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中国,时局危机,文化衰微,无不刺激着近代中国人对新旧中西的探讨。而对中西的探讨往往被置换为新旧。陈三立在《刘镐仲文集序》中说:“二十年之间,屡遘大变,海宇骚然,而邪说诡行,摧坏人纪,至有为剖判以来所未睹。”“海宇骚然”、“邪说诡行”,其中不乏新旧之争。在时局危机下,开新与守旧的讨论都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忧患,其间的分界未必没有一点同一。然而,随着义宁父子在湖南改革的深入,新与旧已经由论争而角◇,并在角◇中牵引杀机而越走越远,不复能以语言文字相沟通,积久的新旧之争因之而在激化中达到了高峰。

在这场新旧之争中,陈三立坚持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在政治上,戊戍变法失败,导致他对这一政治运动进行反省,逐渐由维新转向保守,强调历史在变动中的延续性和渐进性。而在文化上,通过对辛亥革命之后文化现状的反思,对新学提出了质疑与批评,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柢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正如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说》中所云:“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者。”又云“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也即从表面上看,复古守旧和出新对立,但实际上,复古是出新的手段,要想出新,正在于“淬厉其所本有”。事实上。陈三立虽持保守思想,但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而在调和传统与现代方面有过努力,而这一点在诗歌上表现尤为突出。

作为“同光体”诗人,陈三立政治、文化上的新旧观,必然会体现在诗歌实践中。但是目前学界惟以旧诗为散原一生之成就。刘纳在《陈三立•评传•作品选》中以诗性的语言写道:“悲哀溃决了,就在‘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的哀毁逾垣的痛苦中,走出了一个才情盖世的诗人。”又说:“经历了奇祸巨变,无奈地体认了自己在现实政治面前的挫败之后,陈三立终于在无数前辈文人的遥遥引导下,按照既定的固有思路退入‘诗’这个逃避薮。他所拥有的只剩下诗了。”刘纳揭示了陈三立政治与诗歌之间的联系。说得明白些,则是诗人政治、文化上的新旧观,在诗歌中必有充分的显现。就诗歌本身而言,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也发生了内容上的嬗变,对诗歌新旧文学特色的分析,也为政治、文化上新旧观之实证。刘纳在精彩分析诗人政治思想与诗歌特色之后,却令人遗憾地得出:“作为‘代表旧文学’的最后一位古典诗人,陈三立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将陈三立的诗歌成就仅限于旧诗,完全隔裂了陈三立与新文学之联系,这种决对化的二分模式,是不可取的。

以旧文学圈定散原,并非始于刘纳。在此之前,张慧剑于《辰子说林•四公子之结局》条中说:“先生一生成就为旧诗,旧诗在文艺领域中封疆太仄,且远离一般社会生活,自不能如托氏(托尔斯泰)作品之发生广大效力。第吾谓两人有似处者,则节取其一点,先生亦为一浓厚之人道主义者。其诗中满含悲悯之旨,惜其陈义过高,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所评甚当,惟以旧诗为散原一生之成就,颇代表了当时至今人们的看法,失之太窄。

散原之旧诗成就,论者甚多,不须缀述。然其在新旧转型时代,其与新派诗人之交往史实,诗歌对新文学之识见与导引,则甚少受人关注,此不容不说。因为其间识见,恰可以补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史实之缺,也可凸显陈三立在文学上之新旧观,并与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新旧观相参证。

