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1779-一1839)是清嘉道年间著名良吏，为政近四十年间，治水救灾、整顿漕务、创办海运、改革盐政、肃清吏治、诸多业绩，政声斐然。其为中国近代社会改革之先躯，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然于其学术文章，研究者甚少，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说:“后之论者，不复重其学与文，乃为名位所掩耳！”其实，他“考论名物，辨析学术，每能详其本末，道其利害”，学识渊博，于经史考据、文章诗赋，乃致算术、音韵之学，无所不通。且著有《陶靖节集注》十卷、《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陶桓公年谱》四卷、《印心石屋文钞》三十五卷、《印心石屋诗钞》十卷、《江苏水利图说》二十一卷、《江苏水利全书》十二册、《海运图说》一卷等学术著作，还曾校勘《资江耆旧录》六十卷，一部《陶文毅公集》六十四卷、洋洋大观，足见其学识文采。虽一生忙于政务，公余之暇命笔所成，也可谓著述宏富了，称得上是一位有成就的学问家。本文就其学术试作评述，略补清代学术研究之阙遗，亦使先贤之才学得不掩于政绩。
一、史学
陶澍平生“留心文献”，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了解，曾任专职史官——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功臣传》，在史学方面有一定造诣，其显著的成就则在方志学和谱学方面。
陶澍十分重视地方志书，认为方志是地方官治理地方所依据的重要文献资料，因为“一方之掌故即一方之人心，风俗所系，经纬布置，籍资考镜”，如果“守土而不能举其籍，旬宜之谓何:”要“举一方之利病而兴替之”，不可无志书。因此，他力倡修志。道光元年(1821年)，他擢升安徽布政使，到任即稽查志书，发现安徽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与江苏分省之后，一直没有新修省志，原有志书还是雍正七年(1789年)所修的《江南通志》，于安徽之事当然“不能尽具”，到这时又已经“世历三纪，事日益增，未有掇拾”。要了解全省的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等各项情况，都无从查检。于是，他便倡议纂修《安徽通志》，不仅亲自参与议定志书的义例条目，还通告下属各守令先修郡县志，并为县志“手定体例”。虽未及成书，他便调任江苏，但有了他打好的基础，这部志书终得完成。
陶澍不仅有修志的实践，而且对志书和修志理论很有研究。他认为“史所记录，总谓之志”，“志者，史之一体”，一统志是国史，省志、郡县志是地方史，就是说，志书即是史书。这与著名史家章学诚“志乃史体”的观点一致。基于对志书体例的这一认识，他提出修志之人必为“贯串古今，有史氏之三长者”的主张;他说若非如此，则即修“亦不犁然有当”。他还提出了“志以传信”的观点，明确了志书的取材原则，指出了志书在取材上的具体要求:一是志虽为史，但具体取材又与史有别，“史善恶并书，志者录其善者”;二是主张取材要严而精当，“与其取之宽而或失之滥，毋宁取之严而其后犹可增”;三是修志书“续纂近事与往事不同，往事必征诸前人之记载，近事必参诸舆人之采访”。
陶澍还强调修志要注意系统性，因为“取郡县志而荟萃之，则有省志，取省志而荟萃之，则有一统志”，所以，“郡县志之修尤宜先也”。
陈澍对谱学也很有研究，青年时期，他父亲陶必铨修《陶氏族谱》，他就曾“赞襄其事”。对族谱和姓氏的渊源、发展及演变都十分清楚。他在为《柳林黄氏族谱》所写的序文中，对谱与史之表里为用作了简明的叙述，指出由于古代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便由史官掌其世系，即有《世本》、《周谱》、《王帝纪》之类谱书，司马迁撰《史记》，作帝纪、世表、年表，即以此为据。此后，官谱中有了氏族篇。到曹魏时行九品中正制，重门第，于是“氏族益重，虽卑姓杂谱皆藏于官”而北宋欧阳修的《庐陵家谱》“则全法《史记•年表》为之”。可见谱牒的产生、发展都与史密切相关，表里为用。这一认识很可贵的。也是深明谱学源流之说。
