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曾国藩纠合失意绅士而组合成的湘军跨越省界，铁蹄所及“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不仅造就了下层绅士以军功显赫于世，而且也造就了大批军功绅士，从而突破了“湖南人物，罕见史传”的惯例，导致了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吾湖南绅士之权力，其强盛实在诸行省之上”的特殊现象。
一
湖南是中国的一个内陆省份，在民族迁移、融合的变迁过程中，由于湖南一直远离全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加之高山阻隔，长江天险横亘北面，因而湖南在古代长期被视为“瘴疠卑湿之地”。文物教化远逊于中原地区和东南地区。湖南人才更是寥若晨星，在全国排不上号，正如皮锡瑞所言：“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举300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破天荒。至元欧阳厚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骎骎日盛。”据张伟然统计，唐五代的进士湖南共得9人，宋代149人，元代24人，明代495人，清代前期（1652—1821年）323人。若就进士中额而言，全国18省中湖南居第14位，稍高于广西、云贵、甘肃等数省，文风显然并不突出。而进士做为绅士最有代表性的阶层，是测量绅权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尺。因为一般来说进士是封建官吏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绅权没有官权的扶持，绅权就犹如水中泡沫，翻不起大浪。由此可见，湖南由于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少，就表明退职回乡的官员人数有限，支配地方事务的绅权就相对薄弱。而湖南考选举人的乡试也一直实行湖广合闱，一直没有取得独立主考的资格。直到雍正元年，在湖南地方官的一再吁请下，方始取得在省城长沙独立乡试的资格，录取名额举人49名，副榜9名。到乾隆十二年减为举人45名，中额人数比湖北等较发达的省份要低。这就使得湖南的绅士集团无法形成足以影响地方的强大之势。直到道光、咸丰年间，仍然是“湘士殊少知名。但是当历史步履蹒跚地迈入近代的门槛，随着内忧外患促发的皇权控制功能的衰微，明清时期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绅士阶层，就趁机将他们的触角伸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填补皇权失控的领地，从而导致近代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前全国绅士阶层的总人数大约为110万人，太平天国后为140万人。而清政府官僚机构仅能容纳15万人左右的官员。因此，闲居乡间的绅士当在100余万人以上。这些人凭借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功名和衔称，插手地方事务，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绅士阶层和绅权势力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以湖南为尤甚。据张仲礼统计，太平天国前，湖南共有绅士63372人。太平天国后期则上升到91899人。湖南近代绅权的崛起，除了与其他各省诸多共同的因素外，特别与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兴起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经世群体的崛起，使湖南的绅士集团打破了常规，走上了跳跃式发展的道路，并直接影响着湖南乃至全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二
透过历史的迷雾，窥探近代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的堂奥，这是笔者要着力研究的主题。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必须首先对近代湖南绅士发展的脉络有一个粗浅的了解，这样才能勾兰出它的基本轮廓，以便进一步地研究其他相关的问题。
笔者根据近代湖南绅士发展的基本特征，结合其发展的特殊内涵，将近代湖南绅士的发展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53——1865年，湖南绅士势力的膨胀时期。由于湖南是湘军的故乡，湘军将才、兵源、饷源基地。随着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成功，湖南领兵、筹饷等而致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因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据清官方同治四年（1865）所编纂的《缙绅录》所载，当时湖南人担任督抚的达10人，开藩陈臬者9人，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为知府、知县等各类官职的更是不计其数。真所谓“文武彬或，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官僚队伍的扩大，使得告老还乡，因事削职，功成身退的官僚人数增多，他们返乡为绅，壮大了绅士队伍。以军功而获保荐虚衔者为数更多。仅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即达6319人之多，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武职人员退役还乡，凭着他们拥有的虚衔和威势，成为地方上望而生畏的军功绅士势力。加之湘军有挽救清王朝覆亡的殊勋，因而得到了清王朝的格外眷顾，获得了“封妻荫子”和增加学额的特别奖赏。据《湖南通志》记载，生前或死后被赐封侯、伯、子、男世爵者，有曾国藩、左宗棠等10人；被赐封骑都尉、一云骑尉世职的，更多达2000余人。他们的子孙后代沾此恩典，得袭爵位的不计其数。这些人或为官，或为绅，都有祖先显赫功业的荫庇，必然成为地方上很有影响的社会势力。湖南还因捐输和功勋而获得了清政府增加学额的奖赏。从1852年至1864年因捐输而获得的永广学额就达276名。从咸丰七年至同治六年增加一次中额达46名，思诏广额15名。使湖南的科举录取比例有了较大的增加，加上捐纳官衔而成为绅士者，使得湖南绅士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由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的血腥气味，因而这种绅权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就非其他各省所能相比。