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教育改革最具成效。中国传统教育是科举制度的附属品，一切因革必须与此一制度相配合，科举制度推行一千多年，到清朝已成为强弩之末。由于西力东渐，西方的教育体制也深刻地激荡着中国的教育变革，因此中国的教育制度被迫改弦易辙。
1862年，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先后设立，各地新式学堂也相继兴起，以此为标志西方教育在中国萌芽。由于湖南省极为特殊的复杂情形，使得该省的改革晚于其他各省近二十余年。但湖南的西式教育是勃兴的，其教育上的变革和成就成为各种蜕变之首。湖南省的近代化，留学生有相当影响。湖南地区的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推动湖南近代化的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留学生的派遣
中国派遣留学生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1896年开始向日本选派留学生，而湖南省迟至1902年才有第一批官费生出洋。早在湖南新政时期，陈宝箴就于1898年决定选派学生50名赴日，但不久北京政变，新政失败，留学生派遣一事因此搁浅。
1898年10月，俞廉三继任湖南巡抚，他只想送少数学生去湖北学习兵工。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现时艰才乏，必须广储英俊，讲求武备新学，方足开风气而裨世用”，“查日本武备学堂最为精心讲求，蒸蒸日上，此外各学堂于西学门类，无不兼赅，且与中国同文，学习较易，其地较西洋为近，经费易省”。因此，他建议说，与其到湖北就学，不如遣送去日本。正当此时，西太后下诏“变法”施行“新政”，当时“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改变学校制度，兴办学堂，派人出洋留学。这一举措加速了湖南省首批留学生的派遣。
1902年湖南抚院接清政府“革新”学校制度的诏谕，“于省城内政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湖南省对新式人才“需才孔急”，新式学堂骤起，师资大量缺乏。由于办学人才供不应求且对开办新式学堂经验的贫乏，留学教育不得不受到正视，湖南留学教育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查各国设学，无不先立师范学堂，研究教法。日本迩日，师法泰西，学校林立，其易宗教为伦理，尤于我之教道为近”。“此次学堂所定学科教程虽经旁咨博访，究不如目见之尤切，除慎选博通知名者先充教员开办外，拟遴派知县胡珍携同善化举人俞诰庆等十一人，前赴日本游学数月。”他们只是到日本“考求教育方法，以备教员之用”，回米之后可成为湖南的师资和校务主持人。此次所选拔者，均是成年人，但年龄均在30岁以下，多半出身科举，入选者共计12人，实际成行11人。
1903年，湖南当局第二次选送留学生。这次共选送留学生24名，大多入宏文书院，先习预科，后入师范学校或理、法、工业专门学校。这一批留学生的选送，目的在于培养中小学及实业学堂教师，回国之后，有担任教职三年的义务。
1910年，湖南公费留学生211名，赴日本者仍占绝大多数，但已有赴美国（5名）及欧洲者（6人）。此外还有两批留学生是以私费前往日本。
湖南省留学生的派遣，陈宝箴首开风气，端方继而大力推动。端方曾前往西洋考察，颇识时代潮流，因此极力主张建立留学政策。湖南省第二次派遣学生留日皆因端方态度坚决，积极主持才成行。端方不仅重视培育师资，而且注重法政、警察、银行等各种新兴事业的人才培养。他曾遣送候补道但旭学习法政兼银行，候补知府王芝生、秦龄等考察警政，还派其他官员10人、幕僚20人、绅士40余人分别考察或学习新兴事业，并派遣女子20名赴日学习速成师范，此事首开风气，其进步意义，将在后文具体介绍。
留日学生对湖南近代化的影响
（一）留学日本与湖南教育的近代化
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不仅丰富了阅历，开阔了视野，而且增强了素质，固此，留日学生对晚清社会的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也影响深远。留日学生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理论的翻译和介绍。译书汇编社曾翻译了5种教育方面的书，闽学会翻译了《欧洲教育史要》、湖南编译社翻译了《美国教育制度》和《教育学》等书籍。留日学生还创立了教科书译辑社，编译日本和欧美的中学教科书，曾出版《中等物理教科书》和《中等化学救科书》等。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曾指出，“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看作‘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留学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国外新式教科书和教育著作，引进了先进的教育理论，向国人传播了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促使了清末学校教育的改革和近代教育观忠在中国的形成。由于留学生的派遣，湖南的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军事教育等均得到了迅速发展，湖南留学生对湖南教育的近代化作用重大。
1．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师范，促成了湖南等省办学热潮的进一步高涨。
在“兴学育才”的新政思想指导下，全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办学热潮。大批学堂的出现使得师资匮乏问题日显严重。为解燃眉之急，清政府采取选派大量学生到日本学习师范的应急措施。湖南自1902年开始，屡次派遣学生赴日，同时私费留学生不断增加。总计到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在校人数增至2395人，其中湖南籍者为273人，即占全国留日学生的百分之十一强，到1905年，这个数目更加有增加。这些留日学生大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掌握了当教师的基本技能和技巧，回国后，迅速推动了各地学校教育的发展，缓和了师资紧张的矛盾。
留日学生对教育的影响还体现在直接参与创办各级各类学校。留日学生胡元倓等主张教育救国，1903年胡元倓、刘佐楫等于长沙创办明德学堂，招收中学甲乙两班，学生共八十人，胡元倓自任监督。同年秋，胡元倓、龙漳等又设立经正学堂，1904年夏，增设高等小学两班，教学中提倡中西学科并重。不少留日学生还担任这些新式学堂的教师，他们注重改进教学方法，采取民主和科学的方法管理学校，均取得有大成功。如革命党人黄兴从日本回湖南后，受聘在明德学堂任教，革命思想开始在该校传播。
