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1878年8月任出使英、法大臣，1880年初又兼任出使俄国大使，前后出使八年之久。出使期间，他努力伸张中华民族的正气，始终坚持维护祖国的权益，成为近代中国一位爱国的外交家。他在与俄国交涉改约中，成功地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大片领土，受到世人的赞誉。然而，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的思想和外交斗争实践，却未被人们所重视。特别要提出的是，有人把曾纪泽当作是崇洋媚外的代表人物，这显然不是公允之论。下面笔者试就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的政治观点和外交实践略述孔见。

一、曾纪泽洞察法国吞越侵华野心

历史告诉我们，法国早就蓄谋并吞越南，进而把它变为侵略中国，争霸远东的基地。1787年在越南传教多年的法国主教百多禄给法王路易十六的一份奏议，就是明证之一。这份奏议鼓吹:法国占领越南，“建立殖民地”，不仅可以恢复与英国的势力均衡，而且还可以开辟通道，侵入中国腹地，使中国的财富“尽归”法国所有。路易十六立即接受了这个奏议。同年11月28日，法国以派兵帮助阮福映镇压西山农民起义政权为条件，诱骗阮氏签订不平等的《越法凡尔赛条约》，依照条约，法国割去越南的土伦港和昆仑岛，取得了在越自由传教、航行和免税通商等权利。其后因法国国内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路易十六还来不及批准该约，就被送上了历史断头台，然而法国并越侵华的狂妄计划并没有取消。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开始武装侵略中国与越南。1857年，法国追随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两个强盗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索取了大量权利，并将“圆明园”洗劫一空，毁成废虚。与此同时，法国以保护天主教徒为借口，联合西班牙，发动侵越战争，并于1862年6月强迫越南政府订立第一次《西贡条约》，占领昆仑岛及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并取得自由传教等许多特权。1867年，法国又借口越南政府镇压人民反法起义不力，强占永隆、河仙、昭笃三省，从而在越南南圻建立了殖民统治。法国侵略者原打算沿湄公河入侵云南、四川等地，后探知湄公河上游水急滩危，不能航行，而由元江下红河则可通航，于是便欲侵占北圻，由红河入侵中国。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曾露骨地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1873年11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兵百余进犯北圻，占领河内、海阳、宁平、南定诸省，妄图侵占北圻，建立包括中国滇、川等省的“法兰西东方帝国”，但为刘永福黑旗军和越南军民所挫败。1880年9月，茹费理首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后，狂妄宣称:“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为此，“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按：指越南)之上”。

曾纪泽正是从上述历史以及在巴黎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中，认清了法国侵略者的本质，并及时地向北京和顺化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1881年9月，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认为“法之图越，蓄谋已久”。其后，他屡向总理衙门提出“法人觊觎越南已久”的见解。曾纪泽还一步指出，法国占领越南北圻的目的在于开辟入侵中国的通道。他在1882年2月的一份奏疏中说:“法人凯觎越南，蓄意已久，缘该国初据西贡、柬埔寨等处之时，满意澜沧江、湄南河可以直通云南，其后见该二水浅固，多处不能通舟，遂欲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即红河——引者)入口以通云南，添开商埠”。曾纪泽清醒地看到，法国侵略者特别垂涎于我国西南边疆的矿产资源，他指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在此，曾纪泽把法国侵略者对中越的贪婪揭露得淋漓尽致。

曾纪泽驻巴黎期间，十分留意收集法国侵越侵华的情报，井将自己“明窥暗察”到法国的野心，加上自己的御法主张，及时电报总理衙门，有时还直接报告越南政府。1883年6月，他从森比得堡函告越王，“法兰西之心存凯觎也，匪伊朝夕，谋国之巨，经商之客，未尝一日忘之”。曾纪泽这一类的函电，提高了中越两国官员对法国侵略野心的认识，有助于两国政府制定抗法的方针政策。

上述曾纪泽的见解，揭示了法国侵越侵华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法国侵略者的贪婪本质，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必须指出，当时在清朝和阮朝的文臣武将中，对于法国侵略者的本质有清醒认识者，为数无几，所以在曾纪泽向清政府指出法国蓄谋鲸吞越南进而侵略中国之初，多数廷臣边吏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据曾纪泽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从1880年起，他一直担忧和设法阻止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可是“始也枢廷、译署诸公暨合肥相国(即李鸿章——引者)，均于鄙说不甚措意……”。当纪泽对法越事“深抱杞忧、屡次哓哓”的时候，贤士大夫却“嗤笑纪泽”。由此看来，曾纪泽可能是清朝政府中对法国并越侵华野心认识得最早、最清楚的人。法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曾侯……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很明白法国的思想情况”。

