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澎湃，促进了湖南女界的觉醒，推动了妇女们自求解放斗争的风起云涌，涌现了一批先进妇女，她们在组织宣传妇女解放的实践中，得到了磨练，为湖南妇女解放运动迈向新纪元准备了思想上、干部上的重要条件。

一、“五四”推动了湖南妇女自求解放斗争的勃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开端，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也促使妇女解放运动迈人一个新阶段。一批先觉的女知识青年为了妇女的自身解放而积极奔走呼号，一些进步团体和社会力量对妇女问题也深表关切，五四中国掀起了空前的妇女追求解放的潮流。

其一，谋女子社交权。社会交往是基本的人权之一，然而，长期以来，“男女有别，国之大节也”的戒律严格限制了妇女的基本人权。对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创立的湖南进步青年团体新民学会公开进行了挑战。蔡和森把发展新民学会和“要使女界同时进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也主张新民学会吸收会员“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得到其他会员的一致赞同。新民学会先后接纳了向警予、蔡畅等19名女会员、并专设“女子部”负责女会员工作。李思安、陶毅、周敦祥、魏璧等女会员还成了会里的骨干。新民学会及进步女青年敢于挑战“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传统，为湖南妇女进一步谋职业、教育诸权创造了条件。

其二，争女子教育权。民初，女子教育有所发展，但教育内容仍囿于贤妻良母式的教育窠臼。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精英极力鼓吹西方女权思想，大大激发了中国女界的权利意识，要求扩大女子受教育权的呼声日高。向警予游说周南女校校长结成团体到北大，求设一男女共学的中学班，“做全国中学的模范”。她认为，中学男女同校有利于“打破家庭社会的陈腐观念，是最精彩、最光明、最有希望的”。到1921年，湖南一师、岳云中学都破例招收了少量女生。湖南率先树立男女同校受教育的新风，彻底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极大地冲击了贤妻良母的教育模式。更重要的是，湖南女子还把求学的路延伸到了海外。1919秋冬，在新民学会和湖南教育界的支持和赞助下，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和湖南女子留法预备团先后组织了12名湖南女性分批赴法勤工俭学。当时报界盛赞“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此所未见，亦中国女界之创闻”。留法勤工俭学的湘籍女生在如饥似渴地求学之余，积极为发展女子海外教育权而斗争。1921年5月30日，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淑彬、魏壁、劳君展等湘籍女生联络其她留法同学，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表《留法女生对海外大学之要求》公开信，寄往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及《旅欧周刊》上刊登，扩大了斗争的影响力。

其三，要婚姻自主权。自主婚姻是男女共同的心愿，也是男女平等在家庭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男权至上。蓄婢、纳妾、休妻、女子没有财产继承权等等，充分反映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宣扬，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女界追求幸福婚姻的斗争不断深入，从赵五贞自杀到李欣淑出走，再到向蔡同盟，集中反映了这场反封建婚姻斗争的深化过程。1919年11月15日，长沙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不从，自杀于花轿内，经湖南《大公报》曝光，引发了一场反封建婚姻的口诛笔伐。1920年春，长沙自治女校学生李欣淑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愤然离家出走，再次轰动湖南。比较赵五贞“不自由，勿宁死”和李欣淑背叛家庭出走，显见李女士更为明智理性，她使青年们走出消极抗争的阴影，看到了生的曙光：“去年赵女士之死，是一个消极的办法，只可警醒一班老朽的迷梦，却不可做我们青年人的模范……现在李欣淑出走，她抱百屈不挠的精神，实行奋斗的生活，把家庭的习惯，名教的藩篱，一齐打破，她有彻底了解的新思想，她有爱世努力的人生观，她有积极的办法，她有实践的勇敢，她所发生的影响……在新青年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比赵女士所发生的影响要重要些，要远大些，要切实际些。”诚然，在当时的黑暗环境里，单个女子要面临的诸如生计、压迫等问题仍是严峻的，绝非一己之力所能应付。因此，妇女解放，“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相对而言，向蔡同盟简直就是青年男女梦中的理想，向警予、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后，因志同道合喜结连理，并合捧《资本论》留影，一时传为佳话。“奉向蔡做首领”成了青年们崇高的新型婚恋模式的典范。

