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讲授知识、答疑解惑，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绅士作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仕途不顺之时，往往把书院作为自己施展才华，展布理想，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重要讲坛。湖南绅士在近代书院的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影响着书院文化的发展方向，客观上推进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勃兴。

绅士不仅是一个由分散的个人组成的阶层，它更是一个由各种关系用各种方法所联结成的群体。按照社会学的解释：“任何一个群体都是某种社会关系的特殊模式，是社会意识、社会规范的投射点，是调节社会意识对个体影响的载体”。绅士作为一个群体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殊社会模式，是科举制造就的“功名”之士和身份之士在封建社会的投影。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遵守着共同的社会法则和价值规范，是儒家封建伦理思想忠实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是官僚阶层的后备军和最可靠的同盟者，也是维护封建制度最强固的社会基础。

绅士作为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因为他们的出身和际遇不尽相同，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各不一样，由于封建官位的稀缺，能够进入官场的绅士人数极为有限，大多数的中下层绅士只能在官场之外徘徊。在近代中国，教书被认为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谋生职业。学校向来是封建皇朝培养后备官僚的重要场所，未能获得官职的封建士人，往往把学校当作自己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近代湖南教育体制，同全国各省一样，有官学（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诸种名目。湖南官学素不发达，义学、私塾属初级教育，且多僻处山乡，规模狭小，影响不大，而书院则久负盛名，颇称发达。衡阳石鼓书院创始于唐朝，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久不衰，大儒名士多出于此，成为闻名中外的“千年学府”，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传播场所。晚清时期，湖南共有书院277所，其中著名的除岳麓、石鼓两书院外，还有长沙城南书院、求忠书院、衡阳船山书院、宁乡书院、益阳箴言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平江天岳书院、道州濂溪书院、邵阳爱莲书院、桃源漳江书院、澧州澧阳书院等等。各书院的山长、主讲，特别是一些较重要书院的山长、主讲，几乎都由著名绅士担任，他们或为硕学鸿儒、或系致仕文职官员。咸丰、同治前，他们一般由省内最高一级的巡抚、学政委聘；至同治光绪年间则多由本地绅耆推举，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如首屈一指的岳麓书院，在近代时期的历任山长全部都是进士出身。丁善庆主院23年，弟子著录者数百人，曾国荃、刘长佑出其门下，著有《岳麓续志》等书。周玉麒主院5年。弟子著录者数千人，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徐棻主院20余年。在任期间，功勋卓著，倍受清廷嘉奖，两赴鹿鸣宴，并加恩赏给二品顶戴。学子遍及三湘四水，著名弟子数以百计，著有《鹿鸣雅咏》等。王先谦主院10年，学术成就甚大，人称巨儒，著书满室，学子无数。主要著作有《诗三家义集疏》、《汉书补注》、《虚受堂文集》、《后汉书集解》、《十朝东华录》等多种。这些人既有官场经历，具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又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具备较高的学术声望，因而，在书院中具有极高的示范效应，使得岳麓书院成为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摇篮。

其他书院的山长或教员也大多由获得功名的绅士担任。城南书院历任山长或主讲有：贺熙龄、胡达源、孙鼎臣、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左宗棠早年曾被巡抚吴荣光委聘为醴陵渌江书院主讲。郭嵩焘去官后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并亲自担任首任主讲。王闿运也曾任思贤讲舍主讲，后又任衡阳船山书院山长。皮锡瑞则先后主讲桂阳州龙潭书院。他们当时均是省内著名绅士，与官府交往密切，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湖南的省政。

不仅那些著名的书院大多延请硕学鸿儒、名学者、名进士等名师；即使一些乡镇书院，也要求聘请品学兼优的地方宿儒。湖南浏阳狮山书院近代历任的16位主讲，除彭舒英1人为副贡生出身外，其他的15位主讲全是举人出身。这些人都是学有根底及品行端方者。由此可见，绅士是书院的主要主持者和教学骨干。

绅士与书院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一方面，绅士通过倡办、支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绅士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也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书院又不断地培养拥有文化知识的绅士。作为一种办学多样化的教育机构，书院满足了社会上对文化教育，主要是高层次文化教育的要求。书院所培养的士子或生徒，除少量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而晋升官场外，大部分都成为民间知识群体的一员。无论是继续从事学术教育事业，还是在民间社会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基本上属于绅士阶层。就是那些晋升官场者，亦有大量或因无实职、或因受排挤、或因官场黑暗而洁身隐退、或因老病而还乡等各种原因离开官场，他们也成为绅士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书院是绅士产生的重要社会机构，在书院办学的一千多年中，这个庞大的书院教育体系，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有文化的绅士群体。

