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影响最大的诗派是同光体。郑孝胥与陈三立均是同光体代表人物，一为闽派首领，一为赣派首领。杨声昭《读散原诗漫记》云：“光宣诗坛，首称陈、郑。海藏(郑孝胥之号)向称简淡劲峭，自是高手。若论奥博精深，伟大结实，要以散原为最也”。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云：“君(指陈三立)与海藏一时有‘郑陈’之目，海内论东南坛坫者，辄首及两公。”在政界中，两人均为戊戌维新党人，但戊戌政变后，两人的道路渐趋不同：陈三立被革职后，不再出仕，鄙视利禄，虽亦参与一些文化活动，但主要精力在锐志为诗。而郑孝胥始终未改功名之心。入民国后，两人时合时离，最终道不同不相与谋。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陈三立以绝食殉国的义举，表达了他对日寇侵华的无声抗议。而郑孝胥辅弼溥仪小朝廷，从北平出奔天津，后潜往东北，投靠日寇，成为人们所不齿的大汉奸。今试述郑、陈之交游及其思想境界与个性的不同，或有助于考察同光体诗派的形成。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一字太夷，别号海藏，又号苏庵，闽侯人。光绪八年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后，耻为下僚，遂离职，改以同知发往江苏。后为驻日本神户领事。光绪十九年(1893)，湖广总督张之洞(号南皮)急欲革新政治，闻郑孝胥名，招入其幕府，详询日本如何富强之因，郑有《纪对南皮尚书语》诗纪其事。张之洞上疏称其才可大用，得旨赏道员。佐张之洞，百政无不参预，军事亦参赞机密。其诗颇获张之洞高度赞许，《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三记道：“南皮极称余诗沉雄宕逸，簿书旁午中而不损其高雅之趣，此为无匹也”；“子之才笼罩一切，无施不可。”《海藏楼杂诗》其十九也记述张之洞的赏识：“公常称我诗，谓非世士能。江湖虽浩荡，隐愧知己情。”郑孝胥积极参预维新活动，即便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虽时仕时隐，但在官场未触大的霉头，精力健旺，不仅从政，且练军、率军打仗，还从事过兴办汉粤川、锦朝铁路、葫芦岛开埠等实业工程。在思想上始终抱有鲁戈挽日之想，在政坛上为新派人士所瞩目，亦有人视为功名之士。

陈三立(1853一l937)，字伯严，号散原，是一个具有因时达变思想的维新英才，有深重忧患意识、秉具独立直行操守的志士。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分发吏部主事，辞职南下，在江宁布政司署瞻园一次宴会上得识代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此年十一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创办两湖书院，一时四方文士广集武昌幕府，易顺鼎、陈衍被张之洞聘请分教两湖经史文课，梁鼎芬被聘主持广雅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初，陈宝箴赴湖北任按察使。光绪十七年(1891)夏，陈三立亦赴武昌，常为张之洞座上宾，蒙其赏识，一度也聘为书院都讲，为两湖书院校阅考卷。但陈三立与张之洞论诗不合，对张之洞治政方略也有看法，如其《抱冰宫保七十赐寿诗》中说：“公亦有所短，以拙守道常。人皆攘臂趋，退审敛锐芒。又或慑诟议，挺挺躬自当。”后来其父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陈三立也往湖南助其父推行新法。戊戌政变后他与父亲同被革职，无奈而作“神州袖手人”。他以旁观者清的头脑，批判清朝政治的黑暗，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尽管他那富国强民的模式一次又一次被轰毁，但他始终不放弃其所谓道义责任，一度积极参予东南自保活动，投身家乡南浔铁路建设中。

张之洞以达官显宦论诗，主张以唐意入宋格，称为“唐宋派”。他在武昌，招众多文人入其幕府，其中梁鼎芬、顾印愚、樊增祥、易顺鼎都受张之洞影响，后来形成中晚唐诗派，但偏偏有陈衍、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等人论诗作诗未随从他的口味，而是以宗宋诗为主。当时沈曾植、陈衍、郑孝胥三人在武昌频繁交往，并谈到同光体之涵义。此期问，陈三立已到湖南助其父陈宝箴推行新政，未参与讨论。郑孝胥久闻陈三立之名，但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初八日在江宁公署，才读到梁鼎芬向他出示的《庐山诗录》，此集中以陈三立与易实甫的诗居多。