从而造成了“举凡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政策，在绅士的干预下一经奏定，便奉行不逾，后来的督抚也不能改变他”，因而形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第二阶段：1866——1895年，湖南绅士相对稳定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湘人继续享受着湘军血战沙场的皇恩雨露，使出任高官的人数继续上升，先后担任督抚的人增加到近40人，告老还乡的官吏也在不断攀升，使绅士队伍继续保持上升的趋势；因科举获得功名的人数也呈不断上升趋势。从同治元年迄光绪九年21年间（1862——1883）湖南共录取进士124人；举人861人（其中正榜759人，副榜102人），恩赐举人31人，恩赐副榜举人58人；贡生、生员为数更多。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某种功名，是下层社会成员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都能授职为官。以上述录取的举人的861人为例，迄光绪九年（1883）止，除78人上升为进士外，获得各类官职的仅为159人，占总人数的18％左右。至于为数更多的生员（秀才），能够进入官场的就更屈指可数了，因而他们不断的充实着绅士队伍。退职返乡和功名绅士在这一时期都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硝烟的渐渐消退，军功绅士呈现出相对平稳的迹象，并且由于军功绅士大多文化素质不高，不善经营，又不屑农耕和经商，往往坐吃山空，一旦钱财挥霍干尽，就陷入贫困的边缘，从而被抛出了绅士行列，因而很多人又投入到哥老会之中，使军功绅士出现了弱化趋势。这样军功绅士的影响在逐渐减弱，队伍不断缩小，而退职家居的官僚绅士和功名绅士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在地方的影响也不断的增强，但整个绅士队伍则处在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湖南绅士的政治倾向基本趋于保守，除了少数曾在外省为官或担任过驻外使节的退职绅士成了倡全国风气之先的有识之士之外，绝大部分绅士都死抱着传统不放，不肯做任何的改革。正如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所言：“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1860至1894），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湖南人的保守一在抵制洋人的入湘，二在抵制引进任何形式的现代化运动，三在打击和排斥有先进思想的人士。因此，直到甲午战争前，湖南没有产生过一位早期维新思想家，没有创办一所新式学堂，一份新式报纸，一个真正的近代企业家。象郭嵩焘这样立志向西方学习的有识之士也逃不脱有志不能伸，最后抑郁而终的历史命运。
第三阶段：1895年——1912年，湖南绅士的分化、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甲午惨败的强烈刺激，打破了湖南绅士与世隔绝，闭门自乐的宁静生活，他们从战争的硝烟和国土的沦丧中，感受到了昨日黄花春已去，满目疮痍哀声频的严酷现实，陡生了一股“救中国从湖南始”的强烈责任感。但是，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和方法上，湖南绅士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绅士。这派绅士主要以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绅士为首，他们激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刺激，开始意识到有学习西技的必要，因此，他们积极投资兴办近代的新式工业。但是，这派绅士基本属于绅士中的上层阶级，他们是封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拥护封建制度，因而主张学习西方的技艺，而反对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害怕大的变革会危及自身的利益，因而仇视民权，更害怕下层民众的革命暴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变革只能徘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之内。二是立宪派绅士，前期以谭嗣同、唐才常为首，后期以谭延闿、龙璋、粟勘时等人为首。这些人既有传统的功名，又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有的还到国外留过学，热衷于君主立宪并为此而积极活动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些人大多是未居官职的绅士，谭嗣同、唐才常，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既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政治制度，他们宣传民权，主张君主立宪，积极推动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湖南也实行了一些新政活动，但是由于慈禧太后很快绞杀了维新运动，使谭嗣同等人的君主立宪主张还只停留在舆论的宣传之上，尚未来得及付诸于社会实践。谭嗣同以自己的血洒菜市口，为维新运动划上了悲壮的句号。唐才常虽从惨淡的血泊中，悟出了要救中国，就必须用革命的武力来消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他并没有丢掉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幻想。他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打出的旗号仍是只反慈禧太后，不反光绪皇帝，“勤王”和实现宪政仍是他实行革命的主要目的。认识的错位和行动的异趋，导致了这场起义以流血而告终，谭、唐以自己生命的鲜血书写了中国宪政史上悲壮的一幕。谭延闿、龙璋、粟勘时等后期立宪派绅士既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又将他们的宪政思想付诸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作为向清政府争权的筹码。