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意识与女性文学

在中国女性意识、女性文学的提出是社会的进步，是妇女地位的重要提升，它带着浓郁的女权主义色彩。

如何界定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呢？这是我国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争论不止的。很激进或是很先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认为：以敌视男权社会文化中心、解构男性中心秩序，与男权中心话语作斗争，以女性“身体书写”等创作方法为首要，称为女性主义文学，认为只有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这种观点主要来自西方。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它最早发祥于18世纪的西方女性主义，严格说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是与妇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方，女性文学自觉意识的形成、确立，是伴随女权主义的发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尔后的历史进程里，西方的先进女性，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找到了思想解放的灵光，她们或走向生活实践，或闭门挥毫，以叛逆的姿态与男权中心话语斗争，争取平等与解放。女权主义文学从‘浪漫小说’、个人化的‘自传’述说，到以埃莱娜．西苏、凯瑟琳•G•伯克为首的法国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倡导的‘女性身体书写’。从现实地反映妇女的悲惨处境和她们不断变化的文化观念，到主张‘从身体出发，通过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肉体讲真话’（林树明著《性别与文学》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身体书写’，在女性写作上，算是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境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很积极的意义，她使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角色受到了公开的挑战，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西方的女性文学为什么总是含有深刻的女性主义？政治上，西方的革命相当程度地忽略了妇女作用，因此她们的解放往往要靠她们自己的团结与战斗。而在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女性们也是革命整体中的一部分，就总体而论，中国女性文学虽然也很关注男性中心话语下的妇女的命运，更重视政治与社会，虽然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并不彻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在广大农村），性别歧视和压迫还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总是被当作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进步与社会解放问题来观照和反映，中国女性的彻底解放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解放和进步的”。所以“中国女性文学不必追求西方女性文学相同的尺码”。也不能把男性作为假想的敌人来对待。也不能发动无端的性别战争，而更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的、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的勃兴是与女权运动分不开的，1848年首届女权大会在美国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村召开以后，1928年英国妇女获得了完全的选举权，而20世纪60～70年代“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的运动，更是就妇女所有社会生活方面，包括文学和历史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妇女文学蓬勃发展，在日本、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女作家层出不穷，特别是英国历史上产生过乔治•爱略特、勃朗特姐妹、简•奥斯丁、巴勒特•白朗宁、弗吉尼妮•伍尔夫等重要作家，她们精心地打造着“自己的房间”，坚定地喊出了女性的性别之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只有上面点名的几位英国女作家“写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品之外，应该说较多女作家的作品还没有超越女权主义的网络，她们的‘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文学创作室，而是张扬女性主义的思想作坊。”不过女权运动大大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和繁荣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五四’时期无疑是女性文学的起点”（陈骏涛语），因为我国古代女性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庸，古代女性文学同样无女性意识可言”（盛英语）。直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意识，中国包括湖南的女作家们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用自己的创作实力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并形成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次高潮”（陈骏涛语）。而新时期的到来，改革开放及思想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给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带来了生机，“并且形成了继‘五四’之后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二个高潮”（陈骏涛语）。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多元状态，针对女性文学、女性意识争论颇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只就自己的见解对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作以下界定：

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特指1900～2000年湘藉的、或长期在湖南工作和生活的女作家（其中不包括女文学评论家）所构建的文学。它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包括女作家创作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包括女性意识很强的或淡化的或超越性别或无性别意识的文学，它还包括思想形式、艺术与语言形式，总之它“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并“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因此，在对湖南女性文学进行文学评述时试图用“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性的眼光。”来审视。

女性意识：它“带有社会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它包括与男性共存，与社会、时期、民族共有的意识和独属女性自己的意识”（阎纯德语），独属女性自己的意识，在文学中表现为女作家的主体意识，“首先体现为女作家明确的性别自认上，即女性的自觉。在这个大前提下，女作家以其特有的经验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环境、女性命运，以其特有的目光关照社会、过滤人生，从而对人生社会，尤其是女性生活有更多地发现、更深的理解。”女性意识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更新和发展的。

