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湖南人才，寥若晨星，在全国排不上位置；近代湖南人才，满天星斗，一直雄踞全国各省首位；现代湖南人才，群星灿烂，带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近现代湖南人才兴盛，不仅在数量上一直高居于全国各省人才总数的第一位，近代湖南人才占全国人才总数12％以上；而现代湖南人才更占全国人才总数的15％以上。而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才群体。鸦片战争前后产生了以陶澍、魏源为代表的湖南第一个人才群体，又称“湘系经世派”，他们的主要成就在于面对现实，推行经济改革，并开始面对世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个人才群体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湖南人才进入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时期。咸同年间产生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为代表的湖南第二个人才群体，不仅组建了湘军，镇压丁太乎天国农民起义，而且发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以军械制造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企业，开始了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具体历程。这个人才群体的形成和活动，使湖南人才不仅是数量而且在影响方面，都达到了近代的高峰。维新变法时期产生了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第三个人才群体，在湖南建学校、办报纸、立学会、兴建近代工业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个人才群体大都由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组成，其主要成员过早地为反动政府杀害，因而其活动时间相对短一些。辛亥革命时期产生了以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延闿为代表的湖南第四个人才群体，先后以华兴会、同盟会、国民党为中心，积极开展斗争，为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捍卫共和政体贡献了巨大力量。这个人才群体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成为湖南政治舞台的中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为代表的第五个湖南人才群体、即湖南无产阶级人才群体。他们带领湖南和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经过几十年的浴血苦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纪元。

但是，从人才结构来看，湖南人才的结构是极不合理的。人才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这里只讲人才的专业结构，而且只讲大的专业，即将人才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等类型。从人才的专业结构来看，湖南人才中最多的是军事型人才，特别是近现代的一百多年，湖南的军事人才约占总数的50％左右。如一部《清代七百名人传》共收录湖南名人44名，其中列入军事类的有26人，约占60％。在湘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的军事人才都占丁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湖南军事型人才不仅在湖南人才中非常突出，而且在全国军事人才中也非常突出，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军委在1989年确定的33名军事家中，湖南有14人，占总数的42％；北京华文出版社《国民党高级将领传》一书收录了255名将军，其中湖南有30名；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一书收录了254位将军，其中73名是湖南人。可见，“无湘不成军”，确是实际情况的写照。其次是政治型人才，大约占了湖南人才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再次是文化思想型人才，人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十分巨大。最后是经济型人才，是湖南人才中最薄弱的一环，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当然，湖南也有人在经济方面做出了大的贡献，如陶澍对盐、漕等有关国计民生大计的改革，被称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贺长龄为解决贵州穿衣难的问题，大力推行种桑、植棉；曾国藩、左宗棠等创办洋务，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谭嗣同主张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黄兴的实业建国思想；毛泽东、蔡和森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朱镕基则是当代处理经济问题的杰出人才。此外，湖南也曾产生了一些突出的实业家和企业界人士，如朱昌琳、蒋德钧、廖树蘅、龙璋、梁焕圭兄弟、聂云台父子、李烛尘、凌霞新、向德等人。

湖南为什么多军事、政治型人才，而缺少经济型人才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客观的社会形势为军事、政治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自中国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一直到长达八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在湖南，也是不断的战争。据《辞海》条目统计，近代大规模的农民、少数民族起义有42次，其中发生在湖南的就有10次。太平天国在湖南的争战、湘军的崛起、自立军的起义、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湖南都是激烈的战场。特别是近代军阀形成以后，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对湖南的争夺，湘军内部的分裂和战争，都接连不断。可以说，在近现代的一百多年中，湖南无一天没有政争，无一天没有战争。这种客观形势，培育了军事、政治人才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为大批军事人才的形成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大好机会。

