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与孙中山、黄兴相比较，他不同于“实行家”和武装起义领导者黄兴，是积极的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也有异于革命“三民主义”的缔创者孙中山，是当时有名的“二民主义者”。当袁世凯窃取政权，孙、黄下野以后，他企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来拯救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失败了。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些粗浅的介绍和探讨，这对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也许是有益的。
(一)
宋教仁(1881一1913)生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时值中国社会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因之许多爱国志士都团结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革命斗争。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以为这些“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宋教仁正是这样的。1904年，他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策划联络会党在长沙等地起义;事泄失败后，即逃往日本，就学于东京宏文学院，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他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政治学说，特别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进行了较广泛与深入的研究，还陆续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奥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财政制度》、《法国官制》等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相对立的。学了这些东西，掌握了这些思想武器，他进一步坚定了“革新中国”的志向，增长了开展斗争的信心。
宋教仁在留日期间，除了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真理以外，同时继续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首先是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他一到日本，就积极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想借以振兴“民气”，宣传革命。1905年1月3日，开杂志发起会。6月，正式出版发行。7、 8月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合并改组为同盟会，《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便成为该会机关报。但出至第二期，即被日本当局封禁;于是改名《民报》，继续出版，宋教仁仍然是主要的编辑人和撰稿人之一。1908年11月《民报》再度被日本当局封禁。1910年冬，他内渡上海，与于右任等主办《民立报》，更积极地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民报》和《民立报》，是同盟会成立后不同时期中两个最有影响的革命刊物。在这两个刊物上，特别是《民立报》上，宋教仁发表了大量政论和时评，以其所学得的政治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眼光，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作了若干揭露，对封建专制的清政府作了尽情抨击，并对改良主义者君主立宪派进行了尖锐斗争。
1905年，清政府为进一步欺骗人民和抵制革命，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正式宣布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这种欺骗性的宣传和措施，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信以为真，兴高采烈，各地君主立宪团体纷纷出现。宋教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许多革命民主派一样，并没有因此受骗，存在幻想;相反，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加强了革命斗志。他在1906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往后，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的日形暴露，他又在《民立报》上发表《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文明白地加以揭露，指斥清政府“直为种种倒行逆施之行，速国家之亡而无所忌。使长此不变，吾意不出十年，茫茫禹域，必断法于彼辈之手耳！”他呼吁说:“呜呼！吾国民安可不鸣鼓而攻，以急图挽救之方也?!”
1911年春夏间，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同时举借奴役性外债，将粤汉、川汉两铁路出卖与帝国主义。宋教仁在原则上并不反对铁路国有，但却认为清政府的此时此举是一种卖国的倒行逆施。在他看来，要实行铁路国有，必须有一定的顺序，只有“先经民业时代而后改归官业始克得良结果”，而“我国铁路事业方在幼稚时代，民业尤宜奖励保护”，必须有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审量国家财政之力，苟不得良善之财源者，则亦不得贸然为之”;而最重要的是铁路必须真正为自己国家所有，而不能让外国侵略者涉足。但是清政府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于是，首先在四川，接着在两湖、广东以至全国，掀起了保路风潮。宋教仁力图把这一爱国的运动引上直接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轨道，特地以《论川人争路事》为题发表社论说:“假令川人潜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达观世界大势变化推移之数，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举，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
对于国际局势的变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宋教仁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识到“以经济力为先驱”的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一种“变相的侵略政策”；说“自今而后，天下形势必为一变，经济的侵略派与武力的侵略派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商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在这里，他看到了帝国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以及它们争夺殖民地的必然趋势，因而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满腔忧虑，向全国人民敲响了救亡图强的警钟。