二、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妇女和全国广大妇女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压迫和束缚，她们沉沦在苦海，生活在黑暗社会的最底层，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和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精神。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同盟会会员唐群英等发起在南京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各地纷纷相应成立分会，湖南分会亦于民国元年12月18日在长沙成立（《二十年来湖南妇女运动史略》）。同年2月12日，丁步兰夫妇发起出版《女权日报》（《长沙晚报》1984年3月7日《长沙女权日报》），旨在作为妇女喉舌，唤醒妇女觉悟。但因当时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加之军政干预，于9月被迫停刊。据已知史料，《女权日报》是湖南最早的妇女报纸，也是全国瞩目的创举，曾誉之为“湖南新闻史上之一异彩”。（《湖南妇女报》1983年9月22日第4版《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群英》）。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为湖南妇女解放运动开辟了新纪元。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提倡男女平等，把妇女引为“同志”。在长沙各女校中，一批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妇女，冲破“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勇敢地加入了以男性为主体的新民学会。最早加入新民学会的女会员有向警予等，据统计，在七十多名会员中，有女会员十九名，占四分之一强。其中包括蔡畅、熊季光等等。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她们的人会，在吸收周南女校的一位教师和三位女学生入会时，他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人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这张照片一直珍留至今。在新民学会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等十分注重“女界同时进化”。在他们的推动下，1919年10月，向警予、蔡畅等发起成立“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大公报》1919年12月3日《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学会成立》）。从1919年3月至1920年底，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女生共二十余人，其中湖南十二人，有向警予、蔡畅和蔡畅之母五十四岁的葛健豪等（《时事新报》1921年1月31日《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该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现代的女作家几乎都出国留过学，陈衡哲1911年留美，袁昌英在中国妇女中第一个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白薇、谢冰莹都到日本留过学，这为她们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所女校培养了丁玲、朱仲丽、廖静文等湖南著名的女作家。随着运动的发展，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影响下，省立一女师邀集周南、艺芳等女校代表人物开会，成立长沙女学生联合会。谢冰莹1921年就读于该校，1926年参军，后来写出了很有影响的女兵文学。这一时期，谢冰莹、彭慧等一批湖南女作家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省会长沙女学生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战斗队。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历来是各国妇女运动的中心课题，湖南也不例外。1919年10月，在毛泽东支持下，周南女校学生会主办了校刊《女界钟》，由当时被称为“周南三杰”的周敦祥主编，魏璧、劳启荣为编辑。《女界钟》除了和当时其它刊物一样进行政治宣传外，更集中地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经济独立等问题。就在《女界钟》发刊后不久。新娘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又无法抵抗，绝望之中，自刎于花轿内；袁舜英婚后，因文化低，“土气”，受到丈夫的歧视，含恨投水而死。这两件事正发生在“五四”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毛泽东在《大公报》上亲笔撰写《赵女士之死与社会万恶》等九篇杂文，对封建社会制度展开了猛烈抨击（《文联通讯》1983年12月15日《学习毛泽东同志一九一九年的一组杂文》）。他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逼着她求死。”“昨天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的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青年，从各个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毛文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数千年来，女子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提出抗议，见于报章，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当时在湖南文化界不少人替赵五贞喊冤、控诉封建礼教，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道德革命成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和新文学的母题。湖南的女作家如白薇、谢冰莹、杨沫等，本人就是出走的“娜拉”，而在作品中更表现出觉醒的新女性形象。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

20世纪的湖南女性文学就是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湖南妇女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

三、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的整体轮廓及女性意识的流变

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期，在此之前的秋瑾是其先驱。秋瑾跟湖南是很有渊源的。秋瑾是浙江绍兴人，但她的童年是随父亲在福建度过的，15岁那年随父回故乡绍兴，她只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她父亲就前往台湾等地任知县，不久又调往湖南，主管湘潭厘金局。秋瑾与她的母亲及兄弟随同前往。1895年，19岁的秋瑾就与湘潭一个暴发户的儿子王廷钧结了婚，她的婚姻是很不幸的。她后来在《精卫石》中写道：“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就发出了她对那种不幸婚事的无限辛酸的感叹。婚姻的不幸，使她强烈地憎恨着封建礼教．也成为推动她决心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动力。她的爱国诗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文学的精品和代表作。可以说，秋瑾是中国和湖南女性文学第一人。

