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和毛彦文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从事业的角度看，他们对教育和慈善事业都有共同的目标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在观念、年龄以及个人经历上，他们却有着不小的差距，更像是两代人。熊希龄白发长须，大有仙风道骨之概；毛彦文妩媚娇人，具有青春浪漫气息。然而就是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演绎了一段白发红颜之恋，被一时传为佳话。

毛彦文遭受第一次婚变打击

毛彦文，小名月仙，字海伦，浙江江山人，出生于1896年。父亲毛华东是个秀才，生有两男四女，毛彦文在毛家四姐妹中排行为长，她的二妹棕文在出生50天时被父母送给别人当养女，三妹辅文、四妹同文在家与父母相守，当时，乡邻将她们称为“毛家三文”。

毛彦文自小聪明伶俐，活泼可爱，15岁时入江山县西河女子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成绩优异，17岁时被保送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这时，她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西子湖畔美女如云的地方，被誉为“杭州女师之花”。

民国初年，尽管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化，但轻视妇女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如花似玉的毛彦文自然逃脱不了旧式婚姻的枷锁。父母听信媒妁之言，决定将尚未从女师毕业的毛彦文许配给衢州一家布店的老板方某为妻。对此，毛彦文表示坚决反对。然而父母决心已定，趁毛彦文放暑假回家之机，将花轿迎到门前。

毛彦文的表哥、清华大学的学生朱君毅，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人，他自幼失去母亲，与表妹毛彦文同在祖母家居住，表兄妹之间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朱君毅对表妹早有爱慕之心，他当然坚决反对表妹这桩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私下里为表妹出谋划策，结果在花轿临门这一天，毛彦文在表哥的帮助下从后门出走，逃过了一场婚姻悲剧。事后，毛彦文也向表哥吐露了心迹，原来，她也深深地爱着表哥。自此以后，朱君毅和毛彦文情投意合，相亲相爱。毛彦文的父母见事已至此，不得不退掉了方家的婚姻，为这对情侣定下了终身。1916年，朱君毅获得了赴美国蒙大拿霍普金斯大学留学的机会。分别前，二人情意绵绵，山盟海誓。朱君毅表示，一定“心坚如江郎之石”；毛彦文则表示，一定会“情长似须女之泉”。二人约定，等朱君毅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时举行婚礼。

在与情人分别的漫长日子里，毛彦文一边惦念着远在美国的朱君毅，一边不断寻找着自我提高的机会。从杭州女子师范毕业后，她又考入了浙江吴兴湖群女校学习英语，从该校毕业后，再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外文科学习，两年后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在求学过程中，她不仅以优异的成绩闻名校园，而且展示了她在政治判断、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才能。1922年8月，她出任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利用这一职务，她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广交朋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1923年，朱君毅从美国学成归来，受聘出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毛彦文兴高采烈地准备着结婚的事情。然而，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7年的朱君毅，此时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目中的爱人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传统女性了。回国后不久，他突然向毛彦文提出要解除婚约，理由是近亲结婚影响养育后代。毛彦文对此当然不能接受。开始她托人做朱君毅的工作，试图说服他回心转意，却没有效果。性格刚强的她索性提出高额经济补偿的要求，想以此迫使朱君毅改变主意。没想到朱君毅竟然认了，毛彦文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严酷的现实。几十年以后，朱君毅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我自美回国之后，本应与已经订了婚约的我的表妹毛彦文女士结婚，由于当时我脑中典型配偶是一个美式女子，所以我就向她提出解约，理由找出二条：一、中表不应结婚，我对她的爱是兄妹的爱，而非男对女之爱；二、性情不合。结果我和她解约，赔偿了她4000元损失，分5年付清。此事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余波至今犹存。虽然我现在婚姻美满，家庭和睦，但我当时的做法是欠妥的。”

遭受了第一次婚恋沉重打击的毛彦文并没有消沉，刚强的性格促使她更加努力地塑造自己。1925年，她由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担任了南京市江苏第一中学教师，两年以后，应邀出任浙江省民政厅科员。又过了两年《浙江民报》经理胡义芬邀请她担任主笔，主持评论栏目。由于当时她文笔犀利，敢说敢当，在文坛享有一定的声誉。1929年，她考取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系，乘船到了大洋彼岸。两年后，她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出任了国立暨南大学心理学教授。并兼复旦大学训育主任。

吴宓对毛彦文的追求

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弥补毛彦文婚恋中的缺憾，在忙碌奔波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中，她始终怀念着与表哥相爱的那一段纯真的爱情岁月。然而她知道，这样的美好时光再也不会回来，因为表哥已经娶了一位苏州姑娘为妻，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她在怀念和无奈中进入了而立之年。

