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作为封建科举制度下孕育而出的特权阶层，是以对封建文化的占有为特征的，封建儒学就成了其一生中立身处世的重要工具。从孔夫子开始，儒学就强调两种界限。一是以伦理分善恶，于是而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二是以礼教分人禽，于是而有华夏和诸夷的区别。在久经沉积之后，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汇成朝野士大夫的共识。一朝触发，便使“逆夷性同犬羊”之说蔚为南北东西的时调。以禽兽比拟夷狄并不是值得称道的思想，然而它在夷夏之间划出的文化界限，又从意识形态上维系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防线，成为封建绅士用以抵御洋教扩张的思想武器，湖南绅士的反洋教运动正是这种思想旗帜下的产物。
一
洋教在近代中国的推行是伴随着西方炮舰的轰鸣而步步进逼的。西方传教士传播福音的过程也就是文化征服的过程。即使是怀着善意帮助中国人的基督徒，其潜意识里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化上怜悯和施予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以传播西方文明福音为己任的西方传教士，一开始就把他们心中的中国文化的体现者——绅士阶层当作敌手。几乎所有传教士都对中国的官绅怀有恶感。一个传教士写道：“在中国文入主要从儒家学到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因而西方传教士在对中国实行的文化征服中往往采取“大棒”加“面包”的双重手段。用炮舰开路，强行打垮封建绅士仇教的斗志，迫使自以为是的中国士大夫作出让步，他们还借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将基督的福音强行地打入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并以救济、布施、建育婴堂、医院等慈善机构等手段，诱惑贫穷的民众成为基督教徒，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基督教堂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而不断由沿海向内地扩张。尽管这种扩张时常遭到封建绅士和各地民众的抵御，但在西方武力的护航之下，西方的传教活动逐渐在沿海取得了成功，而在中国的内陆地区，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却遭到封建绅士的顽强抵制，演化出刀光剑影的教案频繁出现。湖南作为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和封建理学最顽固的堡垒，更成了洋教士们为之闻风丧胆的“铁门之城”。封建绅士祭起湘军卫道的旗帜，同洋教士展开了经久不息的拉锯战，掀起了令清政府为之头痛的一系列“教案”。
湖南的教案带着湘军的骄傲和卫道意识的狂热，流淌着湖南士民尚气节，重“华夷之辨”，多以忠义自居的流风余韵。正如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朗荷所言：“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之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入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务的反应，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不留情。所以，在中国其他各省向传教士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1900年以前，没有任何传教士能在长沙立脚。当时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天主教士到长沙城内售书，晚上还只能退回到北门外的小船中休息。1890年，广东已有近50座新教总堂，湖南却没有一座；全国已有教会学校1000多所，学生16000多人，湖南也还没有一所。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湖南是传教士遗忘的角落，而是湖南绅士掀起的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阻止了传教士在湖南传教的进程。其实传教士早就对湖南这座“铁门之城”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并以能敲开它的大门为荣耀。1856年，罗马教廷特地将湖南从湖广教区分离出来，提升为一个独立的教区，设代牧主教一名，以衡州为主教驻地。1879年，又将湖南教区划分为湘南、湘北两个教区：湘南教区属原方济各会各派，总堂仍在衡州；湘北教区划归奧古斯汀会，总堂设于澧州。西方传教士在湖南各地昼伏夜行，偷偷摸摸地开展传教活动，衡阳、临湘、常德、宁乡等地都留下了天主教传教士的足迹。七十年代末，新教传教士也先后抵达常德、洪江、津市、长沙、衡阳、湘潭等地，并于1894年在临武建立了第一座新教教堂。就在传教士势力逐渐兴起的同时，湖南绅士的反教活动也转而开展起来，1861年，法国传教士自湘潭前往长沙传教，长沙绅士相率至明伦堂集议反对，刊发了《湖南阖省公檄》的反教宣传品。《公檄》概述了耶稣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对传教士在发动侵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揭露，其反教和反侵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公檄》用以反教的思想武装是陈腐的、落后的，主要是用封建伦理道德对西方基督教进行批判，反映了封建绅士的卫道思想，也利用了近代初期民众的思想闭塞和愚昧。其结尾写道：“吁！耶稣之说流行，孔圣之道不作，尚复成何世界也？凡我士农工商，拔剑同仇，有不合志者，即同异类！”在这种宣传品的鼓动下，湖南教案连绵不断的涌现出来。从19世纪60年代湘潭、衡阳教案肇始，到20世纪初邵阳、石门教案为止，湖南发生大大小小的教案近30余次。