“秋瑾作为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位历史人物，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奠定了精神基础……虽然这位‘鉴湖女侠’的诗文基本属于旧体，然而她创办的《白话报》、《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子权，她的思想在当时属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前卫，属于20世纪。她的创作及活动实际上成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的先导。她诗文中的爱国意识、反叛意识、批判意识、新的女性意识，直接影响过许多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女性，尤其对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秋瑾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与新文学史中女性文学的一道分水岭……秋瑾在中国女性文学上，作为联系着民主、平等、自由、女性解放意识等先进思潮的女作家，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是没有的，只有到了20世纪，伴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入和中国革命潮流的涌起，女性文学才以秋瑾为先驱，真正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20世纪上半叶的湖南女性文学：（即1900～1949年）

“‘五四’时期无疑是女性文学的起点，先于‘五四’的辛亥时期的秋瑾则是其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也包括父权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催生了一批敢于反叛封建人伦秩序、主张男女平等、鼓吹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娜拉出走’成为当时舆论的一个热点”。

在时代的洪流中，湖南出现了第一个女作家群：最早留学美国的陈衡哲，率先拉开现代文学序幕，最早从事白话文学创作，虽没有恢宏巨制，但她的《小雨点》、《西风》、《运河与扬子江》却透出一种自由浪漫的气息，具有哲理思辨、清新隽永的风格。她的《洛绮思的问题》、《亚波拉与爱洛绮斯》、《一支扣针的故事》等等则是一系列妇女社会问题小说，具有她独特的女性意识。

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白薇的《琳丽》等，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叛逆传统礼教道德，具有空前的新视野和新精神。

《打出幽灵塔》是“白薇向封建桎梏禁锢下受苦难的姊妹们发出的斗争呼唤”（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是妇女解放的呐喊，它“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正是一种叫醒那些沉睡在家庭中作傀儡的不幸妇女们的声音”（王瑶《新文学史稿》）。1936年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告诫出走后的娜拉们要防止又沦为男人的俘虏和玩物：“‘五四’以后抬头起来的妇女，时代的黑手又把她们拖回家庭，拖回坟墓去。”

丁玲的早期作品无疑具有“五四’时期觉醒的新女性意识，她笔下的莎菲女士们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发出了反叛之声。但“丁玲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其直接结果便是《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水》的问世。丁玲本是一位‘泼辣勇猛、一扫温柔羞怯之风的男权传统的挑战者’，‘她不同理想的彩虹衬出现实的晦暗，而是径直表现郁闷气氛中青年女性的痛苦挣扎，她不仅描写出传统社会同女性命运的对立，而且更揭示了觉醒的女性内心世界的多重纠葛。’（秦弓《丁玲前期创作的女性主义阐释》1997年《中国文化研究》之卷）在她转向之前的作品中，没有传统女性的悲凄，只有‘用艺术之利刀剖析悲哀根源’的粗犷战叫。转向之后，她的创作淡去了女性意识的自觉成分，而张扬了女性意识的客观成分，是革命情绪的高扬，是女性意识‘无性化’的政治表现。‘丁玲现象’是女性意识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从个人化到政治化的一个典型。”

女学者作家袁昌英，赋予了她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色彩，她的作品思想大都反映了大时代的特点。特别是她的三幕剧《孔雀东南飞》。“在人们的注意力较多地放在封建家庭中身为子媳者的苦痛时，袁昌英敏锐地意识到另一种身份的女子之不幸，以自己的剧作向人们提出了‘婆婆问题’。一方面，婆婆常是封建家庭中礼教压迫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她又往往同样是被礼教吞噬的受害人。袁昌英对剧中焦母这一角色的开掘显示了她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认识。”

