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71年至1881年间，中俄两国围绕着伊犁问题进行的交涉，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后世史家对此作过多方面的考察和论述。本文仅就曾纪泽得以改订条约的国内外条件和曾氏在谈判中的若干失误，作一些新的探讨。
蚕食我国西北边疆，是沙俄向东侵略扩张的既定目标。伊犁地区是沙俄从中亚侵入我国新疆北部的大门，俄国早就蓄谋霸占。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之机出兵强占伊犁地区，并宣称“永远”占领这一地区。但同时，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理却虚伪地向清政府表示:“俄国并无久占之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地克复之后，即当交还。”清政府闻讯，先令署伊犁将军荣全赶赴伊犁谈判，继由总理衙门在北京与俄国公使交涉，均由于俄方的刁难，未取得任何结果。
1878年初，以左宗棠为统帅的西征军收复了新疆南北两路，沙俄继续霸占伊犁的借口已不复存在。可是俄方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清政府遂于是年6月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与沙皇政府直接交涉。崇厚是一个亲贵出身的纨绔子弟，轻率无识，阍于边情，本不适宜担此重任。清政府既不顾张佩纶等朝臣的反对，遣使不当于前，复未制订相宜的谈判原则，提出切实可行的交涉方案于后，终于使崇厚在沙俄代表的软硬兼施，威胁愚弄之下，于1879年4月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吉亚，擅自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该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并偿付巨额赔款，却只换回了一座险要尽失，四面被围的伊犁孤城。
消息传回国内，朝野一片哗然，皆认为崇约失权过多，难以接受。清政府也宣布不批准该约，并于1880年2月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重开谈判。7月30日，曾纪泽抵达彼得堡，8月23日与俄国代表格尔斯、热梅尼等开始谈判。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到1881年2月24日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
《中俄改订条约》与《里瓦吉亚条约》相比，中国争回了一部分损失的权益，主要是俄国交还了特克斯河流域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外还有:原议在科布多等七处设立俄国领事馆，改为暂时只在肃州和土鲁番两城设立;取消了俄商可到西安、汉中等地通商的规定等。英国驻俄公使德佛楞对此评论道:“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来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二
中俄条约得以改订，除了曾纪泽在谈判中机警灵活的外交手段之外，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的。
首先，清政府接受了崇厚出使失败的教训，在朝臣和封疆大吏中就改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沦，集思广益，预先制定了谈判的原则和策略。总理衙门对《里瓦吉亚条约》进行了详细审查，分别签署了可行与必不可行的意见，归纳了中俄谈判的七个内容(即《中俄约章总论七条》)，作为曾纪泽交涉的依据。同时令曾纪泽奏报交涉的打算，并于交涉过程中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随时通报谈判情况。
经过曾纪泽和朝廷函电商讨，决定生分界、通商、偿款三项交涉内容中，以分界为重点。曾纪泽认为:“偿款固其小焉者也”，“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为此，总理衙门决定:伊犁必须收回全境，喀什噶尔分界应“仍照现在以黑子尔拉提达坂为界”，塔尔巴哈台分界亦应“逐加清厘，以明界划”。关于通商问题，曾纪泽认为如果领土问题能够解决，则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清政府认为，东北乃清朝发祥地，西安、汉中等地通商为各国条约所无。因而“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及西安、汉中通商两条尤为约章最要关键，勿得稍涉牵就”。总理衙门还估计到沙俄为保住其已经获得的利益，决不会轻易让步，乃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上、中、下三策;如果交涉顺利的话，将以上之目的达到即为上策;如果伊犁不能全境收回，只收回其周围要地，并将条约其他各条做部分修改，尚属中策;如果条约各条均不能修改，俄国也不归还伊犁，“将崇厚原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从而保持以后交涉的主动权，是为下策。这些策略和原则的制定，使曾纪泽在谈判中能作到胸中有数，该松则松，该紧则紧，无前瞻后顾之忧。
