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作为中国的内陆省份，在古代史上开发较晚，是故“碌碌无所轻重天下”，有“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之感叹。但是近现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在湖南乃至整个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杨度曾在《少年湖南歌》中发出如此感慨：“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使。”虽然其词有些夸张，但足见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人这样评价近代以来湖南人才的重大影响：“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浙江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这一现象的存在，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同关注。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才出现，同样的道理，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的涌现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关于人才辈出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有3种意见。一种从人才地理分布调查入手，认为有4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鲜明的时代背景；二是有适宜于养育高层次军政人才的地理环境；三是得益于湖南传统文化教育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四是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第二种认为人才的兴起虽然与思想、传统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制度更重要，两湖于雍正二年实行的“南北分闱”对于湖南人才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第三种认为湖南特定的地域环境、时代机遇和文化传承以及人才本身的帮带关系4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从而造成了湖南人才蔚起的现象。笔者综合以上观点，主要分析湖南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况，特有的湖湘文化和近现代湖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湖南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来探讨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湖南近代出现了人才蔚起的兴盛局面。但究竟出现了几个人才群体有2种意见，这2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划分人才群体的时间标准有所不同。笔者主要采用以下看法：一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二是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三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以下就此分析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形成的原因。
1、动荡不安的社会条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
湖南近现代人才群体的出现与当时湖南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情况有关。综观1840—1949年的历史，中国始终面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景象：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腐败无能，苛税繁重，同时政权更替频繁，连年发动内战，天灾不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不断入侵，吞噬中国主权，民族矛盾不断尖锐。在湖南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农业经济的衰落与中小地主的窘迫境地 自明清以来，商业逐渐发达，商业资本的活动在手工业、纺织业等行业有所发展，但由于湖南处于中国内腹，除少数大城市外相对比较闭塞，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仍然是经济的主体。特别是清代中叶以后，相对于沿海地区受到的强烈的西方资本与文明的入侵，湖南的自然经济所受触动较少，在道光、咸丰年间，主要还是传统的土地兼并的矛盾占主要地位。在当时，湖南境内土地兼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即以湘军最为集中的湘乡为例，湘乡出卖土地的方法是一种“田不分售”的办法，据《湘乡县志》记载，“原额买入若干亩，售出必如其额。有分买其十之四五者，少间必责全卖，否则坐拼滋讼，甚成命狱。富户既少，原额价多，河清无期，作茧自缚，往往千金之家，负债一二百金，其始不忍以少价让多地，其继债息孽长，减价出田，应者无人。不十年，尽售之，不足偿债。”这种办法，是一种完全偏向大地主、大富商的做法。因为将土地全部出卖，总价必然高，一般只有大地主、大富商进行接触，而大地主之间已经形成联手压价的默契，其他人则摄于其势力与气焰，纵然田主“减价出田，无人应之”，最终结局大多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全部土地。在湘乡周围的其他地区，情况也大都如此。
这种局面，不但使广大农民处于无地无业的境地，对中小地主也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虽然不致破产，但生活日渐窘迫。曾国藩的家庭，在其曾祖时还有数千金的产业，到他父祖辈时已经是个典型的中小地主了。至少在曾国藩为官之前，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自己都要从事一些农业劳动，乃至他为官之后仍然在家书中叮嘱诸弟要让子侄们种菜、养鱼、养猪，多多劳动。而湘军的另一个巨头左宗棠家境或许更差些。在左宗棠幼年时，家中共10口人，每年地租收入不过四十八石谷，最多也只算是个小地主。左宗棠后来也提到他父亲“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生计之窘迫，可见一斑。湘军其他将领如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其经济状况也大都如此。
正是这种相同的经济状况，形成了湘军将领共同的思想特征和政治倾向。一方面，他们对豪强兼并、官吏腐败的现象深为不满，希望能恢复封建盛世的经济、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社会的动荡、农民的怨愤深为不安，担心会一朝祸起，毁掉他们的家业和统治地位。因而，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够由自己动手，恢复过去。由此可知，正是因为农业经济的衰落与中小地主的窘迫境地，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将领才奋起镇压太平天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1.2 资产阶级的缓慢崛起 湖南地处中国腹地，外国侵略者的触角在这里延伸较迟，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东南沿海地区晚了20多年。到1895年才以近代工厂的稀疏出现和旧式矿井向近代矿山转变为标志，显示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然而，迄止1902年底，这种发展仍然十分微弱，总投资额不超过2 749万元，只稍高于江苏南通实业家张骞一人1903年的资本拥有量。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极不稳定。以这一阶段湖南创办的近代矿山为例，全部72家中就有39家先后倒闭，其中1903年前倒闭达35家，占48.6％。尤其是商办企业力量更加孱弱，创办的厂矿虽达33家，但资本总额不过949万元，低于江浙一带张骞、朱志尧、严信厚等大资本家当时个人所占有的资本。当时湖南能作为原始资本的货币积累是十分短缺的。