以女兵文学蜚声文坛的谢冰莹，以战士的姿态闯入文坛，1926年发表在《中央日报》的一组北伐时期的报告文学（后结集为《从军日记》），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被译为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受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赞赏。她的“《一个女兵的日记》、《女兵自传》，不仅感染了中国人，还感染了外国人；不仅教育过同代人，还可以教育后来人。这样充满强烈反叛和抗争意识、充满女性解放意识的爱国主义作品，虽然政治色彩很浓，但却是不可代替的女性文学的精品。”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女性观：一种是以陈衡哲为代表，她非常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她认为：女性应将‘为人’与‘为女’统一融合起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衡哲写了系列妇女问题专论，特别强调‘母职’，视母职为‘民族的命脉’。她认为男女平等不等于‘女子男子化’，女人‘从一个性奴隶的地位超升到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应使‘为人’和‘为女’两重人格趋于平衡发展。在她看来，一个女子的‘性别人格’在她的生命史上的影响，比起男子来要‘大而深刻’得多，因而，忽视‘女’字，会带来畸型的、残缺的人生。另一种女性观则以丁玲为代表：1928年，丁玲由‘莎菲女士’的个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她认为女作家应该由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我，走向社会、走向大众，因此竭力遏止女性情感生活、女性气息、泯灭性别界限。1929年末，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文，就冷傲地对约稿者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基于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始终置于整个社会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之中，基于女性文学一直是主导文学的组成部分，女作家们大多希冀把‘女’字消融于‘人’字，消融于时代和阶级的意识中，以特殊方式使女性自我意识得以呈现。就此，有的女作家不愿戴上女作家桂冠。以‘人的自觉’包容‘女性的自觉’、甚至代替‘女性的自觉’的观念，世代相传。”

“这种女性观一直延续到解放区新中国建立之后，民族解放的高亢音响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巨大声浪，更把女性性别特有的声音淹设了。因此，从20世纪的40、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确缺少自己的性别特征，基本上被淹没于群体的文学之中而成为一种‘中性文学’”。

“中性文学”时期，却产生了继“五四”以来湖南女性文学的第二次高潮。这一高潮以杨沫为代表。伴随着这一高潮的来到，湖南女性文学进入了20世纪下半叶（即1949—2000年），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研究。

一、1949年10月—1976年10月，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湖南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7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10月—1966年4月）（二）“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为第二阶段（1966年5月—1976年10月）。

在这27年中，湖南女性文学走过了一段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道路，形成了湖南女性文学史上一个“爬坡”、“滑坡”态势。第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很有生气的，出现了一些思想上，艺术上很成熟的作品，产生了湖南女性文学的第二次高潮。

杨沫19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这一时期产生高潮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比起“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优秀长篇作品，也毫不逊色，而且直到今天，它不只代表湖南，也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平。《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等，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分别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极为深广的社会内容。通过他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英雄气质，而且塑造的这些典型形象，在语言、结构和艺术手法等等方面，在学习传统和借鉴外来经验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从而创造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独特的民族形式。这一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地中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为新中国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青春之歌》是轰动一个时代的作品，是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属于中国文学中的长篇经典”（阎纯德语）。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马忆湘的《朝阳花》，陶承的《我的一家》，刘坚的《强盗的女儿》，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1964年写成，新时期才正式出版），宋元的《革命女诗人秋瑾》，张雪茵的小说集《风雨之夜》、《十八号党证》，黎兑卿的诗集《灰墨琐痕》等等。

第二阶段，由于“文革十年动乱”整个文化界形成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

在这个27年的湖南女性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的时期。但在这非常时期也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出现，如毕方、陈琳琅、彭诚、陈蔚等。