这一系列的事例表明，宋教仁在反清的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态度与良好的宣传才能的。他常常能把批评时政和宣传革命联结在一起，结合事件的发展从事政治上的鼓动。这对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是有积极作用的。
宋教仁在同盟会内还是重要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同盟会成立，他就担任司法部检事长。他还曾充任阿盟会湖南分会的主盟人。1906年至1907'年间，当黄兴赴华南策动武装起义时他还代理过执行部庶务(向例，总理他适时，由庶务代理一切)。1907年春，他与白逾桓等潜赴东北，，设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以联络东北义军（“马贼”），与南方相呼应、实行“南北交攻，共图大举”。但是不同于黄兴，他的理想，他的兴趣，主要在于以革命胜利以后的政治建设人才自期，并为此进行准备。他曾经说过:慓忽敢死者易得，条理缜密之士盖寡，非先植根基，虽满洲倾复，犹足为优”;“满清脆弱，终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因此联络东北义军事泄失败以后，他即返回东京，“仍参预同盟机密，得间则研究法政、经济诸科、为将来建设准备”
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等议商整顿之方。他“备举革命方略，谓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同时主张组织中部同盟会，由长江发动，召集在日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并会研讨。但是由于这时黄兴等已准备集中同盟会主要力量在广州大举起义，因此会后没有即时采取切实的措施。同年冬，宋教仁回上海主办《民立报》。1911年4月，广州起义期迫，他应招赶赴香港，继陈炯明任编制部部长，参与策划。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宋教仁与其他许多同盟会会员聚集上海。前此议决的部同盟会乃于7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宋教仁被推为总务干事之一，兼理会内文事职务。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对前此以主要力量倾注于南都并且屡遭失败所产生的不满，一方面也反映了长江流域革命行势的急剧高涨。中部同盟会仍“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当东京本部与南部分会处于涣散状态的条件下，它适时地发挥了对沿江各省革命力量的领导作用，促成了湖北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沟通了武昌起义与同盟会关系。
中部同盟会成立以后，宋教仁对革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规划:“以湖北居中国之中，宜首昌议。然武昌为四战地，粮饷不济，故一俟湖北举事，即令湘、蜀同时响应，以解上游之围而为鄂中之后援。又以京汉路为南北交通之孔道，敌军易于运输，故……不欲以武汉为战争区域，以防牵动租界而启外人之干涉，拟于武昌举义之后，即派兵驻守武胜关，使敌兵不得南下，似保武汉之安宁，一面令秦、晋继起，出兵断京汉路，以分敌势。而又惧湖北一动，下流阻塞，将使运输不利也，故拟长江下游同时于南京举事,并封锁长江海口，使敌海军舰队孤立，而乘利应便以取之。”
这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先爆发起义。接着，湘、赣、秦、晋、蜀、宁等地纷纷响应。10月下旬，宋教仁随同黄兴来到战火弥漫的武汉，助理武昌军政府的外交事务。他“特别注意于新政府之创立”，草定《鄂省临时约法》，井通电起义各省派代表来鄂组织临时政府。但不久汉口、汉阳相继失守，而南京宣告光复，于是各代表改议定都南京。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大总统。宋教仁受任为法制院院长，开始以“民国政治家”的姿态活跃于历史舞台上。
(二)
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三个月的时间。由于资产阶级幻想以廉价的妥协来换得革命的速胜，革命半途失败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新代表、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得了全国政权。“民国”成了块空招牌。全国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迫下野或者意存消极。这时，久以民国政治建设人才自期的宋教仁，力图以其向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得的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来拯救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他便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政府发生又有妥协又有斗争的复杂关系。
宋教仁是当时有名的“二民主义者”。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有二:一为“种族革命”，推翻满族贵族专政的清朝，一为“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国。而“革命最终之目的”，在于实现“政治革命”，求得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良善之政治”，或者说资产阶级专政的“议院政治”。用这个要求来衡量，他对袁世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虚有其表的“民国”，感到强烈的失望。当“革命成功”的声浪喧嚣尘上时，他明锐地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划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落方法如故也”。他还指出:“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由此，他认为:“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良政治之建设。”如何进行呢?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吾人今后，宜以和平之手段，将存留之污秽空气换以清新空气，则民国之政治始有清明之望。” 宋教仁这种认为革命之目的尚未全达，要求继续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是有别于当时一般鼠目寸光、安于现状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但是，他的“和平奋斗”的政治见解，仍然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同择陷人了迷途。
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制度。这是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他在政治上的“第一主张”。他曾经阐释说，“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他认为:“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责任内阁制的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什么人出来组织内阁呢?当然不是他所认为“意思〔思想〕无统系条理之可寻”的普通劳动人民及其代表，而是他本身所属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们的知识分子。他发起组织的国民党“组党宣言”中明白写道:一国国民之中，“有优秀特出者焉，有寻常一般者焉，而优秀特出者视寻常一般者常为少数”;“故虽在共和立宪之国，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常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关于政府的组织形式，他主张沿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政府分为三部，司法可不必言，行政则为国务院及各省官厅，立法则为国会。”
