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早期出洋官员是一个特殊的中介群体。从19世纪60年代起，迫于外交上的需要，清政府开始派官员出洋考察或常驻办理外交。这些走出国门的出洋官员，是最早一批亲身观察和体验西方文化与社会的中国人。他们们以日记、笔记等形式记录了对西洋文明的印象，并将之转达给国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在近代中人认识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所能获得的有关西方文化与社会的信息大多来自在华传教士，此外，仅有个别民间人士因为谋生的关系获得出国机会，并留下对西方社会的片段记录。如曾在美国居留一年多的林鍼所著之《西海纪游草》等，但这些记载不仅内容简单，且因为其身份的缘故，很少能够引起国内知识阶层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政府派遣官员出洋后，有所改变。
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出洋游历官员是斌椿父子及其率领的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斌椿为旗人，1864年进入总税务司办理文案，与美国驻华参赞卫廉士（S.W.Williams)、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等结识。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回国，表示愿意带一二名同文馆学生到欧洲游历，总理衙门于是派斌椿与其子广英及三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到欧洲游历。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访问了欧洲各主要国家。
1868—1870年间，清政府任命美国离职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中国使团出访了美、英、法、普、俄等国，是为晚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成员有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榖等。1868年7月，使团在华盛顿与美国订立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后又转到欧洲各国办理交涉事务。
在此之后，官员出洋逐渐增多。1871年，清政府派崇厚携带光绪皇帝的国书，到法国为天津教案道歉，期间还到英、美两国游历。1877年，清政府派遣的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及副使刘锡鸿到达英、法履任。其后，清政府陆续向西方各主要国家派出公使、领事，还派出人员订购西洋船炮，他们都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官员。
在早期走出国门的出洋官员中，不少人以笔记、日记、游记等形式，记载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观感。如斌椿所著之《乘槎笔记》，就是其随赫德游历的记载。志刚所著之《初使泰西记》，记录了蒲安臣使团的活动及见闻。晚清职业外交家张德彝在这方面留下的材料更为丰富，其所著《航海述奇》《再述奇》（《欧美环游记》《三述奇》（《随使法国记》）《四述奇》《随使英俄记》《五述奇》《随使德国记》《六述奇》《英轺参赞记》《七述奇》（已佚）《八述奇》（《使英日记》），有的是随赫德游历的记录，大多数则是以翻译、随员、参赞乃至公使身份出使欧洲的记录。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是其1877—1879年任英、法公使时的见闻。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是他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的记录。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记载了他出任英、德、法、西班牙等国参赞期间的见闻。徐建寅的《欧游杂录》，则记录了他自1879年到德国订购军舰起，三年中在欧洲各工厂考察的情形。他如接替郭嵩焘担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的日记、1890到1894年担任驻英、法等国公使的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担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以及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等，都是晚清官员游历欧美日本后的记述。这些著述不仅是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文明的见证，为近代国人认识西方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
出洋官员从中国人的角度观察和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不仅带回了有关西方的第一手认识资料，也使他们在头脑中率先经历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过程，认识到西方国家并非古之蛮夷可比，并进而承认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使其文化观念与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就其文化观念来说，早期出洋官员大多奉“西学中源”为圭臬。以中国文化为根，并试图证明西方文化由中国文化而衍生，是他们认识西方文化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早期出洋官员多认为，西方文化的渊源在上古中华，“其有文学政术，大抵皆以亚细亚洲逐渐西来”。以西方科学为例，早期出洋官员认为，中国“古法”是西方近代科学的滥觞。志刚记载西人提炼水银称：“虽之小道，皆法自然。然炼朱成汞，炼汞还朱，本中国古法。西人得之，以为化学之权舆。”薛福成认为：“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即如《尧典》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所谓“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观俯察，而西人渐效之”。曾纪泽声称：“西洋人近日孜孜汲汲以考求者，中国圣人已曾道破。”圣人不仅预言了“电线之理”、“西医之说”、“礼拜之数”，乃至于“火轮汽机”，“圣人亦于数千年前烛见之矣”，西学“种种精巧奇奥”，都不出《易经》范围。薛福成则认为“《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如光学、重学、机器船械之学、千里镜（望远镜）、显微镜，乃至航海旗语，都不出《墨子》范围。化学可以从《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找到根据。如此等等的言论，表明早期出洋官员大多是西学中源说的支持者。
