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以自学通英文，光绪四年（1878年），奉使英法。1880年兼驻俄公使，次年与俄国谈判交还中国新疆伊犁问题，订立“中俄伊犁条约”。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他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并向法国提出抗议，李鸿章为讨好法国侵略者，要清政府将其撤职。1885年回国后任海军衙门帮办，李鸿章曾派他赴英国订购大批军舰，建立北洋海军。后出任户部库管大员，卒死于任上，时年51岁。史学界对曾纪泽评价褒贬不一，且相关论著很少。胡绳同志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把曾纪泽称之为“洋务外交家”。钟叔和先生则认为：“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代表。”

曾永玲在《略论曾纪泽》一文中认为：曾纪泽“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外交家”。而张辽真教授的《曾纪泽本传》则对曾纪泽的一生给予了全面的肯定与褒扬。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曾的西学思想做过综述，但对曾研习西学之目的在于强国之意，并未做深入的阐述。

为此，笔者认为，对曾纪泽的评价必须把握如下几方面的史实：第一，在中国西部边疆危机之时能奉命使俄，交涉归还伊犁；第二，在出使英法俄诸国期间，目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滋生了西学强国的思想。第三，在中法战争期间，明显的持有反法抗侵的态度；第四，在洋务外交活动中，表现出一定的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和平幻想思想。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曾纪泽的外交思想与品格不仅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关，而且也与他生活的那个封建正统官僚家庭有关。

一、社会与家庭环境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

曾纪泽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未落时期，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炮火惊醒了在封建专制时代沉睡的人们。二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中华民族危机感已随着英国鸦片飞箭船的近代火炮，从东南沿海渐漫于神州大地。首先感到这种危机的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中上层的一部分优秀分子。他们政治敏感，忧国忧民，近代爱国主义意识萌芽于他们其中的佼佼者。林则徐、魏源等就是这一类人的杰出代表。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严重，国内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迫使一批批优秀的中国人把眼光由国内开始移向国外，继近代中国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之后，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他们远离祖国，跋涉欧美，给封建专制的中国吹来了西方的风。但是，在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之前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西方思想的交融，还仅仅局限于西学利器之术，没有接触到政治体制的根本。其探索学习的方法，仍然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批先进人物，从阶级构成来看，基本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饱学了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之后，开始向西方学习，等于是在长袍马褂上套了西服，其思想主体仍然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因而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进行思想更新，更不可能使中国封建政治出现根本意义上的变革。但是，在封建专制禁锢的情况下，这些人能够在民族危机到来的形势下，面向世界，学习和引进一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已经显得十分不易了。

在走向世界的一群人中，从事洋务外交活动的曾纪泽，他与列强抗争，为国争利，其于不屈!，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1839年伴随着英国鸦片飞箭船在中国南海海面的喧啸声浪，曾纪泽出生在封建官僚曾国藩的官邸。他少时刻苦学习，受其父曾国藩极其明理的训导，“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这位封建士大夫告诫儿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廿七日23岁的曾纪泽赴省城长沙会试，他像历朝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再无别的任何出路可供选择。在会试的紧张日子里，曾国藩的训示信件，已紧随而来。他告诫曾纪泽：“城市繁荣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外出游戏徵逐。……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忘有成”。曾纪泽是按照这种模式成长的，因而他有别于一般纨袴之弟，而成为传统封建礼教规范的一员。

值得注意是，曾纪泽受教的过程既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的一面。这特殊性就表现在曾国藩明尚西学，他不同于一般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封建士大夫。因而在对儿子的教育上，他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西学。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算学被排在后列，要想升官发财，这门学问不能提供给你门经。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二十日在给纪泽的信中，他用心良苦地讲到：“余平生有三耻”，而“天文算学，毫无所知”，是为头一耻。要求儿子努力学习，为父亲雪此耻。可知，曾纪泽热衷于天文算学、地理知识，这与曾国藩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从1860年起曾国藩就热心于研究夷情，到同治十年（1871年），他已成为满清王朝中，屈指可数的“西学”与“洋务”研究家与实践家。他提出的：“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饬派都司以下武弁学习外国兵法”的建议；“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的看法；“今中国欲依其意，而精通其法，……百闻不如一见，……诚得其法而归，触类伸引”，“以更扩充于无穷”的远见卓识和启用并资助西学思想激进分子容闳出洋采办铁厂机器的大胆之举，这无疑给紧随其后的曾纪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二、西学强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曾纪泽西学强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咸丰八年（1858年）到光绪四年（1878年），即从参加乡试到奉诏接替郭嵩焘出使英国前，是曾纪泽西学强国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他受其父亲的影响，对西学引起了注意与学习，对洋务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系统的学习了马贵与的《文献通考》序二十四首，丹元子的《步天歌》、顾祖禹的《州域形势录》等。同治三年（1864年）在他二十六岁时，用其父曾国藩的名义，为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作序，在序文中明确指出：“盖我中国算术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学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毕生习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西方“《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如果这位才气横溢的青年没有相当高的“西学”水平，是断难得出这实事求是的结论的。