二、1976年11月～2000年：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里，湖南女作家放开眼界审视因循封闭的昔日，满腔热忱地投身改革开放的新生活。她们用自己的创作应合中国历史的潮流，而历史的洪流又把湖南一大批女作家推向中国文坛的显著位置。这一时期以1985年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年11月～1985年），繁荣时期，第二个阶段（1986～2000年），多向探索和深入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湖南女性文学表现最突出的是传记文学，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憎恨“假、大、空”，渴望讲真话、实话，而传记文学这一个载体为女作家所接受，很真实地表现了她们的心声。朱仲丽关于王稼祥的文学传记《黎明与晚霞》，是她的一部真情之作，全书对王稼祥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作了忠实的记述。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最真挚的情感，谱写出一曲曲真实而感人肺腑的歌。这一阶段在诗歌方面以郑玲为代表，“文革”十年动乱给中华古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警醒和沉思。郑玲承受着历史和人生的巨大创痛，以饱蘸血泪的文字，汇人全民族反省的思想潮流，写出了催人泪下、动人心魄的诗篇。

第二阶段（1986～2000年）既为湖南女性文学的辉煌时期，也是多向探索和深入发展的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派文学引进形式多元格局的影响下，特别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湖南女性文学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产生了第三次湖南女性文学的高潮。

残雪超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震惊了文坛，她“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创作别具一格，是中国文坛的奇异之花。”（阎纯德语）下面我们不妨从一些外国评论家眼中来看残雪的作品：“就中国文学来说，残雪是一次革命，就任何文学水平来说，她是多年来出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最有趣、最有创造性的中国作家之一”（[美国]夏洛特•英尼斯）。“残雪是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中最有创造性的声音……简言之，一位新的世界大师在我们当中产生了，她的名字是残雪”（[美国]罗伯特•库维）。残雪写的小说，是中国近年来最革新的——她的小说也不能放进任何单一的范畴。（[英国]《时报》）残雪的作品不就是新的“世界文学”的强有力的、先驱的作品吗？（[日本]《读卖新闻》）还有叶梦，将现代派手法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有机结合，创作了一些具有新潮意义的散文，她的散文高扬着女性的生命意识，她是第一个明确的将性欲内容引进女性散文而又不失其高雅，同时注进一种健康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创造意识。在中国文坛上她是新时期女性散文探索生命之谜、女性之谜开始得最早、最严正、最远行的一个。还有王璞借助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所写的存在主义迷宫小说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蒋子丹，凭借着现代小说手法中的反讽与调侃、幽默与荒诞对男性中心话语秩序进行挑战。著名女评论家王菲在评论她的一些篇什里（如《从此以后》等）说，蒋子丹的作品展示了“女性主义者审视男性丑陋心理和人性弱点时的内在自信，它既是一种主体心灵状态的外化，也是一种具有前瞻意义的女性书写姿态。”

这一时期的大繁荣还表现在文学式样的多样化和文学新人的层出不穷。

小说方面：有王静怡、薛媛媛、赵妙晴、甘小浪、李丹、冷月等等。王静怡的小说展现了女性对情感生活历程的迫思与拷问，揭示了女性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情感困惑。薛媛媛着笔女性命运，写得贴切、自然、丰满。

散文方面：有骆晓戈、苏叶、罗丹、余艳、吕雁、谭中华、王丽君、周小娅、袁雅琴、胡天锦等，苏叶散文中那独到的美，耐人寻味。罗丹散文数量不多，但隽永有致，耐读耐看。余艳的散文充满了女性健康、幸福的明快色调。

诗歌方面：有骆晓戈、丹慧、彭诚、周晓萍、杨亚杰、章晓红、李扶阳等。丹慧的诗抒写了女性独特的情感。周晓萍笔下的“中国女孩有音乐的身段／不唱就已经很动听。”彭诚的诗歌“既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息，又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儿童文字方面：有贺晓彤、汤素兰、庞敏、李萍。贺晓彤的作品试图用儿童的视角来批判种种社会弊端。汤素兰是学者型的儿童文学家。庞敏是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儿童文学家。

