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近代著名外交家，他的名著《中国先睡后醒论》(以下简称《后醒论》)集中表现了他的思想，颇有见地，曾经在西方轰动一时。对于曾氏的评价，有人认为他是帝国主义成功铸造的买办外交家。因为《后醒论》中说过，中法战争以后，“反而中国人与西国人相交，更加亲睦……”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言论”，“已经达到了公开地向侵略者献媚的程度”，有人则盛赞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后醒论》“表现了一个中国人面对恶意污蔑时不屈的尊严，也流露了一个爱国者对于‘风雨如磐’的故国的深切期待”。两种结论如此尖锐对立，不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一
《后醒论》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写作的?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这篇文章于1889年发表于英国的《亚洲季刊》。时值中法战争之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加深，各列强国蠢蠢欲动，进逼中国的阴影日益浓重，各种恶意污蔑中华民族的言论甚嚣尘上。这就是《后醒论》起首所写的“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弱终至败亡之国”。针对这种欲亡中国的舆论，曾纪泽挺身而出。他说中国人“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全文以此为主线展开，显然，曾氏笔锋所向，是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战。
《后醒论》认真探讨了中国积弱的原因。她在历史上是个老大帝国，四方藩属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对外界茫无所知。西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跨入了新的时代，中国却停在原地不动，所以才落后挨打。经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俄占伊犁、法吞越南，中国人已如迷梦初醒，看到“形极危险”，将要振奋起来，“以为后图”。他警告各国，洋务派整顿军务，“日有起色”，今后如果再遇到对外战争，中国决不会再有庚申之祸。他宣布，中国今后将兴办海防、创立新式海陆军，并次第敷设铁路，及“别项富国之法。”走上振兴的道路。他提出中国急须办的三件大事是:一、保护侨民。这是他身居国外时，亲睹华侨所受凌辱，有所感而发，表现了他对国家主权的极其重视。二、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力图遏制中法战后列强的贪婪。寄希望于李鸿章创办的新式海陆军。查北洋舰队于1888年成军，拥有大小舰只二十余艘，其中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李鸿章又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建海军基地。以淮军为主干，以新式枪炮装备的北洋陆军也在逐渐扩建，初步形成了一支近代化的国防力量。后来甲午战争的实践证明，在昏庸顽固的封建王朝统治下，任何军事方面的改革也无法挽回颓势。但在纸老虎未被戳穿以前，曾纪泽不能不感到鼓舞。三、曾纪泽明确指出，以前中外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各国“夺中国地主之权，不能置之不问”，今后一定要修改这些条约，态度十分坚定。敢于向“洋大人”宣布，将来要推翻过去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样的人，在清朝宫吏中实在是凤毛麟角。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曾纪泽设问，如果中国几万万人“一时俱醒”，是否会崛起成为西方国家的威胁，寻求报复呢?他说决不会的。中国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向无侵伐外国之意”，只要与各国平等往来，就于愿足矣。在这种语势下，曾纪泽才说出了“反而中国人与西国人相交，更为和睦……”的话。在这里，他把清廷的屈辱投降说成是“舍已从人之美意”，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有所请于中国”，确是一种阿Q精神与媚外的混合物。它说明任何个人的思想都无法超越社会地位的制约，曾纪泽出于地主阶级反人民的立场，他虽然爱国，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物质力量，因而内心深处惧伯帝国主义。这种惧外心理，是半殖民地国家剥削阶级的通病。就是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说过不少讨好帝国主义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要求一个洋务派官僚超出资产阶级革命派，象人民大众一样堂堂正正地反对帝国主义呢?何况他这是在国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他既要宣传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叉要照顾到这种宣传不要引起相反的效果，有些措词，明显是出于外交词令。说曾纪泽对外斗争有妥协、软弱的一面是对的，把他的话笼统地斥为“无耻的言论”，似乎太苛刻了。
检讨过去，寄希望于未来，热烈祝愿祖国振兴，这些才是《后醒论》的基本思想。唯其如此，此文才在西方世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中日战争中国大败时，外国报纸还在幸灾乐祸地评论:“假使今日曾惠敏公尚在人间，应悔前作之先睡后醒论，未免失言也”。
二
