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无疑是文化、文学交流的重要途径。一国的学子，来到异域学习研究，自然将异域文化揉合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输入母国文化，直接或间接地给母国文化增添新的因子，甚至促进传统文化的转型变革。20世纪上半期湖南留学日本的作家，无论是留学后成为作家，还是成了作家再留学，都因他们的留学经历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尽管受到影响的程度有深有浅，影响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一
留日作家在日期间大量研读日本文学作品，将其中的某些东西吸收涵化，积淀于意识结构之中。在以后的创作中，一经某种触媒的促动，某种意象、某类题材或某个观念，便激活作家的创作灵感，日本文学的某些因子就内化在湖南作家的创作当中。这是一种比较内在的影响。
欧阳予倩滞日8年，对日本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受到日本戏剧理论家、表演艺术家河合武雄、木下吉之助的诸多影响，在日本参加春柳社的演出活动。这些为他回国后的戏剧创作、戏剧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文学和戏剧常常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来源。1922年欧阳予倩创作了独幕剧《回家之后》，描写留学生的婚恋题材，表现接受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严肃对待爱情的问题。留美学生陆治平，在外隐瞒已婚真相，与“新式女子”刘玛利成婚。回国与家人团聚的日子里，又感受到发妻吴自芳温良贤慧的美德。正在内疚和歉意之中，刘玛利追踪来到，揭穿治平的骗局，并以蛮横傲慢之态对待治平一家；而吴自芳则显得大方得体，善解人意。陆治平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说到留学生婚恋题材的作品，让人联想到日本作家森鸥外1890年发表的小说《舞姬》。小说描写留德学生丰太郎与德国舞女爱丽丝之间的爱情悲剧。丰太郎与爱丽丝真诚相恋，但面对传统和现实的巨大压力以及出于前程的考虑，丰太郎放弃已经怀孕的姑娘，但痛苦异常，大病一场后，只身归国，爱丽丝因此而神智失常。
留学生的爱情，在当时的中日文学中都有表现。《舞姬》比《回家以后》早30余年发表，森鸥外在20世纪初的日本文坛如日中天，欧阳予倩留日期间应该读过这篇小说，而且从情节模式看，不难看出《舞姬》影响的痕迹。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两篇作品中男主人公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明显可以看到森鸥外对欧阳予倩的启示。丰太郎和陆治平作为留学西方的知识青年，受到“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熏陶，对国内的传统守旧心存不满，尝试以行动来反抗。但骨子里浸润着传统道德的丰太郎和陆治平都犹豫、矛盾和痛苦。国内有论者认为《回家之后》写了陆治平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作品“批判留学生喜新厌旧的不良作风”的力量，“似乎还找不到更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其实，比较丰太郎和陆治平，丰太郎的痛苦更为内在和深刻。影响《回家之后》思想深度的因素，不是写了陆治平的矛盾和痛苦，而是在于欧阳予倩把思想寄托于传统道德，把中国封建农村的朴实之美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美化前者，谴责后者。而森鸥外是把西方的人性、个性与日本传统对立，却赞同前者、批判后者，难怪留学欧美的洪深谈到《回家之后》时说：“这出戏，演得轻重稍有不合，就会弄成一个崇扬旧道德、讥骂留学生的浅薄的东西”。
1928年夏，田汉以一夜之功，创作了独幕剧《古潭的声音》。1930年田汉将该剧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五集），在《自序》中他谈到他的创作动机：
这动机是由偶读日本古诗人芭蕉翁的名句——furuike ya，Kawazu tobikomu，mizu no oto．古潭蛙跃入，止水起清音。——得来的。这十七个假名是芭蕉翁留给后人的宝玉……。
