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著名的湘军创始人曾国藩的儿子，他继承父爵，进入政界，在奉命出使英、法、俄期间，与列强针锋相对，为国争利。“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为争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广大地区，立下了不朽的功绩。钟叔河先生认为:“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代表。”在这点上，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共识。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曾纪泽的外交生涯转到他的其它方面，尤其是他留给后人五十多万字的日记和二十多万字的奏疏、文集、诗集，就不难发现，这位年轻的外交家，是一位思想激进，勇于探索，为人正派，很少保守的爱国者。他才思敏捷，且兴趣广泛，琴瑟书画，无一不好。在洋洋七十余万字的遗集中，包括了他出使英法俄之所见所闻，时局、外交折冲之看法;朋友、亲友、山川、花木、虫草之感述，而其中《扬雄论》是唯一的一篇研究中国古代圣哲的文章。其文不足两千字，却深刻地反映出这位年轻外交家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对于我们研究曾纪泽的思想体系有着重要的价值。

曾纪泽撰写《扬雄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为这位汉代之圣哲“盖伟其功，壮其志，而悲其不遇时。”那么，曾纪泽本人有没有怀才不遇的处境呢?我想是有的，否则，他不会在51岁，正值才华横溢之时而怀着:“九方皋死心先冷，八尺躯存项总强”之遗恨而离开人世。

一、曾纪泽为扬雄“盖伟其功”:(扬雄真功殊伟)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经历了西汉宣帝、元帝、成帝、袁帝、平帝和王莽新政时期。四十多岁时，由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推荐，侍奉于汉成帝的身边。据《汉书•扬雄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己，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他一生抱负甚宏，文字造诣很深，常比于同乡司马相如。他作《河东赋》、《长相贼》，本意在于讽谏，然反成为歌功颂德之作，这使他非常失望。于是急流勇退，鄙薄词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致身于“经世之学”。以为“经莫大于《易》，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奠善于《仑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扬雄的著作，其主体反映了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然而有唯物主义的进步成分。他提出的“从无法而治”到“有法而治”，“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的历史观，说明历史是进化的。在人性论问题上，他提出的“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财为恶人”的观点，则是对地主阶级人性论的发展；尽管他的《太玄》很少有人看懂，但多少反映了社会与自然界的现象，其中也有一些深刻和合理的思想，象“夹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的因革关系，超过了《周易》。

曾纪泽说他功绩卓伟，是有一定道理的。用曾纪泽的话来讲，他对扬雄著作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一方面他借鉴于古人对扬雄的评价，但不盲从于古人；另一方面则为自己亲读扬雄著作，加以对比，再得出结论。他说:“余尝读贾谊之文，怪其以墨翟与仲尼同称，及得墨氏之书而读之，然后知其好俭，兼爱之美，其合于圣人节用，求仁之训者不少也。又尝读韩愈之文，怪其以扬雄与孟子同称，及得扬雄之书而读之，然后知韩氏所谓雄亦圣人之徒者，诚非偏爱其文而过誉之也。”

在曾纪泽看来，杨雄之功伟:一、他是真正的圣徒;二、他继承和发展了圣人的学说；三、就雄之功德可与孟子相提，韩愈的评价是合适的。

他认为“夫经术者，圣门文学之科，而文章则言语之科也。”而扬雄“毅然辍其雕虫篆刻之为，本六经以为文章，”这是不寻常的壮举。在扬雄的努力之下，“使圣人之道由我而益尊”。这是受世人所崇敬的事情，扬雄以圣人之徒为荣，曾纪泽也以圣人之徒为荣，他虽有“西学”思想，但必竟受“中学”影响至深，作为一个受“皇恩沐浴”的知识分子，崇尊圣人之学是天经地义，光宗耀祖之事，是衡量是否继承国粹的重要标志。这点，尽管时代不同，但曾纪泽与扬雄的认识是相通的。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说:“神怪茫茫，苦存苦之，圣人曼云。”在《法言•君子》中说:“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有生者必存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实际上把矛头隐晦地指向了上层政治权贵。他提出的力行三要素（1）行要靠勉;(2)行要有勇，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3）行要视其瑕，能自矫。是正确的，这与曾纪泽的观点是一致的。尤为可贵的是:在扬雄的哲学思想中，也有变通的意识，这对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曾纪泽在圣哲的思想中寻找近代中国变通的理论提供了根据。

难怪曾纪泽会如此认为:“韩子推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独举扬雄氏与孟氏相提并论，则雄功之伟可知己。”

二、曾纪泽为扬雄“壮其志”:(扬雄其志可壮)
　　
曾纪泽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皆古之神圣，穷天下，亘万世，莫不敬而崇之。”就好象日月高悬天际，没有万能的阶梯登攀到那里。而学者们在圣哲面前诚徨诚恐，无人敢自命不凡，更无人敢以自己象老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自居。但扬雄独自不然，他认为:“经莫大于《易》，效《易》而草《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效《论语》而著《法言》。”就扬雄本意而言，他深研经文，并不是远慕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效仿他们。只不过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圣哲们的思想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而实际上也是向前发展了一些。曾纪泽这点看法是准确的。扬雄不同于一般的圣人之徒，因循守旧，操庄论而泛泛谈之者，宗圣哲之言而从之，他并不抱着圣人老师的经术不放，而是在圣哲的基础上大胆的改新，提出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思想。他不仅有学习发展的想法，而且有创新变更的行为。

