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湖南的留日学生中，有一批诗人和作家。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或文艺活动，为湖南乃至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按时代社会的演进和不同群体的特点，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界，我们把湖南留日作家群分为前、后两大群体。本文就辛亥革命前的湖南留日作家群加以论述。
辛亥革命前湖南留日作家主要有黄兴（1902，括号内数字是留日时间，下同）、杨守仁（1902）、杨度（1902）、欧阳予倩（1902）、陈天华（1903）、刘揆一（1903）、杨昌济（1903）、宋教仁（1904）、唐群英（1904）、宁调元（1905）、杨树达（1905）、章士钊（1905）、向恺然（1907）等。他们都在世纪初留学日本，除欧阳予倩和向恺然外，其他人的文学创作主要在辛亥革命前后。
从这批留日诗人、作家的主体身分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革命志士、政治活动家；专家学者；职业性作家艺人。其中以第一类数量最多。
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湖南的一批留日学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陈天华、杨守仁、宁调元）、有的成为革命后共和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有的是民国初年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如唐群英）、有的为立宪运动首脑（如杨度）。但不管他们的政见如何分歧、分属不同党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能诗善文，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都有诗文传世，他们的创作成为湖南文学的重要篇章。
黄兴（1874—1916）不仅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和革命军总司令，而且能文能武，磊落豪放，擅长演说和古典诗词。刘揆一后来回忆：“克强体志雄伟，而待人接物，又豁达大度，这是一般流辈所不能企及的。他不仅长于武略，在文才方面，也造诣很深。他文似东坡，字比北魏，是有口皆碑的。”他的诗作既有气韵沉雄、宏阔辽远之作，也有清丽隽永之句。如：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因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秋深霜气肃，木落成山空。
——《咏鹰诗》
偶随芳草踏斜晖，石径云深翠滴衣。
两袖天风明月上，杖头挑得树阴归。
——《赠直卿先生》
前者托物言志、豪气冲霄，后者融情于景，情致悠长。
宋教仁（1882—1913）是辛亥革命的杰出政治家和理论家，他组建、整顿同盟会、筹建共和政权、建立国民党，撰文宣传革命思想，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政治，当时的传媒称其为“当今之第一流亡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同时他的文学才华也为人公认，他是文学团体南社的骨干成员，同为南社成员的郑逸梅称：“教仁工诗”。他的诗作满怀爱国激情、情真意切，且常化用唐诗意象。如：
去国之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
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
——《思家》
晓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霜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发汉口寄陈汉元长沙》
刘揆一（1878—1950）是同盟会元老，是黄兴组织武装起义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后出任工商总长。他也享有诗名，“其诗沉郁顿挫，不减少陵。”如：
誓不生还入玉门，国殇何处许抬魂。
松为故垒留英气，柳替长城补裂痕。
会见杜鹃愁望帝，空教鹦鹉话开元。
三边多少遗民泪，洒向苍茫叩九阍。
——《现代史诗》之一
反袁失败后居京赋闲，刘揆一晚年闭门著述，有《黄兴传略》、《惜花萼楼诗笺》、《刘揆一文集》等作品付梓传世。杨守仁（字笃生、又名毓麟1872-1911）留学日本前已是湖南时务学堂教习，在《湘学报》等报刊撰文宣传变法。留学日本后形成反清革命思想，参加拒俄义勇队，秘密组织暗杀团，研制炸弹武器，曾回国参与策划长沙起义。同时在日本和回国后创办报刊传播革命思想。杨守仁虽然还正当英年就因对时局失望而蹈海自杀，但他撰著的作品不少，其中以1903年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新湖南》为代表作。《新湖南》是一本富于文采、充满反帝反封爱国激情的政论小册子。该书在20世纪初的世界整体格局中分析中华民族的危机，探索中国和湖南的发展道路。他倡言在个人人格意识觉醒基础上的“破坏”（革命）：
轰轰烈烈哉，破坏之前途也；葱葱茏茏哉，破坏之结果也；熊熊灼灼哉，破坏之光明也；纷纷郁郁哉，破坏之景象也。夷羊在牧，吾以破坏为威凤之翔于天；旱魃行灾，吾以破坏为神龙垂于海。西人有恒言曰：列国文明皆从流血购来。柏雷亚曰：自由犹树也，溉之以虐政府之血，而后生长焉。吾亦曰：未来之湖南犹树也，溉之以顽官劣绅劬民瘁士之血，而后生长焉。