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三立自南昌西山移居江宁(南京)。此期间，郑孝胥往武昌，为张之洞筹划保全东南半壁之策。光绪二十八年，郑自武昌来江宁，两人第一次见面，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当时江宁有达官显宦子弟顾云(字子朋，号石公)常在金陵西门内盔山麓龙蟠里其园宅宴请众人，两人见面愈加频繁。《郑孝胥日记》中记有他们互相心折推服之语，如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七《日记》云：“爱苍(沈瑜庆)示陈伯严题余诗七律一首，陈(三立)柬爱苍云：‘苏堪诗，真后山(陈师道)复生也。’”此年陈三立还有《夜读郑苏庵同年新刊海藏楼诗卷》诗云：“花时月夜放觥船，每过濠堂一惘然。安稳溪山人竟去，低垂藤竹晚犹妍。新吟掩抑能盟我，此士浮沉莫问天。便欲埋头听鼠啮，残灯尘几不知年。”诗题中所说的同年，是因他们同一年中举。此时郑在江宁建宅，名“濠堂”，首联“每过濠堂”，可见过从较多。“新吟”句即说他们以新作交流而相契为友。“此士”句赞郑在仕途上不计沉浮。但其实陈三立是以己心忖度郑孝胥。郑孝胥在政坛上还企图有所作为，即便短暂隐居，也常在企盼东山再起，并非“莫问天”。

顾云逝世后，陈三立向郑孝胥出示《哭子朋》诗，他也作《哭顾五子朋》四首。第四首诗中评论陈三立古文之古健，有如李聃与韩非子之文笔：“江西陈伯严，为文有古姿。他年求下笔，窃比聃与非。”

光绪二十九年，郑孝胥迁四品卿充广西边防督办，率湖北新军号武建军者往龙州平乱。陈三立先有《喜郑苏庵迁四品卿、沈爱沧除顺天府尹遂有此句》诗云：“酒边馀二子，江海震惊之。各有攀天梦，宁为此世知。汹汹安所定，耿耿果能奇。士气支天地，吾言未敢私。”赞颂他与沈瑜庆能安定一方，乃因有撑天地之士气。后又作《有人传苏堪督师赴龙州道上作二篇因题其后》云：“登坛风貌一军惊，旄仗分攒岭外明。功状区区捕首虏，回看貔虎卧边城。”赞其登坛为将，犹如貔虎之镇守边城。但郑孝胥在龙州呆了三年，未有多大建树而返。

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陈三立为筹南浔铁路款事往上海。郑孝胥此时已辞边防督办职，闲居上海，在静安路筑海藏楼。陈三立有《沪上访太夷》诗云：“生还真自负，杂处更能安。意在无人觉，诗稍与世看。所哀都赴梦，可老得加餐。吐语深深地，吹裾海气干。”写郑孝胥自负而矜持之个性，跃然笔端。两人交往频繁，如《郑孝胥日记》所载，五月十四日“夜，赴许苓西之约，座有伯严、菊生、瑞莘儒、徐仲可等”；“二十日，午后，过陈伯严、朱古微”；二十一日，“过刘宣甫、陈伯严、黄峙青，遂邀至一品香饭。夜，赴陈伯严之约于东合兴天香阁”；二十五日“严又陵、陈伯严、赵仲宣来。夜赴陈伯严之约于迎春二秦美云家”；二十八日“晚，同张菊生诣愚园陈伯严约，议维持复旦学校事。”

袁世凯入为军机大臣，清室下诏预备立宪。郑孝胥在上海约张謇、汤寿潛等人创设立宪公会，一时舆论多附和之。光绪三十二年冬，郑出任湖北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其时清廷起复当年被革职的戊戌维新党人，有朝中大臣保荐陈三立出任湖南提学使，但陈窥见袁氏阴谋，不为所动。陈寅恪在《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中说：“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寒柳堂记梦未定稿》)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陈宝琛自沪来江宁，陈三立陪其师游钟山、明孝陵、半山寺，郑孝胥、熊希龄、李瑞清等人同游。九月，陈三立至上海，其时郑闲居上海海藏楼。《郑孝胥日记》载郑因“赴伯潜之约于洋务局，晤梁星海、蔡伯浩、陈伯严、王子展等，作诗钟”。十四日，“又为伯严邀至燕春楼。”