既然西学由中学而衍生，为什么西洋器物文明的发展会超越中国呢？出洋官员认为，这是因为西洋人得到古意真髓，而中国却在继承古人方面有所不及。西方近代科技的发达，也在于“西人无事不详求其理”。薛福成以医学为例说，中国名医学说，“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绘一凭照，即可传授广远，一朝致富，端无湮废之虞，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蒸蒸日上也”。他认为，其他学问也是如此，这是西方国势日强的重要原因。在这里，薛福成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洋近代社会组织的不同这样一个命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不可能对这一命题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志刚则另有认识，他认为西人医学之所以精粹，在于解剖学的发达，中国在这方面，则受到道德伦理的束缚，不可能将“未寒之尸”“听人之剐剔”。无论如何，他们都开始注意到中国与西方学术的差异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政治文明，部分官员也做了积极肯定。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记载了他在美国看到西人“不讳名”，人民也可以直呼“大统领”（总统）之名的现象，从而对泰西各国君、民之情相通也颇有感触。郭嵩焘的认识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西洋各国“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理，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曾纪泽、巷福成等人则将西洋社会与中国上古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法度、社会气象、风俗文物，都有中国上古社会之遗意，“与吾华上古为近”。薛福成把西方国家议会政治、工商公司的民主组织原则，都看作是中国古法，认为西方治国之法，多与《管子》一书相合。“《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其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政院，颇得此意。”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实际上承认了西洋政治文明的进步性。
早期出洋官员的这些认识，应该说还是比较粗浅的；尽管他们还缺乏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体会和认识，尽管他们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非议，便在当时国内大多数士大夫尚拘泥于传统的天朝意识中而不能自拔之时，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
三
早期的出洋官员虽然具有了较为开放的文化观念，对西方的器物文明和社会政治文明多有肯定，但其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则始终未变。尤其是在中西伦理文化的问题上，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明显的体现。
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中，中西社会伦理道德的不同常常引发出洋官员的思考。以女性生活为例。在传统的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之类的束缚下，中国女性地位低下，而西方女性的开放、自由甚至“放荡”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妇女在社会上受尊重的社会风气使出洋使节感到极大的反差。志刚看到，西方的社交与文化体育活动，“如聚跳、冰嬉、观剧，皆不拘举男女”，至于“男女租偶，女扶男肩，男携女手”的交谊舞，意在“和彼此之情，结上下之欢”，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让人们心情舒畅，不无盖处，但在他看来却不可行于中国，原因是“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故不可同日而语也”。张德彝认识到西方女性“少闺阁之气”，“男子待妻最优”，少妇可以“孤身寄外”，甚至认为存在着“贱男贵女”的风气，但他不承认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而称其为“地气使然”。有人与张德彝谈论各国礼节，张首先声明的，就是男女授亲不受之礼。尽管他们看到了中、西伦理的不同，但仍然坚持了男女大防的传统伦理观念。
三纲五常是中国伦理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精神，19世纪的各种中西文化观念，中体西用也好、西学中源也好，对此都毫不怀疑，一致维护。早期出洋官员同样也不例外。薛福成对西方社会深有好感，但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也毫不动摇，他看出西方社会在夫妇、君臣、父子关系上讲求平等，与中国所谓的三纲迥然不同，“稍违圣人之道”，并把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归结于“盖本乎墨氏爱无等差之义，所以舛戾若此”。并没有认识到这是西方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曾纪泽到英国后，向英文表示中、西礼仪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可通融办理”，但男女同席宴会却不能接受，因为“中国先圣之教，则男女授亲不受”，要求自己的家眷女宾只能与西国女宾来往，即使出见公使人等，也只能遥拜，而不行握手之礼。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出洋官员的保守心态。
中西伦理文化的差异，本质上在于封建礼教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不同。“中国之循理胜于情，泰西之适情重于理”，这里所谓的“理”，实际上就是传统文化中严格规范个人行为的“礼”。在种种繁琐的封建礼教束缚下，中国社会没有自由、平等与民主可言，在一定意义上，这才是中国社会与近代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异所在。从这一角度来说，早期出洋官员尽管具有了较为开放的文化心态，但其文化观念并未突破时代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