正由于他有如此认识，他对修谱要求很严格，认为“不通历代之说不足以言谱”，修谱要做到“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有别”。由于他位高名重，多有人请他为族谱作序。仅《陶文毅公全集》中就收录了他所撰谱序二十七篇之多，但没有一篇是随意说几句誉美之，敷衍塞责的，都认真考之典籍，详查每一姓氏的历史渊源，与族谱所述世系互为映证，必求其确实无误，如发现疑点，即直言不讳，以资修谱者参正。如《安化二都王氏族谱序》中说，读谱之后，即“《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书”，发现王氏先世自“(王)宗敬至(王)霸已二十七世，至(王)承则五十一世”而《族谱》称宗敬至霸二十二世，至承三十世，“与史不合”。虽说“史氏之文亦不尽可据”，他还是把问题提了出来，写进序文中。在为《安化邓氏族谱》作序时，稽查史籍，得知邓氏为南唐后裔，先世有名天和者耻为宋臣而隐居，当宋太宗诏捕南唐宗室时，“又能跳身远遁以全先祀”，堪称“节义之流”然“谱凡数修”，多人为之作诗，跋、记等，都“于天和之节义尚鲜发明，故特表而出之”。象这祥认真考查，务求“征信于古”的事例并不限此一、二，充分反映了陶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为人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他学识渊博的又一力证。
陶澍曾从学于朴学大师纪昀，治学工于考据，在史实考证方面尤见其长，很有成就，他的文章，无论序、跋、书、证、以至奏章，叙事论事，都多有考据之笔。他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一书，“据王质、吴仁杰二谱而参以宋元以来诸家所说为之辨证，最为详博”，考订了如下事实:(1)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中所指镇军乃为刘牢之，而非刘裕，(2)《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之建威将军乃刘敬宣，而非其他年谱所说刘怀肃。(3)《赠长沙公诗序》一文之“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两句中，族、祖二字为衍文;（4）陶渊明为陶侃后人，阎百诗父子谓陶渊明不出于侃之说为廖说;(5)《答庞参军四言诗》之庞参军即庞通之。等等。
陶澍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上述三方面之外，其他如辨析经义，论述诗、书，议论史籍等也都不无成就，可以用博古通今，识见不凡根据之。
二、文学
陶澍也可说是一个有成就的文学家，著有《印心石屋诗钞》十卷、散文多篇，都堪称造诣精深之作。散文以《君山记》(见《陶文毅公集》卷33)为例，窃以为可与欧阳修之名篇《醉翁亭记》相媲美。先由洞庭诸山写起，突出君山“苍然帖湖心，为沅、澧、资、湘之砥柱”的形势，然后叙往游之因由。先写远望君山之印象，“时秋水方平，微风不起，俯仰唯天，浩然无际，遥见君山，◇松若魋结，可望而不可即”。继写月夜登临的情景，“月色如盘，冉冉出波中；四顾苍茫，如成连之在海上也”。自念此山在十一福地，不可不到，我辈历碌风尘，湖山易隔，诘朝解缆，不免几面失之，遂起踏月山椒，略识面目。山寺犬声如豹，露气袭人，摄衣而返”进而描绘翌日游山所见景色，写景抒情，笔调流畅自然，文辞清丽朴实，意境生动形象，使人来如亲历其境。又随处述其古迹掌故，雅趣悠然，令人神往。引结尾处一段文字可略见一斑:“小憩石畔，坐数九马、金鹗诸山，历历如画，西眺明山一带，昨日之所经者亦微茫若粟，浮沉于轻烟薄雾之中。夕照衔山，落霞千里，但闻渔歌绵邈之音远起芦荻间，舟人以风息来告，遂鼓枻至岳阳城下，沽酒巴陵，登楼记之。”通篇一气呵成，使人有如淙淙山泉轻泄于林间，跳跃于石上之感。
陶澍自述:“余年总角，先子授以古诗十九首。余即日如数拟呈……先子喜之，谓其初学得古意，……亦颇知运化”，友人魏源称其“少颖异，浩歌山水间，下笔惊人，乡贤公以此忘其贫。”他的诗在有清一代诗坛上占有一定位置，时人曾给予这样的评价:“自袁随园既没以后，海内诗人争相雄长，莫适为主。余谓近日诗人，当推陶大中丞为第一，以其博学才雄，思沉力厚，变化从心，顿挫入古，合李、杜、韩、苏为一手，足以笼罩群雄，故也。得有如此成就，当然首先得力于自幼打下的厚实基础，但更主要的还是来源于他正确的创作思想，他主张写诗“必情之所欲出，而志之所欲言”。反对搜肠刮肚，为写诗而写诗。所以，他的诗都是写亲历亲见之事，抒有感而发之情。这些真情实感之作，毫无矫揉造作，咏物真实生动，抒情亲切感人。略举几首共赏。