宣统元年(1909)三月初五日，陈三立再往上海，计划将其诗集刊刻，请郑孝胥代为删减并作序。陈三立终其一生，只请过郑孝胥为其诗集写过序，足见他对郑的信任。郑孝胥对他极为推许，《郑孝胥日记》三月初六日记载：“阅陈伯严诗，其恣肆自得处，非时贤所及也。”不久，为陈三立写好《散原精舍诗序》。序中说：“伯严诗，余读至数过，尝有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之叹。己酉春，始欲刊行，又以稿本授余日：‘子其为我择而存之。’余虽亦喜为诗，顾不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社里也。”他认为他作不了陈三立那样的诗，因为那种境界唯古人诗中方可求得，然虽出自黄庭坚诗，但莽苍之意态更为卓杰，不可以江西诗派来局限其成就。“不可一世”云云，乃有当今居第一之意，可见郑对陈三立诗的折服，以为高过己作。

此序还记载张之洞论诗主张与同光体诗人的不同，这也是近代诗坛的一大公案：

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

这里所说的钜公即是指坐镇一方的大吏张之洞。陈三立与张之洞，虽是忘年诗友，但两人论诗主张时有冲突。张之洞主张作诗要清切，清切意为诗格清雅平和，用典贴切。序中“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之语，即是张之洞认为他难以理解陈三立、沈曾植这样的当世诗流之作的高古奇崛。虽然张之洞也学宋诗，但不喜江西派，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正是从黄山谷出，上溯杜、韩。由云龙说：“散原诗多峭挺奇恣之作……散原与南皮(张之洞号南皮)均学宋诗，而两人旨趣各别。”(《定厂诗话》)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

广雅相国见诗体稍近僻涩者，则归诸西江派，实不十分当意者也……其于伯严、子培及门人袁爽秋皆在所不解之列，故于《送子培赴欧关两洲》则云：‘君诗宗派西江传，君学包罗北徼编’；《过芜湖吊袁沤移》则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音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

陈衍的话正是“我(张之洞)所不解”的注脚。张之洞竟斥江西诗为“魔派”。而陈三立对张之洞诗也持有看法。正如陈衍所说：“散原为诗，不肯作一习见语，于当代能诗巨公，尝云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盖其恶俗恶熟者至也。”陈三立所指责的“纱帽气”、“馆阁气”，其实就是讽张之洞。陈三立避俗避熟，而将张之洞诗就看作是俗熟之极者。但在这一点上，陈衍搞折衷主义，为张之洞辨解说：“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其实则何过哉?此正广雅长处……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余语以持平之论。”郑孝胥虽得张之洞赏识，但论诗主张却倾向陈三立。在他看来，逢此衰世，世事万变之际，正是诗之变雅时期，诗有愤激怨怒之气，又岂能以“清切”来拘束，由此势必与“清切”之论有所背离。这也是同光体诗人之共识，陈衍《近代诗钞叙》中谓道、咸以降，“丧乱云朊迄于今，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身丁变雅，以迨于将废将亡上下数十年间。”而张之洞身居高位，未有末世之感，焉能有这种变雅之识?郑的认识与张之洞不同，而与陈三立相近，尚有下述旁证：

《海藏楼杂诗》二十一云：“南皮往论诗，颇亦执偏见。素轻王右丞，于诗乃尤讪。”认为张之洞论诗执有偏见，就连对王维诗也有谤讪。又《广雅留饭谈诗》云：“半生作诗多苦语，一见尚书便自许。弥天诗学几诗才，五百年间缺标举。寝唐馈宋各有取，挹杜拍韩定谁主。忽移天地入秋声，欲罢官商行徵羽”。郑认为他的诗多苦语，而作诗取法唐宋也好，效法杜、韩也好，应各有所取，不可强求一律。他于此世所作诗乃秋声吟唱，正是变调徵羽之音。光绪三十年，他有《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一诗，可知他对末世来临之敏感，故诗多哀痛之音，表白他处于“心情百态沸腾”之时。