听其言而观其行，曾纪泽的行动，可以作为《后醒论》的最好解说。曾纪泽从二十几岁起就留意新学，为了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富国强民之术，他从三十三岁(1872年)开始自修英语。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无不热衷吟哦孔孟、推敲八股。曾纪泽以世家子弟学“洋鬼子”的语言，时人以为怪诞不可言喻。在一无教材、二无教师、三无同学可以互相探讨的闭塞环境中，他以惊人的毅力，仅凭借英文字典，用五年的苦功掌握了这门外语。他不仅可用口语与外人交谈，且能用英文作诗。1879年，曾纪泽被遣派为驻英、法公使。在去巴黎的海轮上，人们因为行船颠簸，呕吐难忍，都尽量卧床休息，曾纪泽却坚持天天自学法语。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
曾纪泽到欧洲后，注意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见到市场上的畅销玩器，他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权，认为这样才能“人人鼓励，研精殚思；”游公园，他感慨西方国家花巨资建园林，“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法国人酷爱瓷器、丝绣，他设想中国人如能留意这些“时事”，“或亦富民通商之一助也”;外语中“叔”、“舅”同义，“婶”、“姨”同义，他悟出这是因为“西人男女并重”之故。为了求得对西方社会的真正了解，他与所在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与律师研究国际法，听各种学术报告，同欧洲人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介绍中国的乐律，甚至饶有兴味地出席当地的跳舞会。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尖锐地批判了那种泥古守旧的观点，认为中国已被卷进了世界竞争的漩涡，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他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在清政府的驻外使臣中逐渐崭露出不同寻常角色的锋芒。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因为“体制攸关”，他很谨慎，没有直接发表评论。但他把马建忠关于“议院立而下情可达”的信件全文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赞叹马氏为国之“英才”;张焕伦上条陈，其中有“岂知西国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君民相视，上下一体”的感慨，他认为“卓然有识”，可见他是倾向早期维新思想的。
1864年，新疆爆发人民反清起义，但起义不久就被当地封建领主与宗教上层所控制。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阿古柏的军队烧杀抢掠，使新疆陷入一片混乱。
1871年，俄国以保卫边境为借口，出兵强占我国西北重镇伊犁。它向清政府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俟清军平乱后，即行交还。
1875年，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命他率部西征。左军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1878年11月收复北疆，1877年5月阿古柏自杀，不久南疆平定。
沙俄对于清军的胜利感到十分意外，耍赖拒不交还伊犁。
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在沙俄代表的威胁利诱下，崇厚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其中包括割地赔款等项。伊犁虽然名义上交还中国，但由于西境南境都被沙俄割去，处于北、西、南三面被敌包围的境地，实际上仍陷在沙俄魔爪之中。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崇厚被革职查问，曾纪泽遂奉命前往俄国谈判修改“崇约”。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沙俄虎狼成性，对于到咀的肥肉，岂肯再吐出来?国内“总署有总署意见，京官有京官的意见，左帅有左帅的意见”，各派政见纷纭，茫无头绪。清廷颟顸孱弱，守住“不欲轻开衅端”一句空话，毫无主见。对此，曾纪泽分析：伊犁是新疆的门户，而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但是崇约已是既成事实，如果我方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而允之，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权衡利害，他主张对领土主权“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对通商赔款等项只能“从权应允”。曾纪泽认为，领土一旦割让，日后断难更改，其它不平等条款，将来国力强盛时自可推翻，可见他无时不寄希望于祖国未来的兴旺。他又建议朝廷在西北倚重主战的左宗棠，同时饬令南北洋大臣加强东南各口守备，如果俄人一意主战，我方不至被动。在当时昏昏噩噩的官场中，能对时局作出这样清醒估计的人，实为罕见。
其时俄国新取得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骄横不可一世。谈判伊始，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宣称，对于崇约，“现在只俟照行，无可商议。”曾氏熟悉国际惯例，当即指出:“凡各国定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俟行。如所定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驳得有理有据，格尔斯只好坐下来开谈。
在谈判中，格尔斯说中国各处加强边防，致使俄国“亦动巨款以防中国”向曾纪泽讹诈兵费。曾纪泽沉着应战，说“中国将来亦可说中国曾花多少钱多少兵防鄂(俄)国”，俄国能赔偿中国兵费吗?针对英俄之间的矛盾，曾氏又轻轻点了一句:“两国皆不可说此等话，以免有伤两国和好，且致各国闻之生心。”这一击正中格尔斯的心病，气焰顿减。