只有这种摧枯拉朽的“破坏”，才能出现新生的湖南，十八个行省都如此新生独立，也就是一个新中国独立于世界。文章以汪洋之势，极富感染力，是辛亥革命准备阶段的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
杨度（1875—1931）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人物，早年倾向反清革命；后热衷于君主立宪，组织宪政公会、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张勋复辟又极力反对，主张共和；曾一度失望世事、潜心佛门；晚年又奔走于民主革命，甚至加入共产党。他早期创作的诗文豪迈奔放，爱国情怀溢于言表。《黄河歌》以黄河象征中华民族，倾注一腔振兴古老民族的激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广为传唱。创作于留日期间的长篇歌行体诗作《湖南少年歌》是杨度的代表之作，全诗246句，抒写在当时革命氛围中作为湖南人的豪气与使命感：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泪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执此东亚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如笳声疾。惟持同胞赤血鲜，染得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甘为旗下卒。
全诗气势恢宏，沛然感人，是湖南近代文学的佳作之一。辛亥革命后，杨度的创作趋向伤感，渗透着一种世事沧桑的无奈。
唐群英（1871—1937）不仅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先驱、最早的女报人和教育家，也是当时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第一个女诗人。她自幼聪颖好学，熟读中国古典诗词。留学日本前的诗作中往往潜隐着愁绪阴影。如《壬寅秋游南岳途中抒怀》（1902）：“衰梧老柳半欹斜，隔岸渔樵三两家。水净沙明初过，树摇枝乱暮栖鸦。湘云缥渺征帆过，山色迷离客路赊。回首夕阳增旅思，碧玉深处尽昙花。”诗中不难看到一个丧夫少妇又受到名节束缚的压抑和哀伤。东瀛留学，开阔了她的眼界，留日学生的革命情怀提高了唐群英诗作的境界。刊发于1906年在日本创办的杂志《洞庭波》的“绝句八章”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其中有三首：
（一）
莽莽乾坤何处家，两年栖息走天涯。
文明未播中原种，美雨欧风只相嗟。
（二）
霾云瘴雾苦经年，侠气豪情鼓大千。
欲展开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
（三）
仇仇未复子孙忧，总复新仇益旧仇。
四万万人沉梦觉，早将遗恨雪千秋。
诗中把早期诗作中的莫名忧伤上升到忧国忧民的层次，而且充满着一种先觉者的钧天之志与豪情。辛亥革命后她在社会活动的同时创作诗词，南社同仁郑逸梅说：“她擅诗才，民初各报附刊纷载其诗，亦不类巾帼口吻。”1936年她从南京告老还乡后曾将自己一生创作的诗词汇编成《吟香阁主诗草》四卷，可惜未及付梓她已作古，后经战火兵燹大都散佚，只有少部分传世。
从文学的角度看，湖南早期留日革命作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陈天华和宁调元。陈天华（1875—1905）是20世纪初反帝爱国、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和活动家，他对列强瓜分下中国的危机有深刻认识，因而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创作文学作品、直接参与革命活动、甚至用生命来唤醒国人。他撰写了不少充满激情的政论性文章，《敬告湖南人》、《论湖南官报之腐败》、《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都是当时激荡人心、广为传诵的名篇。通俗小册子《警世钟》（1903）以非常浅显的口语体创作，展示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怒斥清政府的无能，以促国民救亡图存意识觉醒，开头题诗写道：“长梦千年何日醒，睡兮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太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猛回头》（1903）是以民间说唱形式写成的弹词唱本，以“3、3、4”字构成一行，音节交错，循环往复，朗朗上口：
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
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
这原因，真真是，一言难尽。
待咱们，细细数，共做商量。
这其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腐败无能：“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庭，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这样通俗的形式、浅白的语言、深刻的思想和澎湃的激情熔为一炉，成为宣传爱国、鼓动革命的“教科书”，在日本和国内广为流传。当时的杂志刊登《再版〈猛回头〉》公告：“是书以弹词写述异族欺凌这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因增订删改”。“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湘中学堂，更聚资为之翻印，备作课本传习。”正是由于《警世钟》、《猛回头》对当时社会和革命的深刻影响，陈天华被公认为“革命党之大文豪”。此外，陈天华还有一部未竟的政治小说《狮子吼》，以一个虚构的浙东海岛渔村为舞台，描述理想中的共和制度。
