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爱国外交家。在他出使欧洲的七年间(1878—1885年)，除正常的外交活动外，还曾于1880—1881年与沙俄谈判，索还了被沙俄侵占达十年之久的我伊犁广大地区。中法战争中，他以公使身份，与法国政府进行唇枪舌剑的斗争，实践了他“待凭口舌巩山河”的誓言，不愧为一个爱国者。
一
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在中法战争中，曾纪泽兼驻英、法、俄三国大使，为了民族利益，竭尽全力对付法国侵略。中法战争是法国侵略越南，且将矛头指向我国而引起的一场侵华战争。1880年1月，当法国侵略者开始进犯越南时，曾纪泽即向法国政府提出询问。法外长答称法对北圻无野心。11月，法总统格列维又重申这一保证。此后，曾纪泽再次询问法国政府，法外长12月27日答复：法国已于1874年条约里承认了越南的完全独立。意为越南已脱离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此时，曾纪泽正在彼得堡与俄国交涉，他即会晤法驻俄公使商犀，指出：“法国依据1874年条约在安南实施保护权，我们只认为是一种利益，但是把东京合并于你们的交趾支那殖民地，将安南皇帝的权威以另外的一个权威代之，不仅有损于我们的利益，且必然引起冲突与纠纷。”同时指出:若中国允许法国吞并东京，“则将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在1881年3月以前，曾纪泽已多次指出中国不能漠视法国对越南的入侵。此后，他又向法国提出抗议，“岂非将二百年服属之境，唾手而让贵国乎”!但法国殖民主义者置中国公使的交涉、抗议于不顾，一意孤行，对越南北部的侵略有增无减。
曾纪泽从彼得堡到巴黎后，为法国在东京的侵略所激怒，好几次书面或口头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政府回答他的是无礼的态度，这使曾纪泽激愤不平。于是他向报界揭露法国政府的卑劣行径，“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1883年6月，他与记者的谈话激怒了法国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却要“请将其召回”。法国官员沙姆拉库在议院攻击诋毁曾纪泽的外交活动。英《泰晤士报》也说:“这种攻击在欧洲国家也许会认为是侮慢”。曾纪泽对沙姆拉库的诋毁攻击全然不顾，他认为“辱身即以辱国”，“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执政益有词以欺议院”。他始终没有屈服于强敌的压力。
由于法国侵略者蓄谋侵越已久，以至曾纪泽的外交努力无法制止法国侵略。法国当局扬言:“无论如何，在何种情况之下，均不容许中国的干涉”。认为“果实成熟了，采摘时候到了，如果不采，或是别人采去，或是这个国家分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不行动，就是愚妄”。一场侵占越南，从而进犯中国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已成为法国的国策。
二
法国议会于1883年5月16日通过了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远征北圻的决议。5月19日法军在纸桥大败后，即派遣大批海陆军东来，扩大战争。
曾纪泽为避免中法事态扩大，力图通过协商解决。1883年4月30日他邀俄出面斡旋，遭拒绝。7月2日邀英调停，回答是：“须等待一个机会。”9月初法军封锁越南各港口，给英商造成损失，英外长格兰维尔才表示愿意出面调停。9月11日，曾纪泽提出议和六条交格兰维尔。格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开始一种中国定然失败的战争，中国政府必将负担可怕的责任”。还说要想交涉成功，中国须有温和节制的态度，如果法国开大，它必然打到底，结果是清王朝和帝国都要灭亡。
9月26日，曾纪泽与茹费理会晤时，茹费理企图要曾纪泽说服清廷承认法国在越南已取得的利益，并说曾纪泽是认识法国和欧洲的。茹费理的所谓“认识法国和欧洲”，无非是说曾纪泽了解法国和欧洲的实力，妄图要中国在法国实力面前妥协让步。可是，曾纪泽说：“我或者认识欧洲，但我中国人，我定然更认识中国。”且说：“只有接到总衙对你们的备忘录的答复时，才晓得对于这事应该怎么办。”英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妄图牺牲中国利益以满足法国侵略者的要求，还多次对曾纪泽施加压力。但曾纪泽却表示：如果法国“攻占北宁，中国将可能想法使法国受害，并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方法，以达到此目的”。面对劲敌，他正气凛然，显示出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崇高品德！