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大雪
春光才透二分纤(是日亥刻立春)，暮野云寒末解严。
竹外乍如听撒米，梅边先已报调盐
迎芒吏去迷鞭影，骑马人归压帽檐。
传语老农同一笑，收将喜气上眉尖。
这时，他正在安徽布政使任上，作为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一方大吏，年咸丰歉自然是他时刻在意的事，立春降雪予示着一个丰收年景的到来，他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对雪景的观察是那么仔细，雪珠打在竹叶上，声如撒米，梅边地上的雪却已如盐积，冒雪远去的小吏的身影很快模糊了，归来的行人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好一场喜人的大雪啊，不由传语老农同一笑，喜上眉尖。这诗给人以多么深切的感受!遣辞造句又自然工整，读来流畅上口，意境也美，融情于景物之中，实属上乘之作。
再如《茱萸江竹枝词》九首，描述湖南山乡的村居生活，那浓郁的乡情、恬淡的田园情趣令人向往。限于篇幅，摘引其一:
麂眼篱笆苦竹编，人家住在翠徽颠。
饱得春来好乡味，笱儿生角蕨如拳。
陶澍诗的另一突出之点是与他的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的诗有很大一部分直接记叙他的政治活动的，其余也多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所见所闻，感慨而作，所以诗也是他政绩与胸怀的记录，充分体现了“诗言志”的特点。比如《勘水铜陵登富览事》:
一从梅子兼旬雨，暴涨连番浸大田。
滚滚江潮翻不尽，汪汪堤岸竟无边。
拍天恶浪奔铜渚，行地神舟少铁船。
谁识登临优极目，人家傍午未炊烟。
这是他在安徽布政使任上目睹水患的严重危害，而亲自勘察地形水势，发起兴修水利时所作，记述了他眼看着洪水吞没了田园，人民衣食无着而优心忡忡。
乙酉六月初七日由水路赴调
江苏留别皖人
触热乘流记往年，嗷嗷鸿雁水连天。
此行此日人仍昔，恰喜嘉禾满大田。
这是道光五年(1825年)调任江苏巡抚，告别安徽时所作。安徽经他五年的精心治理，兴修的水利工程发挥了作用，往年“嗷嗷鸿雁水连天”的惨象已为“嘉禾满大田”的胜景所代替，旧貌换新颜了，他欣慰地赋诗留别。
这样的诗很多，几乎所到的每一地，所行的每一事，他都有诗纪之。这是因为一生为官，诗作都是公余有感而作之故。
作为封建官僚，他的这些诗作有相当数量的篇章是为封建王朝和皇帝歌功颂德的但他毕竟是一位兴利除弊的改革家，一位清廉方正的良吏，所以，在他的这些诗作中，也可以看到可贵的思想闪光，那就是关心民间疾苦，时刻以济世救民为已任的情怀。他为官崇尚实政，赈灾治水，劝设义仓，整顿漕务，创办海运，革新盐政，这些都在他的诗中有较充分的反映。立春之日下大雪，他想到“传语老农同一笑，收将喜气上眉尖”。久旱遇雨，他喜不自胜，赋诗欢呼:“农田已分龟兆焦，得此何啻油与膏;乃知天意哀民劳，补种且得滋秋苗”。而面对“桑田惊已化狂澜，百万平畴失旧观”的水灾惨象，他深深自责:“愆尤缘我辈，不胜转侧寝遑安。”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他真是民喜亦喜，民忧亦忧。正是这种同情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不辞辛劳地督办各项救灾革弊的善政，他还为自已筹办收养灾民事务“末能尽善”而愧疚，诗有“拯溺臣原愧昔贤”之句。可以说，陶澍的诗体现了他思想感情上一定的人民性，这样的作品在他所有诗作中为数并不太少。
陶澍的诗在当时影响不小，不仅在国内获得很高评价，还流传到朝鲜，他因诗而和朝鲜进士洪羲锡、权永佐等人成为好友，权永佐称赞他的诗有“化腐朽为新之妙。”朝鲜诗人们结社名《拟陶诗屋》，写诗都和陶诗之韵，他们还把这些诗抄寄陶澍。足见陶澍的诗影响之大，也说明了他的诗水平之高。
三、舆地学