在宇宙观方面:扬雄独创了一个玄，认为，“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自然，人事万物均由玄来支配。在历史观上，他提出了“从无法而治”到“有法而治”的历史进化思想；他的“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批判。对于王朝的更替，他提出:“时激”;“地保”、“人子”三因素，也有一定的道理。

在人性论方面:他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与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集诸家道德论为一统，等等。

看来扬雄并不是圣人的温训徒弟，而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徒弟。这点与曾纪泽守而不旧，因而不循的思想基本上是合拍的。故所以曾纪泽在《扬雄论》中，为扬雄大声疾呼:“其志不亦壮乎!”

三、曾纪泽悲“扬雄不遇时也”:(扬雄时遇可悲)
　　
《扬雄论》主要内容是:“悲其不遇时也。”就古人对杨雄的责难给予了一一的驳斥与辩解。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曾纪泽对杨雄处境的同情。

他认为:“虽然经术文章，皆所以明圣人之道，但圣人之道，不外乎讲的是君臣父子之间，出处语默之宣而已。而扬雄“闳儒硕德，策名衰世，拓落于侍郎黄门之官，三世而不得徒。及遭罹厄运，屈身僭伪之朝。仅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而剧秦美新之论被肌于后世，寂寞投阁，清静符合之语致消于当时。”曾纪泽是尊重历史的，扬雄是西汉闳儒，且德行高尚，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只落了个“为郎给事黄门”，他才华横溢，但经成、哀、平三帝而未能加官。王莽篡位，那些谈经用符称颂王莽者，大都获得了封爵，而扬雄没有封侯，只不过“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他给事于莽政权是被迫的，但后人讥讽他，说他是“莽大夫雄”;王莽篡权，大杀为他造符命的人士，以此杀人灭口而巩固政权，恐怖漫及朝野。一日，六十余岁的扬雄正校书于天禄阁，刑狱欲逮审扬雄治罪，扬雄害怕不能自免，便从阁上跳下，几乎跌死。后来，王莽以“雄素不与事”为由，不加以追究，扬雄方幸免于难。但京师的人们竟用歌谣讽刺扬雄:“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曾纪泽对扬雄做了辩解，他说:“古之抱德，怀才而不遇于时者”很多，孔子之圣，孟子之贤，由于不遇时，结果老死于车辙马迹之间。虽然他们的道得不到推行，禄位得不到加赏，但这一切与他们崇高的德行没有丝毫的损失。扬雄也不遇时，王莽篡权，他应该引退相期，或者以死保持名节，但他没有这样做，因而，“见嗤于时人”，“受责于君子”，“示贬于史册”，“庸非不幸之甚者哉!”

在同情扬雄遭遇的同时，曾纪泽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他说:“杨雄固澹于势利，有以自守，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贫贱。”这是对的，但他目赌“汉室之将倾，不能见机而作”，而是恋于王莽新朝之微薄的俸禄，甘受其污，徬徨而不忍去。孔子日:“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磋来之食。”作为圣人之徒，“硁硁之节，非圣人所许也。”王莽篡权，人心怨怨，而唯雄漠然视之，置身于局外，似乎与己无关，这不是圣人所训诫的那样。

当然，作为学者，杨雄是一个中庸学者，他心里对权贵走狗、腐败时政不满，但又不敢理直气壮的去斥责，而是小心翼翼地旁敲侧击劝说，即使这样，自己也不能保全自己，老是处在徬徨诚惶之中，生活在阴影之下。从历史上看，在封建专制皇权恐怖之下，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大都骨头很软，“学而优则仕”是中央专制政权诱惑读书人的拿手好戏，这也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因而，在政治上他们很少冒风险，甘愿平庸。当然，杰出者、硬骨头也是有的。伊尹五就桀曰:“不夏商其心，而以生民为心”；董狐秉笔直书，不为曲笔；六品县令卓茂，隐居山林，不侍奉于新莽。但毕章这种人太少，更多的都是中庸之辈。

曾纪泽在指责之余，还是以扬雄功德为主。他以中国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人的价值观来对待扬雄，不苛求于他。他说:“君子之待人也，隐恶而扬善，其论人也，取其长而恕其短，此敦厚之道也。”当然，有人认为这是中庸之道，但我认为这不是中庸，这是中华待人之美德，曾纪泽说的是对的。所以在《扬雄论》文之末尾，断然道:“余以为韩公之尊扬雄，犹之贾生之贤墨翟也，安可以语之过重而咎之哉生！”

曾纪泽的《扬雄论》，对扬雄一生的功过，做了历史的、客观的评价。他的结论是中肯的，是与人为善的，他既没拔高扬雄，也没有违背历史史实有意去贬斥他。这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水平与为人的一贯作风。从对杨雄的评析中，可以看出曾纪泽做人的准则，用他自己的话讲：“君子抱德独毅，持操独坚，不为势夺，不为利牵，饭疏食而不改其乐，处陋巷而不违其仁。”这对后人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