其二是传统的社会意识观念适宜于军事、政治人才的发展，而不利于经济人才的成长。自古以来，中国为“礼义之邦”，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深入人心，“重义轻利”、“重农轻商”是人们普遍信奉的金科玉律。正如左宗棠所说的：“泰西人弃虚崇实，艺重于道”；而中国人“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人们把读书、立说、入仕、做官当作高尚的事业，崇尚空谈，言行虚假而不务实。把生产制造、经商贸易当作下贱的职业，封建社会对商人更有许多歧视性政策。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在四民中的地位最为低下，是最被人看不起的，甚至规定商人不能坐车、不能穿好的衣服，连婚嫁都有歧视性限制。社会上流行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实质上并不是说读书人地位高，而是因为“读书”是入仕做官的主要途径。入了仕，当了官，有了权，就有了金钱，有了一切，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此，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进入政界、军界，掌握权力。这种思想非常普遍，从而为政治、军事人才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交通阻塞，信息难通，这种传统的社会意识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王夫之说：“礼者、天理自然之则也。”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悌之以为用也。”湘军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卫道”、即维护传统的社会意识观念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旗帜下，和太平军相对抗的。湘军的胜利，也就是传统的社会意识观念和封建的伦理纲常的胜利。

其三是湖南的经济长期处于中国相对落后的境地，为经济人才的生长与发展造成了困难。湖南是一个内陆省，交通闭塞，钱基博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又开发较晚，古称蛮夷流放之地。当中原地区使用铁器，开始形成封建生产关系的时候，湖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公元前380年前后，楚人进入湖南，才将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带到湖南。三国时期，蜀汉占领湖南大部分地区，“衣冠礼乐，浸假而自比于中国”，但和中原及东南各省相比，经济上仍然落后了一大截。到了近代，曾国藩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但湖南的洋务事业却无法推行，不仅落后于沿海各省，甚至不如西北的甘肃省。湖南人不愿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在湖南开工厂、架电线、通轮船。到辛亥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中国得到较为普遍的发展，1902年，湖南的近代厂矿仅78家，“总投资不超过274.9万元，只稍高于江苏南通实业家张謇一人在1903年的资本拥有量。”直到现在，湖南始终以农业大省的面目立足于国内。经济的落后必然影响经济型人才的成长和发展。

其四是湖南人的性格特点，有利于军事和政治型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一面，也存在不利于经济型人才成长和发展的一面。自古以来，湖南人形成了卓励敢死、刚劲朴实的独特性格，司马迁称湖南人“骠悍”，《隋书》说湖南人“劲悍”，钱基博认为湖南“民性多流于倔强”，史书、志书谈到湖南人，一般用词多为“刚劲勇悍”、“劲直任气”、“悍直梗朴”、“霸蛮”、“好勇”、“坚毅”。宋教仁说：“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敢死排外之民族也”。陈独秀曾热情地欢迎湖南人的这种性格，他说：“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塞’、‘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亲率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清军打死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显然，这些品性，是政治型人才特别是军事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另一方面，湖南人的性格又有消极、保守的一面。湖南三面环山，一面阻水，交际困难，信息闭塞，特别是楚亡国之后，楚人失意，湖南原有民族又受压，从而使老庄消极思想在湖南有广泛的市场，委曲求全，不思进取。因此，自古以来，湖南居民多有历代耕种之家，而少有出外经商之人。钱基博说：湖南人乐土恋乡，“率守耕读，不但仕宦稀少，而经商服贾以至外省者亦不数见。老生儒学，耐饥寒而厌生称，岁得馆谷数十石，即称称意。”陶澍以亲身经历对比各省乡情：“平生宦游，足迹几遍天下，所见人民城廓大多非故。而吾邑方在山陬，其民群萃州处，往往数百年不易其地，孙孙子子，婚姻洽比，有桃源鸡黍之意。”显然，这种消极、保守的性格，必然影响湖南经济人才的产生和发展。

其五是近代湖南习武之风兴起，更助长了湖南军事人才的成长。中国自古有“好男不当兵”之说，在古代历史上，湖南也较少有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直到清咸同年间，曾国藩以文人领军，与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等知识分子成为湘军统帅和将领，先后封侯人相，成为统治阶级的高层要员。许多农民加入湘军，亦因军功而得到官职，据《光绪湖南通志》统计，湖南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官员达6 319人。王闿运说：“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他们因军功而得官位，又因做官而发家致富，扬名乡里，光宗耀祖。从而导致湖南习武从军之风大盛。杨度说：“城中一下招兵令，乡中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民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先后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石门暴动等40多次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湘鄂西、湘鄂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许多湖南人参军入伍，建功立业，成长了一大批革命将领。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10大元帅中，湖南有3位，10名大将中，湖南有6名，57名上将中，湖南有19名……。因此，习武从军之风长期流传，湖南军事人才也就长盛不衰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湖南青年仍把入伍参军当作人生最美好、最理想的选择之一。各种名目的武馆，也已普及到湖南所有县市，并深入乡镇。