其次，中俄两国修改条约的侧重点不同。沙皇政府得到中国欲修改条约的消息后，立即召集财政、国防、外交等部官员商谈，以确定谈判的原则和让步的限度。沙俄军政头目在讨论中提出许多方案，其如在领土、通商和偿款三项中，“我们同中国人谈判的重点在于商业利益，其他都应该服从这个重点，”俄国外交部顾问热梅尼认为:“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和穆索尔山口，这是中国方面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是争端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这方面，军事当局已经承认，这个流域和这个山口并不象去年人们所说的具有那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我们交还这些地方没有任何损失。”但这并不等于沙俄放弃了领土野心，作为补偿，他们计划在中国西北“兼并一块土地，用来安置移民，同时要求一些商业利益。”在通商各款中，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是中国的禁忌。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沙俄是希望扩大在松花江行船的权利的。但当时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铁路尚未修建，交通极为不便，俄商在松花江行船贸易，远不如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的传统路线便利。基于上述考虑，俄方决定“松花江问题的执行可以通过一项新的协议来确定”。通商的其他问题，俄国也准备在枝节问题上作些退让，以保住贸易免税等主要特权。“为了这些让步，要求中国赔偿我们被迫付出的军费”，提高赔款数额。为了对中国进行讹诈，沙俄也曾打算在谈判难以达成协议时，声明放弃条约，继续占领伊犁。但这样一来，就必须派重兵驻守伊犁，“我们就要回到维持现状中来，并继续保持守势。但是，这种防守将耗费巨大，我们的贸易也将中断。假使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将是我们的巨大负担。”这是沙俄最不愿意出现的结局。由此可见，伊犁交涉，中国的重点在于收回领土，俄国的重点则在于保持通商特权和增加赔款数额。这正是曾纪泽改约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再次，俄国无力以军事行动来配合外交谈判。在中国近代史上，沙俄曾屡次以军事侵略和武力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大片领土，获取了种种特权。沙皇政府此次亦想故伎重演。1880年3月，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受命在中国西北的中俄边境上加强兵力部署，在伊犁地区集结了12000名步兵，在斋桑湖一带集结了12800名步兵和6200名骑兵，在毗邻南疆的费尔干省集结了一支5000人的部队。在中俄东段边境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也增加了兵力。沙俄军事头目还计划以海军袭击中国的海岸和港口，封锁渤海和黄海，威胁北京。为此将一支拥有四艘装甲舰，由几十艘各类舰艇组成的舰队，调到了远东海面。但俄国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当时的中、俄两国国内局势，决定了沙俄无力发动侵略战争。
从俄国国内情况看，当时到过俄国的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认为:“俄国的情况很糟，不能打仗，”因为一方面，沙俄在俄土战争中打得精疲力竭，国力尚未恢复。如与中国开战，不仅财政拮据，无力负担，且交通困难，运输线太长，深感力不从心。热梅尼承认:“战争对于我们将是耗费巨大，没有止境而又无益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阶级矛盾激化，“虚无党的运动正方兴未艾”，暗杀沙皇和政府要员的事件频频发生，“沙皇实际上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战争将进一步加剧国内局势的动荡，威胁到沙皇政府的统治。为此，米留金等军事头目建议:“在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希望时，……应该把军事行动放慢点。”
从中国方面的情况看，经过洋务运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正在缩小，军队的装备有了很大的改进，战斗力明显提高。清政府针对沙俄的军事部署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先后谕令各地疆臣加强戒备。如令李鸿章认真整顿北方沿海防务，备齐战舰，扼要屯扎，以固北羊门户;令刘坤一等加强从江苏到福建沿海的防守;将夙称能战的宋庆所部调赴东北，协同原有驻军，加强边防等等。特别是在西北边疆，左宗棠统帅的七万大军，刚刚全歼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匪帮，士气高昴，正严阵以待。凡此种种，使“俄国的军事家们认为中国的兵力难以估测，他们不相信中国是不堪一击的。”英国驻俄使馆武宫也估计:“如果中国真心作战，俄国在中亚细亚集中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在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和其他疆巨的奏报中也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西伯利亚海军力量既极单薄，而陆军不惟不足以防御边疆，且不足以制止所谓‘红胡子’之进犯。”故而左宗常奉召回京时，沙俄代表以为中国有“动兵之意”，几次向曾纪泽询问此事，要求“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显然，此时沙俄不仅不敢首先发动战争，甚至害伯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其内心之虚弱，可见一斑。