宁调元（1883—1913）是辛亥革命前后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因宣传革命、奔走革命而两次被捕入狱，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被害。他自小从塾师和渌江书院研习国学，有深厚功底，后师事黄兴于明德学堂，树立革命思想。留学日本，对西方民主政制有所研究，更确立起牢固的民主革命信念，为之奋斗不息。他的诗作大都为政治抒情诗，无论怀人、寄内、感时、赠答、咏物、写景都是以自由、民主为主旋律，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昂扬斗志：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
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
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
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
——《感怀四首》之一
尤其是1907年初至1909年底在狱中的三年里，他壮志未改，以“铁锁琅铛带笑看”的无畏精神，坚持运动、习字、读书、作文四种日课，读书二千余种，完成了《明夷诗钞》、《明夷词钞》、《南幽百绝句》、《叹逝集》、《南幽文集》、《碧血痕》、《庄子补注》等作品和论著，是他诗歌创作的旺期。他也由此获得“监狱诗人”的称誉。同时，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我们还不应忽略宁调元的散文创作，他在他主编的报刊《洞庭波》、《帝国日报》、《民声日报》发表了许多短小精悍、针砭时风的政论性随笔、小品，或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如《仇满横议》、《三合会讨满清檄文》，或者冷峻幽默，如“滑稽新闻”、“议场谭屑”、“是是非非”、“燕尘琐录”等栏目中刊发的文章。
上述的这批留日革命作家是以开展反清革命为大业，文学创作只是他们革命大业中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创作，从艺术审美的角度也许可以看到很多的不足，但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起了巨大的作用。
与上述革命作家不同，辛亥革命前留学的湖南作家中有几位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革命活动，而是专注学业，后来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大学教授。杨昌济、章士钊、杨树达等是这一类的代表。他们留学时间长，精研自己的专业。章士钊留学日本前革命热情高涨，参加国民教育会，主笔《苏报》宣传革命思想，编《苏报纪事》、《黄帝魂》等小册子，担任爱国协会副会长等。留学日本后，提倡“苦学救国”，他后来回忆：在日本“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杨昌济和章士钊还由日本直接赴英继续深造。杨树达留日6年，至辛亥革命官费断绝，“困饿于京都”才不得不中止学业。归国后，杨昌济和杨树达一直在长沙和北京从事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杨昌济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第一、第四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杨树达先在湖南楚怡工业学校、湖南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以后分别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和湖南大学教授，出版了数十种著作，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章士钊虽曾一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但也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是国内著名的逻辑学专家。
他们在留学前后、专业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创作诗文，都有文学作品传世。杨昌济（1871—1920）早年教私塾时常有诗作，其诗颇为素雅，也不乏大气，如有二首《杂感》：
阵阵香风散，飘飘翠袖浮；鸳鸯清碧落，珠玉落玉楼。转盼三江水，低徊一树榴；春光明镜里，此景至今留。
顽童三四子，渐识与师亲；负质原中下，传经有故新。尽心常负疚，动气转伤神。太息谁先觉，哀哀聋聩民。
归国后，杨昌济敏于对转型中的中国文化的思考，常在报刊刊出中国、日本和欧洲文化比较的随笔，常有富于文采的表达和精当的议论。
章士钊（1881—1973）在辛亥革命前后以逻辑严密的政论作家著称。他曾主笔《苏报》、《民主报》和《甲寅》等报刊，发表一批宣传民主思想和介绍西方政治学说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文学史家陈子展曾把他的文章摆在“古文的演变与新文体的发生”的层面论析其特点：“他的文章既有学理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有文法做准绳，又据他自己说，他好峻洁的柳文，故他的文章很多谨严莹洁……他行文主洁，故言期有物，而不支蔓。他立论调和，故理尚执中，而不偏激。他‘移用无西词令，隐为控纵’，故他的文章精密、繁复，有点欧化的倾向。”《政本》、《国家与责任》、《政力向背论》、《政治与社会》、《帝政驳论》、《共和平议》、《时局痛言》、《民国本计论》等是其代表作。此外，章士钊还创作了人物传记《沈荩》（1903），文言小说《绿波传》（1912）、《筠娘遗恨记》（1915）、《双枰记》（1916）和《游侠外史》（1921）等，其中描述新旧交替时期青年男女婚恋题材的《双枰记》影响最大。
