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志士

伊犁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为打通进入中国腹地的通道，于1871年7月，乘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清政府忙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机，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清政府为收复伊犁地区，曾多次派出使臣与沙俄交涉，但均无结果。

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右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到圣彼得堡直接同俄国当局进行谈判。昏瞆无能的崇厚，被俄方的盛情款待和花言巧语所欺骗，竟于1879年10月搜自与沙俄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里瓦几亚条约》，不仅使沙俄获得了五百万卢布的赔款，而且得到了伊犁的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河谷一带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还取得重新调整喀什噶尔和塔尔巴哈台两地边界，以及通商、免税等一系列特权。这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遭到朝野的普遍反对，清政府被迫声明拒绝承认此约，并将崇厚革职拿问，同时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出使俄国，以“钦差大臣”的身分与俄方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

曾纪泽(1839—1890 )是曾国藩的长子，1878年袭其父侯爵。他受命之后，对谈判的各种情况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筹划，决定把谈判内容划分为界务、商务和偿款三部分，在谈判中争主弃次，趋重避轻，准备“从容辩论，纾与委蛇。”

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1880年8月4日，曾纪泽携随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俄京圣彼得堡。谈判开始，曾纪泽首先发言。他说:“本大臣此次奉朝廷之命，前来贵国，是与在座诸位商议改订上年崇厚所订之约、收回伊犁以及其他方面权利的。希望诸位予以支持。”

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听了曾纪泽的发言，就盛气凌人地宜称:“条约既已签订，如今只候照行，没有什么可商议的。”

曾纪泽当即指出:“凡各国订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施行，如所订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商议。”他取出清朝皇帝致俄国沙皇的国书，请吉尔斯代为转递。但是，吉尔斯又节外生枝，提出清政府不该在未经商改之前就将崇厚治罪。

面对吉尔斯的蛮横态度，曾纪泽不亢不卑地指出:“崇厚奉命出使，遇事不请示，违训越权，中国按律惩办，这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这与贵国有何相干?”对此，吉尔斯虽然无词可辩，但又在崇厚签字的不平等条约可否商改、中方谈判代表的资格等问题上进行刁难。曾纪泽均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把俄方代表驳得理屈词穷，只好同意请示沙皇，呈递国书。

在中俄商改条约的第一轮谈判结束后，沙皇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采纳吉尔斯等人的意见，派驻华公使布策赴北京与清政府举行会谈，以便“讨价还价”;同时，沙俄政府又令其海军舰队开往远东海面，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曾纪泽根据清政府的训令，与沙俄外交部再行交涉，迫使俄方召回布策，继续在圣彼得堡举行谈判。在后来的谈判中，曾纪泽本着“争一分则少一分之害”的原则，机智勇敢地在谈判桌上同沙俄代表进行斗争。

10月20日，俄方代表热梅尼与曾纪泽举行单独会谈。当热梅尼扬言沙皇政府准备用武力解决时，曾纪泽巧妙地回答道:“请代向沙皇陛下转达，伊犁暂不索取”。这就强调了伊犁是中国领土，揭露了沙俄妄图长期霸占伊犁的野心。在这轮谈判中，面对热梅尼的威胁和恫吓，曾纪泽义正词严地回击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余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

经过曾纪泽的斗争，俄方终于被迫同意将特克斯河流域的土地全部归还中国，并于1881年2月24日与俄方代表重新签订了一个《伊犁条约》。这个条约，当然还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使我国收回了伊犁九城这块长六百里、宽二百余里的领土，从“虎口”中索回了崇厚原约中被割让的伊犁以南长四百余里、宽二百余里的领土主权，伊犁与喀什噶尔、阿克苏城之间得以通行无阻。同时，还挽回了崇厚原约中塔、喀边界的大部分地界，在有关通商条文中也废除了沙俄在我国新疆地区的一些特权。

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除曾纪泽折冲樽俎的卓越外交才能外，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有利因素，诸如沙俄在俄土战争后的复杂国际背景;左宗棠在新疆的军事部署，以及我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情绪等等。但是，曾纪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的特定条件下，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