陈三立对新文学的自然接受,与其他新文学者取向路径相同。晚清民初,崇尚新文学者皆经过摹仿龚自珍之一时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散原秉家学,少掇高科,忧怀天下,志在用世。自然亲近龚氏之忧心天下之学。他早年的诗歌对定庵有所取法。龚鹏程在细考其诗后说:“世谓散原早学定庵,晚则◇去,或云在湖南时,渍润于湘绮老人甚深,颇致力于三唐六朝。细考其诗，当非虚语，特不易检点少作，一一指证耳。”三立早年作有《七竹居诗》等，今已不知所终。然我们由三立之“志在用世”，且“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的自叙可知，其思想之趋新、反叛意识由来已久，实与龚氏有暗合之处。龚氏为“今文学之健者”，且“龚魏之时，清政既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考证之学，本非其所好也，而因众所共习，则亦能之。能之而颇欲用治经学者则有以异。……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陈三立所处时代与之同，况且学通古今，既笃于旧，亦谙于新，兼有少年志气，以经术作政论，也是秉承家学中叶水心、陈同甫之风，故亲近龚氏今文学，亦为当然。龚鹏程故此接着说：“石遗又云晚清有樊谢、定庵两派。樊谢之派，喜用冷癖故实，而出笔不广，如袁昶属于此。定庵之派，丽而不质，谐而不流，如黄遵宪、樊增祥、易顺鼎等属之。此亦误说。袁爽秋《渐西村舍集》与陈散原同遭南皮讥为江西魔派，似不尽属厉太鸿故步，唯喜用冷僻典故相似耳。至于定庵之派，沾溉岂仅在樊易诸君乎？吴宓雨憎《馀生随笔》云：‘自光绪中叶以来，定庵诗遽大著于世。儿时当庚子之前，所过亲友家，人稍称新党者，案头莫不有定庵集’，后南社言革命者无不祖述定庵，即散原亦有所取之，石遗之说隘矣。”龚鹏程由吴宓《馀生随笔》析出散原诗风多变，不限于樊谢一派，且取法定庵，揭示散原早年诗学之源头。而散原后来转向江西诗派，大概也与梁启超相似，是“厌其浅薄”有关。由龚氏入转又从其出，非定庵可比。新学派以定庵为学鹄，尚未以“定庵”浅薄为戒，只知其入，不知其出，较散原稍有未及之处。

散原不仅与新学派一样，曾取径定庵。而且，其与新学派代表人物严复、黄遵宪等也有深厚之友谊，新派诗人也从散原诗论中汲取养料，只是诗风、功力的差异悬殊，而面貌各异。学兼新旧的严复曾称赞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治旧学”而能“躬行实践”，虽“具新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而陈三立对于严复译介西学、变革风气之功也一直深表称许。时代交替，新旧嬗变之际，旧学、新知之间，到底有没有“合一炉而治之”之可能？新旧之间，难道真的只有生死之争，而永无合巹之日吗？陈三立与新学派代表人物共同检讨这一特定时代的课题。

陈三立对新学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与“诗界革命”派黄遵宪诗歌唱酬之中。而诗界革命派以黄遵宪影响尤大。龚鹏程说：

诗至同光为一大变，其变以湘绮之复古始，终则必为黄公度、谭嗣同等之诗界维新与革命，即公度本人，亦以复古而至于革命也。然当时言诗界革命三杰，初不数公度，盖公度言诗之改革，时在返归嘉应以后，远较谭嗣同、蒋观云、夏曾祐为晚。谭夏蒋三氏皆公羊者，章炳麟《自订年谱》尝云：“廿四岁与穗卿交。穗卿时张公羊、齐诗之说。”穗卿即夏曾祐也，所谓新诗，自彼发之，而谭嗣同附和最力。然谭嗣同《莽苍苍斋诗》二卷，题为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则其所谓新学之诗，面目如何终不得而知。仅有《金陵听法诗》，不载集中，或可见其端倪，其末数语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大地山川令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喀私德既caset，指印度种姓制度；巴力门即parliament，指英国议院。此非佳作，尤非坦途，夫人人知之，然固有以见其求新求变之意也。