杨树达（1885—1956）以语言文字学家名世，但他留学回国在长沙任教期间，在长沙文学界非常活跃，被“誉之为倡导湖南新文学的杰出先驱”。1919年杨树达在健学会作题为《教育与文学》的演讲，以他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论述产生口语体新文学的必然性，并且主张借鉴外国文学，直面现实人生，表达平民社会的痛苦。杨树达作为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抒发，在不同时期都创作有古体诗，如：
逸兴飞来思不禁，放怀天地一长吟。
幸无叹老嗟卑句，犹有提戈跃马心。
清梦几曾忘辽海，高歌时复想山阴。
覆氆草檄惭无分，莫怨人间白眼侵。
——《逸兴》（1935）
月明星稀独倚楼，繁华零落不胜秋。
楚天有恨风霜泪，湘水无情日夜流。
屈贾精魂犹宛在，朱张教泽幸长留。
名山自古弦歌地，底事跃蹰赋四愁。
——《麓山秋望》（1947）
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
夜门兀自无人闭，谷粒都归种者收。
淮水安澜歌大德，夷人授首洗前羞。
平生梦想今都现，笑颜频开待首丘。
——《十月一日长沙市国庆游行行列喜赋》（1951）
无论是喜是忧，无论写景抒情，都是坦诚自然，风格清新。他的诗作汇编为《杨树达诗抄》行世。
革命作家和学者作家都是把文学当作“余兴”或“余业”。真正把文学当作事业来经营，为文学而倾注主要心血的前期湖南留日作家是向恺然和欧阳予倩。他们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文学创作或文艺活动，回国后虽也间或从军从政或从事教育工作，但主要活跃在文学、文艺界。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1890—1957）从小学文习武，爱好旧体诗文和拳术。1907年和1913年两次赴日留学，第二次留日期间创作章回体长篇小说《留东外史》。归国后于1915—1917、1927—1929、1937-1947三度弃文从戎。其他时间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卖文为生。先是因《留东外史》颇受读者欢迎而续写《留东外史补》、《留东新史》、《留东艳史》系列小说。1922年经张天笑推荐，应上海书局主事沈之方之约，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以《江湖奇侠传》（1924）和《近代侠义英雄传》（1924）而名震文坛，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与赵焕亭一时以“南向北赵”相呼应于武侠小说界。此外，向恺然还创作了一批取材江湖奇人异术，民间传闻述异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丹凤朝阳》、《射蟒记》和一部未完成的《革命野史》。
欧阳予倩（1889—1962）是20世纪上半期著名的剧作家、戏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改革家和电影艺术奠基人。他1902年仅13岁就留学日本，经语言基础阶段学习后进入明治大学学习商科，但他的爱好是戏剧。在当时日本文明新剧盛行的氛围中，1907年欧阳予倩加入当时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的文艺团体春柳社，成为骨干成员，参与演出《黑奴吁天录》和《热血》等文明新戏。1910年回国后的一段时期里，致力于戏剧表演，既演文明新戏，又演传统京剧，其表演成就与梅兰芳并称，有“南欧北梅”之说。20年代之后，主要精力转向话剧和戏曲的创作、研究，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从事戏剧艺术和创作活动。1949年创办中央戏剧学院，担任院长之职。他的戏剧创作包括文明新戏剧本、话剧剧本、戏曲脚本、电影剧本，其数量非常可观。主要的代表作有独幕剧《泼妇》（1922）、《回家之后》（1922）、《车夫之家》（1932）等，多幕剧《运动力》（1913）、《潘金莲》（1927）、《桃花扇》（1937）、《忠王李秀成》、《黑奴恨》（1959）等。
综观辛亥革命前湖南留日作家群体，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他们的创作具有由传统古典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的性质。这批诗人作家从小受的是传统教育，在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和古代经典诗文。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文坛领袖在19世纪末倡导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已冲击文坛，加上留学日本，大量接受西方文化与文学，自然其创作已不同于传统文学，表现出一些新的因素。不过，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创作传统文学因素占主导地位。旧体诗词的创作是主体。创作小说的只有向恺然、陈天华和章士钊。而向恺然的小说大都是章回体，内容也是搜奇述异，着重于故事情节。陈天华惟一的小说《狮子吼》是一部没有完成的政治小说。章士钊的小说用文言创作，他在20年代以反对白话文著称。在政论散文创作领域，湖南留日作家做出了贡献，杨守仁、宋教仁、杨度、陈天华和章士钊的文章都曾以其说理透彻、气势恢宏而感动一代读者。但除陈天华的通俗性小册子，大都使用文言，或者文白夹杂。真正接近现代新文学而最后融入其中的只有欧阳予倩。他由传统戏曲和文明新戏的创作发展到话剧剧本创作，他20年代以后的剧本成为新文学的成果。田汉曾经说：欧阳予倩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