在《文法举隅》序里，他认为：“国家怀柔所暨，琛赆所通，殊方异俗，至于十余万里”。于是“讲求经济之学者，以通知各国语言文字为当务之急”。要了解对方，必须抓紧学习对方的语言，以致成为知悉对方的工具。中外强识之士，都是这样做的。年青的曾纪泽虽未涉深官场，但对封建官僚，因循守旧，不求进取，是有所感知的。他如同一些关心国家政治命运的热血青年一样，对这种现状是不满的。他说：“士大夫方持不屑不洁之论，守其已知，拒其所未闻”。那些帮闲学者也是以“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这是何等的切中时弊！更为可贵的是，这位爱国青年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中，已深深地感到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面对这种局面，他认为：“天变人事，会逢其适……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这是何等开拓理智的胸襟，与紫禁城内的封建顽固派相比，曾纪泽是有远见的。

他认为：西方之学是“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常言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泰西之学，……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霆而揭日月，夺造仪而疑鬼神”。因而，学者众，成名者济，中华之民，应“有志于西学”。

为了深入地研究西学，为我所用，他三十岁以后才真正学习英文，吃苦不少。光绪丁丑秋（1877年），“以丞袭侯封来京觐谢，侨寓禁城东南，偕副使壁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竞日”。他对梅立辉翻译的西方“政治学术，声明文物”之书赞尝不易。在学习过程中，他深感：“西文条例虽极繁密，然于空灵处轻重分寸不甚入细，故较华文为易”。曾纪泽苦研英文，并非赶时髦之举，他的确是为了通西学，办洋务。这在出使欧州之前，两宫太后召见时，他说得很清楚，“通洋文洋语”，“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后来，在《文法举偶》序中，指出：“如果士大夫不学外文，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尊俎之材而用之”。可见其学英文明通西学，办洋务的目的。

这一时期，曾纪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还主要体现在书本上。这已标志着他迈出了学习西学极为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他已看到了中国之外，万国兴起的局面，开始了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真正旅程。

第二时期，是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到后来出使俄国这一时期。由于他特殊的使命，使其有可能目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对郭嵩焘指出的“万国梯航成创局”的形势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如果说在出国前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是间接的话，那么出国后，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则是直接的，而他西学强国的思想就形成于这个时期。

他在海外回复思想保守、反对西学的好友杨商农的信中，毅然指出：“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他在写给陈俊臣的信中谈到：“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以势较之，如中国已能自强，则可似汉唐驭匈奴、西域、吐蕃、回纥；若尚未能自强，则直如春秋战国之晋、楚，齐鼎峙而相角，度长而挈大耳”。他希望自己的祖国能自强，能成为历史上的汉唐，然而自强的出路主要是向开拓“亘古未有之奇局”的西洋诸国学习，那种视西洋如神明，如禽兽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在他出使英法期间，他与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冯桂芬、薛福成、严复和马建忠有过密切交往。尤对马建忠钦佩备至，对马建忠的《闻政录》很为关注，称马为“英材也”，马之《闻政录》“无虚西学教诲，敢云立说也哉”。

虽然在他出使英法俄洋洋近50万字的日记中，很少记叙他思想的变化。但日记中也断断续续反映出他西学强国的思想。游科仓坡“见英人所著长堤，障水避浪者，方以火轮机运土石，限人数百以为之，工费甚巨，则泊舟不畏风涛……又见火轮车及铁路，亦新设未久者”。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船通过世界著名的运河时，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亚细亚至欧罗巴，省却水程二万余里，厥功伟矣”。他对西方专利方法，赞叹不易，认为：“西人思得良法，制一适用之物，国家许以独擅其利，若干年乃准分店学制。是以人人鼓励，研精覃思，趋之若鹜也”。他盛赞法国大百货商店，“使人至三千余名之多，真伟观也”。他认为：“英人善运营以取财，法人奢靡而耗财。善取财物虽苦窳而价值不贬，喜耗财则泰侈成俗而百货腾踊”。他注意到西人喜欢中国的古瓷与绣品，颇有用心地说：“若中国有留心时事者，于此等细微器物，亦肯整理而精进焉，或亦富民通商之一助也”。

在他注意西方经济的同时，也非常留心西方的政治。他发现西方人婚姻，“皆男女自主之，跳舞会之本意，盖为男女婚配而设”。他看到“自法国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上下议院”。他认为中西思想文化有其相通的地方，因而“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在他考究了西方宗教之后，一语道破了宗教与政治的契机，“教者，所以束缚凡民，使不得恶。贤智拔萃者创其说，而邦国之君师，因之以劝惩百姓。……以其有益于政治，可以补赏罚之不足也”。他在日记中专录了马建忠政治学院对策八条，节录之要点，颇具用心。“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桀然可观。……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西国赋税十倍于中华，而民无怨者，国债贷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曾纪泽“爰取原函，稍为润饰而录存之”的用意，难道不昭然若揭吗？