感情这东西，的确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东西。当朱君毅无情地抛弃了毛彦文的时侯，却有另一个人不惜倾其所有苦苦追求着毛彦文，这个人就是朱君毅的要好同学吴宓。

吴宓是朱君毅清华大学的同学，又一起赴美国留学，两人关系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当时，朱君毅和毛彦文正处在热恋中，毛彦文的来信，朱君毅常常拿给吴宓看，信上那些纯真热情的话语，深深打动着吴宓的心，他常跟别人说：“君毅能有这样一个表妹，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1918年11月，吴宓接到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信上说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陈心一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时年24岁，为定海县的一位小学教员。吴宓立即联想到了毛彦文，因为毛彦文也毕业于这所女子师范学校。于是，吴宓通过朱君毅托毛彦文打听陈心一的情况。

毛彦文与陈心一是同学，彼此十分了解。毛彦文回信给朱君毅，说明了陈心一的所有情况，吴宓感到比较满意，于是决定娶陈心一为妻。1921年8月，吴宓回国与陈心一举行了婚礼。

吴宓回国后进入南京东南大学执教，在最初两年中，他的婚姻生活是平静的，然而，在他的脑海中不时会浮现出毛彦文的身影。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魔幻般的映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他终于发现自己爱的人不是陈心一，而是毛彦文。恰在此时，传来了毛彦文和朱君毅关系破裂的消息，吴宓的内心深处涌发出一股强烈的欲望，他开始向毛彦文发起感情进攻。

在以后的几年中，吴宓频频寻找机会向毛彦文倾吐自己的爱慕之情，他经常对人说：“予平生所遇之女子，实际上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一人。”但他的一番苦心，始终没有得到毛彦文的回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毅然与陈心一离了婚，即使这样也没有赢得毛彦文的芳心。1929年2月，吴宓曾经写下一篇题为《纪念》的短文，记述了他和毛彦文在一次聚会上的交谈内容。他写道：

“1929年2月16日在高庄会谈四小时，我愉快地吐露了我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或被屈扭了的真实感情。那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十分坦率、真诚。

海伦的答复很坚定，值得钦佩，概述如下：

一、她把我看作她的极好的朋友；二、在朱君毅之后，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怀有爱情的感觉；三、如果环境迫使她非结婚不可，她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

她还劝我不要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使我的妻子处在她作妻子的地位感到难堪，同时也因此之故对海伦本人的利益和名声有损。我痛快地给了我的诺言。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次会晤的结果或许对各位有关的人都是最佳的。但在会晤结束时，我感觉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了。但是……”

吴宓的爱仅仅是单方面的。1970年，毛彦文在台湾写了一篇题为《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的文章，其中道出了原委：“自海伦与朱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1999年，103岁高龄的毛彦文，在台湾的寓所中再次申明，当时吴宓对她的爱是单方面的。

熊希龄求婚

毛彦文自受了第一次失恋的打击以后，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婚姻。特别是当吴宓的追求不断升温的时候，她为了摆脱这种令她厌倦的纠缠，决定寻找一个相对合适的男人以身相许。就在这时，她的情感世界中走进了第三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已入暮年的熊希龄。

熊希龄是中国近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1870年，湖南凤凰人，清光绪朝进士。曾任热河督统、民国财政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他一生勤奋练达，奋斗不息，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怀有经国救世抱负的政治家、有志造福人群的社会活动家。他为了社会的发展，创办了种种事业，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为人自然赢得了毛彦文的敬仰。但是，“敬仰”毕竟不同于“爱慕”，对年轻的毛彦文来说，要与这位比自己大许多岁的政界要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却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熊希龄与毛彦文的相识，要追溯到1920年。那时，毛彦文孤身一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读书，平日里十分孤单。恰巧，她在浙江吴兴湖群女校读书时的同学朱熹也在北京工作，朱熹就成了她在北京的惟一知心人。朱熹是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的侄女，她在看望毛彦文时，又介绍自己的堂妹朱畹、胞妹朱嶷与毛彦文相识。朱畹和朱嶷此时也在女子高等师范读书，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与毛彦文同居一室，相处十分亲密。每到周末，朱家姊妹就带着毛彦文到熊府去玩耍。久而久之，毛彦文就与担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的熊希龄及其夫人相熟识。

193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毛彦文已经成为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了，她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经常到国内各地学校实地考察学生的心理状况。而位于北京香山由熊希龄创办的慈幼院，是毛彦文非常关注的一所学校，她决定亲自前往造访。6月，她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同学、熊希龄的女儿熊芷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香山。