在湖南的众多教案中，绅士常常起着倡导、鼓吹和组织领导反洋教的作用。许多反教揭帖只有他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封建绅士才能制造出来。在反教过程中，有的绅士可谓矢志不移，死而后已，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雄豪气。其中在全国最有影响者就有崔隙、周汉、贺金声等人。
崔暕（1834—1902），别名贞史，湖南宁乡县人，出生于历代书香家庭，1856年中秀才，其后投身湘军，“治军十有五年”，擢至“贵州补用知州”。1875年乡试中举人。后任至贵州仁怀知县，“被吏议归”。平生“以攘夷卫道自任”，爱国忧时，“守正不阿”。1861年5月，所著《辟邪纪实》一书，自署“天下第一伤心人”。该书首录《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以下依次为《天主邪教集说》、《天主邪教人中国考略》、《辟邪论》（上、下）、《杂引》、《案证》各篇，附录《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末刊《辟邪纪实考订书目》。至1862年（同治元年），又针对新近出版的教会读物，加著《批驳邪说》一篇，置引杂引之后，然后于该年9月付梓印行。该书就大体内容和基本倾向看，可以说与《湖南阖省公檄》毫无二致，惟篇幅较大，资料更加丰富，刊出后，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对湖南湘潭、衡州教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876年，他鼓动应试士子焚烧由“素讲洋务”的郭嵩焘捐修的上林寺，表现出其极端的封建保守性和痛恨“洋务”，拒绝接受外来新生事物的极端落后性，在当时即具典型意义。
周汉，也是湖南宁乡人，同崔暕一样既有科举功名又有军功身份，是一个位高望崇，颇具影响的绅士，他刊刻了大量的反教宣传品，其《鬼教该死》一书就发行了80万册之多，是湖南反洋教的一员健将。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均以“崇正黜邪”、“杀身保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号召中国人民群起反教，因而引起了英国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勾结清政府残酷迫害周汉，将周汉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交监狱长期监禁。
贺金声（1853—1902），原名尚义，字忠怀。湖南邵阳县东乡（今属邵东县）人，“自少即以名教纲常自任，以古之忠孝节义自期许”。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湖南激发了规模巨大的衡州教案。他在乡到处张示揭帖，进行反帝宣传，并于接近衡州的大道沿线设置义茶亭，供应水、干粮，鼓励群众前往支援衡州人民的斗争。
1901年夏，衡州教案作了屈辱性的处理，贺金声对此十分愤慨，迅即上书湖南巡抚俞廉三，呼吁“平教案”。《辛丑条约》签订后，贺金声忧愤万分，再次上书俞廉三，重申定霸的主张。俞廉三对贺金声显露“不臣之心”的言论十分惊恐，于是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解除了其翼字右营管带职务，将其调任徒有虚名的营务处提调，解除了他的兵权。贺金声至此才恍然大悟，乃借口母病，于1902年6月返回邵阳，积极策划惩治教民、驱逐教士的武装起义。俞廉三为求自保，饬令地方官拿办贺金声。9月2日，贺金声被诱捕，“招勇灭教”计划随之流产。他本人及其主要骨干，均先后被清政府杀害。
这三位反教绅士是湖南近代教案史上的典型代表，其中崔暕主要活动于19世纪60—70年代，周汉主要活动于19世纪80—90年代，而贺金声则主要活动于20世纪初。他们三人前后相续的活动，正好贯申了中国反洋教运动的全过程，说明了湖南绅士在整个反洋教的过程中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了维护封建伦理的最忠实卫士。
二
湖南绅士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仇教心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基督教违背了中国传统儒教教义，将自己看得高于儒教并试图取代儒教。基督教崇拜的是上帝，儒家崇拜的是皇帝，维系皇权的思想基础就是“三纲五常”。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与崇拜对象和儒教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没有任何可融性。基督教还蔑视儒家，并试图改造和取代它。他们批评儒家文化“未能实现它自己的国家、家庭、社会的理想。”信奉的美德“没有永恒的生命源泉。”“即使儒家最新的哲学也没有能够真正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进化和持续，在漫长的年代里，它象一个瞎子、聋子，在大自然的奇迹之间摸索……他们的人生理想已化为一种精神模式，以后各个世代的思想和感情都被压入这个模式，人们已经几乎放弃了一切进步的希望。”传教士对中国儒教的批评并不能说没有可取性，但他们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的批评来取代儒家的地位。他们公开声称“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西方传教士以唯我独尊的面貌完全站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上，带着强烈的征服欲试图取代中国的本土文化。强烈的征服欲使他们没有看清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外来文化如果想在本土文化生根，它决不能将本土文化全部抹杀，它只能融入本土文化、改造本土文化，给本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否则，它绝不可能彻底征服本土文化。何况儒家文化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已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头脑之中，要想取代它谈何容易。西方传教士的狂妄自大既使中国人民民族自尊心受损，又是中国人民产生逆反、恐慌和不安全感。并不是基督教是外来的，就不能在中国生根，佛教是外来的为什么能在中国生根呢？佛教一方面迎合了儒家的需要，依附了儒家文化并丰富了它；另一方面，佛教从未有过取代儒教的企图，它不构成对儒家的威胁，因而它能为中国人所容忍和接受，而基督教却以征服者的傲慢，想否定和取代儒家的地位，这怎能不引起长期浸润于封建儒学文化的封建绅士的仇恨和不满呢？湖南绅士的反教活动正是其维护儒教“正统”地位的自觉行为。