复次，当时的国际局势也对俄国不利。虽然它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打败了土耳其，但却在柏林会议上受到了列强的排斥，在欧洲处于被“贬入冷宫的时期”，异常孤立。围绕着中、俄伊犁之争，英、法、德等国也进行了频繁的活动。英国和俄国是两个在中国争夺的主要对手，英国估计，如果中俄开战，中国将不是俄国的对手，由此可能产生三个对英国不利的后果:其一，战争将使英国对华贸易受到严重损害，而此项贸易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二，如果中国战败，俄国势必迫使中国签订比《里瓦吉亚条约》更为苛刻的条约，导致俄国在华势力进一步膨胀，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其三，清政府很可能在战争中垮台，这不符合英国对华的一贯方针。有鉴于此，英国政府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一些让步以换取事件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加强了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以威慑俄国，它在中国沿海的“原有的军舰正在由火力更强的军舰来替代”。同时，法国“也不愿怂恿俄国进攻中国”，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俄国势必从欧洲向远东增派兵力，从而削弱对法国的老对头德国的牵制，“这样做将有利于俾斯麦”。同时，法国也对中国抱有野心，自然不愿意看到俄国在华势力的过份膨胀。列强中唯一支持俄国发动战争的是德国，但它是有自己的打算的:“第一，这将促成军事定货;第二，这将使后去的德国也有机会在那里得到一个立足之处;第三，为了欧洲的政局，俾斯麦将乐于利用中国象水蛭一样吸住沙皇不放，把他消耗得精疲力竭。”正在这个时期，德国一面怂恿俄国对华作战，同时却又卖给中国10万支步枪以对付俄国。显而易见，德国对俄国的支持是一个圈套，狡猾的沙皇政府不会看不到这一点。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俄国更不敢挑起战争了。
正是上述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中俄之间避免了战争，迫使沙俄作出了一些让步，曾纪泽得以完成修订《里瓦吉亚条约》的任务。
三
曾纪泽使俄和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誉。如俞樾在为曾纪泽写的墓志铭中，赞扬他“折冲樽俎，夺肉虎口”。传教士丁韪良在其所著《中国春秋》一书中，称曾纪泽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就连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也对曾说:“以贵爵之才智，不惟出众王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诚然，曾纪泽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他在交涉过程中，机警明敏，软磨硬顶，为国家争回了一些已经失去的权利，功不可没。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中俄条约得以改订，主要还是国际、国内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还应看到，曾纪泽在谈判中尚未能充分利用当时极为难得的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产生了不少失误，丢失了一些本来可以收回的权利。这在分界、通商和偿款三部分内容中均有所反映。
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纪泽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曾表示要“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可是在谈判之初，他在与俄国外交大巨格尔斯等人的问答节略中就作了让步，称:“塔、喀两界虽曰照旧，倘实有不便，宜各派员勘定。”如果说这是在谈判初期，形势对中国不利时而不得不采取的灵活策略，以保证归还伊犁地区的谈判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么到交涉后期，形势已对俄国不利，俄方急于定约，曾纪泽理应趁此机会，明确划定两国疆界，收回全部被占领土，杜绝以后沙俄扩张的口实。遗憾的是，曾纪泽又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在伊犁地区同意“鄂(俄)国倘有不便处，可稍加酌改方，放弃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喀什噶尔地区，俄方代表提出“照两国所管现在界址为界”，意在使其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曾纪泽经过一番争执后，还是答应由两国分界大臣勘定，为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留下了后患。