绅士与书院的共生关系，熔铸了书院独特的文化特色。首先书院是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社会教育组织，相对于官学而言，无论是从办学体制、授课内容、讲课形式诸方面来看，书院都较官学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古代书院是导师制，学生慕老师之名而来。所以书院的主讲者都是当时的名师宿儒或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如有“东南三贤”之称的张拭、朱熹，“卓然一代鸿儒”的王文清，“湘人无不崇仰”的欧阳厚均季清巨儒、“著书满室”的王先谦等。书院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教学方法是以学生自学为主，强调“学、问、思、辨”，提倡精读和博学相结合。注重品格培养，通常在讲堂两壁上嵌入圣谕、学规、箴碑等，或以楹联、匾额和书斋命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注重环境对学生的陶冶，强调学生的独立自我“涵养”。不同学派不同书院的学者可在书院内公开会讲或书信论辩，所以书院还有不属定额之限的四方游学之士，即短期学习者，如“朱、张会讲”时，群英骤至，从学者盛况空前，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说。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辩论，是书院实行自由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书院教学方法的特点是自由讲学，随机指点。讲课多用讲演方法，讲授经文、解释经义、阐述己见。教学多采用启发式教育，训练学生自己思索。在书院大师们看来，书院教育的内容不是传授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口耳之学，而是有关身心性命，纲常伦理的根本之学，需要学生自己深研细玩、切己体察，着实践履。长沙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使之成为“昔贤过化之地，兰芷升庭，杞梓人室，则又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也”。

其次，书院注重因时而进，把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作为自己办学的目标。《岳麓书院学规》是清代书院教育水平的集中体现。它从“育人”、“治学”两个方面入手，对书院学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做人与为学的要求。全文共十八条。前九条旨在育人，加强学生的道德行为修养，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劝诫学生应尊重师长、团结同学、举止端正、勤俭朴素；后九条旨在“治学”：第一条总言不可闲谈废时。接着四条讲读书内容，要求学生既要通读儒家经典和史册诗赋，又要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匡时济世。后四条讲怎样读书。这个学规和讲坛上张栻的《岳麓书院记》一样，阐明了书院在培养人才上的一贯立场，那就是“怀古忧时，传道济民”。鸦片战争以后，岳麓书院针对时弊，着意变通，实行教育改革，增添“新学”科目，倡导西学，注重时事，致使岳麓书院成为维新变革的活动基地之一。浏阳文华书院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经文纬武”的有用人才。湘乡东山书院则提出要培养中西会通、明体达用的人才，为此弃科举，设数学、格物、体育等新课程，启湘省新学之风。平江的天岳书院甲午中日战争后，改变专课八股制艺之法，“兴实学而起真才”，订有课程表、章程，定经史、舆地、译学、算学等为诸生应习之业。湘潭的昭潭书院以爱国救民为己任，勉励诸生不忘国耻，发愤读书。常德的德山书院湖南新政时期，山长余蓉初聘近代湘籍著名数学家许奎垣主讲算学，开设数学、格物等科目，与校经书院、时务学堂等同开新学之风。由于书院具有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特色，因而，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加注重社会对人才多方面的需求，把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作为自己办学的目标，以吸引更多的生源接受书院教育。

近代湖南的书院文化离不开湖南绅士的积极引导和传播。湖南书院的山长、主讲和教员都深受湖湘学统的影响。近代湖南的书院教育渗透着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与性理哲学的思想火花，不断培养出“通经学古而致诸用”的经天纬地的政治型人才。如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严如煜等大批岳麓学子，以经世致用方面的杰出成就震动了政治界、学术界。他们都与湖湘学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都直接受过岳麓书院学风的熏陶。贺长龄、贺熙龄、陶澍、严如煜曾先后从师于山长罗典，而开近代风气的魏源从学于山长袁名曜。岳麓书院的这两名山长十分推崇湖湘学统，既重义理而又不空谈心性，把义理的德性培养和致用的时务教育、处己接物的日用实践统一起来。魏源、贺长龄、贺熙龄等之所以以经世之用而闻名于世，都得益于岳麓师承的学统，得益于山长的言传身教。贺氏兄弟继承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他们的经济之学都以性理之学的“体”为根本，魏源则以心性论把人道和天道统一起来，提出了“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求实事”的经世致用思想，他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他关心现实，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学风的反映。