宣统元年夏，清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两人交往的诗均有弥天之哀恸，故肸蚃相通。陈三立有《寄题太夷海藏楼》诗云：“士生恣所为，碌碌尸其用。此意跨宙合，偶博知者痛。太夷齐隐见，身手并凿空。历块睨都邑，辔勒自制控。割烹诚细事，莫发明王梦。龃龉千载胸，宁问吾从众。”赞颂郑孝胥有大材而甘隐居。“凿空”即开通道路。《史记•张骞传》：“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以张骞喻郑孝胥在中日交流之地位，此当然是夸之过当。“历块”典出自《汉书•王褒传》中的《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后以历块指骏马，喻杰出人材。“割烹”用汉丞相陈平少时故事。是以有待于郑孝胥。

此期间，郑孝胥作《海藏楼杂诗》34首，第13首论及陈三立：“义宁贤父子，豪杰心所归。伯严不急仕，峻节如其诗。栖迟对蒋山，睥睨郁深悲。天将纵其才，授子肆与奇。神骨重更寒，绝非人力为。安能抹青红，搔头而弄姿?昨者哦五言，缄封肯见遗。发之惟鹤声，一一上天飞。高谈辟户牖，要道秘枢机。愿闻用世说，胡为靳相规?噫嘻戊戌人，抚心未忘哀。大名虽震世，岂如我独知!”认为世之豪杰无不倾心敬仰陈宝箴父子。陈三立睥睨官场，不想出仕，其行止与其诗一样高峻有风节。天纵其才，使其诗风奇肆而骨重神寒。言其诗蕴“深悲”，“抚心未忘哀”，此亦清季变雅之音。从“愿闻用世说”诸句来看，郑孝胥希望听到陈三立的用世见解。

此年冬，郑孝胥自上海至江宁，拜访陈三立，遂一同往访江宁布政使樊增祥。陈三立因有《太夷自沪至，遂偕过瞻园读樊、夏近句用前韵》，诗中写到郑孝胥的雄概：“郑侯雄视黜馀子，到此口哆如不胜。传钞默念付十手，恨未买就百尺绫。”为何“到此”句又说郑孝胥“口哆如不胜”呢?乃是因为樊增祥(号樊山)最擅长作步韵诗，而郑并不擅长此道，故有此形容。陈三立本人也责怪樊山与夏午彝两人将他拉入斗诗圈子里，骑虎难下。《三叠前韵报樊山午彝》诗中句如：“苦吟已成骑虎背，静坐欲寻朱元晦”；“何意不停两鸟呜，声满天地起衰惫。”

宣统三年(1911)四月，郑孝胥渡渤海时有诗句云：“出世只应亲日月，浮生从此藐山河。”其用世之志豁然。此年总督端方荐郑孝胥出任湖南布政使，但郑对端方说：“吾欲行其志，匪疆吏不为。”嫌此职小了，意求巡抚之位，但终因湖南巡抚一职未有空缺而罢。郑孝胥前往湖南，既至，武昌起义爆发，他仓皇逃遁上海。此事暴露了郑孝胥欲谋高位而玩弄手腕的政客野心。

《郑孝胥日记》记载了陈、郑等人对武昌起义前夕时局的看法：“宣统三年十月初七，伯严言：‘各省无镇压之力，土匪纷起，人民涂炭，必将求瓜分而不可得。’拔可(李宣龚)言：‘非至外人干涉，兵祸必不了结。’余谓各省士绅皆避乱于上海，此即乐于瓜分之现象也。革党反对君国，于外国则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于外人之现象也。”陈三立认为中国将要大乱，将导致比瓜分更为惨烈之祸。李拔可认为除非外人干涉，否则兵祸难休。而郑孝胥认为士绅宁可中国被瓜分，认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反对清政府，却不敢冒犯外国人。这些密室之议，仅见于《郑孝胥日记》，是否真实可靠，不得而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郑孝胥隐居上海。赋《危楼》诗云：“落木危楼对陨霜，北风吹雁自成行。云含海雨千重暗，秋尽篱花十日黄。已坐虚名人欲杀，真成遗老世应忘。烧城赤舌从相逼，未信河东解祟方。”他深知自己负有虚名，人皆言欲杀之。第五句用杜甫诗“众人皆言杀，吾意独怜才”意。他对清朝将被推翻几有如丧考妣之感，自觉有落入虎口之虞，几有咬牙切齿之恨，此种情感较陈三立哀愤得多，诗意更为直露。如《十二月二十五日鉴泉示生日诗》中云：“君王何所慕，弃国如敝屣。天倾地维绝，举世悖人理。老夫今焉归，投彼虎与兕。磨牙复吮血，大乱从此始。”又《闻诏述哀二首》之一云：“少负致君志，蹉跎30年。恨深孝钦世，气尽景皇前。自窜长辞阙，投荒遂戍边。拊膺终有欠，晚节不成坚。”清廷逊位，他惭愧不能为之殉难，羞而“避世不见人，长望天与日”；“万形来入眼，闭目已自灭”(《续杂诗》)。他愤慨辛亥革命党人“纷纷稚且狂，为祸乃尔烈。宗周何赫赫，竟为褒姒灭。”自叹“老夫生不辰，坐视国被窃。愿为伍胥眼，更向城门抉。”(《五十三岁生日放言》)这种末日来临心态，暴露无遗。当时，陈三立与沈瑜庆等结超社雅集，而他甚少参加吟社活动。