赴日学习师范的热潮，也直接促成了湖南等省师范学堂的建立。如1903年2月，湖南设立了三路师范学堂，不久陈宝琛在福州开办全国师范学堂。1905年，河南巡抚陈夔龙奏请开设初级师范学堂。1906年，袁世凯奏请在天津设立北洋师范学堂。1907年，浙江设立两级师范学堂……从此，清末的师范教育，开始形成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2．一部分女子留学日本，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和不良风气，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清末，女子教育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除一些外国传教士办过几所女子学校外，学校教育中几乎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开始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视性和迫切性。国内兴办女子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日本的一些教育学者也极力主张中国方面应派遣女子赴日留学。在中日两国人士的大力提倡下，女子教育受到普遍重视，女子留学也应运而生。
在当时，留学风气方开、国内有志之士、因受时代刺激都纷纷负笈出洋，以吸收新知识。1904年，鉴湖女侠秋瑾毅然东渡，从湖南踏上了留学之路，她身先士卒，对中国女子留学日本接受新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南留日生范源濂，自1904年回国后，即在湖南呼吁妇女赴日留学，并且组织护送了一批女学生到东京。据1905年《东方杂志》（1905年5期）报道，湖南王壬秋之子名恒之者，近偕女弟赴日游学，同行者尚有女学生二十余人。随着自费留日女生的逐步增加，一些省份还相继派遣官费女子赴日留学。由于端方的倡导和支持，1905年瑚南首派20名女学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艰苦的学习，不少女留学生在学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女子留日直接促进了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1907年，清政府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系统。1907年学部奏定准许民间设立女学，女子教育获得法律地位后，湖南女学逐步兴办起来。
女子留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妇女的能力，打破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权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更无权出洋留学的旧传统，为女子争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一定程度地解放了妇女的思想，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3．一部分留日学生学习军事，对湖南军事教育的完善和军事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始于1898年，当时浙江巡托派遣了吴锡永等4人赴日修习军事。后张之洞又两次向日本派遣学习军事的留学生24名。1903年，端方又派遣了50名学生赴日，这些人都进入了日本军事学校学习，且大多来自江浙、两湖和广东。除派遣陆军留日学生外，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还派出4批共100余人赴日本学习海军。他们也多来自两湖和广东，先在商船学校接受一般教育，然后进入日本海国省所属的练习所接受专业教育，此后还要到舰船上实习6个月。
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对国内军事学校的发展起了推渡助澜的作用。1901年9月，清政府连续颁布两道上谕，下令各省会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将才、练成劲旅。据此，湖南官厅逐步开展了筹练新军的活动。从1901年初冬开始，俞廉三与张绍华、继昌、但湘良等，屡次协商武备学堂筹备事宜，曾商请刘坤一调用回国留日学生担任教习，刘坤一遂借予留日生单启鹏、陶澄孝二人。1903年5月，武备学堂正式开学，留日学生俞明颐为学堂总办，主持学堂一切事宜。所用课程及教科书均由此辈留学生编译订定。1905年夏，湖南奉饬设立陆军小学堂，俞明颐仍为总办。在筹办武备学堂的同时，湖南官厅又进行了军队的改练工作，湖南“新军”逐次设立起来。此时期的新军有一最大特色，官员多为正式出身，上级干部不乏留学日本归来者，素质较高，代表一种新的力量。且新军多为出身贫苦的青年知识分子，因此比较容易接受革命影响，后来成为革命的首义军。
（二）留日学生与湖南的社会变革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留学知识分子痛感国内朝政不振社会腐败。由于对现实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他们急切要求改变，深切地知道中国存亡关键就在“今日”，但单纯的危机意识并设有提供他们解决危机的钥匙。留学生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自然将目光投注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上，都想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留学和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良策积极探索，他们政治激情高涨，勇于追球真理，通过艰苦努力，提出了建民族国家、摆脱民族危机的救国良方。20世纪初，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对民旗国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中国，中国人的中国”这一口号的提出，体现了新式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民族主权意识的高涨，这些先行的思考既为实践活动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又为后来的思想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当时湖南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出版物，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向国内传播新思想、新知识。