龚鹏程此论，展示出新诗之发展流变，见出新诗史学源头，但其中尚有几点尚待说明：其一，“诗至同光为一大变，其变以湘绮复古始，终则必为黄公度。”他认为同光以前很多诗作，多为“一己之哀感”，或“某氏之穷通”，到同光时代则发生改变，“若同光则不然，诗非一己之哀感，乃时代之写照，国家之不幸，赋到沧桑，亦非某氏之穷通，抒怀感愤，实有理想与办法指寓其间，更非空为大言者。故诗至同光为一大变，犹时自唐代中叶至道咸，道咸以后亦为一大变也。”王湘绮以复古求新变，同黄公度以复古求解放，皆对诗歌作“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之努力，是一脉相连的。故新诗在源头上，本有旧学的影子，并非完全脱离旧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与旧本是诗歌革新之手段，不是目的。而南社后来发展新旧为对立之二极，以“新”为目的，故在诗道正统学人看来，新与旧自会消亡于不屑论争之史实，手段也不可能成为价值本身。其二，“诗界革命三杰，初不数公度”。因为公度诗之晚出。此论与梁启超说法相左，也与吴宓诗论相出入。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说：“昔深任公（见《饮冰室诗话》）尝推（一）黄公度（讳遵宪，广东嘉应人）、二（夏穗卿（名曾熇，浙江钱塘县人）、（三）蒋观云（名智由，浙江诸暨县人）为诗界三杰。细按之，蒋君殊平庸，夏君之史学家，惟黄公度可当此名。实则黄公度乃近世第一诗人。”龚、吴两人对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相反实相成之，一方面说明黄遵宪与夏曾熇、蒋观云诗歌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也说明诗界革命的主张在发展过程中有其新变，其起始阶段的激进与“硬语生套”得到很大的完善，黄遵宪在其中功不可没。当然，黄遵宪对新诗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但仍存在“硬语生套”的缺点，故龚氏有黄遵宪“尚不知诗”的极端化嘲讽。

龚鹏程论新诗源流发展，有其创发之功，但对黄遵宪的论述有失公正，将之与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比较，前者缺少了同情之了解，此暂不作论。就陈三立与黄遵宪之交往考证来看，黄遵宪对新诗的贡献，实得力于陈三立的帮助。综贯陈三立诗文，没有专论新诗的著作，其对新诗的引导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黄遵宪诗歌创作的影响上。

陈、黄之交往主要集中在戊戌变法前后，两人同为客家人氏，更兼共同的维新志向，使两人相识相重。陈三立曾欣然为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稿本卷五至卷八作跋云：

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乙未四月，义宁陈三立加墨讫敬识。

又曰：

奇篇巨制，美在此册。较前数卷自益有进。中国有异人，姑于诗事求之。乙未四月十四日，三立再识。

从陈三立所题诗跋看，相互都已慕名，并互为推崇。黄得陈之高度评价以后，也特别高兴与自负，曾将诗稿呈送三立姻亲范当世评阅，并示以陈三立评语，曰：“蔑以加矣，子欲颂难矣！”

可见黄遵宪对陈三立诗论之遵崇，也不讳言愿学散原。光绪21年（1895）闰五月，陈三立同乡文廷式乞假出都，回籍修墓，路经江宁，黄遵宪在钟山宴请。作《闰月饮集钟山送文芸阁学士假归兼怀陈伯严吏部三立》诗云：“泼海红霞照我杯，江山如此故雄哉，马蹄蹴跳西江水，相约扶桑濯足来。”诗用《景德传灯录》六祖语马祖事，钦服之忱，亦可略观。本年九月，黄遵宪往上海，晤陈三立，作《上海喜晤陈伯严》，有“横流何处安身好？从子商量抱膝吟”句，流露出相见的欢欣和推崇之意。同年，陈三立也有《赠黄公度》一首“千年治乱余今日，四海苍茫到异人。欲挈颓流还孔墨，可怜此意在埃尘。劳劳歌哭昏连晓，天回地动一沾巾。”其中，“欲挈颓流”句，是对诗人以复古求解放之理想的肯定，兼有对老友担忧、劝戒之意。陈三立在1895年为《人境庐诗草》作跋时，自然读了黄遵宪于1891年作客伦敦时所作的《人境庐诗草自序》，对其诗学理想了然于胸：

