未免过誉潘曾莹称陶澍的诗作：“大贤杰业在匡时，余事风骚亦我师。安石经论天下事，希文怀抱圣人知。要凭柱他撑天手，写尽驱山障海奇。著作千秋期不朽，扫除几艳铸雄词”。认为陶诗在内容上和当时政治紧密结合，鼓吹兴利除弊；在形式上能一反当时诗坛摹拟造作和片面追求华丽词藻的形式主义作风，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周应启说：“自袁随园既没之后，海内诗人争相雄长，莫适为主，余谓近日诗人，当推陶大中丞为第一，以其博学才雄，思沉才厚，变化从心，顿挫入古，合李杜韩苏为一手，足以笼罩群雄故也”。陶澍博学多能，有丰富为生活经历，其诗歌能反映社会生活，这些都是的评。但若说陶诗能集李白、杜甫、韩愈、苏轼各家之长，恐怕没有人同意。同时，嘉道年间诗人，陶澍能否称第一，在当时可能有此看法，后人就不一定这样恭维了。总的来看，陶澍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称赞，评价也比较公允而稍高。在解放后的文学史、诗史著作中，根本找不到陶澍的名字。

今天，还有人认为，陶诗“多是些歌功颂德的官场应酬之作及那些表扬封建节孝的诗”；而反映社会和人民的诗作，“有如凤毛麟角，为数寥寥”。这种说法，是不公允的。

综观《陶文毅公全集》中的1500多首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八个方面。

第一，对田园生活的歌咏  历代论诗的人都把陶渊明视立“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仕途不顺，终至退居田园，他生活在农村，深感农民的淳朴可亲和田园生活的可乐，因而写了不少歌咏田园生活的作品。陶澍非常崇拜陶渊明，而且目为先祖。陶澍诗作中，田园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都清新可爱，堪称佳作。如《茱萸江竹枝词》:“石门潭下水盈盈，石门潭上石如城。同去打鱼同打桨，月明报到马家坪。”“才交谷雨见族枪，安排火坑打包箱。芙蓉山顶多女伴，采得仙茶带露香。”“麂眼篱笆苦竹◇。人家住在翠微颠。饱得春来好香味，笋儿生角蕨如拳。”“长◇短锸上山坡，白云深处有山歌。棕树作衣蒲作笠，生来不解羡纨罗。”“岩檐低亚雪惊风，芋藷收拾稻粱光。多挖树根干晒日，大家围火说年丰。”这一组诗描写了农民行船、打渔、采茶、耕作、打柴、盖屋、烤火等劳动与生活的场面，充满了诗情画意，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

又如《村居杂咏》八首，描绘了一幅江南农村的画卷:绿树丛丛，小溪围绕，池塘屋宇，交杂相间。鸭儿游水，牛群恋草，牧童吹笛，雉狗和鸣。春风已经把雅嫩的桃花吹放，农民扬鞭扶犁开始了春耕生产。像这类的田园歌唱，是陶澍入仕前诗歌最主要的成分。而且大多情调自然，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气。陶澍进入官场后，这类歌唱田园的诗作，仍然是陶诗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春风才透二分纤，暮野云寒未解严。竹外乍如听撒米，梅边先已报调盐。迎芒吏去逆鞍影，骑马人归压帽檐。传语老农同一笑，收将喜气上眉尖”。寒冬腊月，立春之日，天降瑞雪。雪珠打在竹叶上，听声如撒米；飘在梅花边，观景似积盐。冒雪离去的小吏，很快迷失了身影，归来骑马的行人，统统压低了帽檐。好一场大雪，预似着丰年，不由得同老农一同欢笑，喜上眉尖。这时，陶澍仕途正顺，任安徽布政使，主管一方大政。

