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三湘四水间走出了一大批在全国叱咤风云的英士俊杰，拔起于湘西边陬之地的熊希龄(1870—1937)便是其一。熊希龄隶籍凤凰，终其一生都在积极探索经世救国拯民之道。1896年，他投身湖南维新运动并成为一员主将，1905年派作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随员，此后一直以幕僚身份在湖南、江苏、东三省等地创办实业、清理财政、改革盐运，有大实业家、理财能人之誉，为清末新政效力甚多。辛亥武昌首义，他顺应时势，迅速转变效忠清廷坚持立宪的政治立场，诩赞共和，反对南北分立。民国初年，他先出掌财政，苦心“支撑”“一钱不名”的民国，继而组建“第一流人才内阁”，决心把新生的民国建设成“一真正共和国”。在接着的数年中，他又有一番从“拥袁”到“倒袁”的复杂经历，并从此厌倦政治，退出官场，全力从事慈善救济与慈善教育。他主持世界红十字会，对国内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天灾兵祸实行人道救援;特别是创办香山慈幼院，不仅收养数千名孤苦无告的儿童，且对他们施以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和职业教育，使之成为有一技之长和对社会有用的人。“九一八”后，他竟以老弱之躯，率家人和学生奔赴国难，致病殁于救亡途中。

然而，对于熊希龄这样一位在近代政治界、实业界、教育界以及国内外慈善界都有广泛影响的历史闻人，自他去世至今，将近60年间，一直没有一部足资征信的传记，这实在是一大憾事。

新近出版的《熊希龄传》(周秋光著，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则刚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既是海内外第一部关于熊希龄的传记，又较为成功地处理了传主与历史的关系。全书始终以熊希龄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为主线，着重追述他为救国救民而苦干实事的言行事迹。诸如更新湘省武备、开通湘鄂轮运、创设时务学堂、主持湘报馆和南学会、振兴醴陵瓷业、创兴苏宁实业、筹划东北善后、整改东三省财政盐运、维持民初财政、出组人才内阁、筹办全国油煤、调停南北战争、主持顺直救灾、创办香山慈幼院等等。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最后将熊希龄定位归结为“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济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于造福人类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和平民教育家”。读者从书中看到的熊希龄，无论是入幕还是主政，既非尸位狡诈的幕人，亦非投机贪婪的政客，而是一位埋头做事、不计名利的实干家，是一位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的事业家。书中多次叙及熊希龄兼职不兼薪、“办一公事往往贴钱”和晚年捐献全部家产办理慈善的事件，尤其令人感动。

《熊希龄传》新见迭出，给人启迪良多。例如，书中共有3章详述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由赞襄帷幕而成为新政的实际主持人，澄清了熊在开通湘鄂轮运，使粤汉铁路由原议取道江西改为取道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和《湘报》，为保护新政成果而与王、叶之流性命相争的史实，表明熊氏与湖南维新运动的成功相始终，这就一改学术界褒扬谭、唐而贬抑熊氏的偏见。熊希龄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也是史学界未曾有一言提及的，该书以3章的篇幅，叙述了熊氏随使出洋后，厕身宪政，暗中组党，参酌宪法，参与官制、币制、盐运的改革，对当时的金融、边防、外交等事务，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值得肯定，在“置身民初政局”一章中，作者本着求实存真的态度，考察了《大政方针宣言》，分析了熊希龄在借款、解散国民党和国会问题上的苦衷，对熊内阁本身作了充分肯定，对熊希龄的政治悲剧作了较好的揭示。熊希龄“明知‘项城权诈’，却又不得不‘百端迁就’，反映了他内心的苦闷和政治上的软弱，而迁就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寰区，存此社稷’，尽管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很有些天真和荒谬，然而在当时，却几乎是一批人乃至一代人的梦幻”。这与过去人们对熊及其内阁不加分析而全盘否定相较，更能服人。

《熊希龄传》既是个人传记，也是一部简要的湖南近代史。该书第3、4、5章既对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所阐明，又对其中今人一直纠缠不清的许多事实细节，根据大量未刊手迹进行订补，这是笔者所见目前最详实的湖南维新史。该书的第6、7章以及后面各章的“奏劾王叶”、“粤汉路议”、“不忘湘情”、“宣慰湘西”、“眷顾桑梓”、“湖南制宪”、“赈济湖南”各节，都是通过熊的足迹或言论反映了近代湖南的政治、经济、文教、灾荒等方面的情况，读者将它们贯穿起来，不啻是一部简要的湖南近代史。香山慈幼院是以“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为人生理想的熊希龄的一生中最不可磨灭的丰碑，著者也用了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它的创建和办理过程，并特别考察了熊氏“既救人之命，又救人之心”的慈善教育思想，分析了香慈合学校、家庭、社会为一体，重视职业教育，由婴幼、小学、中学直至大学的教育体制，对这种独具特色的慈善教育作了充分肯定。此外，《熊希龄传》所总结的熊希龄经管实业，发展垦殖，掌理财政，整顿金融，改革和兴办各类教育，赈济灾荒，修治河湖，举办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对于《熊希龄传》，章开沅先生在序言中这样誉称:“此书不仅全面、系统、翔实、平正，而且新见迭出，颇具功力”。不足的是，全书以叙述熊希龄的言论行迹为主，因而传主思想的演变轨迹与丰富内容没有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