第二，他们的创作中充满强烈的反帝反封的色彩。他们的创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推翻封建统治、反对列强入侵，追求民主平等的社会理想是当时的时代精神。这批湖南留日作家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敏锐地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必然。他们把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感受写成文学作品，抒发爱国热情，表达革命之志。且不说前述的革命作家，即使潜心专业，后成为北大教授的杨昌济先生，早在甲午（1894）年间，目睹老大帝国被小日本打败，他有诗作：
朝鲜方坐失，海国尚多机；边岛烽烟急，中原羽檄飞。内州防窃发，朝议或从违。体弱难支局，遥空祷帝扉。
五洲大会合，北语信奇哉？世岂无斯局，天终产异才。战机乃末已，元运暂难回。待到千年后，洪荒一再开。
诗作中无论忧伤时局，还是展望未来，都蕴含深挚的爱国之情。向恺然的武侠小说中，往往在推翻满清政府，抵抗外族入侵的背景里展开故事，《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大刀王五和霍元甲更是振奋民族、扬我国威的武坛英雄。欧阳予倩剧作中，反封建专制，争取人性解放的主题得到反复表现；三幕九场话剧《桃花扇》是对古典同名戏曲的改编，更加强化原作中的爱国主义内容。
第三，创办、发行报刊杂志，既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又推动文学的发展。辛亥革命前留日湖南作家创办报刊的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刊名 形式 创办人 刊址 创刊时间
1 《国民报》 月刊 秦力山、陈犹龙 东京 1901.5
2 《游学译编》 月刊 杨守仁、黄兴、杨度 东京 1902.10
3 《二十世纪之支那》 月刊 宋教仁、黄兴 东京 1905.6
4 《洞庭波》 月刊 杨守仁、陈家鼎、宁调元 东京 1906.10
5 《汉帜》 月刊 杨守仁、仇亮、宁调元 东京 1907.1
6 《中国新报》 月刊 杨度 东京 1907.1
7 《湘路警钟》 月刊 焦达峰 东京 1909.8
8 《留日女学会杂志》 月刊 唐群英 东京 1911.4
这些报刊杂志主要以政论的形式，评论时事，指陈社会弊端，倡言变革；同时大量介绍或翻译西方新学，也刊载或译介文学作品。影响较大的是《二十世纪之支那》、《游学译编》和《洞庭波》。《二十世纪之支那》是宋教仁、黄兴联络张步青、陈天华、程家柽等十余人创办，内容分为论说、经学、政治、历史、军事、实业等栏目，鼓吹革命，宣传爱国主义。刊物的创刊号出《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阐明办刊宗旨：“夫杂志者，促民德民智民力之进步，挑发而引导之活机也，以今日之支那与欧美日本相较，宜有以挑发引导我国民者，实非倍葸不为功，乃百不逮其一。况列强之殖民于我土地者，已星罗棋布，以最劣之民族与最优者相竞争，其处必败之势，亦属天演公例。爰是则吾人不可不有以拯救之，拯救之策如何？亦日挑发而引导之，使其德其智其力，皆有所进也；然后对于内足以组织完全之国家，对于外足以御列强之吞噬；于是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世界。此则我《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所以发刊之趣意也”。宋教仁在创刊号撰写了《中国新纪年》、《黄帝肖像题词》、《呜呼，湖南与端方》、《汉族侵略史•叙例》等文，号召“吾四万万尊祖敬宗之同胞乎，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独立自由之尊神。”正是由于杂志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触怒了日本当局而被查封。后改组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仍由宋教仁负责。
《游学译编》由杨守仁、黄兴、杨度等人主持，于1902年创刊，每月一期，“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然而群起而谋国”，使国家“一跃而与日本齐，再跃而与西洋各国齐”。刊物共出12期，广泛译介西方和日本的各种学说思想，各国的时政风习。该刊还倡导言文一致，主张以浅显通俗的文学创作来唤醒国民精神。杨度在《〈游学译编〉叙》中写道：“凡一国之语言文字，歧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普遍于全国上下，而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民之进步。故不独词章家之以雕琢为诗文，取悦一己而不求人知者不足厕于一国之文学界也；即有心于当世者，亦以此计其功用之大小，而分其品次之高下焉。……我国民之不进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夫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其国民之精神故耳。意大利之诗人当的（但丁——引者注），编国语以教民族；日本维新之名儒福译谕吉著书教人，必先令其妻读之，有不解者，辄复更易，以求人人能读，此皆小说之意也。”这种由启蒙国民、促进民族发展的角度倡导“言文一致”，呼唤白话小说创作，在当时是空谷足音，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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