不难看出:宋教仁在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亦即政体问题上的主张，是一个从西方国家搬来的、道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和对广大人民的欺骗性;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实现的现实基础，因为重要的不是政体而是国体，而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掌握住政权。但是，它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袁世凯的封建专制集权比较起来，仍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因此，这一主张渐次得到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赞同。当袁世凯将取代孙中山而为民国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即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代表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要求限制袁世凯独裁权力的意愿，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原定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宋教仁主张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发展地方自治。他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之固不宜，偏重地方官治之地方分权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之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行，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宜之道也。”由此，他主张除军政、外交、司法、对外贸易以及共他某些国营事业以外，均应划归地方治理。地方除设地方官以外，应该另设地方自治团体，以分理地方事务。他阐释道:“地方所以同时设立地方官与地方自治团体者，盖一国行政，中央必不能无巨细皆直接处理之，不得不有分理之机关。然此分理之机关，苟悉以属中央指挥，则与地方民意或不合，苟悉以由民意组织，则又与中央政策或难同。故同时设此二制，以必不可不与中央政策相同之事归之地方官，又以必不可不与民意相合之事归之地方自治团体也。”具体说来，他主张，凡民政(警察、卫生、宗教、礼俗、田土)及由国家统一规划的产业和教育事业，归地方官掌握;地方性的财政、实业、工程、学校及共他公益慈善事业，则归地方自治团体分理，其经费由地方税支付。至于最高地方官——省长，他原主张由“民选制进入委任制”，即“以省长委任制为目的，而以暂行民选为逐渐达到之手段”;但后来当袁世凯的专制集权更形嚣张时，他却主张“省长民选”，并且强调说:只有“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显而易见，他的所谓“省长民选”，和“设立地方自治团体”、“发展地方自治”等等，都不外是为着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新代表袁世凯盘踞中央政权的条件下能够保存与发展资产阶级在地方的政治、经济力量而已。
宋教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中国今日苟欲图强，必先致富。以国内贫乏之状况，则目前最亟之举，莫若开发产业”，因此他主张“开发产业”，包括兴办国有山林、治水、放垦荒地、振兴矿业、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和输出品商业;主张兴办国有交通事业，包括急办国有铁路、整理电信、扩充邮信、兴办海外航业、整理铁路会计。对于完全商办的“民业”，如矿业、铁路等，他主张“今后宜持提倡或保护主义，使之振兴”。在农林方面，他除治水、垦荒以外，还主张变卖官有土地、测量田地、征烟酒税、设拓垦银行，和于各内省设劝农使，于满、蒙、新设督办屯垦事务官等等。与这一切相适应，他还要求整理国家财政，统一和改良币制，以及振兴教育等。这无疑是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庞大方案。它表明了宋教仁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经济方面的抱负。但是同样的，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并没有为实现这个方案提供可能的条件。因为，“民国”时期的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宋教仁主张在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的现状的基础上“维持国际和平”。他以此作为外交方面的政策方针，实际是承认帝主义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维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状。他写道:“吾国现势，非致力对外之时，故宜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使之相承不变，而得专心一意于内政之整理。”其所谓列强对我素持之主义，“即所谓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三纲领是也”。虽然他也看到，列强这时奉行这种政策，不过是因为“各国在中国势力未均，且各国之他方面情事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以对中国而实行分割”的缘故，其目的还在于“以待将来”;但是他仍错误地认为:“此所谓保全领土、机会均等说，实足似维持中国之现状。故中国自十年以来(指日俄战争既终以来—引者)，外交界即少绝大之危险。”显然，他既没有看到辛丑和约以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领土保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对中国所进行的更加阴险、凶狠的政治和经济侵略，也没有看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共同支持;以致竟然认为:“今日中国所应出之外交政策，当使列强对中国此等关系，维持不变。”这就突出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格——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他们不懂得，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妥协，就休想指望革命的胜利。