通俗文学方面：茂梅、李铮华、张甲凤、朱德英等。茂梅的作品，具有坚持扶正压邪、贬恶扬善的情节走向，高扬民族道德精神，努力提高通俗文学的精神层次；着力研究、运用小说的传统技法，锤炼个性化的语言，丰富了表达方式，加重了作品的文化容量，提高了艺术水平，使通俗文学真正从通俗走向文学。李铮华出过7部通俗长篇。湖南女性的通俗文学大都“通俗而不庸俗”，“传奇而不猎奇”，有的反映了很深刻的社会内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影视戏剧文学方面：张林枝的电视连续剧《山里人、城里人、外国人》，通过三种人的描述，挖掘出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呼唤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刘晓瑜的20集电视剧《青春出动》表现了现代青年的真情真爱。戏剧方面：刘京仪、梁文凌、袁雪飞、胡笑蓓等。刘京仪的戏剧文学，塑造了从古到今的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并用当代意识予以艺术烛照，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

民族文学方面：刘芝凤、姚筱琼、丘陵、刘萧、张建湘、龙宁英、李桂英、满慧文等。他们的作品力图向人们展示鲜为人知的苗寨青年的爱情故事，探索了爱的真谛。

“文革”时女作家的女性观被淹没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声浪中，几乎没有性别的声音，而将“女”字消融于“人”字、消融于时代、社会、阶级意识之中。

新时期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人的问题的重新被提出，人道主义的声浪日高，性别意识也随之苏醒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女性文学出现了大批作家，其作品大胆表现女性的天性、情感和气质，“女性自觉”不断生长。这一时期在湖南，没有出现明显的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但在全国却产生了很有影响的女性传记文学，如朱仲丽的《黎明与晚霞》，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传主都是国家领导人或一代著名画家，这决定她们的叙述角度必然是政治的和艺术的，但他们无一例外又都是传主的妻子或女儿，她们对传主浓烈的爱情和亲情（即女性的感情）被政治和艺术包装得格外崇高、格外壮丽。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是湖南女性文学的“狂欢节”，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引进，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出现了继“五四”和建国初期以来湖南女性文学的大繁荣。这一时期“出现了女性意识的大面积的苏醒”，一些女作家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思想，“一种被指称为“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女性写作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文坛”。

首先是残雪的某些作品突破了“私人空间”写作的禁区，“虽然她并不是一个专为女性而创作的作家，但其怪谲、破碎、谵语式的叙事语言却包含着对男权社会规整、统一的巨型语言秩序的反叛。她笔下那个在黑夜中悄悄浮动、充满了梦魇的世界，与女性被抛出男权话语中心之后的女人或者与男人在同一个屋顶下自说自语，相互隔绝，无法沟通（《公牛》）；或者处于怪诞、充满疏离感的家庭关系中（《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或者被囚禁在笼子里（《黄泥街》）……她们好像一堆破碎的存在物，完全无法读懂外面的世界，正是由于残雪表现了女性与外在于她的秩序的彻底孤绝和对立，我们才说残雪小说世界里的那个总是怀疑有人会加害她的女狂人，是对女性本质存在的一种象喻，虽然它也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象喻。”但是也不得不指出：在她许多作品中却表现出一种超越性别意识的精神指向。“超性别意识是以有性别意识为前提的，它是性别意识的一种提升，但并不以拋弃性别意识为代价”。残雪的大多数作品均表现出超性别意识的倾向。

叶梦的新潮散文的出现，表现了叶梦对女性性别身份的自信和赞美，她的“月亮”系列散文和《创造系列》散文，表达了女性独属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交媾、生育，虽是女性沉重苦难之根，在男性话语中，它们不是盲点，便是被扭曲变形。长期以来，散文领域中没有它们的位置，作家或羞于或怯于表达。叶梦有意在这片空白之地竖起女性创作大旗”，开拓了这片被男性有意遮蔽的盲区。并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的“躯体描写”，具有很积极的女性意识。

蒋子丹的小说被王菲称为“一种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诞生的证明”，她的小说《贞操游戏》“充当了一个执意要对‘菲勒斯中心’口诛笔伐到底的讽喻大师”。后来，蒋子丹又发表了一系列仿佛“女性狂舞”似的小说，“在《左手》《从此以后》《绝响》《老M死后》《桑烟为谁升起》《等待黄昏》里，她那种执着于本文诡计的布置和巧妙的游戏经营，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一种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的孕育和诞生。在这里，破译蒋子丹的小说，将使人看到一种女性主义的觉悟，是通过怎样的操演方式在眼下的文化活动中生动而有力地呈示的。”