在塔尔巴哈台地区，俄方希望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里瓦吉亚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线之间酌定新界，曾纪泽又同意:“于旧界和里发抵亚之间酌定界限，不必一定居中。”中俄边界有约可依时，沙俄还处心积虑越界扩张，这种含糊的规定更给沙俄扩张留下了借口。此后，沙俄先后通过一系列勘界议定书，共割去中国塔、喀等地以西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鉴于财政困窘，勒索赔款是沙俄在改约中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俄方估计：“如果我们取得的总数能够达到一千万，就可以算是最大限度了，而且还得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才成。”外交大臣格尔斯认为:“如能在里瓦吉亚条约规定的五百万之外再加上二、三百万，我们就应该满足。”而曾纪泽在尚未赴俄谈判之前就准备在赔款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认定“断无议改全约而不加兵费之理”。在谈判中，俄方提出了400万卢布的增价，曾纪泽基本上不曾讨价述价，他所争执的不过是这笔钱是以代守伊犁的经费还是兵费的名义偿付而已。如此轻易地答应一笔巨额赔款，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恐怕还是不多见的。
至于通商问题，曾纪泽也根本未打算力争，甚至曾建议将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问题“缓议”，将“西安、汉中通商之条慨允”。只是由于朝廷严词驳斥，才坚持作了修改。尽管如此，如将《里瓦吉亚条约》和《中俄改订条约》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德所说:“俄国通过圣彼得堡条约实际上保持了它在里瓦吉亚获得的全部商业特权。”
曾纪泽在谈判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失误呢?就其主观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曾纪泽过高地估计了改约谈判的困难，而对有利条件则估计不足。在谈判结束后，他曾上奏朝廷，陈述了谈判过程中遇到的六大难处，谈判期间，他与总理衙门和其他疆吏的通信中，也主要是强调种种困难条件。他认为最大的难处在于:国际上改约，只不过与原约“稍有出入，从无与原约大相径庭者”，“夫全权大臣与一国帝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服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一句话，改约之举，其曲在我。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们也承认改约谈判确实是困难重重，诚非易事。但曾纪泽对本文前述之诸种有利条件，却极少提到，相反，对一些明明对俄国不利的因素，他反而认为对中国不利。如有人指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曾纪泽却认为:“俄之内乱，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喜边陲有事，借征战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却不知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借对外战争转移国内阶级矛盾这个“沙皇惯用的伎俩”，此时早已失效，如用之，只会使国内“事态更为恶化”。
第二，曾纪泽对沙皇的战争讹诈政策，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俄国是“欲借伊犁以启衅端”，而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必败无疑。尽管在谈判中，针对俄国代表的战争威胁，他曾宣称:“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而事实上，他是坚决反对左宗棠提出的如谈判不能解决问题便“决之以战阵”的主张的。他认为俄国“坚甲利兵”，挟“水师之利”，“所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东三省处处与俄毗邻，“尤属防不胜防”。当沙俄调动部队，以军事讹诈配合外交谈判时，他在英国驻俄公使面前悲观地承认:“战争这时的确可能发生，如果这样，中国到最后肯定打败。”故而，她不惜一再对沙俄让步，以求避免战争。殊不知沙俄比中国更不愿意发生战争。直到谈判已经结束，曾纪泽才认识到:俄国“财殚力竭”，不愿“再启衅端”。
另外，曾纪泽在谈判的指导思想上始终把伊犁问题置于首位，这是对的。但同时他却认定:如欲在伊犁问题上取得俄国的让步，中国就必须在通商、赔款和其他地区的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这也是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因前文述之已详，兹不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无意苛责曾纪译，只是想说明，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应力求更加客观、更加全面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