元禄文豪松尾芭蕉被称为俳圣，他以严肃的艺术追求来写俳句，以静观闲寂的心态来面对自然风物和人生世相，在“心”和“情”的层次上达到物我合一，超越世情俗念；他的俳句以“闲寂”为主调，自然朴素又意境深远。他的名句《古池》如果直译，译文应是：“古池呀／青蛙跃入／水声响。”句作以青蛙跳进幽寂古池激起水声清响的瞬间画面，以动写静，写出了宁静表面下大自然生命的律动与诗人心境的变化，幽邃深远，余韵袅袅。这种幽深渺远的瞬间画面，给读者无限的想象和再创造空间。田汉认同的是日本学者松浦一氏在《生命之文学》中的理解：
俳人芭蕉在此三昧境以“古潭蛙跃入，止水起清音”之句开文学的悟道，在天地大寂寞中突然破之，扬悠然之声，这一声之中真具足了人生之真谛与美的福音。饱和常使人睡眠，游乐于天地之大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恐怕不愿意饱和于美而懒惰之眠罢。他们的世界是关梦的世界，而非安眠的世界，真在安眠之时便没有美梦了，睡得太好的时候连愉快的醉意也消失了。他们求饱和的瞬间，但他们不会想跃入古潭的蛙，他们求蛙与水相触而发音的那一刹那。就是那一刹那，那一刹那就是悟入文艺与人生真谛的最贵重的门。
田汉从中感受到的是美的瞬间的向往，一种超越凡俗尘念的美梦世界的追求。他说得很明白：“在我想象中的这脚本，做那跃人古潭的蛙的是一诗人，而在将要跃入的刹那留住他的是他的老母，于是这里有生与死、迷与觉、人生与艺术的紧张极了的斗争——这是我最初想要抓牢的呼吸。”正是芭蕉俳句，激发出田汉创作《古潭的声音》的创作灵感。剧作中的诗人将一个叫美瑛的女子从尘世的诱惑当中拯救出来，安置在超尘绝俗的高楼上，为她营造一个不乏生活雅趣和艺术品味的环境，以促使她灵魂的觉醒，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艺术的不朽。但美瑛有着一颗不满足于已知世界而向往未知的漂泊无着的灵魂。她被高楼下古潭里春花舞动、月光潜沉、深不可测所诱惑，纵身跃入古潭。旅行归来的诗人，出于对古潭的复仇，决心听听捶碎古潭的声音，步美瑛后尘而纵身古潭。这“是对某种法定的结局的不满和反诘，对一种‘静’的状态所作的‘动’的抗争。静谧幽暗的潭水中，这一声轰响，带着玄机，带着神秘，是生命的绝唱，是一种极致的美，它使得生命所具有的一切的庸烦琐碎，都净化为哲理和宗教般的意味，在瞬间得以升华。”
我们可以看到，剧中追求超越的美，一种“游乐于天地之大”的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情怀，与芭蕉俳句的意蕴一脉相承，笼罩剧作的神秘主义氛围，与芭蕉俳句中的玄妙禅思也是相通的。当然，剧作中融铸了田汉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
至于孙俍工的《续一个青年的梦》（1932），从题目看就可以得知是在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1916）影响下创作的，这里不作赘述。
二
近代日本文学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中发展，西方近代几百年的文学思潮几乎同时涌入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西方近代文学的各种思潮都在日本文坛匆匆演示了一遍。湖南留日作家在日本感受到文坛的潮涌之势，以各自留日期间的主潮影响和各自性格气质的主体性选择，在自己的创作中留下日本近代文学思潮影响的烙印。
随着明治维新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日本文坛流行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作者借用普通民众喜欢的小说形式，把开设国会、伸张国权，自由人权等从西方引进的观念普及于民，日本政治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1884）、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1885—1897）和末广铁肠的《雪中梅》（1886—1887）。这些作品经梁启超等留日人士的推介，在国内影响很大，模仿之作不少。湖南早期留日作家投身革命，对国内满清统治不满，也意识到政治小说是将革命思想普及国内百姓的好途径，因而日本政治小说也成为他们借鉴的范本。其中典型的例子是陈天华创作的《狮子吼》（1904—1905）。
陈天华对文学的经世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救中国之前途，唤醒世人之迷梦者，报之力最大。”他在报刊发表系列政论散文，还刊出了民间说唱本《猛回头》、具有说唱特点的白话散文《警世钟》和章回体政治小说《狮子吼》。