法国在1883年12月攻陷山西后，举国无不夸士卒之勇，且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并扬言要中国赔款或占领中国的土地为抵押，简直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曾纪泽没有因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的吃败而气馁，更没有为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给侵略者的回敬是尖刻的嘲讽！他在给《德意志新闻》编辑部的一封信中指出：“此不过吓诈中国，使其任法人在东京为所欲为耳，中国不惧也。”“中国此时虽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失守师丹之故事也”。此信一经登出，有如一颗炸弹落在凡尔赛宫。法国统治阶级坐立不安，极为恼怒。认为曾纪泽对他们的威胁太大，便通过法舰伏尔他号舰长福录诺写一封密信给李鸿章，进行威胁，说什么法国“能于一月之期派兵三四万人前赴东京，能于一月之内派甲十余号，兵船一大队前来中国沿海布置，无论需饷若干，议院亦必议准。至于中国，既无饷款，又无练兵，海疆既有外战，各省必生内乱。”若要解决问题，“宜迅速将驻法使曾侯调开……曾侯一日不行调开，即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议此事”。李鸿章得此密信，如获至宝，乃立即建议朝廷：“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用兵船攻夺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到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他还主张将曾纪泽调开，并在奕欣面前诋毁曾纪泽。结果曾纪泽终被撤驻法公使之职，由李鸿章之亲信、驻德公使李凤苍兼任。
曾纪泽受到法国统治阶级中的战争狂的攻击，无所畏惧；遭到国内投降派的毁谤，清朝廷的贬斥打击，则无比愤慨。“自巴黎来英，意兴恶劣，手颤难于作字”，但“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
法国政府为了蒙蔽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替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常制造谣言，曾纪泽便“屡于英报驳法谣。”法军袭击马尾水师后，法国政府竟造谣说是罗星塔的中国官兵抢劫了洋人钱财，法军才予以攻击的。曾纪泽对这种卑劣的行径在英报上予以揭露和驳斥，并于9月13日献抗法之策，“可加厘金助饷，使各国暗受其弊，恶法生事；可借债，以关税作抵，使各国思保商务；可募中西民劫法商船；可募人赴华造水雷，可胜法；历来和再约，另订公允约；可力攻东亦；战努力，勿遽和”。在中法战事紧张之时，他每天或一天两次致电总理衙门。法军攻占基隆后，不断增兵中国。曾纪泽及时向清朝廷报告情况，且献谋曰：法军在“东京八千余兵，分防多处，我并力早剿之，较易”。1884年冬，法国多次扬言要进攻广州，曾纪泽即电告筹办广东军务的彭玉麟，要他加强在广州的防御。可见，曾纪泽即使在遭到清廷排斥打击时，仍然坚持反抗侵略的爱国立场。
1884年11月，曾纪泽再次被命为与法国驻英公使瓦定郭谈判的代表。他在谈判中始终坚持“可许者，开口即许，不可许者，始终不移”的原则。当法国军队在淡水被台湾军民打败后，清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于11月15日提出了强硬的八条草款交英外长格兰维尔转法国。但格兰维尔认为“这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提案”，拒不转变。曾纪泽便遵照总衙惟重“界”、“贡”二事的电旨，于11月26日另拟八条交格兰维尔。曾纪泽的八条有暗废《天津简明条约》之意，仅承认它在元旦前生效。而法国所要坚持的就是履行津约。瓦定敦反对曾纪泽提出的八条。茹费理也威胁说：“法国将永久占据台湾，中国的提案是荒谬的”。格兰维尔转告曾纪泽：法国拒绝条款，要求履行津约，并占据基隆。曾纪泽坚定地回答：“二者都是不可能的”。并表示“宁可辞职而不肯赞成批准津约或占据基隆，这不过是更坏的一种赔款”。尽管格兰维尔威胁曾纪泽，说中国的败局是必定无疑的，但曾纪泽仍无所动摇，致使格兰维尔的威胁徒然。无怪乎俄外长格尔斯不得不赞扬他“为惟出众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多可得之使才也”。