这批人大多是富于朝气的热血青年，在维新运动中感受过新思想的洗礼，在清末新政中参与创办过新式学堂、办厂保路、推行地方自治等活动，对现代社会思潮和民主政治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他们在乱象迭起的封建末世，已不能象旧派绅士那样有一个稳定的晋升之途，仅靠传统的知识和科举考试获得的功名，而不学习近代的科技和文化知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立宪派绅士既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熏陶，又受西方新知识的影响，忠君观念，使绅士自古以来就成为了封建朝代政权的拥护者，甚少有人做“离经叛道”之想；但新知识，又使他们感到国家势处危亡，看出了传统政治的不足以有为，必须求变。西方的民权思想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观念，迎合了他们争夺权利的需要。绅士所推动的清末立宪便是传统观念与新知识结合而成的权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湖南绅士也和全国立宪派绅士一样，既有匍匐都门，要求清政府革新政治声泪俱下的哀告，又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抗议呼声；他们在立宪运动中，既表现了高涨的政治热情，又严格将这些活动限制在文明斗争的范围之内。立宪派绅士这种既强调反对专制，又不能摆脱传统；既希望多得权力，又怕失去既有地位的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觉的革命者。三是部分下层绅士因愤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导致民穷国亡的严酷现实，而加入会党和革命组织，投入到反清的革命斗争中，如哥老会的首领马福益就曾当过清军的镇台（与师长相等的武官）；《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留日前曾为廪生，《新湖南》的作者杨毓麟也是进士出身，他们都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并且都因自杀殉国来惊醒国人反清到底。同盟会的重要革命骨干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等都是清末秀才，后来任过湖南副都督的陈作新也曾捐过监生，由于这些人社会地位低，仕途受阻，加之留学国外，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因而很快走上了反清行列。此外还有一些绅士游离于这三派之外，政治倾向并不十分明显，如逍遥派绅士王闿运等，杨度、熊希龄则时而以政府的代言人自居，时而又借助民间立宪的名义来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因而，清末湖南绅士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浪潮中呈现出了多向错动的分化趋势。
三
湖南绅士群体的这种多向异动，是二十世纪社会转型和错动带来的结果。首先，甲午惨败，八国联军蹂躏京城，使自视为社会精英的绅士阶层蒙受了奇耻大辱，产生了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意念，一向自负的湖南绅士在羞愤和自责中反思着战争惨败的原因。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上层绅士认为战争的惨败是中国“技不如人”，因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商业，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以谭嗣同、谭延闿为首的新派绅士认为中国的惨败是因为政治制度不良，因而主张改良政治，依照西方实行君主立宪；黄兴、宋教仁等下层绅士则认为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国家危亡的主要根源，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必须推翻清朝的统治。其次，战后湖南岳州、长沙的相继开放，割裂了湖南绅士闭关自守的传统脐带，损害了他们传统的经济利益和生活方式，加之清末新政的推行，士、农、工、商价值体系受到了冲击，多元化的价值观使绅士群体失去了传统的优越感，绅士被迫将自己的生活空间移向城市，以求做多元的发展，来保住自己传统的利益，从而加速了绅士之间的内部分化，出现了职业异趋的倾向。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北、湖南乡绅作了详细考察，他发现甲午战争以前，乡绅关注的是乡村社会秩序、教育和各种乡间事务；甲午后，乡绅纷纷迁居城市，在城镇办新学、新工商业等。他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多半出现于城市中心，所以人们必须在那里对付它”。绅士城市化带来了三种后果：一是瓦解了传统的封建一体化中国家官僚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的互动关系。绅士入城，宗族组织就失去了与官僚机构衔接的中介，他们对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功能也开始慢慢消失。二是绅士入城，使他们将农业收入的绝大部分转而投向商业和工业，从而促使城镇向现代新型城市的转化。三是绅士进城，改变了“官于朝，绅于乡”的传统管理体制，导致官权与绅权并存于同一个地域，原有的官绅合作转而变为官绅对抗。湖南作为近代绅权势力强大的省份，官绅冲突在清末尤为明显。自1895年甲午战争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止，短短的十六年之间，湖南巡抚九易其人，这种现象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清末官绅矛盾带来的结果。再次，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办，留学道路的开辟，既动摇着绅士的特权地位，又割断了下层绅士的升迁之道，迫使他们走出封闭的地域界限，去谋求新的出路，从而打破了以科举功名为纽带组织而成的特权群体——绅士阶层的强固壁垒。正如外国学者所言：“1911年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结合在一起，削弱了绅士阶层内部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士绅阶层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士绅阶层中较为保守的部分，无论是出身学者的官员。或是地方掌权者，对于中央政府‘轻率地卷入’蓬勃开展的改革运动，感到非常恼火。他们对北京的统治阶级及其地方上的某些代表人物的‘软弱无力’感到痛惜。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识到，许多改革措施使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原有的平衡改变了，对中央政府很有利。于是愈来愈多的士绅便团结在地方主义的旗帜之下，有时利用‘自治’之类的口号，于是他们与现代革命者在某些方面结成了联盟。”“曾在日本和其他地方成长起来的革命学生，有的来自士绅家庭。因此常常会出现子女对抗家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革命者便根据自己所受过的教育而非阶级关系来选择政治道路。事实上，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领导人的家庭都是有背景的，这使他们与官员阶层和士绅阶层联系在一起。”