宋教仁主张实行“单一国制”，强烈地要求国家的统一。这从资产阶级渴望有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希望国家的富强来说，应当说是积极的、进步的。但是，在封建买办势力的新代表袁世凯集团业已攫得全国政权的条件下，他“谆谆以统一为前提”，“以调和南北为职志”,却不能认为是合乎时宜的了。这实质上是反映了宋毅仁对待袁世凯的封建专制政权不敢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幻想用“和平奋斗”的办法，在保存封建势力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议院政治”。在他的方案中没有提出消灭封建制度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也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也决定了他的方案只能成为一种空想。
总之，宋教仁在政治上所极力主张并详细规定的，是一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企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在中央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党内阁”，限制以“大总统”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在地方发展地方自治，巩固和壮大资产阶级的实力和地盘;同时，通过国家政权维护和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建立起“一个独立富强和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方案在当时条件下，与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政权比较起来，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本身却包含着它决不能得到实现的因素:它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良善之政治”，却没有也不敢于对以袁世戴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它希望“图强”和求得中国独立，却没有也不敢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却未能从根本上为这种发展创造可能的政治条件，甚至没有提出消灭封建制度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一句话，它希望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却没有也不敢于对造成这种现状的两大凶恶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彻底的、不调和的斗争。这样，宋教仁的这个方案尽管规定得相当详细，在实践上却只能成为一种幻想。
(三)
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和方案尽管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带有温和的色彩，仍然遭到了袁世凯集团的强反对。袁世凯集团作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和封建专制势力的代表，当然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不能容忍自已的独裁权力受到任何限制。因此，随着宋教仁为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的活动的加强，袁世凯集团对他的反对也愈来愈强烈，愈来愈不择手段。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以后，1912年3 月29日，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正式组成。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这个内阁虽号称“以同盟会为中心之内阁”(总理唐绍仪虽与袁世凯渊源较深，但这时已挂名同盟会;其他十名阁员中，同盟会又占四人)，但拥有实权的陆军、海军、内政、财政诸部仍掌握在袁派死党北洋军阀官僚和立宪派政客手中，实际是以袁派北洋军阀官僚为中心的“混合内阁”。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的疑忌。袁世凯为了窃取总统权位，是说了不少关于“赞成共和”、“谨守宪法”（《临时约法》)包括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好话和诺言的。但是，在他窃得总统权位以后，便把“以同盟会为中心”的限制总统权力的“责任内阁”视为眼中钉，非拔之不可了。他首先指使财政总长熊希龄从经济上拆唐绍仪的台;接着掀动北洋军界反对依附于同盟会的王芝祥就任直隶都督，并以“军界反对”为口实委派王赴南京遣散军队。唐绍仪对这个委任状拒绝副署，袁世凯竟以不经副署的委任状交王。这就公然违反了，《临时约法》的规定，破坏了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唐绍仪被迫于次日即6月16 日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唐内阁垮台以后，宋教仁为维护责任内阁制的精神，也辞去农林总长职务。他移住农事试验场，“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陷以金，不受;日奔走于政党间，发表政见”。鉴于“混合内阁”不能维持阁议的一致，于是进一步倡“政党内阁”之说。为此，他发起将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并为争取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而展开广泛的活动。
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8月25日，是宋教仁以政治手腕拢络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与同盟会合并改组而成的。它的党纲是:“(一)促成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注重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这就完全放弃了从根本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比革命时代的同盟会大大倒退了一步。这反映着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在革命取得一定胜利的新条件下的上升;不能看作是宋教仁个人在政治上的倒退。事实上，宋教仁鼓吹与改组国民党的行动，也是反映了当时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动向，并且获得了他们的承诺的。孙中山不仅在成立会上“躬亲其盛”,发表演说，而且受推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均为理事。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党尽管有着倒退的表现，它的实行责任内阁制的“第一主张”，它的“巩固共和、实行平民(实系资产阶级--引者)政治”的宗旨，在当时条件下，仍然有着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作斗争的意义;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宋教仁所表现的热情和毅力，超出了当时其他有声望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被当时的国民党人“目之为中坚人物，而奉其政策为圭臬”。