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二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这里，黄遵宪指出了古典诗歌遗产可以继承的经验，提出了创新的主张。陈三立对此持肯定态度，点出其“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复古求解放”的开创之功。但毫无疑问，陈三立对黄遵宪不是没有批评的。他一方面肯定其在新意境（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新风格（风格浑转）上的创变之功，另一方面，他又婉转地指出“较前数卷自益有进”，以褒衬贬，意在指出前数篇只是运用新材料、新名词入诗，有明而未融之缺憾。此与钱仲联笺注相印证，钱仲联在对黄诗作分散研究时指出：“第一时期，虽然已经提出了‘别创诗界’的主张，但所作跟过去时代的旧体诗没有多大差别。”而“第三、第四时期，艺术上更加臻于成熟之境，作品以感慨时事为主要内容，这时期有意识地选择了前一时期的现实题材用新的风格、技巧，补写了不少重要作品。”而这其中，陈三立的帮助是不可少的，只是现在很难找到代表新旧的两位诗人在当时的讨论的材料。但是，黄遵宪作于光绪25年（1899）的《己亥怀人诗》仍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佐证。其中第九首即是怀念陈三立，诗云：“文如腹中所欲语，诗是别后相思资。三戴心头不曾去，有人白皙好须眉。”赞扬陈三立的诗文与人格风度，其中不无对陈三立曾在新诗创作上的帮助表示感激之意，而陈三立的帮助，多为解决新名词、新材料与旧格律“明而未融”的问题，黄遵宪前后诗歌创作的变化也说明陈、黄共同开拓新诗之功。

今日的人们都不以新诗说陈三立，忽视其与新诗之联系，也有其历史之因子。最初说陈三立诗中不用新异语的是梁启超，后人不察实际，多受梁启超论断影响。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釀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并有诗作《广诗中八贤歌•陈伯严》曰：“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啮墨咽泪常苦辛，竞作神州袖手人。”此诗论与诗作一经流传，已成定论，从而断定了陈三立诗歌与新诗毫无干系，陈诗也仅限于旧诗辞藻格律的“陈语翻新”，而无时代新变气息。张慧剑、刘纳等也受其影响，只以旧诗作散原一生成就，完全隔离其在诗歌新旧转型中的作用。

陈三立虽然没有如黄遵宪一样，提出以“新材料人旧格律”的主张，但对新诗、新名词入诗等理论问题，也多有关注。其对新诗的见解，见于《与廖树蘅书》中：“新诗鲜秀名贵，不独无豆腐气，亦无矿苗气，退之所谓天葩吐奇芬，庶为得之。”这里的新诗虽非“五四”时所说的“新诗”，但其论“新诗”要求“无豆腐气”、“无矿苗气”，则是与“五四”后新诗理论主张有一脉相承之处；则诗要表达自家意思，要自成一家之言，不必以新旧限之。

其实，陈三立受西方与时代潮流的影响，其《散原精舍诗集》中，也有大量新名词入诗。如“洲显椭圆形”、“希腊竺乾（即印度）应和多”、“传贤贸君权”、“人权公例可灌输”、“教育在厘正”、“抚汝支那病”、“手摘海王星”“主义侈帝国，人权拟天赋”、“今代汽船业”等等，故龚鹏程不以“诗道新旧”为散原与“诗界革命”之别。他说：