从1895年至1912年，湖南绅士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基本完成了各自社会角色的转换。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旧派绅士，在清末的社会变革中，参与投资兴办近代新式的工商业、铁路和新式学堂而开始向近代商绅和学绅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很不彻底，往往带着历史的阵痛和无奈，他们始终跳不出封建传统所设置的圈子，在政治变革的浪潮中，他们死抱传统不放，以封建的卫道士自居，他们怀恋科举功名的荣耀，不愿意放弃手中既得的权益，因而极力地阻止历史的进步，他们往往成了封建皇权的殉道者和遗嘱的执行人。随着封建皇权的崩溃，他们失去了昔日的煊赫权威，逐渐走向了衰亡。以谭延闿、龙璋、粟勘时为首的新派绅士则随历史潮流而动，在风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动荡和清末新政的烟雨朦胧中，他们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们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学堂、倡办地方自治，由传统绅士逐渐向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这种转化虽然带有一定的勉强性，但他们不象旧派绅士那样带着浓厚的传统情结，也不象他们那样获得过封建皇朝太多的实惠。他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工商阶层一样，正在背叛自己的阶级，并共同构成了既拥有新式经济力量，又拥有新式文化或思想力量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他们对政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企图从封建皇权那里分享政治权力，通过地方自治和立宪来确立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威，这与清政府集权中央的改革措施必然发生巨大的冲突。他们尽管哀声连连，一再地进行和平请愿，表现出对清王朝的无限眷恋。但这种充满“愚忠”的哀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同情，从而滋长着人民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清政府的垮台，虽是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之功，但这些资产阶级化了的新派绅士也在用他们的眼泪为清王朝送葬。当武昌起义的炮声响彻大地之时，他们终于擦干眼泪，割断了与清政府的情缘，最终选择了附和革命，以求争取主动。湖南的顺利独立与立宪派绅士的倒向革命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倡导的“文明革命”模式从一开始就捆住了革命党人的手脚，也奠定了日后立宪派绅士政变夺权的基调。这批人在辛亥革命的硝烟中，摇身一变成了湖南新政权的高官显贵，左右了湖南的政局。但在革命的洗礼中，随着皇权的崩溃和等级身份制的废除，这派绅士也在不断地蜕去封建绅士的传统外衣，分化成新军阀、新政客、资本家和自由职业者或城市市民等新的阶层。
以黄兴、宋教仁、谭人凤为首的下层绅士，本身与封建政权的渊源甚浅，所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较少，加之他们是第一批新式学堂的受益者并大多留学国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因而他们往往根据自己所受过的教育而非阶级关系来选择政治道路，他们首先成了封建政权的叛逆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和旧政权的掘墓人。正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才最终完成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历史重任。在革命的洪流之中，他们是最先蜕尽封建绅士的外壳，转化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斗士，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们又是新政权的缔造者和民主共和的守护神，并继续为抗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奋斗不息，尽管他们无力回天，但是他们大多没有背弃自己的事业，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忠实代表。
历史的发展往往耐人寻味，科举制度曾以它迷人的光环象魔咒似的令无数读书人如痴如醉，成了封建社会最理想的选才制度，但在历史的流变中，由于统治阶级把它当成了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呆板单调的八股取士模式，从而扼杀了它的生机，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而，清末的社会转型首先以废科举、兴新学作为突破口，将解剖社会病毒的手术刀伸向了天之骄子的社会宠儿——绅士阶层。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既中断了绅士阶层社会流人的基本源泉，又造成了现存绅士阶层的大规模分化。历史的淘汰法则向来是铁面无情的：顺应历史潮流而转化者，获得了新生，走上了光明大道；被动适应时势发展，对封建统治尚有迷恋者，虽获得了一时的幸运，但无法抗拒时代潮流的冲击，最终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怀抱封建传统不放者，最终被历史淘汰出局。近代湖南绅士的命运轨迹也没能逃脱这一铁定的法则，历史将它的辉煌最终让给了正在帽起中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