国民党成立，不久，就面临民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这在渴望争取政治权力和地位的资产阶级看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时机。这时，由于孙中山一意“在野”“经营铁路”，黄兴也辞去了“南京留守”的职务，“专任开矿”，宋教仁便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怀着满腔的热情，积极投人了这个国会选举运动。1913年2月，选举全部揭晓，国民党由于继承了革命时代同盟会的威望，加以合并初成的大党的声势，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在众议员五百九十六席中，获得了二百九十六席，超过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议席总和 (三党合共一百五十四席，余为无党派人士或跨党者);在参议院中，情况也差不多。
选举既胜，宋教仁志得意满,进一步鼓吹由这个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组织“纯粹政党内阁”。他返回湖南，复由湖南沿江东下，遍历湖北、安徽、南京和上海诸省区，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尽意发表政见，尖锐地批评袁世凯政府的腐败无能，历数袁政府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种种弊端。并宣称:对现时“不良政府”“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即必须由国民党一党组织“纯粹政党内阁”,担负全部政治上的责任，改造“不良政府”而建立“良善之政治”。他虽然承认袁世凯为总统，但是按照他的主张，这种总统只能处于“不负责任”、毫无权力的偶象地位，不能再是独裁者的地位。他的这些抨击和主张，当然是为袁世凯集团所不能容忍的。袁世凯除了力谋在国会中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合并为进步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外，同时对宋教仁展开了一系列的造谣中伤和迫害。
1913年3月初，宋教仁抵达上海在国民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后不几天，北京即有“某当局者”以一等电匿名投稿各报，对宋教仁演说词中批评政府外交、内政失策各点，逐一辩驳，并污蔑宋教仁去秋争总理不遂，以致怀恨在心云云。接着上海《民声日报》等又刊有所谓“北京救国团”致各省都督、民政长、各报馆“公电”，“其文意与匿名驳宋先生辞者若出一人之手，玩弄其文意，近毁宋先生达于极点”。这些“驳词”和“公电”，内容多涉及当时最高统治当局机密，显然是在袁世凯和他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直接发动下有组织地作出来的，表现了反动统治当局为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宋教仁迅即发表了《答匿名氏驳词》一文，给了严正的驳斥和回答。
袁世凯收买不了宋教仁，威胁性的政治中伤又失其效用，自己的面目反而暴露无遗，于是进一步使出了他血腥谋杀的恐怖手段。1913年3月20日，正为国会选举的胜利而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在应袁世凯的一再电促而准备登程北上时，被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根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特性的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有可能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又是异常软弱的，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宋教仁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辛亥革命以前就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旗帜下，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主朝清政权进行英勇的斗争;辛亥革命以后，又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举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向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势力展开斗争，表现了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他的纲领中，既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也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表现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他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标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在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一个要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民国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同时有着中国资产阶级本身软弱性的印记。他企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在中央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党内阁”，限制以“大总统”袁世凯为首的独裁统治;在地方发展地方自治，巩固和壮大资产阶级的实力和地盘;同时，通过国家政权维护和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拯救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富强和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由于他没有提出进一步的革命口号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失败了。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势力打击下，他的政治方案没有获得实现，而他本人也遭到了暗害。这又一次地证明了下述革命原理:“历史上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都不是依靠选票的。资产阶级宣扬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代替封建主而成为统治阶级，也都不是依靠选票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不采取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势力，而企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依靠争取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多数议席，来使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使中国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宋教仁被刺以后，接着就是国会被解散，“临时约法”被撕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虽然又连续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但也都不免以失败结局。通过这一系列的事实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的必然，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