在日本的留学生处干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外受新知启迪，内忧国势危迫，因此他们于学习之余编辑发行各种政治书刊，以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于国内。1901年6月25日，长沙人秦力山、沈翔云等创刊《国民报》，宣布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两大主义”，该报锋芒首指帝国主义，其次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介绍了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权之说，认为这是“恢我民智，输进文明”，“仿其政本以致强”的重要途径，开辟了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1902年冬，湖南留学生杨毓麟、黄兴、梁焕彝、周家树、陈范等创刊《湖南游学译编》，后扩充为“湖南编译社”，“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以译述为主，兼刊论著，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近代所史和社会现状，译载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活动的具体报道，痛陈民族危机，探求救国之道大力宣传革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这份杂志、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鼓吹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方面，湖南编译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留日学生还撰写通俗小册子，以文字为武器，向腐败的清王朝宣战。影响最大的要数陈天华，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话动，在革命党中被誉为“大文豪”。他的著作颇为丰富，其中《猛回头》、《警世钟》等书，首论列强的欺压和清廷的昏庸腐败，进而剖析反满的道理，由于措词激烈，通俗易懂，因此流传甚广，影响巨大。此外，湖南留日学生宁调元等还创办了《洞庭波》杂志，用极其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了革命的宗旨，极大地推广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报刊杂志，运用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新式理论为指导，纵观全球大势，反观国内政治现状，表现出了强烈的世界意识和忧患意识。此时期的留日学生思想上更加突出政治意识，不断推出观点鲜明的政论直接推动了整个思想界的发展潮流，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演变。
2．通过拒俄运动和反取缔规则风潮将御侮与排满结合起来，推动政治斗争向新阶段发展。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俄国惜口保护铁路，派兵占据东三省。留日学生对此强烈不满，他们组织拒俄义勇队，要求清政府允许其开赴东北，与沙俄决一死战。但腐败的清政府极力阻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并怂恿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清政府的卑劣行径激起了留学生极大的愤慨，他们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1902年4月，章炳鳞、冯自由、秦力山、陈犹龙、周宏业、李发群（其中四人为湖南人）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春，黄兴、秦毓鎏、钮永建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1905年秋，孙中山、黄兴等、王式将各主要革命团体联台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作为全国革命的领导机构，并且发刊《民报》，积极鼓吹革命。这一切大大地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者，也大大地震撼了日本当局。1905年冬，日本当局循清廷之请，正式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严厉禁止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八千留日学生奋起抗议，实行总罢课，二百余名留学生如秋瑾、易本羲、周宏业等归国。陈天华则愤而蹈海自杀。留下绝命书，激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不惜性命唤起群众觉悟的牺牲精神，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革命激励作用。
爱国志士陈天华忧愤自杀，激起湖南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巨大反响，长沙、善化学生直接利用公葬陈天华进行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工作，深深地震撼了留学界及国内有识之士，国际舆论也表示出同情和关心，革命风潮进一步高涨。