当他听说，左宗棠借洋款三百五十万以供西北饷项，深感此事所带来的后患。他愤愤地指出：“以中华之脂膏，暗填重息，以饱他人”。虽“中国力大物博，区区借款虽不至于受累，然自强之事，固有更急于船炮军兵者。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谓之得计，可乎？”

史实证明，曾纪泽出使期间，他也深感西人与中国政治之不同，而西法是西洋诸国强国之根本。然而，作为朝廷的命官，他不敢有违顶之言，更不敢有。越轨之举。日记中借见闻而发的数语感叹,已足说明曾纪泽用心之良苦。

三时期指曾纪泽出使俄国供职这一时期。由于外交使命的交点集中于伊犁交涉与中法战争，他日记、奏章、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他西学强国的思想就只能借助于外交的交涉，反映在维护国家的主权上。用他自己的话说：“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替国家保全大局”。他的确是这样做了，因而当条约签订之后，格尔斯对曾的才智赞扬不已，称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州，诚不可多得使才也”。后来中法战争爆发，他力主坚持对法斗争，反对议和。他在《伦敦复陈俊臣中丞》信中说：“法越之事，虽强邻蓄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在《伦敦禀九叔》信中说自己“一腔愤血，寝馈难安”爱国忧国之心，跃然纸上。

他也曾和张焕纶谈及强国之策，对张焕纶谈及的：“泰西通中国近二百年，中土师资其法而秦越其人，朝野一谈，牢不可破；且泰西清议之权，力与国故，弃时没有难事，或可稍得其助；机器之制，岁易月新，随时记录。设款购买，即责令担保；岂知西国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君长相视，上下一体；人才必急于养……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矣”等立张，认为“信可采也”。这实质上是借张焕纶之口陈述了他自己的强国主张，其西学强国思想也渐成体系。

三、曾纪泽西学强国思想的局限性

曾纪泽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日趋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之时，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对这位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带来了深深的影响。由于他生活环境的限制，他不可能把目光投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农民众，看到他们在资本剥削下的艰难；由于交际于上流社会，他只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一面，因而对其本质性的方面透视不多；他虽知西方列强侵我中华，欲壑难填，然而仍对其抱有和平共处的幻想。中法交涉时，他寄希望于英国政府从中调停，而结果是，英国人在中法交涉时居间得利，以损害中国的利益满足法人的要求，促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和局的到来。致使中国西南蕃篱尽撤，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而他本人则被撤消驻法大使一职，成为中外和局的牺牲品。他爱国忧国，积极参与对外交涉各种事务，力争与英国鸦片税厘并征斗争的胜利；筹建北洋水师购置军舰谈判的成功；完成中越边界勘划之重任；反对英国侵略我国西藏，并提出“西藏乃中华属地”之重要原则。但他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错误的把决策国家命运的慈禧太后与顽固派守旧大臣对立起来，认为，国家之败坏“不在上而在下”。这就把专制制度本身与维护这个制度的集团分离了开来，使自己主张西学强国、西方强国“上下一体，君长相视”的民主政治模式变得模糊了起来。他在做使臣时，身处西方世界，感到西方列国的先进与强大，对自己国家的贫弱感触甚多，而一旦回到故土，封建专制的国情很快的使他复归到原来的状态之上，那些新想法、新主张就只能压在心底，不得张扬，整日里面对的是一群不思进取的封建顽固派阁僚。这使他深深的感到，西学强国主张在中国这块成长封建专制的土地上，没有任何滋生的希望，而折中的办法，只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纪泽在这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土上，看不到任何政治体制渐变的迹象。因此，从政治角度去审视西学强国的方案，在中国都难已找到实施的土壤。他只有在可能的条件下，做一些旁敲侧击的批评，而更多的则是以西人之强来说服统治者采取一些西学之法以安邦强国，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痼疾。他深知西人之强，在于政治之民主，然而他作为朝廷的命官，不敢以此冒犯封建专制一步，传统的儒教道德，牢牢地束缚了他，本阶级所给予他的环境地位制约了他，使他那闪光的才华只能在封建专制规定好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他满腔的爱国热血，满脑子的西学思想，也只能随着他政治仕途的变化而左右；一旦冒犯了天颜，便遭到致命的打击。不得不发出：“九方皋死心先冷，八尺躯存项总强”的叹息，仅仅51岁，便含恨离开人世。

封建专制政权造就了人才，也扼杀了人才。顽固派表面上求贤若渴，骨子里却嫉贤如仇。曾纪泽个人悲剧结局，正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当然，他西学强国的主张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