陶澍为官，屡放久任，历陕西、四川、山西、福建、安徽、江苏诸地。自述五十岁以前，即已“于海观其一，于湖观其二，于江汉、于淮皆穷源而竟其委，于五岳则登贷望华，遥揖恒嵩”，……“于《禹贡》之九州则足迹皆已及之”经历既广，又“于山川水利尤究心”“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典试四川，著《蜀◇日记》，西南要害，如指诸掌。”在江淮时，“尝登涂山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云台山以览淮海形势，掌握了丰富的地理实际知识。并常以文献典籍之记载参照考察，多所发现，往往撰文记之。他的诗文、奏疏、书信等文字中也于地理形势时有论及，且提出些独到的新说，摘其要者，约有数端:
1.通过对马湖江(今金沙江)及其支流的源与流的详细考察，提出《禹贡》所言黑水有三:一在雍，即甘肃之张掖河，一在梁，即四川之马湖江；一至三危入于南海，即云贵之牂柯(又名盘江)。论述中还纠正了樊绰《蛮书》以丽水(今金沙江)为《禹贡》黑水，又以澜沧江为丽水之误。
2.通过对荆州境内长江分支流向及山脉分布的详细论辨，确证了《禹贡》“导江东流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一段记载的正确性，澄清了以往的疑感不清之说，并论证《禹贡》所言九江即洞诞，刘歆、郑康成以彭蠡为九江，孔安国、班固、孔颖达及应劭之等以浔阳为九江之说皆系“不明南方地形”之误解。
3.详论青衣江与大渡河(均在今四川境内)之源流，补《禹贡》之漏载。且提出大渡河即《禹贡》所谓梁州江沱的推想。
4.详述蜀中四大河流古今河道之变迁，对《禹贡》“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一段记载进行了注释。
5.针对历来中江、北江之异说，通过对江汉地势的分析，并考之古称谓，提出中江、北江“其实乃一江而异名”，“即今之大江(今长江)”之说。
6.从对荆州长江形势的分析阐明了湖北水利“宜以江陵为先”的见解。
7.针对历来对三峡所指的不同说法，以亲历其境之所见证实宏盛之《荆州记》一说“确然无疑”，即三峡应是瞿塘峡、巫峡和黄牛峡(又名归乡峡或扇子峡)。
8.由九江地名变迁的历史考证了秦之九江郡治当在六安州(治今安徽六安)境，而非如郦道元《水经注》所述在寿春(今安徽寿县)。
9.指出中国山分三千旧说之不确，提出山分二千的新理论。
这些独到之见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虽也难免有误，但总的说来，都有理有据，自成一说。特别是他重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和不宥成说，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十分可贵，为舆地研究之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陶澍是一个有造诣、有成就，也有影响和贡献的学者。其治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就方法而言，讲究严谨的考据，每言及一事一地，都必考其确实无误，不仅言学术如此，就是游览所及，传闻轶事，也都要辨其真伪。他生当嘉道年间，正是考据学盛行之时，他的这一治学态度正是时代文化特征的反映。这一学风对他的事业成就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他为政也有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修水利、创海运、改盐政，等等，所有兴革，他都莫不亲临现场，实地踏察，掌握一手情况来作出决策，因此，事情多有成功。
第二个特点是就目的性而言，他的汉学和政治紧密相连，有鲜明的思想性。他的地理、历史、文学等方面作品都产生于其政治活动中，或论证、或感发、或抒情、无不表现出事事、处处以国事民情为念的志向和意趣。治地理，他说:“为国者，可不知地理乎！”论历史，他说周公营洛邑是“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险阻令后世娇奢以虐民也”。他的诗几乎首首与国事民情相联，真如贺长龄所说“公之文章，皆公之政治也”。陶澍的形象可以说是集政治家和学者于一身的形象，他的学问为他从政服务，使他更加政绩斐然，同时，他的政治活动又丰富了他的治学内容，扩展了他的治学领域，使他的学问更添光彩。治学与为政，在他身上融而为一，相得益彰。这往往是伟大人物所具有的共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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