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一些爱国青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和信念，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渴望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出国深造，能为祖国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贡献力量。
杨昌济引荐，毛泽东向熊希龄求援
1918年秋，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写信给毛泽东，劝他到北大来学习，并告诉他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于1917年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大力倡导和号召青年学生到法国去“勤于工作，俭以求学”。
收到杨昌济先生的信后，毛泽东立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进行讨论，得到了热烈响应，湖南一师、长郡中学、周南女校很快就有3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勤工俭学，大家“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并确定由“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8月巧日，毛泽东、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李维汉等25名会员和知识青年从长沙启程，19日抵京。
湖南赴京青年多为贫寒子弟，经济拮据。为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经费，毛泽东四处奔走，呼吁社会各方支持。在杨昌济先生的引荐下，他结识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得以一面在北京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每月赚取8元钱的生活费，一面积极筹划募集赴法勤工俭学经费和办理出国手续。但是他的奔走呼吁得来的资助往往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在为难之时，杨昌济先生把毛泽东请了去，兴冲冲地对他说:“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字秉三)、范源镰手中有一笔前清户部退还给湖南的盐米两税超额余款利息，我去联系一下，有了这笔款，又可以解决一部分赴法勤工俭学的款项了。”杨先生边说边迅笔疾书，给毛泽东写引荐信。
毛泽东手捧着杨先生的引荐信，怀着激动的心情，径奔北京石附马大街22号熊府，求见有“湖南神童”之誉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熊希龄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家乡青年，详细地询问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认真地一一作了回答，他见熊希龄是如此和蔼可亲，于是越说越激动:“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军阀混战，全中国的天空被层层的乌烟瘴气所笼罩，湖南人民也正被吴佩孚、张敬尧的‘北军’屠杀劫掠，中国和湖南都需要改造，青年学生必须加紧学习和锻炼，来担当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责任。”停了一会儿，他见熊希龄对他的这番宏论很赞赏，于是又接着说:“只有让一些青年学生到法国工厂去做工，几年以后，学好了法文，学习了新技术、新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劳苦大众的问题，担当起改造国家社会的艰巨工作。”
熊希龄听毛泽东把话讲完后，满口答应帮助解决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款项。他此时正任河工督办，在当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期间，曾争回湖南盐米两税超额余款200万元，由他和范源镰代管，存入交通银行，所得利息均用于湖南教育及其他社会救济事业。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后，他立即和在京的章士钊(时任参议院参议)等承担了筹款义务，同时，胡子清、杨昌济、王子刚、王少荃则承担了向侨工局借款的义务。
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由于毛泽东的组织推动和熊希龄先生的大力支持援助，来势喜人，从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15日，全国先后有20批共16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湖南占了400多人，成为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包括蔡和森、萧子升、李立三、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罗学攒、蔡畅、向警予、何长工、徐特立等，他们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建立了共产国际旅欧支部，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为民族和自身利益斗争，留法学生生活陷入困境