二是侵略战争的创伤和湖湘文化的影响，使湖南绅士仇教意识尤为强烈。华夏民族历来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对外来东西常怀有疑虑态度。近代基督教的东来是和军舰、大炮、不平等条约相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中国人眼里它自然成为西方侵略的一部分。连绵不断的战争灾难，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心理，带给了中国人民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痛。屈辱中的痛苦和创伤燃烧了中国人的心，教案的不断发生便是他们对西方列强侵华的间接反抗。结果，每次教案又都是以中国赔偿钱物和拘捕绅民结束，这更激起了人民对政府欺内媚外行径的痛恨，使得绅民更加迁怒于狐假虎威的洋教士，从某方面而言，教案的爆发也是对腐败政府的扭曲反抗。维新时期的《湘报》曾经写道：“耶稣之入中国，先由英国与法国用兵，以枪炮逼其立约保护传教，此事一开华人之疑心，至后来每逢闹教之一场，传教诸国必以兵威索偿，是无异于传教以势，而非传教以道矣。”因此，每当西方资本主义用武力加强对华侵略，就会引发新的反教运动，增强绅民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湖南作为内陆省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晚，而湖湘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近代魏源面对外国列强的入侵，仍旧不忘“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他写《圣武记》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祖先显赫声威的回顾，找出清王朝前期强盛和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试图再现那种“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的天朝威仪。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主张，最终也是为了达到“驭外夷”的目的。他们的这种“夷夏之辨”的思想深深浸润于湖南这块桑梓之地，滋长出近代湘人极度的仇洋拒夷心理，湖南绅士抱着“尊孔孟的不容异教，戴朝廷则屏斥外夷”的信念，大肆进行反教宣传。19世纪中后叶，倡言学习西方的《海国图志》在湖南几乎没有得到流传；而充满保守的传统意识的反教宣传品《鬼教该死》却很快就刻印了80万册。19世纪60年代后，西方传教士颇费苦心地设计了许多征服湖南人的方法，如提升教区地位，派遣传教士秘密传教，发展会员，布施财物，施医救治病人，开设教会学校等，但他们的这些活动都无一例外的遭到了湖南绅士的顽强抵制。
三是和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湖南具有更容易产生仇教情绪的区域文化心理。当以卫道自任的湘军兴起时，就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和西方的天主教视同一物，认为太平天国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认为传教士是太平天国的暗中支持者。所以湘军攻战所及，对外国传教士的教堂、育婴室等经常加以破坏。湘军胜利后，这种仇视西方宗教的心理意识变得更加强烈。湖南印发数量最多的反教揭帖《鬼教该死》就用粗俗的语言把太平天国与西方基督教殖民再次结合起来，声称“自道光末年起，广东广西鬼叫（教）就多，长毛‘贼’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就是鬼叫（教）大头目，一反就闹乱遍天下，几十年才得斩尽杀绝。”因此，梁启超曾评论自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南排外就特别激烈；谭嗣同也有言，“夫西人之入中国，前此三百年矣，三百年不骇诧以为奇，独湘军既兴，天下始从而痛绝之。”都说明了湘军的兴起，强化了封建的卫道意识，增加了湖南绅士的仇外情绪。湖南反洋教的三大健将，其中崔暕、周汉两人出生于湘军，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社会阶层，绅士本身并不是铁坂一块，即使在早期，也不乏一些思想较为开朗、遇事冷静的明智之士。70年代的郭嵩焘、曾纪泽就在湖南绅士遇鬼教则打，遇鬼书则烧的强大声浪中提出了对教案应持平办理的主张，认为中国“但须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对绅士的盲目反教提出了批评。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救亡运动的层层高涨，西学的初步传播，绅士的内部结构也渐次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如果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绅士的主体部分还是受封建传统文化熏陶较深的举贡生员、退职官僚和具有军功身份的还乡人员，即主要是封建绅士的话，那么，甲午战后绅士队伍则逐步增加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工商业者、留洋学生、新式学堂教职员以及其他较为思想开明的人员。他们对湖南的教案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西学有了新的理解，从而使湖南的社会风气迅速由保守走向了开明，反教活动逐渐趋向于平和，湖南由此迈出了现代化的沉重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