第二，对祖国山河的赞美  陶澍一生足迹极广，所到之处，都留有诗篇，歌颂和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嘉庆五年(1800)，陶澍参加湖南乡试一经过资江大小险滩，曾作《大汴滩》:“茱萸江水天边落，五十三滩此最奇。怪石当流蹲虎豹，乱峰趋岸下蛟螭。险争一橹雷同迅，浪午三蒿雪欲吹。为语春风挂帆客，回头记取上滩时”。江流之急，滩水之险，舟人之勇，士子之心，跃然纸上。又如陶澍路过长江三峡时，有长诗记三峡之雄伟，景物之奇特:“剑门双关齐陡峭，一线但露天横斜”。“荒亭百尺俯绝岸，崭崖四起烘朝赮。中流巨浪聒天响，石根草立千斤摩”。雄伟、奇特、险峻、充分表现了大自然的奇妙，山河的壮丽。最后，诗人发出了“人生碌碌事奔走，不入蜀追犹井蛙”的感叹。此外，如写泰山:“一线天门只顾通，昇仙亭迥拉鸿濛。眼前杯豆群山小，脚底波涛万壑同。云气出为天下雨，海声吹上日边风。壮游此际真奇绝，手挈株杓踏彩虹”。写云台山:“海阔天空有新境，水流花开无世情，迳思结伴拾瑶草，可许上仙贻玉英”。写上海豫园:“倚阁红栏次弟开，迥廊百折见花台。楼高但凭云飞过，池小能将月送来”。人工制作和自然景物构成一林，更使豫园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写瀑布:“空山一雨洗浮埃，活翠崖边走几堆。指点黑罡风过去，万峰飞雪马头来”写临晋道中:“远树如簪插两行，鞭丝轻拂柳花香。山头云气山边雨，一片中间界夕阳”。在旅途中，路边垂柳飘香，远山云气蒸腾，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上有下，有虚有实，俨然一幅美丽的画图。这类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在陶诗中随处可见，数量最多。这些诗，都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融情于景物之中，且辞句流畅，意境优美，给人以心胸开阔、积极向上之感。从艺术性来说，是陶诗中的上乘之作。

第三，对人民生活的描述    陶澍来自农村，从小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能比较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如“疮痍满眼定谁医，灾到今年已是奇。几见新图翻郑侠，何堪流水问钟期。过河但有枯鱼泣，移谷能无智叟欺。指点谁扬千万户，炊烟冷涩恐难支”。此诗写于陶澍49岁生日，他所挂念的却是淮扬一带行将断炊的人民。他希望能有北宋时郑侠式的人物，敢于将受灾图直陈皇帝，他自己则正是这类敢于为民请命的好官。又如：“近闻东南方，农田仅半熟”。领取禄米时，想到东南农民因农田欠收，衣食无着。陶澍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更突出地表现在一首关于茶农的长诗中。自古以来，安化就是有名的茶乡，但茶农劳动的艰辛、生活的困难，却鲜为人知。嘉庆二十年（1815）冬，消寒诗社第六会，吴兰雪、陈石士、朱兰友、谢向亭、胡墨庄、钱衍石等人同集陶澍印心石屋，试安化茶。陶澍成诗四首，第二首说：“尚忆茶始犁，时堆六七月，山民历悬崖，挥汙走蹩◇。培根阅冬初，摘叶及春发。冻雷一夜鸣，蓓蕾颖欲脱，是名雨前香，采之日一撮。未几渐蒙茸，卓立针抽铁，是名谷雨尖，香气弥勃勃。毛尖如鹅毳，挨尖类雀舌。黄茶号晚出，味厚亦非劣。方其摘取时，篮筐编山◇。晨穿苦雾深，晚焙薪火烈。茶成与商人，粗者留自啜。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陶澍从小生活在茶乡，和茶农共同劳动，从茶苗的种植、培育、生长、到茶叶的采摘，烘焙、制作，都曾亲自体验。正是在这种丰富生活的基础上，陶澍才写出了“谁知盘中芽，多有肩上血”的千苦绝唱。在中国诗史上，曾有过不少描写茶和茶农的诗歌，把此诗称为茶的史诗，应是当之无愧的。