《郑孝胥日记》民国元年(1912)二月二十日记他与陈三立论诗透切之旨：“余语伯严，以吾侪身世读古人诗，恨其不惬，惟少陵差沉着，然如元裕之‘血肉正应皇极数，衣冠不及广明年’。亦颇透切。故今日作诗不透切者尽可不作，若用事敷衍，殊不足观矣。”所谓透切，即要像杜甫、元好问那般逼真深刻地描写世事，无怪乎他以为应酬敷衍之作不足观。

3月14日，陈三立有《过太夷海藏楼夜话》诗云：“渐出喧嚣接泬寥，眼中楼观万鸦飘。扪天画字悬真宰，举世无人对此宵。草树馀馨凭嚼啮，觚棱残梦尚嶕嶤。数星林表休窥座，啸咏犹堪托一瓢。”起句突兀而高峻，“扪天画字”用《晋书•殷浩传》故事。殷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此用以比拟两人心境。

郑孝胥因有《答伯严同登海藏楼》：“恐是人间干净土，偶留二老对斜阳。违天苌叔天将厌，弃世君平世亦忘。自信宿心难变易，少卑高论莫张皇。危楼轻命能同倚，北望相看便断肠。”起句用疑问语气，亦耐人寻味。苌叔，乃周景王、敬王时大夫，事刘文公卷。刘氏与晋范氏世为婚姻，在晋卿内讧中，苌叔帮助范氏而被杀。传说死后三年，其血化为碧玉。事见《左传•哀公三年》。“君平”典出自《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郑孝胥庆幸此世尚能留二老不死，坐对斜阳论道。然“天将厌”“世亦忘”却不是他甘心情愿的。他自信效忠清室的心是不会改变的，故北望神京，痛断肝肠。九月，郑孝胥有《答乙庵短歌三章》直写心境，哀叹“日车何时翻，一快偕汝亡。寂寞非寂寞，煎愁成沸汤。同居秋气中，一触如金创。”恨不得世道翻覆，他与日偕亡方得痛快。他倍感寂寞，以致愁如汤沸，可见他对民国政体的切齿。其时，陈三立写有《乙庵太夷有唱和鬼趣诗三章，语皆奇诡，兹来别墅，怆怃兵乱，亦继咏之》诗，则着重在写南京兵乱后的境况。

《郑孝胥日记》还记有民国二年(1913)十月他去看望陈三立，“携新作一册来看”；“阅陈伯严诗稿”；“携诗卷还伯严”。此期间交往甚多。民国三年(1914)陈三立有《过太夷还途登愚园云起楼看雨》诗。民国四年郑孝胥至南京来访，陈三立有“拭眼为我还”(《仓园酒集》句)。民国七年(1917)四月，陈三立自南京来沪，郑孝胥往上海旅馆“晤伯严，座客甚满。遂同往都益处，胡琴初为主人，座中聘三、仁先、伯严及其七子彦通。……初七日雨，约伯严、仁先、聘三、洙源、琴初、彦通、剑丞、拔可饮于会宾楼。”此年陈三立有《读郑苏庵六十感愤诗戏和代祝》诗云：“乙庵登七十，苏庵亦六十。海滨成二老，觞辰差旬日。一楼一天帝，据之各无匹。乙庵杜德机，奇哀寄示疾。苏庵徇变雅，腾吟如草檄。二子痴则同，苏庵益傲物。不知老将至，胸伏万锐卒。待世非弃世，天护龙蛇蛰。屋山垂海云，揽结溢渴笔。传观助张目，余年六十七。”以为郑诗即变雅之音，有声讨檄文之愤。更写到郑孝胥傲视世俗，欲待世而非弃世，此时恰如龙蛇之蛰。陈三立不幸而言中，因为郑的确是不甘心没世无闻，等待时机便蠢蠢欲动，建立他的功业。