曾经泽在中法战争期间除同法国侵略者作不妥协的斗争外，还对名为“中立”的列强，特别是与法国“形则相忌，实则相资”的英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884年10月，法宣布封锁台湾西海岸。目的在阻挠中国大陆对台湾抗法军民的接济。沪、津两地的英国领事告知英商，准允法对英船的查禁。曾纪泽为此询问英国外交官庞士福“何故许法查禁”。马尾海战后，香港成了供法军修理船舶、购买军火、提供法军食用牛羊肉的基地。曾纪泽对此极为愤慨，于1885年1月30日与英外交官辩论，并警告英国不能再以香港为供应法军牛羊的基地，中国政府将向香港停止牛羊出口，“港将自窘，何能助人”？
在中法战争中，曾纪泽坚持爱国外交路线，与法国侵略者及其帮凶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无奈清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将与法谈判事宜交与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赫德的亲信金登干认为“只有在曾侯辞职后，直见如费理，才是合理而有益的”。在赫德的唆使下，清政府正式任命金登干为清廷的全权谈判代表。曾纪泽又一次被排斥在中法谈判之外。法国的侵略野心因此而得逞。
三
在中法战争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甚嚣尘上，故曾纪泽身居驻外使节，在与法国侵略者及其帮凶作不懈的斗争的同时，还要与国内投降派作斗争。他与投降派的主要分歧及其斗争表现在如下几个问题上。
一、对法侵越本质的看法。
法国侵占越南南方后，便多次进犯越南北部，且将矛头指向我国。对此，曾纪泽于1881年11月15日致总署总办筹越事七条，指出“法人觊觎越南已久。越南危，非中国之福。中国不宜稍存畛域之心，越南不宜自外生成之德；必须声气相通，谋猷不紊，乃得◇车唇齿之益”。以后又进一步指出：“越亡则强敌与我为邻，边境岂能安抚？且法果得越，势必进图滇南，以窥巴蜀，得寸思尺，我之防御愈难。”“假令法人抚有全越，生聚教训，兵饷有资，而有与我壤地相接，终必为国家大患，异日仍不免失和宣战，则将事倍而功半”。他在致李鸿章的信中指出：“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为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若让法得越，便是我“自撤藩篱”。曾纪泽的这些分析是无可置疑的。他指出了法国侵越的目的不仅在图越，而更在于图谋我国。
李鸿章却认为“中国如不管越事，则彼此无损和好，如欲视越为属国，无论明助、暗助，势必失和”。如果中法交战，而法国“正欲拓地立威，称雄西土，其藐视越南，岂肯甘心释手。况因愤添兵，亦无中止之理，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形空虚，似非两全之策”。在他看来，唯有听任法国侵占越南才是上策。郭嵩焘也认为“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于战，是无算也。”“彼之意在通商即以通商应之”。它未必谑犯云南。我国自西洋通商以来，沿海以达长江，开立口岸十四处，现在“蒙自一口，无关中国要害”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侵占我国的利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真是一派卖国贼的胡言乱语。
二、对法国侵略势力的估量。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曾纪泽久居巴黎，洞察其国情，目睹其统治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国内君民两党交讧。……商人以是耸其执政，执政以是愚其议绅，然而一二有识之土，未尝不于议院显斥其非”。“朋党相竞，政出多门，非各党固心，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之外”。他又对法国的财力细加考察，得出它“实非富裕”的结论。“劳师于数万里之外，筹兵筹饷，尤非容易”。这不能不给它以内顾之忧。再则，法国与列强各国处于矛盾重重的状态，“在西洋无一友邦。”与英争夺埃及尤烈。曾纪泽指出，列强各国为保护它们各自在华之利益，“英、德、俄、美已订私约，倘华法开仗，四国虽旁观不助，不许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许轻扰各埠”。这又不能不使它有所顾忌。内外交困的法国“骗软怕硬，虽夸大而喜功，实操急而畏难，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只要中国认真对付，是不足畏惧的。