这是因为不但昔日旧洋务派官僚没有在湖南投资的意愿，而且当时在外宦游与从商的湘籍人士也没有在湖南创设近代企业的打算。他们大多把资金带回湖南老家买田置地，进行传统的地租剥削。20世纪初叶的湖南农村，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拿沿海地区普遍使用的洋纱、洋布在湖南的输入情况作个对比。据统计，1901—1903年，全国共进口棉纱1503 766公担，而同期湖南仅进口了13304公担；全国进口棉布价值为92944650元，而湖南只有1430557元。但就是在这样十分不利的环境下，湖南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手工资本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资产阶级。其中那些由政府支持并与政府联成一气的官僚和绅士因其资本雄厚，构成了湖南资产阶级的上层，而小商人、地主、官僚转化而来的手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商业资本家等因为他们控制的企业较小，与封建势力联系薄弱，形成资产阶级的中下层。随着资产阶级在湖南的产生及其渐次分化为上层和中下层，作为这一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代表，大体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并相继登上政坛。立宪派主张以和平方式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则相反，他们在农村的人数很少，但他们富有知识，头脑灵活，奋发向上，所以是农村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力量，具有一呼百应的作用。这批人是清末民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国勃兴的产物。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禹之谟等都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革命呼声表达的是中小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求。
1.3 社会的动荡和矛盾的激化 近现代清政府、北洋政府等的政治腐败造成阶级矛盾尖锐，如清政府自身就承认：“各省州县，往往习于蒙蔽，疲玩因循，或吏胥苛虐而若罔闻知，或寇贼横行而不为惩办”。贪官污吏，劣绅书手则对农民竭泽而渔，“指之不已，继以苛罚，罚之不已，继以枉法”。这些反动政府无视人民的痛苦，巧立名目，用各种手段大肆劫掠，捐上加捐，税外增税。据“湖南财政明书”记载，1901年以后新增的捐税就有：盐斤加价、田房契税加捐、火车捐、筹防捐、加抽煤油捐、两湖赈粜捐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这些捐税的最后负担者都是农民。广大农民因而“啼饥号寒，卖妻鬻子”，甚至一部分小地主也不得不“拆屋荡产，弃家逃亡”。
清末的湖南也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加在湖南人民肩上的沉重负担是分摊的庚子赔款，每年摊派给湖南的总额为70万两，规定应按年分作12期，提前1个月，由湖南官钱局直接汇解上海江海关划付。湖南巡抚部院经由“整理税契”和“盐斤加价”两项收入之内调拨，并且息借商款汇解，仍然不能足数。因而，巡抚俞廉三又在田赋项下增加了一项所谓“口捐”，把这笔赔款“平均”摊派到农民身上。这样就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加深了农民的贫困。湖南属于长江流域的省份之一，首先被英国势力侵入，接踵而来的是美国和日本。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对湖南的侵略，已由原始掠夺向更高形式发展。例如航运业，岳州开埠时，清政府虽然限制列强航行船只不得超过1.2万t，但是不到几年，这一规定不攻自破。中国的小帆船竞争不过列强的轮船，造成大量航运业工人失业。这些数量众多的失业农民和工人的存在，对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不少人加入会党，互相联结，迫于无奈则铤而走险。而湖南人的倔强、戆直的性格特征，又使得他们一旦“激而不复反顾”，其反抗也就更加激烈、彻底，破坏性和危险性也更大。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至太平天国前后，湖南的各种武装斗争和会党起义就达50多次，旧有的秩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同时在湖南的近现代史上，天灾发生的频率令人咋舌。如从1900—1912年的12年中，湖南有11年发生大水灾，受灾面积达137个县；有4年发生程度不等的旱灾，受灾面积有23个县。在一个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其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生态环境等自然力量的制约。自然灾害的频繁与大面积的发生，对湖南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不啻是沉重的打击，而且给灾民的精神和心理带来沉重的创伤和压力，从而引起社会心理的异常，使民众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最终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一般来说，农民是一个保守的阶级，专制也好、立宪也好、民主也好，对他们都无关紧要。他们需要的是温饱，是安定的小农经济的保障，而灾荒的发生使这种局面被打破，农民的反抗便会“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湖南灾荒的发生，同时也削弱了湖南封建统治的基础，为民变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中，上述灾荒的形成过程，本质上也是一种强迫性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痛苦分离过程。身处绝境的农民、游民，往往掀起自发的反抗斗争，如光绪四年（1878年），慈利饥民暴动，光绪十四年（1888年）岳阳饥荒严重，王联露率领饥民劫富济贫，抢米、抢谷。在1909年湖南遭受水旱虫灾之后，长沙爆发了“抢米”大风潮，众多的民众参加了这一斗争，湖南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在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使社会下层人们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农村大部分的农民、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及小知识分子阶层纷纷破产，他们为生活所迫，或参加革命队伍，或出国勤工俭学，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由以上分析可知，资产阶级的崛起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大批革命将士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及为了自身生存，前赴后继地进行革命斗争，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2、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和蓬勃发展的湖南近现代教育