此期间，陈三立为陈曾寿作《苍虬阁诗存序》，序中说：“余与太夷所得诗，激急抗烈，指斥无留遗。”认为他与郑孝胥的诗对时政指斥不留余地，过于激烈。不过，郑、陈二人虽皆为遗老，但郑是忠于清室的遗老，愤激而自信一息尚存，便要斡转乾坤。而陈三立在清季并未从政多久，后来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他乃为一文化遗民，担心的是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文化与纲常的毁弃，对民国初年时局的混乱也时有哀愤之思。

考察陈与郑在此时期的诗作，还有一点值得深究，即陈三立不少诗痛斥袁世凯卖国求荣：“博娱贾胡眼”；“有身不愧耻，领儿瞰肥脔”(《甲寅除夕》)。讽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争传献赋趋金马”(《雨坐遣怀》)；“拥戴勤劳上赏频，纷纷功狗与功人。承恩博得胡姬笑，易醉他年有告身”(《上赏》)。又《消息》云：“消息迷苍狗，雕龙稷下儒。安知从左袒，争睹效前驱。刺谬三家说，依稀两观诛。狙公几朝暮，面壁捋髭须。”可是，郑孝胥的诗集中找不到对袁世凯的半点指斥，联系郑孝胥的日记中对革党(国民党)时有斥责之语，而对袁世凯并无讥贬之言，似可表明，郑对袁世凯并无仇意，当然，这只是揣测而已。

民国十年(1921)，陈三立计划再刊诗集，请郑孝胥删诗并作序。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中说：“君曾属海藏代删其诗，而海藏以为不可，且曰散原之诗直类于春秋，其推崇可谓至矣。”《郑孝胥日记》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二十八日记云：“拔可言，伯严诗集将印出，催余为之作序……八月初三日，作陈伯严诗序，即以寄之。”但此次所作诗序未见刊用，而日记中还提到的一首为陈三立祝寿诗也未见收入《海藏楼诗集》中，这是很微妙的事情，猜测此后两人因日后发生分歧所致。

民国十二年(1923)，溥仪宣召郑孝胥入京辅弼小朝廷，任为内务府总理大臣，后改懋勤殿行走。次年，郑荐用陈三立，其日记云：“六月二十四，奏请召见陈三立，上许之。使小七(郑之子)以电话语陈彦和(陈隆恪，陈三立次子)，即日作书告伯严”；“二十五日，陈彦和来谈昨日奏对之状，使再发一书”：“七月初九日，陈彦和来言，散原俟天稍凉即来京。”郑孝胥随后将此应诺上奏溥仪。但陈三立对他的“好意”却始终持敷衍态度，因为从大小事俱载的《郑孝胥日记》来看，来京谒见溥仪一事始终没有下文交待，且未说明原因。这也标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陈三立与郑持不同态度，其识见终高一筹。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两人此期间的私交。

此期间，郑孝胥每到上海，必探望或会晤陈三立。据《郑孝胥日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郑到上海访陈三立与弟子袁伯夔。二十二日，“至塘山路陈三立寓所，赴伯严之约。”民国十五年(1926)陈三立生病，郑于“十一月初一，至塘山路视陈伯严，疾已愈。”次年三月十六日过访陈伯严。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初七日，访聘三、伯严、雪澄、古微。”民国十七年(1928)四月十五日，“夜，赴沈昆三之约，坐客为陈伯严及其子彦通、陈小石、胡适之、徐志摩、夏剑丞、拔可、贻书。梅泉、剑丞来。”