显然，上述湖南人才的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不仅阻碍了湖南人才的发展，而且不适应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客观形势。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直线的，既不是一条始终平行的直线，又不是一条始终向上的直线，也不是一条始终向下的直线，而是一条曲线，有起伏，有波涛，有高峰，也有低谷。人才的发展规律也是这样。古代湖南人才长期处于低潮，但低潮中也曾出现过几次小的波峰；近现代湖南人才一直处于兴盛的高潮，但在高潮中的一百多年的不同时期，也存在一些差异。有高潮，就会有低潮，正如有白天，就会有黑夜。认识和掌握了人才发展的规律，就能促进人才高潮的早日来临，或促使人才高潮的延续和规模的更加宏大。

在今天，要认识湖南人才的发展规律，促进湖南人才的新高潮，在认识上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要面对现实，承认当代湖南人才已经相对地落入低潮。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字：建国后，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17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湖南籍7人，占41.18％；文化大革命后，1982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选举产生了25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湖南籍4人，占16％；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政治局委员24名，湖南籍仅1人，只占4.16％。五十年来，湖南人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所占的比例由41％下降到4.1％，恰好下降了10倍。这就说明，在中国顶尖的人才中，已经没有了湖南人的地位，当代的湖南，已经不再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人才已经实实在在地落入了低潮。我们再也不能陶醉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人才兴盛的辉煌中，而是要冷静地思考如何使湖南人才走出低潮，探讨促使湖南人才进入新的高潮的途径。

二、是要认清时代，明确培养经济型人才的重大意义。建国前，是搞革命，夺取政权，当然以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为主，是“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是“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是“与人斗，其乐无穷”，需要大批的政治和军事型人才。今天，则是经济建设的年代，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需要合作，需要双赢，需要共生，需要团队精神。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是要“芙蓉国里尽朝晖”，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为此，需要大批经济型人才。只有经济人才成批成群地生长和发展，湖南的经济才可能跨入前列，湖南人才也才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那么，怎样造就湖南的经济型人才呢？

第一、彻底转变观念，思想上实现由“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人重义轻利，崇尚权力，迷信官位。实际上是“官本位”、“权力本位”，引导人们去追求官职，追求权力。而把“追名逐利”的人视为小人，管宁、鲍叔视金钱如粪土的故事，被奉为传统道德的信条，编入教科书，毒害青少年达千百年之久。我们要实现由“官本位”向“财富本位”的转变，首先要从思想上端正对财富的看法。其实，财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只有财源茂盛，财富不断增加，社会才有希望，才有进步和发展；人民才有幸福，才有生机和活力。其次，要正确对待财富的创造者。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财富是个人的，但又是社会的，而且主要是社会的。亿万富翁所创造的财富，自己消耗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点点，就是其个人消耗的那一极小的部分，也是流向了社会。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必须制定有关的保护政策，实施有力的保护措施，对于改革以来一切财富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予以积极的认可和支持，尽力使之合理化、正义化。严格禁止限制、威胁财富创造者、积累者的一切歪风邪气。政府部门可以建立财富排行榜，视他们为英雄、为榜样，从而形成以富为荣、以穷为耻的社会风气。再次，要真正使干部由老爷转变为人民公仆。目前，党政机关庞大，各级干部权力过大，干部的选用、提拔、调动、惩处，奖励，都是“上级”说了算，人民群众基本上没有选择干部的机会，也基本上没有监督干部的权力。所谓招聘、竟聘，也往住流于形式，或由党委最后拍板。由于干部权力过大，捞钱的机会太多，因此，许多人都往干部队伍中钻，形成了28个人养一个干部的恶劣现象。只有加大人民的权力，缩小干部的权力，严禁以权变钱，才能转变人的观念，不再以权捞钱，而是靠本领和知识博取财富、创造财富。这样，湖南就会成为经济人才的乐土，湖南经济型人才也必将形成“于斯为盛”的壮观景象。