骆晓戈的早期（新时期初）诗里所表现的是少女的特质、少女的气息、少女的情怀及少女的美丽，迎合了新时期初女性意识觉醒的潮流，但在后期的诗集《挎空篮子的主妇》中，却明显地看到她的创作风格由少女的温情转向主妇的沉重，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并且把主妇这种女性生命漫长而历尽磨难的人生经历作为描写对象，一反传统习惯于欣赏女性的多姿多彩的优美姿态，而无视她们作为人的存在，表现她们作为人的反抗，对保持女性自尊、自爱（而不是“自恋”）的人格力量的探求。这无疑是对男性社会中心秩序的反叛。

王静怡现代知识女性系列小说，是知识女性对情感生活的追思和拷问，小说中女性优势与男性弱势的比较写作，是一种很强的女性意识的表现。

绿原先生是这样评价郑玲的诗：“郑玲的诗怎么也不会局限于先天的狭隘的性别，或者后天的无中生有的派别或身份，它只能是为超脱各种社会制约或规定的大写的人即人类而写。”

总之，湖南女性文学对性别意识的探索具有很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促使湖南女性文学的发展更臻成熟和发展，她们的作品既有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思，又有女性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她们的创作，让人感受到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女性创作的丰富内涵和多样表现，以及提高女性自觉，发展女性文化空间，使女性精神天地不断地得到伸张、调整、思索和警觉，以使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不断融合、发展，从而推动湖南文学的不断繁荣昌盛。

弘扬湖南女性文学决没有发动性别战争之意，她们大多把妇女解放寄托于社会革命，她们跟先驱的或长辈、平辈的男性作家、评论家或结成联盟或团结融洽，例如“五四”时就有鲁迅关怀丁玲、白薇等的事迹传为佳话。鲁迅、茅盾或写过许多妇女解放的文章，或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为“五四”女性文学助威，并一直坚持对后起的女作家扶植、提携，她们对他们尊敬、亲近，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女作家，“男作家从女作家那儿吸取养分、有所借鉴者也不少。蒋光赤从谢冰莹‘女兵文学’那里借用素材，让《冲出云围的月亮》里的女主人公王曼英也书写从军日记；而曹禺创作社会悲剧《雷雨》除受美国奥尼尔影响外，无疑也从白薇名剧《打出幽灵塔》那里有所借鉴。男女作家同在一个营垒里，新文学的共同目标使他们携手前进；而新文学的传统里，同样蕴含着女作家的存在和影响。”就是到了当代也仍然保持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就连新时期女性主义意识很强的蒋子丹也在她的散文中说，“让女人们从来不把她当做情敌，男人们觉得应该跟她结拜把兄弟”，可见她是一个对双性都具有亲和力的人。由此我认为湖南女性文学不是双性对峙的，而是双性和谐发展的，这里我借用陈骏涛先生的话作为结束语：“颠覆或者消除男性中心的机制，是不是解决两性关系问题的终极目标呢？解决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两性的和谐。社会要发展、要前进，不能倚仗两性的对立，而是倚仗两性的和谐。或者说既对立又和谐，在对立中寻求和谐。即令要解决女性自身的问题，也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把男性当成假想的敌手，在当今的世界上是绝对不现实的。倡导两性的平等，承认两性的差异，强调女性的特点和权力、甚至女性比男性优势的方面，等等，并不是要以别一种权力（女权）代替这一种权力（男权）、以别一种（女性）偏执代替这一种（男性）偏执。”“西方女权主义发展到今天，也已经走出了双性对峙的阶段。在现时依然存在着男权中心的情况下，必须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开掘被男性文化遮蔽的女性文化部分，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文学谱系，但这与双性和谐的终极目标是并不矛盾的。”，这些话为我们构建20世纪湖南女性文学发展史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面向21世纪的湖南女性文学，应该有更臻完善的双性和谐、更为宽泛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关注，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使湖南女性文学不断深化自身历史内涵，包括波澜壮阔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从而使湖南女性文学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和更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