《狮子吼》原载《民报》2—9期，只刊出8回，因陈天华跳海而没有完成。作品以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个民权村为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描叙一群革命者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活动，交织叙述了当时轰动全国的“苏报案”、“沈荩案”等社会事件，融政论、时评、写实、幻想于一体，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题材、背景、情绪是中国的，但在写法上是对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的模仿。
《雪中梅》开篇描写公元2040年纪念帝国议会成立150周年的热闹庆典，日本一派繁荣、国力强盛、政治开明、文化发达。然后倒述当年为开设国会而努力奋斗的一代，他们的思想、生活、爱情等，展开不同政治观点的论争，与当局的冲突等。《狮子吼》也同样，在“楔子”中以梦境的方式，描写“光复五十周年纪念会”，都市异常繁荣，然后来到“共和国图书馆”，其中有一巨册《共和国年鉴》，上面记载着全国学校、军队、武器、铁路、邮政局、轮船吨位、税收的各种统计。其中还有一本《光复纪事本末》，作者正是以此书为素材而写作小说，原书封面上画有一只雄狮，小说也以《狮子吼》为题。和《雪中梅》的叙述结构如出一辙，后面叙述民权村孙念祖、孙绳祖、孙肖祖、狄必攘、文明种等人的各种革命活动。
甲午战争后，日本文坛流行观念小说，观念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泉镜花（1873—1939）。他的小说对向恺然的创作产生影响。向恺然1907—1909年，1913—1915年两次留学日本，当时正是泉镜花在日本文坛大红大紫的时候，本来喜欢文学，留日期间开始创作《留东外史》的向恺然不会不注意到泉镜花的作品。另外，两人性格气质中的共通处很多，都喜欢神怪之事，搜求怪异极端的素材加工创作；都对侠义之人、对自己的理想而执着追求的人持敬仰之情；都对有一技之长的江湖飘泊者（泉镜花笔下的能乐演员、艺伎、流浪艺人；向恺然笔下的武侠奇士、异人）特别关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影响痕迹。例如泉镜花的《琵琶传》中的鹦鹉和向恺然的《黑猫奇案》中的黑猫，都是通人性的灵物。前者帮助谦三和阿通这对恋人互通款曲；后者帮助知县破获了一起谋杀亲夫的命案。再如《高野圣僧》中那位月光下诱惑男人的妖妇和《蛤蟆妖》里的妖妇的描写，可谓如出一辙。
当然，泉镜花和向恺然的小说在神奇怪异的描述中又有很大的差异：泉镜花往往在怪异中思考人性与道德、责任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多为悲剧，表现出人的无奈和伤感；向恺然的怪异描写以猎奇为本，兼有善恶相报的观念表达。这里大概是日本文学的“物哀”传统和中国文学的志怪、载道传统在起作用。另外，泉镜花小说中以普遍人性与民族、国家观念对立，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情感（如《海城发电》、《瑟琶传》），而向恺然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民族认同色彩浓郁。
20世纪的最初10年，自然主义成为日本文坛主潮。这一在法国左拉、莫泊桑的自然主义创作影响下的文学思潮，既具有与法国自然主义共同的特质，又有与日本传统文学融合后的独自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对湖南留日作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辛亥革命后留日作家群的影响。辛亥革命前的留日作家虽然留日期间正是自然主义盛行的时期，但一方面这批留日作家的主要关注点是反清革命，对这种写身边琐事、儿女情长的文学缺乏接受期待；另一方面，文学影响有一时间差的问题。因而，辛亥革命后湖南留日作家群的一些作家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这在刘大杰、白薇、谢冰莹的一些自传性小说中痕迹明显，其中以白薇的长篇《悲剧生涯》（1936）最为典型。这部自传性作品主要取材于作者与杨骚的恋爱经历，白薇在《序》中谈到写作小说的情况，从中不难看出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内在联系：“这篇东西，是写一个从封建社会势力脱走后的‘娜拉’，她的想向上，想冲出一切重围，想争取自己和大众的解放、自由，不幸她又是陷到什么样的世界，被残酷的魔手又是怎样毁了她的一茄，而她还在苦难中挣扎，渡着深深的想前进的长长的悲惨生活。