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他1878年出使英、法，1880年又兼驻俄大臣，到1885年回国，前后凡8年。在列强凯觎、中华屡遭磨难的年代，曾纪泽在自己的外交岗位上以超人的才智相卓有成效的努力，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1880年为修改崇厚所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同沙俄代表的激烈辨论中，一身正气，据理力争，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反复较量，终于使俄国被迫让出已经得到的部分权利，于1881年2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为中国取得了“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赞扬。

中法战争期间，作为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对这场中外冲突的看法和主张，自然是研究者十分注意的。现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一般是把曾纪泽说成是当时清政府中主战派的代表。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把曾纪泽看成主战派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应该承认，对于中法争端曾纪泽确实发表了相当多的、公开的主战言论。曾纪泽清醒地看到，法国侵略越南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其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目的，“法人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因此中国决不能漠视越南的亡国，必须回击法国的侵略，要“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基于这种认识，在同法国外交部交涉过程中，曾纪泽反复申明中国反对侵略的立场，警告法国不要轻举妄动。1883年11月曾纪泽在致法国外交部照会中指出:如果法国“于中国兵丁所戍之国敢于相攻，是法国自欲失和也。盖中国既有兵戍守，法兵往攻，自必与之交战”，并告诫法国，“缘我两国设或交兵，于万国均育未便，请贵大巨细心察夺”。同时曾纪泽还多次向清政府指明中法争端的严重性，认为这是关系中国能否自强的大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内乱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诸强国乎?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

那么，是不是根据上述言论就可以认为曾纪泽是主战派呢?我以为是不能的。

1884年3月曾纪泽在二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法越一案，弟虽屡进曲突徙薪之策，然内审国势，外度敌情，实未敢侥幸生事，存孤注一掷之心。传闻异词，乃有李主和、曾主战之说。夫纪泽所谓备战者，特欲吾华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即使终归无济，而法人办理此事，尚有寸寸节节阻难之势，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致接踵而起:此区区之苦衷也。至于不欲启衅之心，未始不与合肥(李鸿章)同也。”此外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或谓办理法越一事，钧意与鄙见不谐。为此言者，不独不足以仰窥贤哲，抑浅之乎量某突。中堂任重钧衡，智周全局，综计各省兵勇训练未成，骤遇劲敌，尚无把握，是以不欲轻启衅端。此老成持重之见，宗臣谋国，从古如此。某前欲实力备战以保和局，至于不欲启衅之心，未始不同。”还有给邵友濂的信中也说：“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为主和之党，纪泽为主战之党；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隐微。夫主战与主和，语虽不同，意岂有异？”

由此可见，曾纪泽并没有把自己说成是主战派。既然曾纪泽自认为是主和派，可为什么发表了那么多主战言论呢?

据拙见，曾纪泽持主和观点的基本出发点对当时世界局势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积弱不振，西方各国恃强而逼的险恶国际环境中维护清朝的统治，一定要慎重处理对外纠纷，尽量避免与列强决裂，这将可以使中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争取时间进行国防建设，以求将来逐步收回权利。这一点实际上同洋务派主张“隐图自强”的思想是一致的。曾纪泽反对某些士大夫不顾实际情况，不查利害关系而盲目对外主战的倾向。例如1878年出使英、法前，两宫太后召见时曾纪泽就说过：“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另一方面，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力保和局，可也不能无原则地退让，不能事事姑息迁就列强的无理要求，因为那样做不但不能达到息事宁人之目的，反而会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养痈遗患，使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害。所以必须利用一切有效斗争方式，尽可能地维护中华的利益，挫败列强的阴谋。从这点看，人们不难发现曾纪泽的主战言论只是外交斗争的一种策略。他的真实思想是:“阴为主和，阳为备战”。主和是出发点，主战则是为了造成一种声势以迷惑敌人。

在对中法战争的看法上，曾纪泽首先认识到，在经受普法战争中失败的严重挫折后，法国谋求逞凶于远东之心由来已久，中国与之抗衡会有许多困难；再说其他列强难免要推波助澜、趁火打劫，所以不应轻言主战。1883年他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吾华兵力不足御敌，既无把握，则虽欲不让而不得。”但另一方面曾纪泽也看到了法国的许多弱点，法国“国内而君、民两党交讧，外与德、意、奥三国不和，吋虞强邻之窥伺，……近乃存行险侥幸之心，希冀毋庸多费兵饷，可底于成”。“法人财力实非富裕，又与意、德两国不和，常怀内顾之优”，法国出兵越南确有“先张声势”，“恫喝以尝我”之意图。这就是说，曾纪泽已经看透了法国虽然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有许多破绽，法国的侵略野心是与中国抵抗的决心成反比的。因此曾纪泽坚决主张以强硬外交对付法国的挑衅，而决不能过于示弱。他说:“此时而出以含容，彼族必且益肆其志，……惟有经武整军，懔然有不可犯之势，彼或心怀震叠，潜遏乱萌。”又说:“我若姑容，彼今年必取东京，亦难长保和局”，“然彼若见我认真筹备，非讬空言，必仍缩手”。必须做到“外示和平，内存准备，使彼暗窥事势，相喻于不言，则不必血刃而其气自沮矣”。由此不难看出，在中法战争中曾纪泽的主战言论确是出于外交斗争策略的考虑，他思想的本质方画是主和的。因此他才说自己的主战与李鸿章的主和“语虽不同，意岂有异”。

在当时，持此种思想的并不只曾纪泽一人。如薛福成就认为:“为今之计，莫如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此和战二事虚实相济之妙诀也”。

为了印证曾纪泽的“阴和阳战”的思想，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伊犁交涉时的情况。当时的沙俄不但在陆上陈设重兵，也派出舰只游弋中国沿海，摆出以势压人的架式。曾纪泽对此十分清楚，“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为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也”。因此他反对轻率言战。但他也认识到，“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军事上进行一定准备的情况下，利用外交手段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了这样的认识，曾纪泽就能在谈判中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既坚持原则性，又适当运用灵活性，使俄国代表束手无策。例如当俄国代表索取兵费，并以战争相威胁时，曾纪泽有力地反击说:“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波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这真称得起大智大勇。正是凭着这种特有的胆识，曾纪泽才能力挫强敌，折冲樽俎，取得收回伊犁的重大外交胜利。难怪曾纪泽的谈判对手、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说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

最后，再来看看曾纪泽对中法战争后期的“乘胜即收”是什么态度。“乘胜即收”是人们对请政府及李鸿章责难最多的问题，认为这是典型的妥协卖国行为。但是人们却不多注意曾纪泽也是赞成“乘胜即收”的。

1885年3月30日(谅山大捷的次日、茹费理内阁辞职的当天)，曾纪泽致电清政府明确表示:“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当然尽管曾纪泽赞成“乘胜即收”，但他毕竟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他告诫清政府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急于求和的怯战心理，避免在外交上陷于被动。3月30日当夭，上面提到的电报刚刚发出，曾纪泽又致电清政府:“顷电请乘胜议和，到否?

未和之前，仍宜催进兵。……泽意法仅丢谅山，与多丢数处，其羞怒且怯同，我既得而酌让，则和较易。”这说明曾纪泽既赞成“乘胜即收”尤其希望在有利的条件下收，而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收。

综上所述，可知:中法战争中曾纪泽并不是主战派，他思想的根本方面是主和的，他发表的许多强硬主战的言论只不过出于外交斗争策略的需要。而恰恰是这后一点，便体现出了曾纪泽高于同侪的、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