李鸿章则为貌似强大的法国侵略者所吓倒，认为法国“罄其一国之人，可以为军，罄其一国之财，可以为饷”。中国却“水师尚未练成，遽难与西洋兵船决胜大洋。”“西洋各邦皆以数千年之战国，研究兵理，讲求利器，精益求精。中国风气初开，强弱不齐，未必各省皆有劲旅……中国兵燹水旱，闾阁困苦，财力殚竭”。依他之见，强敌临门，唯有投降。郭嵩焘也认为法国统治阶级内部团结一致，法国的扩张殖民政策是经过“议院议定，一国之臣民皆无异言”的，“皆国人公定之，无所谓参差。”他攻击曾纪泽只不过是“侈然言之”，其“意在规合时人之论，以求一日之名耳。”对法国只是“粗知其情势而已，无通知其本末者”。俨然他是个西洋通，其实他只不过看到了表面的法国，而对其“本末”未有真正的“通知”。
三、对抗法斗争前途的认识。
李鸿章认为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只不过是螳臂当车。法国将派兵舰北犯津沽，“南闯闽粤，对我声东击西，捣虚避实，以分我兵力，摇我人心”，这样沿海数万里必致顾此失彼，兵连祸结，防不胜防。“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战而不胜，则后日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视愈多，其后患不堪设想”。如此，中国只有听之任之，束手待毙。
曾纪泽则不然，认为中国“一战不胜而能复振”，“纵使一战不胜，仍可坚忍相持，彼必有不能敝我而先自敝之日”。“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我堂堂中华若“为彼所慑，遽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西方各国“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此次若未能克法，“况英俄诸强国乎？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他认为中国只要坚持持久战，定能击败法国侵略者。
四、对“战”与“和”的态度。
是以备战争和，还是以屈辱求和，这是曾纪泽与李鸿章的又一个根本分歧所在。曾纪泽于1881年9月就指出：“法国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应利用修订里瓦几亚条约后中国声望较前增长的机会，加强备战，且希望“全恃南北洋，闽粤诸公齐心合力，奋发有为”。备战可以守和，主张“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由于投降派的“惧战过甚，”使法国侵略者有恃无恐，得寸进尺，致中法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李鸿章等人惧怕法国，一味寄希望于屈膝和谈。1882年12月20日与法使宝海在上海订议。法人并未遵守协议，出兵北圻。曾纪泽对此极为愤怒，“其间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遂致不可收拾”。1883年5月清政府命李鸿章速赴广东誉办抗法事宜，他却抗命滞留上海。6月与脱利古在上海谈判。脱利古感到：“他的言词显然与曾侯不同”。“某种态度上和言词上的软弱，露出他的失意情绪，……他公然地责备曾侯”。曾纪泽尖锐地指出：中法交涉“每况愈下，始终误失三字，曰柔、曰忍、曰让。”且指出“若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
法国的野蛮侵略并未因李鸿章的妥协、让步而有收敛，且日益猖獗。曾纪泽指出:“若早采主战之言，◇不至有战祸。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之战祸，乃难免矣”。但李鸿章却说：“轻与法人决裂，则兵端既开，或致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结之势”。郭嵩焘也说：“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攻击曾纪泽的主战言论为“浮薄少年”的“高谈阔论”，是“欲恃语言纵横为制伏外夷之略”。认为曾纪泽“出使通好，于职司不当主战”。
李鸿章为法人的危言恫吓所吓倒。1884年4月，他接到福禄诺的密信后，迫不及待与侵略者握手言欢。5月11日与福禄诺订立《天津简明条约》，让法国侵略者大得其利。曾纪泽得知此情后，气得吐血。他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说：“所议之和约，侄愚未敢是耳。侄去年所争于法廷者，诚难如愿而偿，法廷所许于侄者，何难令其如言而践？吾华闻法不索兵费，遂将全越让之，且云中国南界亦由法人保护，后患何可胜言！……受骗至此，可胜浩叹。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不安；……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李鸿章的妥协并未满足侵略者的贪欲，条约墨迹未干，6月法国侵略军又向驻谅山的清军发动了攻击。8月又从海上向基隆、马尾发动更惨无人道的屠戮。李鸿章的卖国投降路线给人民带来重重灾难，人们纷纷上书，指责他“一味议和”而“议和是尽人所能之事。”咒骂他“张夷声势，恫◇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诚不知是何肺腑”。