沙俄驻华大使布策，一再蛮横地要求曾纪泽割让中国领土，曾氏坚不应允，其它俄方代表纷纷追逼，最后以战争相威胁。对于一个弱国的使臣来说，这是最厉害的一着，但是曾纪泽寸步不让，义正辞严地说:“中国不愿有打仗的事，傥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鄂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
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1881年2月才签字，曾纪泽“似柔实刚”的外交风格使沙俄代表叫苦不迭。他们想在谈判桌上轻易攫取中国大片领土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不得不“吐出”伊犁等九城与崇约中被割去的待克斯河流域。曾纪泽还争回了其它方面的一些主权，原议中方赔款俄方兵费的五百万卢布则增至九百万，同时承认沙俄若干商业特权，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仍然被沙俄强占去了。
伊犁交涉所取得的有限成果，在清季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当然，这次谈判有比较有利的背景: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威名大振，使沙俄不敢过于轻视；英国对俄国在西北的深入颇为不满，时有表态，俄方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曾纪泽的外交斗争是修约成功的主要原因。事后格尔斯感叹:“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
曾纪泽由俄国回任时，中法关系正日趋紧张。法国早在七十年代，就曾向越南进犯，并凯觎我国西南各省。对此，清政府内分主战、主和两派，曾纪泽是公认的主战派。他指出，法人借口红河多盗，想出兵占领该区。按法越条约，越南有事，可向法求助，但未注明越不得求助于它国，也没写越南不求助，法国可擅自派兵。中国正可据此条示意越南向中国求援，而不准法兵入境，加强中国对法国的抗衡。
他主张一面向法国与世界舆论揭露法军入侵越南的非法，向法政府再三抗议，一方面国内切实加紧备战，“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
他很清楚法国国内的空虚混乱，判断“法之财力，不能发兵二万人东行，”并不是了不得的强敌。他认为，洋务派整顿军事“渐有起色”，如果对抗各国，似不可能，但与法国较量一次，未必不胜。中国如赢得这次战争的胜利，就可从此扭转全局，真正走向振兴之路。
很遗憾，曾纪泽虽然才识卓越，却无奈国内投降派的腐败昏庸。李鸿章一意主和，根本不认真备战，对于曾氏所提各项建议，几乎一律驳斥不用，又不及时通报情况。曾纪泽在法国“未曾听得各省准主意、真消息，措词总难得势”，焦灼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为此忧愤交加，致天天早晨吐血。正当曾纪泽拖着衰病之躯在法国四处奔波、争取舆论、抗议侵略时，慈禧太后却授权李鸿章设法与侵略者进行谈判，乞求英美调停，同时不顾法军的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守军“静以待之。”
清政府的妥协大大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1884年8月23日，法军舰队袭击马尾海港，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全军覆没。法军的猖獗激起我国军民的无比愤慨，1885年3月22日——25日，爱国将领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败法军，威振一时。
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中国在军事、外交上都处于主功，李鸿章等人却把它视为乞和的大好机会，叫嚷“乘胜即收”，赫德等侵略分子也从旁恐吓威胁。1885年4月4日，清政府竟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巴黎停战协定》，法国政府也感到是惊人的意外。
曾纪泽曾热烈希望中国在战争中取胜，并使之成为国家由弱变强的转契，结果却是兜头凉水浇来，曾氏受此沉重打击，“意兴恶劣，手颇难于作字……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从此他病情转重，1885年奉调回国，1890年，曾纪泽病逝。
三
作为一个外交官，曾纪泽平时处处注意了解、调查，探索西方强大的原因，力图把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移植到中国来，而且他的视线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遇到中外交涉时，他拚着全副精力来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他并不空谈主战，而是充分利用一切条件，据理力争，如伊犁谈判；敌我力量接近时，他主张强硬外交，准备与敌人一战再战，如中法战争。战也好，和也罢，中心只有一个：保卫祖国。在清廷腐败政治所提供的历史舞台上，他为国家利益作了最大限度的奋斗，这些斗争的结局不那么光辉，甚至完全失败，不是他的责任。
洋务派是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一个过渡性政治派别。在中国，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这种转化，与帝国主义的入侵有着直接联系。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洋务派中的一切人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洋务派中，有的人趋于化向买办资产阶级，有的人趋于化向民族资产阶级；有的人对外主战，有的人对外主降，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曾纪泽所处的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分化还很朦胧，很难区别鉴定。核对他的全部言行，我们认为曾纪泽不是一个买办外交家，他是一个爱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