第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现由民间财富向生产资本的转变。

首先要创造和利用种种条件，努力改善湖南的经济环境，培养商业气氛，合理使用资金，大力引进资金，充分利用资金，把投资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样，就能吸引投资者，吸引外来资金；就能解决生产和就业问题，活跃流通领域，使投资者、生产者、消费者各得其所。其实，湖南经济人才中不乏杰出者，有的已积累了大量财富。据福布斯中国区域一百名最新富豪排名榜，有近20人是湖南人，但大都分布在沿海各省，湖南仅有张跃兄弟。这就说明：湖南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还不是投资者大展身手的理想场所。目前，湖南许多地方出台了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往往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暗礁或阻力。可见，要把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还得下一翻切实功夫。其次，要善于利用民间财富。如何利用民间财富？是消极利用，即听任拥有者自由消耗或存入银行（目前银行存款量之多，达到了空前水平）；还是积极利用，即引导民间财富变为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路。如果不让民间财富转化为资本，财富就是死的，但政治上保险；如果让民间财富转化为资本，财富就会增值，则有剥削的嫌疑。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胆引导民间财富转化为民间资本，转化为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的形式，以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积极营造鼓励人民干事业、支持人民干事业的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向发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第三、大力发展湖南经济，实现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强省的转变。

现在湖南的经济，在全国明显地处于后进之列。自古以来，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有所谓“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光靠农业，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更何况今天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靠天吃饭”的阶段。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即要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来改革农业，经营农业，发展农业，实现农业工业化。当然，仅仅是农业工业化仍然是不足的，湖南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形成湖南的工业特色，应该以长沙为中心建立湖南的工业网络。目前，中国北有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工业网，东有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工业网，南有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工业网，西有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工业网。中部的湖北已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特色，如果能建立以武汉、长沙为中心的工业网，则其地理位置、其经济势力均非常优越，将能发展成为中国最雄厚的工业中心之一。那时，湖南的经济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成群而生。

第四、发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实现由封闭型文化向开放型文化的转变。

文化兴而人才出，这是历史和逻辑的结论。渊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才，钱基博认为，湖湘文化，远迹屈子，近接濂溪，“一为文学之鼻祖，一为理学之开山，万流景仰，人伦模楷”。“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懦夫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大敦也。”可见，湖湘文化虽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集萃，但基本上是一种封闭型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湖湘文化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后，率先将目光投向世界，湖南人开始明确对于天下的责任，“身无半文，心有天下”；甲午战争失败之痛，湖南人又高举救亡、变法的旗帜，“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五四运动时期，蔡和森等人更走出国门，以更开放的姿态，探索、寻找各种新思想，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中国的理论武器。今天的世界，联系更加紧密，经济上全球一体化，统一的世界市场，要求湖湘文化适应这一新形势。湖湘文化的发展，有待不断吸收外省、外国文化的丰富营养，有侍于进一步强化开放意识、民主思想、科学精神，这样，湖湘文化才能为养育新一代的湖南人才再立新功。

第五、积极改革湖南人的性格，实现由政治军事人才向经济人才的转变。

前面谈到湖南人的性格有不利于经济人才成长的一面，其实．湖南人性格山存在非常适宜于经济型人才发展的一面，如：湖南人有强烈的竞争意识，有超常的谋略水准，以及其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此，应该进一步发扬和加强。至于“骠悍”、“好勇”、“霸蛮”的精神，不仅有利于政治和军事型人才成长，也是经济型人才所需要的品质。在经济领域，同样需要勇气，需要毅力，在投资方向、经营目标确定之后，同样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霸蛮”精神。至于湖南人中消极、保守的思想是，确实在许多人中存在，但是湖南人敢为人先、与时俱进的品性却更加突出。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人走出省门，南下北上东进，与日俱增，昔日的保守、消极已渐次为开放、进取的风气所取代。随着湖南人新的品性、新的习俗的形成，湖南经济型人才一定会成批涌现，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