总之，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有敏锐的观察力，对于法国侵略越南与中国的严重性认识早而透澈，同时敢于直言不讳和不厌其烦地向中越朝廷直抒己见，敢于向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洋各国披露法国统治集团的侵略行径和阐述自己的抗法主张。这无疑是曾纪泽热爱祖国、关心越南友邦和憎恨法国侵略者的表现。

二、曾纪泽与法国交涉越南问题的焦点

曾纪泽与法国交涉越南问题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中越“宗藩关系”的原则立场问题。众所周知，越南自十世纪中叶建国之后，一直同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就形式而言，是一种封建的等级关系，从内容来说，则是礼尚往来、互有利益的平等关系，甚至藩属国收益更多。因此，越南以及中国周边的许多弱小国家无不乐于同中国保持“宗藩关系”。1879年，阮福时上奏清廷说:“臣国世受封殖，永作藩篱，虔供职员，始终一心，从前中国久安，臣国幸无事。自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上国偶遭多故，臣国孤立，以致已失南陲六省之地，兵财渐形贫弱”。阮福时的奏文说明，“宗藩关系”保护了越南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有助于越南的安定和繁荣。然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由于遭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渐衰弱，中越“宗藩关系”因此开始松弛，于是越南日显孤立，以致富饶的南圻六省为法国所侵占，财政困难。

1874年3月，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它使法国在南圻的殖民统治合法化，而且还控制越南的外交和外贸，侵犯越南的司法权。条约实质上否定了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变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

为了巩固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挽回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给越南带来的损失，曾纪泽从外交方面与法国侵略者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当纪泽获悉法国将派兵前往越南之际，立即照会法国外交部长，并向法国驻俄公使(当时纪泽尚在俄国议约)商犀声明“越南受封中国，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1881年9月中俄换约事毕，曾纪泽即赴巴黎，随后照会法国外交部，声明中国不承认1874年的越法条约。接着，曾纪泽会晤法国外交部长，直告之曰:“安南则边界毗接，痛痒相关，中国保护该国之心，直与保护内地省份无异”。又有照会宣称:“本大臣宣明本国之意，决不肯以东京归之法国也”。其后，曾纪泽还向法国新闻界公开表示:“越南系多年已有之旧国，又系中国属邦，法人忽欲灭之，中国岂能允许”。在此，曾纪泽已反复申明中国绝不会漠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力图恢复到1873年以前的形势。然而，法国欲以执行1874年越法条约为武器鲸吞越南、入侵中国。1883年6月21日，曾纪泽与茹费理会谈时，茹费理毫不掩饰地说:“法国只欲按照甲戍(1874年——引者)条约办理，并将越南归法保护”，同时又极力否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声称“中国所争上邦之权乃一虚事耳。”曾纪泽针锋相对，据理反驳，指出“越南久列藩封，天下共知。近年有事，中国屡次遣兵治乱，即为上邦保护属国之据。”在这次会谈中，法国欲按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建立对越南的“保护权”、吞并越南，曾纪泽则要按中越“宗藩关系”，“保存越南”、安静中国西南边疆。会谈没有结果，法国侵略者于是又大动干戈，1883年8月15日，法军进攻怀德，大战两天，被黑旗军击退。18日，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关于越南贡职照旧、通商不入滇境和保胜不开商埠的训令，以“全权商办越事大臣”的身份拟定六点方案，正式提交法国外交部，这六条是:

一、法国应勿损坏越南国邦基固有之势，并勿于壬戎(1862)、丁卯(1867)两年所占南圻六省之外另占地方。

二、越南为中国之属邦，其一切情形应仍照旧不改。

三、法兵近据东京地方宜退兵，商议某城开办通商、设领事，仿照中国各口通商之法办理。

四、红江许各国行船，应以屯鹤关暂作各国行船界限之处。

五、中国允许用其权势使红江便于通商，亦可免用兵以攻黑旗。

六、法国与越南所立新约，须向中国商议。

这六点方案，概括了曾纪泽对越南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方案的第一、三点，旨在阻止法国兼并越南中圻和北圻，尽可能地维护越南的领土和主权。第二、六点，是明确要求法国承认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以便中国帮助越南抵抗外来侵略。第四、五点，是要开放红河，保护黑旗，以粉碎法国借口“除盗通商”、控制红河的阴谋。整个方案的用意在于否认1874年的《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巩固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避免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和侵略中国西南的基地。