是用速写、用素描，用大刀阔斧，真实地，纯情地，热烈地，赤裸裸豪不加掩饰地纪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人生’，不过我是凭着这悲剧发展的日常生活中，重重复复的事实里面，努力提炼出精华，把它简单化，客观化，朴朴质质地纪录下去，表现这事实的真实，真实，十分的真实。”对于《悲剧生涯》，当时的左联女作家关露提出批评：“她这本作品，全然是根据了爱情故事作题材，叙述着爱情的纠纷，仿佛是把爱情生活作为生活的大部分。社会生活的思想，只穿插在里边。这种只从爱情故事出发，对于一般的女人是可以的，而作者白薇女士分明是一个在女性中站在抗争的线上，努力社会的工作。那么她的写法，是应该以社会生活作中心，私生活只是一种片断的报告；因为爱情和私生活，只是整个生活中极小的一部份，不是应该偏重它的。”这样的批评，当然是批评作者的“自由主义”写法。其实，白薇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她在《序》中谈到“缺憾”：“不能将社会激流的动态，和书中主要人物有关的事交织，生动地描写出来，使它象一面时代的镜子，贡献在读者面前。那因为她在写它的时候，是黑云惨压得不能透气的时候，又为着是用速写把它去投杂志，容不下那许多题材，所以把社会关系全抛开了，只集中在悲剧的发展。”应该说，导致“缺憾”，除了时代和“速写”的原因外，还有她留日期间研读自然主义文学的潜在影响。这一点，也许白薇是不自觉的。
三
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的几位湖南作家，留日前已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经过留日期间的研修，对文学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导致文学创作风格转型。留学日本，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刘大杰、谢冰莹等人的创作中。
刘大杰在国立武昌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时期已经开始小说创作，留日前已写出了两部短篇小说集：《黄鹤楼头》和《渺茫的西南风》。这些小说的创作直接得到当时在武昌师大执教的郁达夫、张资平的指导，也深受其浪漫感伤的文风影响，属于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小说。这些作品“多为带自叙自传性质的主观抒情作品，记录‘生命途中的创伤’，渲泄个人内心的苦闷；仿若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在黄鹤楼头，在渺茫的西风里，伤吾悯我，或忧郁，或哀寂，或苦闷，或悲伤，或啜泣，回首生命的苦旅和心灵的伤痕。”刘大杰1926年留学日本，在日本系统学习欧美文学，拓展了文学视野，对欧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托尔斯泰和易卜生有深入研究（著有《托尔斯泰研究》和《易卜生研究》等专著）。之后，刘大杰的文学创作向现实主义倾向转变：从自我的感伤发展到对社会问题探索；由早期的主观抒情演化为客观写实。留日初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支那女儿》，已经明显表现出创作风格的转变。作者在《序》中也说：“这里面的几篇，全是我在日本时候写成的。脱离了爱的苦闷环境，也没有昔日悲伤身世的情怀。所以里面除了《樱花时节》以外，其余的眼光又放开了一点。”其中的一篇《姐姐的儿子》，描写了湖南、湖北遭受自然灾害后民不聊生的苦难情景。《“妹妹，你瞎了”》叙述了革命者为事业奔波，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和场面。以后出版的两本创作集《昨日之花》和《她病了》，现实主义倾向有进一步的发展，题材领域更加广阔。如《新生》描写留学欧美的知识女性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春草》叙述高喊自立自强、劳动神圣的知识女性经受不了贫困的磨难，放弃理想而出嫁有权有势之人；《疼》的主人公是一位为生计而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少年车夫。