北京香山慈幼院创建于1918年，是熊希龄从事慈幼事业呕心沥血的结晶。该院主要是接收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学生层次从幼稚园到中学，他们不仅能够学到各种知识，而且还能学到很多的劳动技能。在学习过程中还会得到许多优厚的待遇。这所学校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毛彦文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慈幼院的门前，只见门上方悬挂着熊希龄亲笔所书横额“蒙以养正”，两侧的对联也别具特色，上联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下联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刚走进院子，就听到了孩子们唱的悦耳的慈幼院院歌：“好好读书，好好劳动，好好图自立，大哉本院，香山之下，规模真无比。重职业，自食其力，进取莫荒嬉。好兄弟，好姐妹，大家须爱惜。”随后，毛彦文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校舍、教室、设备等，并对学生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这里所感受到的一切，为她以后的教学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此，慈幼院及其院长熊希龄先生，给毛彦文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8月，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不幸因病逝世，熊希龄过起了鳏居生活。然而，没有人照顾的生活对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是艰难的，熊希龄也曾考虑过再婚的问题，但他绝没有奢望过能与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毛彦文成为夫妻。俗话说事在人为，侄女朱熹却有此想法。她在毛彦文的言谈中，了解到毛彦文对熊希龄的敬仰和钦佩之情，便直截了当地向毛彦文提起了这门亲事。

朱熹的提亲使毛彦文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她对熊希龄毫无疑问是有好感的，熊先生的一腔爱国热血，一颗善良之心，在当时的社会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创办的慈幼院不仅为社会解决了许多问题，而且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这里必将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特别是此时，毛彦文正处在吴宓无休止的纠缠之中，她热切地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境况。这一切使她有意接受朱熹的提议。然而，年龄的差距也毕竟是一个问题。于是，她私下里征求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一位朋友告诉她：“若为个人生活考虑，你和长者结婚是不足取的，若为继承香山慈幼院事业考虑，你确实对熊先生也难以拒绝了。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能为别人谋幸福。现代维也纳学派的人道主义观点是，人类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保护者或仇敌。因此，人类的任务就是以伟大的爱，去做一切可以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如果你能够这样想，那么，对于个人的私事，就不会过多地考虑了。”朋友的话语，使她最终拿定了主意：嫁给熊希龄。

熊希龄对朱熹的提议异常兴奋，能娶毛彦文女士为妻，不仅能使他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而且香山慈幼院有了一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但同时他又担心，年轻的毛女士能答应这门亲事吗？后来，在朱熹的鼓励下，熊希龄主动出击，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看着这封求爱信，毛彦文不禁流下了眼泪。获悉毛彦文同意婚嫁的消息，熊希龄高兴万分，提笔写下了一首定情诗：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转运，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神针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凤乐谱新声奏，敢跨云老菜北郭，隐耕萁帚。教育生涯共偕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需慈母。天作合，得佳偶。”

不寻常的婚礼

1935年2月9日，66岁的熊希龄和39岁的毛彦文，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婚礼是在上海最好的教堂幕尔堂举行的。幕尔堂装饰得富丽堂皇，中间设一讲坛，呈半圆形，有三级台阶，每一级台阶上都缀有松柏绿叶，其上放置着各界赠送的花篮百余只，美丽的鲜花争芳斗艳。尤以冯玉祥、梅兰芳所赠的最为醒目。

前来参加婚礼的有各界名流，他们中有吴铁城、李石曾、覃振、贺耀组、李思浩、高鲁、陶家瑶、许世英、梁鸿志、薛笃弼、章士钊、张公权、陈光甫、胡笔江、钱新之、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张啸林、张元济、潘公展、王伯奇、严松鹤、梅兰芳等1000余人，各媒体新闻记者也云集其中。

下午2时30分，新郎熊希龄来到礼堂，他身穿蓝袍黑褂，容光焕发，精神振奋，平时飘逸的美须，早已在新娘的要求下清除得干干净净。与各位道贺来宾握手后，就座于参观席第一排第一位。3时整，新娘毛彦文偕傧相等在教堂悠扬的琴声中姗姗步入礼堂。只见她头戴珠冠，肩披白纱，身穿白缎礼服，脚登银灰色高跟鞋，鼻架金丝眼镜，薄施脂粉，仪态万方，妙龄少女也难有如此风韵。3时10分，婚礼正式开始。证婚牧师朱葆元站立讲坛中间，新郎新娘并立坛前。一段音乐过后，牧师开始宣诵圣经。因为在教堂圣地不能鼓掌欢呼，一对新人和来宾在寂静中聆听圣词。念词完毕，音乐再起，新郎新娘合手对面而立。牧师向二人问道：“你们愿意配成夫妇吗？”二人回答：“愿意。”然后相互交换戒指，在音乐声中缓缓走出教堂。就这样，在短短的15分钟内，他们彼此走进了对方的生活，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

