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在要革命还是要立宪的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以小说为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良派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宪之魂》、《未来世界》等小说，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也在一九○三年发表了提倡“民族主义”的《洗耻记》和痛斥“君主立宪”是缓和革命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尤其是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一九○五写出了小说《狮子吼》，歌颂革命党，直接批驳《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在《小说与群洽之关系》中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一九○三年，他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露骨地宣传其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拥护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小说仅有五回，未写完。前四回描写中国“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是个虚构的人物，并非革命党人黄兴)和李去病，辩论要不要革命，结果黄克强说服了李去病，立宪论战胜了革命论，很明显，《新中国未来记》的要害是以君主立宪反对共和。

陈天华在一九○五年在《民报》第二号至第九号发表《狮子吼》，以狮子比喻中国将发出革命的怒吼，针锋相对地向《新中国未来记》的反动观点展开了斗争。

在要不要革命的大问题上，《狮子吼》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批驳。第一，批驳了中国“万万不可革命”的谬论，《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一再强调:“若到革起命来，一定是玉石俱焚……我每读法国革命史，只觉毛骨悚然”，要设法避脱革命“这场祸”，生张“平和方法”。与害怕革命相反，《狮子吼》明确主张革命论，说“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在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而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黄克强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好”，英国比法国强，“有民权和没有，那里是争在这一个人么?况且现在皇上这样仁慈，这样英明”。《狮子吼》则明确表示“严禁‘保皇’字目，有犯之者，处以极刑”，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第二，批驳了中国“民智未开”的谬论。黄克强说:“我想国民自治力未充实的，便连民权也讲不得”。《狮子吼》针锋相对的作了回答:“‘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势利是不可服从的，法律一定要服从的，法律也不服从，社会上必定受他的扰害，又何能救国呢?”“要立一个自治会，公拟一个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作者还设计了舟山岛上一个“民权村”，作为“文明的雏本”，“民权村”里“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具备，蒙养学堂，中学生，女学生，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说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自治能力。第三，批驳了对革命志士的污蔑，歌颂了革命志士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新中国未来记》对拒俄运动中革命派宗明(实为革命党人邹容的谐音)等进行抨击。《狮子吼》描写了震动全国的“破迷报馆案”，此案“就是当日发生于上海而震惊国际的‘苏报案’那件事”。“这一场官司，可算是满洲政府没有占到好多的便宜，是为汉族与满洲政府立于平等地位的头一次。”(《上海研究资料•<狮子吼>“破迷报馆”索隐》，第431页)破迷报馆正主笔张宾廷(章炳麟的谐音)，副主笔焦雍(邹容的谐音，和宗明虽名异而实为一人)是作者崇敬的英雄人物。《狮子吼》又热情歌颂了革命党人审血诚的英勇牺牲精神，审血诚不幸被捕后，怒斥清政府刑部审讯官：“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想替国民出半点力，所以我们打定主意，把你们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民流血，这就叫做流血党咧！”陈天华熟知保皇派的骗术，深受其害，在《狮子吼》中怒斥这一班人不过是吃“爱国饭”的“鹦鹉志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