如果说近代湖南社会的发展变化为湖南人才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活动舞台，那么，特有的湖湘文化和近现代湖南教育的发展则为湖南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社会学认为，任何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性格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在这里探讨一下湖湘文化对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影响还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独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起源于北宋，形成于南宋。主要创始人有胡安国、胡宏、张。胡安国、胡宏父子虽祖籍福建崇安，但久居湖南衡山一带，并在此著书立说，创建碧泉书院，聚徒讲学，是为湖湘学派开创之始；张主教岳麓书院，造诣极高，在湖南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宋代理学中一个独立的学派，人们便将其称之湖湘学派。湖湘文化经几代人的传承和实践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特色浓郁的区域文化派别。湖湘文化的特点，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追求“治国平天下”；从学术风气来说，注重实际，提倡理论联系实践的作风；从个人行为来看，都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从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到魏源的《皇船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的史论著作，都是研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探索经邦治国的经世杰作，书中都蕴含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加上湖湘文化的历代相传，湖南的文人志士由此形成了一种薪尽火传的群体参政意识。正如杨昌济所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国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这种意识通过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办的南学会、时务学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刘道一等人组成的华兴会以及由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等政治团体的宣传，把湖南大批优秀青年都吸引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政之路，因而使湖南少有如张骞等实业巨子的出现，而产生了在政治领域各领风骚的人物。湖湘文化与政治家的相辅相成才形成了湖南区域近代各个时期的政治传统。同时人才的产生离不开教育的发展，明清时期，湖南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各地均恢复和新建了学校、书院，特别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由乾隆亲题“道南正脉”匾额，一再重修、扩建，成为培养湖南人才的摇篮，湘军著名人物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李元度等人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在维新变法期间，湖南出现了各种维新学会，这些学会对推动湖南群众的觉醒和维新运动的高涨，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谭嗣同、唐常长、熊希龄等创办的时务学堂，他们进行大胆的教育改革：教学目标由以“入仕”改为培养人才；教育内容由四书八股改为“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教育形式由单纯教师讲授改为多种形式。时务学堂为湖南甚至全国维新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学生在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下，不仅具备良好的中、西方学术基础，而且思想解放，以天下为己任，成为维新运动、自立军起义甚至辛亥革命中的骨干和中坚人物。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掀起了留日运动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湖南可谓独步一时，官费、自费同时并举，发展迅速，成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如1904年，中国留学生人数为2395人，其中湖南籍学生为373人，占全部留日学生人数的11％。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都有相当影响，如胡元倓、陈润霖成为近代湖南教育界著名人物，陈天华、杨毓麟、黄兴等成为著名的革命干将。同时在这一时期湖南为了光复建立了许多军校，为以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育了许多著名将领，如唐生智、贺耀祖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湖南成为“开风气之先”的省，与教育的发展和留学生的激增密切相关。在国内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为代表的先进知识青年兴办新民学会、湖南自修大学来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觉醒，培养了夏曦、彭璜、郭亮等一大批先进青年。此时黄埔军校在长沙设立分校，为湖南革命青年投笔从戎创造了近便条件，左权、黄公略等湖南籍解放军将领都毕业于黄埔军校。20世纪20年代，湖南出国热潮持续高涨，一大批家境贫寒但又渴望学习先进知识的革命青年们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中看到了出路。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组织下，湖南的勤工俭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出国的人中不仅有爱国青年学生，还有爱国老人，如当时湖南著名教育家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女士，他们虽五六十高龄，但为了学习新知识、改变国内不堪的现状仍毅然加入了留法活动，给当时的革命青年、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这批留法成员中的很多人，如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等归国后，立即投入国内火热的革命，在湖南及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
3、独特的地理环境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出独特的群体个性。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湖南文化及当地民风、民气的影响引起过许多学者的关注，并且作了论述。无锡学者钱基博与维新志士杨毓麟都从地理环境对湖湘文化精神的影响角度作过细致分析。杨毓麟说：“湖南，山国也，交通绝不便利。自长江接洞庭而上溯，行浅水汽船者五百里，自秋末迄冬初，率阻浅不得上驶。南隔岭峤，接两粤，皆山险也。其民朴陋贫瘠，而于外事特甚，以排外闻天下，野蛮暴动贻外人口实数数然也，而奴性亦未甚深固。”又说：“（湖南）前则划以大江，群岭环其左而负其后，湘江与岭外之流同出一源，故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北与江西则相似者甚少，盖所受于地理者使然。”钱基博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苦，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其然也。”杨毓麟说的“奴性亦未甚深固”与钱基博说的“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都突出了湖南人的岸异之处，都说明湖南人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能够有独立自由之思想，历代湖南著名思想家在深谙古学的同时又往往能“自辟蹊径”而不为古学所局限，如周敦颐、王船山、魏源、郭嵩焘、谭嗣同等，无不如此。同时湖南处于内陆省份，境内多为高山、丘陵地区，有“七分山水二分田”的说法，交通极为不便，加上一直以来未曾得到开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工商业基础薄弱，没有沿海城市广阔的舞台，经济实业巨子当然难以造就。所以，从湖南的地理位置分析上看，湖南出现的政治军事人才比经济人才要多得多。
由以上分析可知，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出现是由湖南特定的社会条件、特有的湖湘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梳理与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对于我们当今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也具有相当的史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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