1883年11月17日，曾纪泽奉谕将总理衙门关于北宁、山西、兴化为中国军队防地，如果法军来侵犯，华军必定还击的照会递交给法国外交部，并严正声明:“中国既欲行上邦之权，又欲尽其上邦之责，并因越南国王谅切之请，是以中国国家如从前历次发兵故事，早经发兵入于东京境内。发兵之意，既以保持中国之权利，亦欲保越南属国之权利。……法欲藉保护之名，遽谋占夺越南土地，中国断不能容”!在此，曾纪泽正告法国政府，中国政府依据“宗藩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应越王之请求，已发兵北圻，保护中越两国的权利，如果法国侵占越南，中国绝不会袖手旁观，等闲视之。

中法战争全面爆发后，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惟重界、贡二事”的训令，拟定八条议和方案，这八条是:一、华允越交外邦。二、越与各国订约无碍于华者可允许。三、越照旧贡华。四、自谅山东某处至保胜下某处划线，依线划可分之界。五、华允派员议边界与商务。……

曾纪泽此八条，头三条坚持了中越“宗藩关系”，体现了中国对越南的传统政策，争取了中国上邦之权，同时否认了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茹费理拒绝了曾纪泽的八条方案，认为其“主要之点是承认了中国宗主权，……那么越王将仅能订立那些适於中国的条约!……那么也就是绝对而明白地否定了津约!”茹费理叫嚣:“现在必须结束谈判、开始行动，几天内即可有分晓”。

必须指出，中越两国的“宗藩关系”，尽管存在着封建王朝不平等的消极一面，但在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之前，它是中越两国友好团结的纽带，在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以后，它又成为法国鲸吞越南、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巨大障碍，成为中越两国共同抗法的依据。正因此，越南政府曾几度不顾法国的阻挠和威胁，要求中国行使宗主权和尽宗主国的义务，兴师援越抗法。例如，1883年法军攻陷越南南定后，越王向清廷求援，请中国速派陆海军赴越救援和按朝鲜例代越与各国订约通商，函称:“如蒙天朝体顾，不弃藩封，使下国得如高丽之赖以绥靖，且得与各国通商，日增利益，凡事资有公论，不至孤立，是下国之愿甚望”。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亦屡报驻越华军统帅，奉其国王明谕“和议系权宜之计，惟乞上国保护山西、北宁，勿遽撒防”。由此可知，无论法国侵略越南之前还是之后，越南都甘心情愿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所以，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极力维护“宗藩关系”，主张利用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援越抗法、保卫祖国边疆，是符合被压迫的中越两国和两个民 族的共同利益的。

诚然，由于“宗藩关系”毕竟含有不平等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侵略者依仗其船坚炮利先是迫使越南阮朝政府屈服，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和两次《顺化条约》，以致交出并烧毁中国皇帝授予的金玺和封册;继而法国侵略者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法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从而使中越“宗藩关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总之，法国侵略者终于，以军舰和大炮结束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中越“宗藩关系”，从此，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的南大门同时被叩开，曾纪泽数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三、曾纪泽援越抗法的方针

1881年9月，曾纪泽就致函总理衙门说:“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1882年11月李鸿章与法使宝海会谈越南问题并提出“越事三条”后，曾纪泽再次指出，要阻止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殊非口舌所能奏功”。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一系列援越抗法的方针，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曰实筹战备。曾纪泽力陈解决越南问题“乃视吾华应付处置之方何如耳，若我备预周祥，隐然示以不可犯之势，则法人语气虽硬，而侵伐之役，仍当缩手;若实事未经布置，但与外部往复争辩，在我虽据理辩胜，仍恐无济于事”。又说:法国“若见我认真筹备，非托空言，必仍缩手”。曾纪泽认定:“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1883年11月17日，英国总理各国事务承相问纪泽:“现法人有攻取北宁之势，中国倘致力不自守，将如之何?”曾纪泽毫不犹豫地回答:“惟有尽其所能竭力攻击而已”!仅据上述，足见曾纪泽反对徒托空言，主张认真备战，以实力阻止法国侵越，争取和局。