诗家搜罗物象，本无之而不可，所谓牛溲马勃，尽成雅言，岂有新材料旧材料之说？自妄人不知谁何者，揭出此义，世遂哄哄，若诗果不宜于用新名词，果不能写当时事；偶或用之，则以为以新材料入旧体制，如于山水画中著一飞机轮船者然。于是为马远夏珪四王八大，竟只能为马夏四王八大，不可于其中入一今时衣冠人物矣。于是为唐为宋为汉魏六朝，遂只能为唐宋六朝，不得于其间著一时代语言事类臭。此敝自明人好用古官名地名始，以为用唐以下名物为不雅。夫雅俗自有品格，岂著一古人衣冠即以为雅耶？唐宋人写秋千写玻璃，又岂非当时事物耶？公度“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云云，盖即针切此敝而发。然以此为宗旨，亦不免为矫枉过正之谈，若教原敬观等，则依仁义行，非行仁义，不揭此为标榜也。……而散原《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佺聊书其后》云：“悲哉天化之历史，虱子穹宙宁避此！图腾递入军国旗，三世低昴互表里。我有圣人传作尸，功成者退恶可欺？蜕形范影视◇锤，持向神州呼吁之。”《次韵答黄小鲁观察见赠》云：“别髯逾一纪，只如隔旦暮。依然蛛丝窗，茶鼎药炉驻。抵几摅衷曲，持之或有故。穷老尽气力，笑致悠悠誉。孰怜耽荣华，转以废百务！圣父见道真，涂泽乃皮传。髯传濂学说，宁无为此惧？方今六合外，未可寻常谕：主义侈帝国，人权拟于赋。懵腾酒杯间，姑就哦断句。沈沈万鼓乱，渺渺寸心赴，江南黄蔑舫，幸髯有所遇。”言天演论军国主义等，更无所难。感春五首，尤为公度所自出。特公度以此为标榜，且明而未融，世遂变产以此见公度；散原则取秫为酒，读者未易觉察。任公且云散原不用新异，语，而◇深俊微，不独异于古人，亦与时流异。（《饮冰宣诗话》）实则散原非不用新异语，用之妥贴，人不以为新异耳。

可见，新材料与旧材料，并非是诗歌好坏的标准。用好新材料也可以达到旧诗“雅驯”、“兴寄”之义。关键在于是否“依仁义行”，能否以意驭词，词尽意达。相反，尽管诗中用了新材料、新名词，若“明而未融”，却是以词害意，反不及旧名词之古雅精炼。钱钟书《谈艺录》中尝讥公度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不能如严复、王静安之深刻，也是针对此点而言，就此看来，陈三立对诗道之新旧，有其独立之思考，笃于新而不忘其旧，“淬厉其所本有”，从而引导新诗在创作上达到“文从字顺”。陈三立曾在《顾印伯诗集序》中称赞顾诗“务约旨敛气，洗汰常语，一归于新燬密栗，综贯故实，色采丰缛，中藏余味孤韵，别成其体，诚有如退之所谓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这是陈三立少有的论诗观点，主旨在于肯定诗歌的独创精神。然而，独创精神不是简单地移用新名词、新材料，而且要寻求其中“余味孤韵”，而新名词、新材料较之中国几千年流传之故实，显得单薄而缺少韵味，故为陈三立所不喜。陈三立以新名词入诗，其诗多在前期诗集中，以后（包括续集卷上、中、下）就很少再用新名词，转而完全向中国传统文化借创作动力，原有的西学影响似乎消失了，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结语

陈三立之新旧观，在政治、文化、诗歌上都表现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特征：对于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其稳健的观念和意识。对于传统，陈三立有着强烈的依恋感，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柢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强调变动中的历史延续性。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从而表现出近代理性区分意识。

他对“新文学（诗）”的崛起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新文学（诗）”的主观意图。相反，他对“新文学（诗）”的发展给予积极的引导。在新诗与旧诗的结合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对于黄遵宪诗歌中以新名词、新材料入旧体制，给出中肯的建议。如何让新名词、新材料与旧体诗形式相融合，开拓新意境，他作了积极的尝试。其成功的经验，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典范，对新文学在形式、内容上的革命新在开创之功。而他本人更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倾向于宋诗学的人文深趣，更沉潜于旧诗中发掘传统文化的活力。既笃于旧，又谙于新，且“新从其新，旧从其旧”，表现出宽容的理性精神。无可否认，其文化保守主义的新旧观，与“五四”以后的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新世纪最有魅力的人文思想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