需要说明的是，刘大杰创作品风格由主观抒情发展到客观写实，固然与欧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有关，但不能忽略日本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给他的影响。他在日本研究欧美文学，也曾翻译日本文学作品（如新现实主义作家菊池宽的剧作）。由大正进入昭和，日本文坛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大势。这样的氛围当然会给研究、创作文学的刘大杰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谢冰莹以自己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对文学的热爱走上创作道路，北伐军中写成的《从军日记》，以其充沛的激情和自然朴素的笔致获得读者喜爱，得到林语堂、罗曼•罗兰等大师的肯定。之后她坚持创作，到1931年留学日本时，已经有散文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出版。但这些早期创作都是取材自身经历，大多描写青年男女的恋爱经历，着重表现的是一个走出家庭，欲自由独立的青年女子的种种情感纠葛。留日时间虽然不长，但当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热潮，给向往平等自由的谢冰莹的情绪以感染。回国后，她的创作文风大变，不再局限于两性的情感纠葛和自己的恋爱体验，而是放眼社会的弱小阶层，描写他们的苦难，创作中明显带上“阶级意识”。
像刘大杰、谢冰莹这样留日后整个创作风格发生转型，说明域外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是内在结构性的。当然，这种变化，也包括作家创作自身的成熟和发展等因素。
四
田汉是湖南留日作家群中创作成就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成就的取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对外国文学广泛而深刻的借鉴，而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正是留日的6年里奠定了基础。
有论者对田汉译介外国文学的情况做出统计：“田汉一生完成的文学译介有60多篇（部），其中发表外国文学评论33篇，出版翻译剧本11部，译作17种，改编外国原著剧本6部”，而且“60多种译介中，完成于早期的占70％以上”。
田汉主要的文学活动在戏剧领域。他的戏剧创作和活动都始于留日时期。当时日本剧坛引进西方话剧的新剧运动正轰轰烈烈展开，“田汉这位后来的中国话剧奠基人此时到了日本，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一方面得到了西方话剧精粹的滋养，另一方面目睹了日本话剧家接受外来话剧样式的经验与艰辛。”田汉自己也说：“到东京后适逢岛村抱月和名优松井须磨子的艺术运动盛期，上山草人与山川浦路的近代剧协也活动甚多。”因而田汉全身心投入戏剧活动，观看戏剧演出，参加戏剧座谈，拼命阅读莎士比亚、易卜生、肖伯纳、梅特林克和日本近代剧作家的作品，研究中国戏剧的变革和发展。
田汉以成为“中国易卜生”为自己的志向，积极从事戏剧实践。从留学东京时期开始，到后来的南国戏剧运动、左翼戏剧运动和抗战的戏剧活动中，田汉一方面组织领导着中国的戏剧发展，一方面始终没有放弃对日本和西方戏剧的借鉴。我们只要粗略列出田汉译介或改编过的外国剧作家的名单，就可以看到他对外国戏剧学习借鉴的深度和广度：日本剧作家——岛村抱月、小山内薰、菊池宽、山本有三、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中村吉藏、秋田雨雀、金子洋文、村松梢风、里村欣三、佐佐木孝丸、坪内道遥、久米正雄、冈本绮堂等；西方剧作家莎士比亚，易卜生、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斯特林堡、梅特林克、约翰•沁孤、托尔斯泰、歌德、席勒等。就是在对东、西方戏剧的广泛借鉴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戏剧美学，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如果说田汉的戏剧创作“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田汉本人的身上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说，田汉对外国戏剧成功的学习与借鉴，也是中国现代戏剧学习借鉴外国戏剧的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