这类描写人民生活的诗歌，在陶诗中占了重要比重。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陶澍未仕之前，诗作多描写田园生活，寄托其美好的理想。而陶澍进入官场后，接触了更多的实际，在诗作中更多地反映了他对人民的同情与关切。人民性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许多诗人都是在仕途不顺，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走向社会，关心群众，写出了具有人民性的不朽诗篇。陶澍来自民间，在他仕途顺畅、前途似锦的情况下，看到了人民的生活与劳动，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在“平生衣食去万家”思想的指导下，使他的诗作打上了人民性的烙印。从思想性来说，可称陶诗中的上品。

第四，对社会灾难的揭露  与同情、关心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社会的黑暗，描述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损害，是陶诗经常反映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由于清廷吏治腐败，水利不修，造成自然灾害连年不断，陶澍的许多诗作，揭露了灾害的惨景:“一朝大雨行，濁浪恣捲吸”，“惟闻儿女声，索食类吠蛤。哀哉斯时民，性命轻一叶”。可贵的是，陶澍还认识到天灾的造成，往往起源于人祸，上述水灾的原因，是由于陈澄湖“多年失修葺。”大量的治河水利经费，进入了各级官员的私囊，年年治河治湖，都是虚与委蛇，应付过关。他在勘视洪泽湖时，曾揭露了官场腐败、水利不修、经费虚糜的景况:“太息古淮水，一读归尾闾。奈何截其流，南北不得舒。沈浸没日月，崖岸成渚圩。僧伽塔已倒，支祁锁已淤。蛟龙与蝦◇，溷杂同一潴。遇阻思铤险，郁极气必虚。常恐◇薄余，浩浩民为鱼。性命托老兵，奔走麦吏胥。金钱岁百万，抛掷沙泥如”。天灾与人祸交相为害，人民痛苦不堪：“汪洋万倾接洪湖，但露荒祠一点孤。何处行人堪系缆，更无田舍问耕夫”。一片汪洋大水，没有了行人，也不见屋寓，只剩下高处一座孤零零的荒祠，真是一幅劫后凄凉的惨景。陶澍对天灾的描写，对军后人民生活的叙述，都非常真实和深刻，不失为陶诗中的佳作。

第五，对兴利除弊的提倡   古人曾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陶澍继承了杜甫的这一传统，在他的诗作中，强烈地表现了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怀。贺长龄说，陶澍的诗文，“皆公之政治也”，确是的评。陶澍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中坚，一生从政，主张兴利除弊，推行改革。在他的诗作中，歌唱改革、讲求为政的作品，也有很大的比例。如陶澍在兴修吴淞江水利工程时，一反历史上建闸防潮的方案，提出了折闸通潮的改革主张。事实证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陶澍有诗记其事:“以闸御潮沙亦滞，闸内闸外生崎岖。岂知江潮在天地，本若元气相转输。一呼一吸荡肠胃，焉有塞口防沾濡。来源不裕闸何益，刻舟颇笑前人愚。不见黄浦闸不设，未闻阻隔须爬梳。浏河白茆近有闸，浅涩更与吴淞殊。夏海堵公事已邈，眼前蠡测诚区区。三吴治水宜最亟，请以此举为权舆”。全诗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具体真实的事例，生动形象的比喻，论证了建闸的错误、改革的必要。又如漕远改海运，陶澍有《海运初发》诗四首，称其“般仓刘晏原中策，作楫商岩有尤贤”。“梯航远道归中极，溟勃多年奠左闾。香火乍收旗欲转，不惊铃语送吹嘘”。又如，陶澍论为政之要:“琴理惟在和，不鼓亦超妙。鹤性本自寒，能驯不飞噪。画理即治理，知君有深造”。当时，陶澍好友杨维溢离京赴保定为官，友人绘松鹤图，陶澍题诗，以调琴、驯鹤、绘画的道理，强调吏治的重要。