其四，求女子参政权。五四前后，特别是在省自治运动高潮中，湖南女师学生陈淑、吴剑等联络女校师生，于1921年3月成立长沙女界联合会，发布宣言，提出女子在财产继承、选举、教育、职业和婚姻诸权的六点要求。并以湖南《大公报》为舆论阵地，扩大宣传。经女界力争，同年6月，省宪草案承认女子公民权。年底，议会选举，醴陵王昌国、湘乡吴家瑛当选为女省议员，桃源、衡阳、宁乡、湘潭均有女县议员，湘潭女议员达7人之多，省教育、财政各机关里都有了女职员。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反映了湖南女界在参政权斗争中取得阶段性成果。

“五四”时期湖南妇女自求解放的斗争接二连三，由追求一般女权逐渐向经济、政治权纵深发展，显示了湖南女界的觉悟程度随斗争的深入而升华。

二、“五四”促进了湖南先进妇女群体的生成

“妇女运动最急切的是需要一班有头脑而热心运动的基本分子，做妇女运动的起重机，有了这个起重机，然后才有办法”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新旧思想的激荡和东西文化的碰撞都前所未有，处在这个历史和文化空前大裂变的夹缝中，湖南女界的先进分子脱颖而出。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为湖南先进妇女群体的生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揭橥“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政治和伦理道德发起了猛攻，使广大妇女深受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的教育。在湖南，以新民学会为主体的进步团体、以《湘江评论》为主帜的各种刊物，在宣传反封建思想、倡导妇女解放方面发挥了战斗号角作用。新民学会始终奉行开放的会员原则，大胆吸收女会员，确立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新型人际关系，用实际行动冲决了封建礼教网罗。《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任编辑，并发表41篇文章，宣传了大量反封建思想和妇女解放言论。他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组织“女子革命军”，去扫荡那破坏妇女们“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湖南《大公报》、周南女校《女界钟》围绕赵五贞事件，深入揭批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毛泽东批判最力。他深刻剖析了暗藏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指出“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认为母家、夫家及社会“三面铁网”“坚重围着”，是置赵女士死地的罪魁祸首，“三面铁网，归结起来，根源在于社会”，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揭示了妇女要取得婚姻解放，必须反封建制度的道理。

新思想新文化的播扬，启悟了新一代湖南女性。特别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传人中国，进一步影响了先觉的知识妇女，使她们在刚刚经受民主主义的熏陶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经过妇女运动的反复实践，一部分人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妇运观。这样，在五四妇女解放斗争中，出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同时作用于湖南知识妇女的现象，使湖南既拥有初具民主思想的知识妇女群体，又囊括了一批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妇运观的先进妇女，从而为湖南妇运蓬勃发展准备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条件。

其次，创办妇女团体、刊物的实践从组织领导上培养和锻炼了湖南女界的先进分子。五四时期，以女学生为主体的湖南知识妇女在长沙、衡阳、常德等中心城市组织起来。6月3日，湖南省学联成立，周南女校、蚕桑女校都派了代表参加。6日，长沙一女师倡导10余所女校开会成立长沙女学生联合会，艺芳女校的周冰瑜、周南女校的周敦祥当选为正副会长。17日，稻田、艺芳、福湘、益湘、涵德、自治、遵道、衡粹、崇实、蚕桑等11所女校组织起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为宗旨。周南女校是长沙最著名的女校，在五四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与“周南三杰”魏璧、劳君展、周敦祥领导的校学生自治会的努力工作分不开。同年秋冬，向警予、蔡畅等成立周南女校留法勤工俭学会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动员湖南女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图“改造中国与世界”。1921年3月，湖南一女师学生趁省自治运动高涨，发起组织了长沙女界联合会，掀动湖南女子参政热潮。衡阳、常德等地女学生也纷纷组织了女子救国团和妇女天足会等团体。

在斗争中，湖南女学生励进会创办了《女界励进会旬刊》、周南女校创建了《女界钟》，宣传妇女“求平等，争解放”的思想。1919年10月《女界钟》创刊，由周南女校自治会会长周敦祥任主编。陶毅、陈启明对刊物的编辑、出版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毛泽东也为该刊写过几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刊物畅销量曾达5000份，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刊载的文章有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奸商，抨击军阀的；有主张劳工神圣，实行民主政治的；但更多的是集中宣传妇女解放的。赵五贞事件后，《女界钟》特辟专号，举办反封建婚姻的大讨论，以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广大妇女。刊物在出了5期后遭封禁，但它传播新思想，唤起妇女求解放的高亢钟声却久久回响在湘省的上空。