但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会面过。陈三立后来移居庐山牯岭。郑孝胥往东北，在《乘化》组诗中写到陈三立：“散原游以天，浩浩无所择。世乱名愈高，盗贼亦辟易。庐山嗟何地，怪子能久客。”惊奇陈三立尚能远游，然以陈之高龄，如何能久居高寒之庐山。

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二月，郑在东北获陈三立音信：“得稚辛二十日书云：北京有人在中央公园作东坡九百年纪念，延陈伯严为主祭，伯严不至。”说明郑仍在惦念着陈三立，但陈三立诗文中再也找不到郑的半点踪迹，也许他再也不屑于谈这位依附日寇而身至显赫地位的旧友。郑虽有用世建业之心，但昧于民族大义，志节尽丧。其时有“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间一秃翁”(《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等诗句，表白他为溥仪死心塌地的决心。还有的诗如“坐见扶桑奋霸图”、“追思神武说天皇”、“义士忠臣道在东”(《使日杂诗》)，看似理直气壮，实则虚矫壮胆，更暴露其为虎作伥的嘴脸。所以陈宝琛说他是“功名之士，仪、衍一流，一生为英气所误。”

卢沟桥事变，陈三立闻讯后极忧愤，但他抱有中国必胜之信心。北平沦陷，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其时日寇占领军还曾派人来游说他出任伪职。陈三立忧愤成疾，拒绝服药，发愤不食五日而逝。《郑孝胥日记》记此年八月十七日“得稚辛书，散原以八月初十日疾卒，为之怅惘久之……二十二日，雾重，访仁先，共悼陈伯严，四子唯一子侍疾，即清华教员(陈寅恪)……十月十三日，晨，至姚家胡同吊陈伯严之丧，见彦和、彦通，赙二十元。”作《怀伯严》诗云：”一世诗名散原老，相哀终古更无缘。京尘苦忆公车梦，新学空传子弟贤。流派西江应再振，死灰建业岂重然?胡沙白发归来者，会有庐峰访旧年。”诗中回忆当年公车上书维新事，肯定陈三立重振诗派之功，叹两人相交终老无缘。虽然此时郑已辞去满洲国总理大臣职，但当年投靠日寇之罪是无可饶恕的。1940年柳亚子在桂林所作《赠陈寅恪先生伉俪》诗即写到两位大诗人最终不同的道路：“少愧猖狂薄老成，晚惊正气殉严城。”自注云：“散原老人与海藏(郑孝胥)齐名四十余年，晚节乃有薰莸之异。”

然实事求是，不可以人废言。郑孝胥诗确有相当成就，不愧同光体魁首之一，与陈三立的涩劲古隽不同，而是清刚瘦淡。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附诗云：“义宁句法高天下，简澹神清郑海藏。宇内文章公等在，扶舆元气此堂堂。”将陈三立推为呼保义宋江，将郑孝胥推为玉麒麟卢俊义，坐上第二把座椅。

郑、陈二人均以学宋为主，兼综唐诗，但也有不同。陈三立取法韩愈、杜甫、黄庭坚、孟郊，其中古风受韩愈影响较大，句法方面受黄山谷影响较大，其浪漫色彩似李贺，其绸缪悱侧又似龚自珍。比拟新奇，炼字精警。诗风既奥峭苍坚，又醇厚清奇，故能独成大家。郑孝胥从学宋人梅尧臣、王安石、陆游入手，上法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孟郊，融化创新，力求自成面目。其诗风特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凄婉深秀，善于白描，而层层逼进，不肯平直说去；二是苍浑精切，洗练劲悍，而兀傲之气横绝一世。

又有人将两人诗作比较：沈其光在《瓶粟斋诗话》中说：“读海藏诗使人意激，读散原诗使人意洁。……苏戡胸中先有意，以意赴诗，故不求工而自工，散原胸中先有诗，以诗就意，故刻意求工而或有不工。此二人诗派之不同也。”言郑孝胥诗多愤激之语，而陈三立诗多峻洁之诣，并认为郑是以意驱辞，而陈三立是诗中寓意。这一异同，说明郑诗主观意图显露而激迫，不如陈诗来得自然深厚。观二人交游中的一些诗与行止，似亦可以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