第六，对历史古人的缅怀  陶澍每到一地，参观古迹，考察历史，留下了许多怀古之作、主讲漕阳书院时，陶澍曾登嘉山，上有孟姜女登览石，陶澍因之联想秦始皇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嬴政酋不道，耀武北筑城。暴师断地脉，起洮连东嬴。死亡日枕藉，白骨如山撑”。在鞭挞秦始皇的残暴之后，诗人最后感叹说:“长城今故在，徽号久非秦。不及此山石，长传贞烈名”。不可一世的秦王朝早已土崩瓦解，而孟姜女的故事却长期在民间流传。在华州，陶澍讴歌郭子仪“河山环护尚英风，唐宝安危一令公”。在马崽坡，陶澍讥笑唐明皇:“长生殿里他生誓，孤负团围一片秋”、在朱仙镇，陶澍参观岳庙，发出了“长城万里谁人坏，航海空教后日悲”的感叹，痛斥了卖国奸臣。在南阳。陶澍祭奠武侯，写出了“三分鼎足悲流水，五丈原头泣大星”的诗句，以悼念诸葛孔明。这些怀古诗，表现了陶澍爱憎分明的立场和热爱国家、民族的情感。

有些怀古诗，陶澍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如在《叶县怀古》中，陶澍指出:“龙亦末必真”，因为“太息古今来，识龙竟无人”。既然从来就没有龙，“叶公好龙”虽然可笑，谈龙者“亦多可憎”。在游君山时，陶澍发现“斑竹”往往为游人伐取，君山之竹渐少。究其原因，是传闻斑竹为湘妃血泪所染:“贻害由泪痕，虚名徒召辱”，从而阐述了虚名害人的道理。可见，陶澍的怀古诗，不仅缅怀古人以述志，而且新解古迹、古典，以明人生哲理。

第七，对官宦士友的应酬  陶澍交游广泛，他所组织的消寒诗社，就是一个结交朋友的团体。朋友间饮酒、赏花、游山、访古、送行，都要吟诗。诗一传出，又你和我唱。这类应酬之作，是陶诗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类诗主要联络感情。因此，存在互相吹捧、伪作娇情的偏向。但是，陶澍是一个严肃的官僚和学者，总的来看，这些诗有优美的形象，真挚的感情，而且格调高尚、对仗工整。特别是可以从这些诗中，看出陶澍的思想和追求。如他34岁生日时，同年好友集会祝贺，即借一个老人之口，吟诗明志:“溪毛自可茹，何必餐王饔；草衣自可袭，何必披华襁褓◇;秋蔺自可佩。何必腰璜琮。风泉自可听，何必酣笙镛”。又如陶澍离开漕阳书院，留别诸子诗四首，表明了他对教育的见解:“树人如木吾何敢，梦笔生花古有然，但使在镕金可铸，应知垂溜石能穿”。陶澍离任四川、安徽，告别属民的诗，也情真意切，生动感人。在《送陈佛堂学使内召》一诗中，陶澍指出:“此行要为苍生计，我辈原从白屋来”，反映了其为政爱民、不忘群众的思想情感。在《出都留别诸友》一诗中，陶澍表示:“此行敢忘东南计，我亦壶桨瘠土民”，反映了其为国为民一展抱负的决心。另外，陶澍还有几十首给朝鲜友人的诗，如“石匪能言心可印，人虽未面道相同。他时海国如相忆，家在湖南水竹丛”。不仅表达了彼此心心相印、互相仰慕的感情;而且促进了中朝文化交流，意义深远。

此外，对封建伦常的宣扬。在陶诗中亦占有很大比例。这些诗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对皇帝的歌颂，这类诗词语生涩，思想陈腐，阿附颂扬，毫无诗意。其二是表扬封建节孝的作品，约有一、二十首。鼓吹割股剜肉以疗亲长，守节不嫁以殉亡夫，充满了封建卫道士的腔调，实不足以言诗。其三是一些感恩诗。这三种类型的诗作格调不高、意境不美，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陶诗中的下品。

综述陶诗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主调是健康的、积极的。其显著特点是他的诗和他的思想志向、政治活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曾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有言，是故诗以言其情也”。他又认为写诗“必情之所欲出，而志之所欲言”。陶澍的诗，大多纪亲历之事，耳所闻、目所见、感情真实、吟咏生动，无搜肠刮肚之词，无娇揉造作之意。无论抒情、叙事、怀古、论今，都表现出以国事为重，以民情为念的志向和意趣。陶澍是诗人，又是政治家，他的诗也是这样，写诗与为政，融而为一，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