通过组织妇女团体，创办妇女刊物，湖南女界的先进分子得到锻炼，组织能力和觉悟程度不断提高。向警予、蔡畅是湖南五四爱国运动的闯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留法勤工俭学后，她们相继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方义妇运观，把毕生献给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魏璧、劳君展是新民学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也是湖南五四运动的健将。她们留法后刻苦钻研，学在所成，是建国前旧中国少见的女教育家、女科学家。周敦祥及其主编的《女界钟》在湖南五四和妇女解放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缪伯英、杨开慧、毛泽建、熊季光等等，都是五四学运或妇运的活跃分子，在随后而来的大革命中成为湖南妇运的杰出领导者。因此可以说，五四时期政治思想上的酝酿和干部组织上的准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湖南妇运在全国犹领风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五四”开创了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

近代以来。湖南妇女就孜孜以求解放。从维新时期成立不缠足会，到辛亥革命的女国民会，再到民国初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会，湖南女界的解放斗争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虽然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果，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多以少数中上层妇女上书、请愿来乞求妇女的权益，脱离广大妇女群众尤其是人数最多的农工劳动妇女，因而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五四”则以空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开创了湖南妇女解放斗争的新时代，促进了知识妇女与工农妇女日益结合、妇女解放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紧密结合。

五四期间，以女学生为主的知识妇女日益关注占妇女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妇女的利益，把争取工农劳动妇女加入妇女解放斗争的行列作为她们的要务。为此，一部分进步女学生走出学校，深入工厂、农村和矿山，创办劳动妇女补习学校、平民女校等，把工农劳动妇女组织起来，进行文化补习和生产技能训练，帮助她们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自立能力。进而，向她们灌输妇女解放思想，启发她们的觉悟，使她们懂得妇女要获得同男子平等地位，必须靠自己去争取的道理。周南女校和女学生励进会举办平民女子半日学校。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加强了女学生与工农劳动妇女的接触和了解，坚定了女学生融入到工农劳动妇女队伍中去为她们谋福利的信念和决心。同时，也锻炼了女学生的革命意志和组织才能，丰富了她们的群众工作经验。尽管这种结合还刚开头，但它已指明了新民主主义中国妇运的发展方向：知识妇女必须走与工农妇女相结合的道路，妇女解放才有前途。历史证明，知识妇女与工农妇女的结合程度，不仅是知识妇女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而且是妇女普遍翻身得解放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必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政治斗争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就雄辩地证明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并且男女平权，妇女解放必须在阶级解放之后才能取得的道理。诚如五四妇运先驱向警予日后所认识到的：“妇女问题的解决，决不是单靠妇女运动所能做到的。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五四运动以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的政治革命冲击了一切腐朽的旧势力旧观念，开辟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推进了妇女解放与反帝反封建政治斗争的合流，壮大了革命的政治力量，也促进了妇女解放斗争深入发展。一方面，妇女们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冲破封建礼教和旧传统的束缚，争得了女子在社交、教育、婚姻、参政诸权。另一方面，国难当头，以女学生为先锋和主力。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长沙女校艺芳、福湘、稻田等11校女生在成立“女学生励进会”当日致函总商会，要求推行国货，取缔奸商。省立一女师专门发布了一个《女学生提倡国会通启》，表示“我女界同人，分属国民之一，国家兴亡，与有责焉，纵不能挥戈杀敌，效力疆场，然抵制外货一端，则人人能尽之责。”“是以敢告吾湘诸姑姊妹，常怀国耻，勿用外货”。各女校遂相继组织国货贩卖团，携大批国货奔走于长沙各街巷码头销售。周南女校甚至每天轮流派出学生访赴公馆，劝那些上流太太、小姐“常怀国耻，勿用外货”。桃源女师组织救国十人团，由女教师陈敏文率领数百名学生进城宣讲抵制日货，号召爱国。衡阳、沅陵、邵阳、湘西等地也有类似的女学生反日、抵日货的爱国行动。在湖南全省范围内反帝爱国的政治洪流中，女界尤其女学生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军。

综上所述，伟大的五四，唤醒了国人。唤起了湖南女界，从思想政治、干部组织和群众基础诸方面为湖南妇女解放运动准备了条件，谱写了湖南妇女解放斗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