留学学生漂洋过海，长途跋涉，经过40多个日日夜夜才抵达法国。可到法国后，一时难以入学，也难以找到工作，只好挤住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里，人多房少，不少人只好睡地板，住布棚，三五成群，自炊自饮，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一面积极找工作，一面积极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1年，法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留法学生的生活更加困难，数百名学生在巴黎附近待工，仅靠华法教育会每日发给5法郎的“维持费”度日。然而李石曾、吴稚晖此时竟诋毁他们“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企图把找不到工作、读不上书的学生遣送回国。学生们忍无可忍，在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的组织发动下齐集巴黎，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请愿，公使陈录才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华法教育会才将国内寄来的捐款分给学生。同年7月，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商谈借款购买军火，条件是以滇渝铁路的修筑权作抵押。这激起了留法学生的义愤，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冲进驻法使馆，强烈抗议，从而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借款协议上签字。这次义举激起了北洋政府和法国当局的恼怒，9月15日，停发了留法学生的维持费，使得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更使留法学生不能容忍的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以解决中国留法学生求学的问题为名，在国内募集经费，同时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公然宣称:“里大为培养教授之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证，有相应的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他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不可靠为名，拒绝招收勤工俭学学生，从国内另招来了120多名学生。受骗的勤工俭学学生忍无可忍，于9月21日凌晨，160名学生代表强行住进了中法大学。岂料驻法公使陈录和吴稚晖竟暗中勾结法国政府，调来了200多名武装警察，将蔡和森、陈毅、赵世炎、张昆弟、刘明严等105名学生代表拖上警车，关进兵营，囚禁了28天，除赵世炎机智逃出外，其余104人均于10月8日，以“宣传布尔什维克”、“扰乱治安罪”强行押送遣返回国。在104名回国学生中，有蔡和森、李立三、罗学瓒、贺果、刘明严、颜昌颐、唐灵运、萧拔、郭春涛等43名湖南青年。
留下来的勤工俭学学生，既找不到工作，北洋政府又停发了他们的维持费，中法大学又拒绝招收他们，生活完全陷入了困境。
向普予求援，熊希龄紧急援助
蔡和森等人被遣送回国时，向警予因身怀有孕，没有同行。她在巴黎和蒙达尔尼，为解决勤工俭学女生的经费问题四处奔走求援。
1921年12月22日，向警予启程回国。1922年初抵达上海，与蔡和森住在香山路的一个小阁楼上。刚到上海，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女生熊季光、蔡畅、李志新、萧淑良等就给她写信，陈述困境，请求紧急援助。
向警予此时分娩在即，加上病魔缠身，看着姐妹们的凄惨处境，信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饱含着血泪，令她寝食不安。她因而“赛卧沪上，半筹莫展”。谁能怜悯和援助这些謇留海外的学子呢?她起来想去，觉得唯一可以援助这些海外孤儿的人，那就是熊希龄先生。于是，向警予不顾行走困难，挺着大肚子，冒然前往上海熊希龄寓所，求见熊希龄，向他一一陈述了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女生所遭遇的艰难困苦的情形。熊希龄听完向警予的陈述，十分同情这些蹇留海外孤儿，欣然慨诺出面臂助，并一再嘱咐向警予进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援助工作全由他出面主持。向警予因临产在即(她于1922年4月l日在上海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妮妮)，恐火车颠簸，身体难支，便又两次造访熊希龄，都没有碰到熊本人。第三次登门造访时，熊希龄已于当日早晨北上。熊希龄到京后，没有看到向警予来京，知道她经济困难，于是托蒋华卿带去一信催促，并附川资25元。
向警予接信后感激万分，于3月13日给熊希龄复信。她在信中写道:
“秉三前辈执事:
警予日前接在法女同学急报，仓卒请见，吁请设法。幸蒙慨诺，并主张警予进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进行则全由长者主持指导、警予获此，若接福音，方图摒档就道，旋恐火车颠簸，贱体难支，拟再谒左右，一权进止。乃两次叩龙门，而均执事外出。三叩龙门而执事已搭早车北行矣。欲陈未尽，殊觉怅然。日昨蒋华卿君来，奉到赐翰并惠钞25元。区区勤工俭学女生问题获劳万事丛脞之。
长者殷勤记注，盛德高风，曷胜铭感。惟警予京游既罢，所惠川资，理应璧还，谨藉华卿君呈钧座，幸乞察收。至女生问题，决通信进行。警予致中法协会书，敢乞左右为之代达。窃维执事热忱夙著，实力有余，必然领袖群伦，主持至计，佳报赴法，期当不远。警予不仅为苦女生曲跃三百，抑更为民国体面曲跃三百矣。耑此奉读。敬叩
道安
后学向警予谨肃
三月十三日”
这封信现在还陈列在溆浦县向警予烈士纪念馆里。
熊希龄返京后，立即组织成立了华法学务协会，筹款紧急援助和救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他们渡过了难关。后来，在他的积极干预下，留法勤工俭学的女生，大部分转入中法大学学习，生活困难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建国前夕，从西柏坡进京的毛泽东住到了熊希龄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回忆以前向熊希龄求援的情形，不止一次地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1988年，胡耀邦视察凤凰，也说:“熊希龄当过国务总理，后来又办慈善事业，做过许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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