曾纪泽之所以主张“实筹战备”，是因为他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法国侵略者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曾纪泽认为:“法人之性，欺软伯硬，虽夸大而喜功，实操急而畏难，轻于发端，怠于持久”，“法财力亏，又多内顾，难遣二万兵赴越”。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可以相信，曾纪泽实筹战备、坚持以实力抗法的方针若能为清政府所采纳并付诸实践，并非没有可能打败法国侵略者。当时颇知中法双方情况的英人赫德就认为“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它会赢的”。

曾纪泽之所以主张“实筹战备”，还因为他清醒地看到越南问题的解决与整个中国边疆的安危息息相关。曾纪泽明确指出:“越南亡则边界处处可危，异日恐终不免铃战，则曷若先据形势而控扼之，纵使终归无济，而法人办此事，尚有寸寸节节阻难之势，则他国之生心于他处者较少矣”。又说:倘若轻意把越南让予法国，“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吾华永无自强之日”。中法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曾纪泽这些看法是有预见性的。

二曰联合越南。曾纪泽明确提出:“必须与越南息息相通，乃可以御外侮”，主张中越两国加强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增强抗法斗争力量。在外交方面，曾纪泽在1881年12月15日上报总理衙门的“筹越事七条”中，头两条谈的就是加强中越两国外交联络，例如越南除照例遣贡使之外，宜专派员长住京师，听侯分示，转报该国;令越南派员到中国驻法使馆，作为随员，以便两国政府统一口径，协调部署。在军事方面，曾纪泽提出的具体办法是:中国军队代越保守红江，“否则亦宜以力护助越南，保守该江”，中国水师巡戈越南近海，陆军赴越都援护。这就是主张两国军队密切配合，共御法夷。

三曰保护刘团。曾纪泽主张中国“明认刘永福守土之权”，即公开承认刘永福黑旗军的合法地位，使黑旗军免受法国驱逐。众所周知，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越南屡挫法军，成为抗击法军的生力军;黑旗军的大本营保胜成为法军夺取北圻、侵略中国不可逾越的障碍。茹费理毫不隐瞒地承认“目前无论有何办法，皆属空谈，有黑旗在，必不能施行也”。为此，法国力图消灭黑旗军，但曾纪泽坚决予以抵制。1883年9月18日，曾纪泽与茹费理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不能不关心他们(指黑旗军——引者)的命运”。同年12月19日曾、茹辩论时，茹费理声称法国“决意剿除”黑旗军，“直欲断绝根株而后已”，曾纪泽明确表态“不愿法国攻取”保胜，并谴责茹费理内阁的“残忍”。1884年2月9日，曾纪泽将上述节略报告总理衙门。光绪帝同意不允法国“剪刈”黑旗军的意见，并于《简明条约》签订前一个星期谕令李鸿章:“刘永福黑旗一军，屡挫法兵，为彼所恨，蓄志驱除，自在意中，岂可遂其所欲”。李鸿章在签订《简明条约》时于是不敢公开出卖黑旗军。曾纪泽保护黑旗军，也就保护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抗法武装力量。

四曰开放红江。曾纪泽在1881年冬提出的“筹越率七条”中就有一条:“宜劝越南慨然将红江开埠通商，……允与西洋各国贸易”。曾纪泽认为这是“御法之良策”。他说:“法人阴怀吞并越南之心，借通商红河为词，若吾华将开通富良通商各国之举，毅然引为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权，延各国之誉，而夺法人之口实。且猛虎临门，拒之不可，投一羊以斗众虎，未必非策之中者，纪泽持此论久矣”。曾纪泽把这一主张多次报告总理衙门，并取得原则上的同意。曾纪泽的红河通商说，旨在利用西方列强的力量来牵制法国侵略者，这虽谈不上是“御法之良策”，但毕竟是一种拒法方式。因为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原料基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为了争夺殖民地，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表现得异常激烈。因此，在当时法国的侵略已经咄咄逼人、形势危急的情况下，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同法国之间的矛盾，牵制和阻止法国侵略，应该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曾纪泽是中法越南交涉史上乃至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杰出外交家，是清政府中不可多得的爱国官员和抗法志士。他在与法国交涉中据理“侃侃力争”。他极力维护中越“宗藩关系”，提出援越抗法方针，促进了清政府的抗法斗争，表达了中越两国爱国官兵抗法卫国的强烈愿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他的外交斗争实践，打乱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计划，推迟了越南殖民地化的进程，维护了中国西南诸省的领土主权。总之，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纪泽不仅有功于中华民族，而且有功于越南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