清军夺得镇南关大捷后，正乘胜追击法军，李鸿章却叫嚷：“乘胜即收。”清廷急于议和，由金登干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在巴黎订立了停战协定。李鸿章的投降行径，又一次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人们斥责他是秦桧，是庸臣，以欲杀李为快，有人上奏“以杀李鸿章为言”冯子材电请张之洞上奏“诛议和之人”。清廷不顾人们对李鸿章的切齿痛恨，竟仍委任他为全权代表去与法国侵略者巴德诺在天津谈判，于6月9日订立《中法天津条约》。难怪法国对李如此欣赏：“他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他是最能给我们服务的”。
有人会问，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且收获谅山后，曾纪泽为何于8月30日致电朝廷“请乘胜议和”，这与李鸿章的“乘胜即收”又有什么两样？笔者认为：曾纪泽一贯反对的是有伤于国家威望的割地、赔款的议和，而此时法军已被清军打得惨败，落了个丢尸弃地、“人怯械竭”的下场，此时谈判，敌国怎能提出辱我国家民族的要求呢？这就是说曾纪泽的“议和”是建立在狠狠打出了敌人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屈服于敌人压力下的议和，是平等的议和而不是受辱的议和。再则，根据中国的国力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情况，中国是否应再坚持打下去已成问题，况且列强各国又是否以许中国彻底打败法国侵略者，这是不得不予考虑的。曾纪泽的“乘胜议和”与李鸿章的“乘胜即收”实有本质区别。
五、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
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与法侵略军鏖战沙场，多次打败法国侵略军，立下了卓著功勋，受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赞扬、褒赏，也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曾纪泽和左宗棠、彭玉麟等爱国志士一样，积极支持战斗抗法前线的黑旗军，主张“暗资刘记福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反对那种“让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的卖国主张。法国视黑旗军为眼中钉，必欲拔去而后快。要以“一般盗匪”“◇武力消灭”。李鸿章迎合侵略者的要求，恶毒攻击黑旗军。1883年夏他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刘永福率黑旗军反攻河内，大败法军，击毙李维业，法方举国大债，已添派铁甲◇及陆军三千前来，议院又通过增加军费，将图大举报复”。他把法国的大举增兵实行战争升级说成是刘永福激怒的，真是一派汉奸逻辑。他咒骂黑旗军：“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主张解散其部。他欲以黑旗军为“一冠”，或任法军用武力去消灭之。曾纪泽则不然，他在与法谈判中坚持即使在停战后也“要给黑旗军以生活和新的居住条件”。表明了他支持黑旗军的原则态度。
曾纪泽身为封建朝廷使者，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有他不足之处。例如，他对德国俾斯麦政府所玩弄的两面派手法认识不够，存在幻想。1883年7月他向德国表示：“中国政府只信赖德国。”他未看清德国政府所谓“支持”中国的后面所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勾当。
但是曾纪泽必竟是曾纪泽。他虽不是一位率兵鏖战沙场的指挥官，却是在另一战场——外交战线上，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战士。他的敌人，法国外交都政务司司长毕乐也本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很明白法国的思想情况……反对各种重要的让与，指出最可怕的仇敌”。因此，他绝非李鸿章、郭嵩焘所能伦比，岂能将他列入卖国的“买办外交家”行列中去？千秋功罪，自有评说。中国人民是不会亏待这位为民族办过好事的爱国外交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