婚礼的当天下午，熊希龄夫妇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楼大宴宾朋。宴厅里悬挂着形形色色的贺喜对联，其中不乏连珠妙语。刘辅宣联云：“凤凰于飞，祥兆熊梦；琴瑟静好，乐谱毛诗。”冯陈昭宇联云：“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姐夫。”章士钊联云：“几峰苍洞求凰意；万里丹山引凤声。”这些对联为宴会增加了不少情趣。

当天晚上，熊希龄夫妇乘夜车前往杭州，欢度蜜月。蜜月期间，熊希龄的喜悦心情无以言表。他乘兴画了一幅墨荷图，取名“莲湖俪影图”，遍示故旧友好，图中题词曰：

“绿衣摇曳，碧波中不受些儿垢。玉立亭亭摇白羽，同占人间未有。两小无猜，双飞不倦，好是忘年友。粉靥铅腮天然生就佳偶。偶然万种柔情，一般纯洁清福容消瘦。软语娇颦沉酒里，甜蜜光阴何骤。纵与长期年年如此，也觉时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这桩婚姻，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美国友人包德华曾经评价道：“1935年，熊希龄鳏居数年之后，又和毛彦文结婚，她是金陵大学年轻美貌的毕业生，后来又在香山慈幼院协助他的工作。熊希龄和一位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女子结婚，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议论，熊对此毫不在意，甚至还应新娘之请，剃去了蓄留30年的胡须，第二次婚姻和第一次婚姻同样美满。”

幸福而有意义的晚年

蜜月过后，熊希龄夫妇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钟爱的教育和慈善事业。当年，毛彦文接替丈夫担任了慈幼院院长。

1937年初，熊希龄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偕夫人前往爪哇出席国际远东禁贩妇孺会议，并向大会递交了报告书和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幼协会、香山慈幼院的建议书。报告书和建议书介绍了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概况，指出了中国贩卖妇女儿童的严重状况，揭露了上海日本纱厂对包身工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强烈要求日本取消这一制度。还呼吁救济苏联流亡在中国的难民，引起各国代表的关注。

会后，熊希龄夫妇回国来到青岛，主持青岛市与香山慈幼院合办婴儿园的工作。正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他们无法回到北京，只好于7月底乘船前往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许多朋友从安全角度劝熊希龄夫妇离开上海，但他们抱着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想法，执意留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一起从事救护工作。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设立临时医院4所，难民营8所，救护伤员6000余人，救出难民15万余人。上海和南京陷落后，长江航线已被截断，熊希龄夫妇既无法继续留在上海，也无法转往武汉和重庆，只好乘船前往香港。他们打算到香港后，先募集资金用于抗战，而后绕道广州赴湖南，处理香山慈幼院南迁以及在湖南芷江和广西柳州设立慈幼院分院事宜。不料，12月18日到达香港时，熊希龄因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于25日病逝，安葬于香港华人公墓。弥留之际，毛彦文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在经过了短短两年的幸福生活之后，毛彦文过起了寡居生活，此后她再也没有结过婚。对此她并不后悔，每当谈起此事，她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的表情，她为遇到一位富有爱国心的丈夫而感到骄傲。丈夫去世以后，她决心继承丈夫的未竟事业，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工作。1939年2月，毛彦文出任浙江省参议员。随后，她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于重庆，收容战区流亡儿童及学生，筹设了四川万县、北泉、自流井、五通桥、成都等五个慈幼院，先后收容了5000余名儿童和学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她将慈幼院又迁回北京，并出任“国大”代表。建国前夕，她和她的好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雷洁琼一起共事，并向雷洁琼请教是否留在国内。不料，此时她突然得了肩胛瘤，需要治疗。1949年3月，她由上海去台湾，又旋赴美国治病。疾病痊愈后，她受美国华盛顿大学之邀，留在该校担任了历史系教授。1962年，她回台湾定居，执教于台湾私立实践家政专科学校，直到她80岁时才正式退休。

毛彦文虽然自己没有亲生儿女，但熊希龄的孩子们对她都十分孝敬。她的身体状况也非常好，在她100多岁时，曾多次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人们看到这位有着传奇经历、曾名噪一时的老人，在她的内湖丽山街寓所，幸福、安静地度过她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