经世致用的书院文化，使近代湖南的士人热衷于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表现出对政治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极大关注，涌现出一大批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在阅读近代湖南杰出人物的文集时，总给人以这样一种突出的印象，那就是湖南的士人总是对地理态势、攻防之策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对纯粹的玄学教义和形而上的思辨则持相对淡化的态度，湖南士人常携舆图、亲历山川，以求验证，他们究心兵事地理，专务躬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曾国藩一生几天文历法、农学舆地、数学兵法都一一涉猎，自言“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左宗棠批阅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丹黄殆遍”，人誉之“精通时务”；罗泽南“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细考内地边外山道水势，兼及苗疆诸务。其他如胡林翼、刘长佑、邹代钧等都是同风所染，概莫例外。不可否认他们的这种致知求理，关注天下利弊的务实特性是湖湘文化崇尚实学，提倡力行流风余韵熏染的结果。由于湖湘士子过于强调勤苦磨砺，注重兵谋舆地等经世之学，所以有些学者想从事吟诗作赋等纯文学研究时，往往为时人所垢病，如岳麓书院的所谓“东山十子”，就为崇尚王船山的罗正钧讥为舍本逐末，认为“往者湘乡曾、罗、左、李诸公以忠义倡动乡里，逐平剧寇。其为学具有本末，而未尝喜言诗，言诗者，湘乡之衰也”。正是这种经世务实的书院文化精神，使近代湖南的士人往往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忧亡意识，更多的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曾国藩湘军经世群体的奋起卫道，誓死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敌，他们制枪炮、办企业，掀起洋务运动，都是这种经世务实、关注国家政治命运的文化心态的反映。近代湖南的人才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可谓群星灿烂、光耀寰宇，其他各省难以企及。如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首开中国洋务实践的曾国藩、左宗棠，倡导政治现代化的郭嵩焘、曾纪泽，推行政治现代化实践的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著名的“排满革命”思想宣传家杨毓麟、陈天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黄兴、宋教仁，反对复辟、捍卫共和的勇士蔡锷等等，都成了一代饮誉遐迩的英豪。而在文学和经济人才方面则乏善可书，没有出现什么很有影响的人物，实业建设方面与江浙等地差距甚远。

近代湖南的书院文化带有较为浓厚的官学化特色，推崇程、朱理学，强调经世务实，注重先贤的榜样作用，以立德、立言、事功为价值取向，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时之士，使得湖南近代的人才保守与激进并存，落后与先进共生，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奇特人才现象。湖南的一些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等从创办开始，就被过早地框限进了官学的教化网络之中，从而抑制了书院本应具有的民间化性质。岳麓书院是在官方的不断赐额嘉奖中而声誉日隆的，据史籍记载，岳麓书院曾先后五次获得皇帝赐额或御赐箴文，无数次得到朝廷所赐经书。“岳麓书院”四字就是宋真宗皇帝御赐的。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曾蒙宋真宗赵恒召见，山长万年茂、罗典、徐棻都曾多次参加皇帝举行的鹿鸣宴，正是在这种皇帝御赐匾额、经书和召见山长的活动中，使岳麓书院日渐地蜕取了其民间化的性质，加重了其官学化的特色。“湖湘书院为近代绅士阶层凝聚政治权力提供了文化性的运作背景和空间”，推崇程、朱理学，强调经世务实就成了湖湘书院的重要文化特色。曾国藩等人正是经由书院教化程序的训练之后，才正式进入政治系统而组织其军事化的网络的。假如这批人不是生逢乱世，没有受到外界强大压力的撞击的话，也许他们会满足于现状，默默无闻地隐藏于历史的幕后。但是，随着近代内忧外患的频生，心中隐藏多年的立言、事功意识很容易激发他们的斗志，而走上一条以天下为己任的道路，担负起拯救天下于危亡的历史重任。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创办洋务正是出于“求强”、“求富”、抵御外侮的功利目的。湖湘书院倡导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并重，着力塑造湘籍先贤的准政治家形象的文化特色，使湖南的士人往往面对外来的压力容易产生思想上的焦虑，在挽救民族存亡的路径上做出自己不同的抉择，造成近代湖南的人才保守与激进并存、落后与先进共生的奇特现象。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既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大批投笔从戎，效忠皇权的卫道士，又有王闿运等人力主湘军割地称雄，与太平军联合，推翻满清的叛逆者。在洋务运动时期，既有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学习西方，办企业、制枪炮、变政教等洋务先躯，又有湖南本土绅士反对开办工厂、架设电线和周汉、贺金声等人反洋教的过激行为。在戊戌维新时期，既有谭嗣同、唐才常等反对封建纲常、主张兴民权、设议院，推行政治现代化的激进维新派，又有王先谦、张祖同、叶德辉等反对实行政治改革、反对倡民权、兴议院的封建保守势力。辛亥革命时期，既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又有曾留学国外、思想陈旧、反对革命的刘佐楫、俞诰庆、曾鲲化等旧势力的帮凶。湖南士人这种泾渭分明的政治取向，实际上都与书院文化的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信守程、朱理学，使人变得保守，经世致用的学风和追求功利的价值取向，又使人为实现拯救天下的目的变得激进。书院盛行的乡贤崇拜也在客观上影响着后人对偶像信仰的选择。湖湘书院既崇拜着封建理学的先师周敦颐、朱熹等人，也供奉着坚持抗金的胡安国、胡宏、张拭以及在衡山组织抗清，失败后埋首著书，终身不做清王朝统治下臣民的王船山。因而，不管是保守派或是激进派，他们都可以从书院偶像的崇拜中找到自己模仿的对象，这就是近代湖南人才群体保守和激进都很明显的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对湖南在全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着直接的影响。近代“湖南的政治动向，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影响到全国的大局，因而它常常被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