3．强化团体，聚集力量，投身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斗争，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不少留日学生回国组织并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06年春，同盟会东京本部派遣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刘道一认为欲使会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必先洗刷他们的头脑，健全他们的思想。刘道一等抵达长沙后，便邀集长沙革命党几十人进行密商。会议最后决定，运动长沙附近浏阳、醴陵与萍乡各县的会党，与长沙的军队进行联合。为此，他们分头展开活动，刘道一留驻长沙，掌握全盘工作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的联系；蔡绍南前往江南萍乡一带，以联络萍、醴、浏地区的会党。
通过一系列宣传与组织活动，酝酿已久的浏醴萍大起义终于在1906年12月4日全面爆发。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深深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列强。由于敌人数量过于庞大，而且拥有新式装备，起义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但最后陷于失败。尽管如此，浏醴萍起义仍然以其积极影响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连一步高涨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之后，无论是广州黄花岗起义，还是武昌辛亥首义，湖南省的留日学生均积极响应并纷纷参加，他们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对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4．女子留学是中国女子近代化过程的重要篇章，既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女性人才，又促进了女性的堂醒，推动了中国近代妇女解决运动的发展。
女子留学生是中国最早得到教育机会的女性，她们有机会感受和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革命思潮，同时也有机会接触社会、参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留学女子思想逐渐成熟，革命意志逐步坚定，许多女子在留学期间努力学习，且在国外已抱定了投身革命的坚定信念，并付诸实行。1903年，留日女生胡彬夏等在东京成立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女子，使之各具国家思想，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成为清末我国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第一个爱国团体。不久，湖南知名人士陈范之女陈撷芬和秋瑾改组共爱会为“实行共爱会”，陈撷芬担任会长，宣称欲“兴我国于已亡，拯斯民于涂炭”。在拒俄运动中，会员均积极参加义勇队，投身反对沙俄侵略中国的斗争。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自觉接受革命洗礼，归国后立即投入革命，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更显巾帼本色。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妇女参加各种革命团并献身革命的骨干分子，有姓名可查者约380多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妇女的革命热情、活动力量和作用不可或缺。
辛亥革命后，受过留学教育的新女性继续为自身权益努力奋斗，积极要求女子参政。1912年4月，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会在南京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这一组织以获得女子参政权为目的，积极进行活动，曾上书孙中山，提倡男女平等，改良女子教育，要求妇女参政和从事社会经济等各项活动。同年，留日女生唐群英在北京组织了全国女子参政同盟会，12月，唐群英自京返湘，长沙妇女界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到会人数达五千余人，备极一时之盛。在唐群英的推动和领导下，湖南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分会，会员约八百多人。1913年2月，留日女生张汉英返回湖南，唐群英、张汉英共同为兴办女学集资，并创刊《女权报》。中华民国成立后，留日女生王昌国还曾担任湖南省议员。这些留日女性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极大的促进了湖南妇女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结论
纵观晚清湖南的留学教育，不乏进步性和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其留学生之派遣及留日学生的活动也存在诸种不足。晚清留学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未能提出彻底反封建的任务。有的虚度光阴一事无成，有的学无所用。其活动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圈内，在发动革命时，仅仅依靠会党和新军，没有广泛发动群众，不免力量单薄，以致多次武装起义增多遭失败。另外，此时的妇女运动虽有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迹象，但没有把政治革命作为主要目标，关注的只是妇女自身的权利。妇女运动在理论上探讨了一系列妇女问题，如妇女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等同题，但在妇女运动实践中，却疏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如很少有几个团体为妇女办学，女子教育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
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民主革命潮流的发展。毛泽东在评论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时指出：“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前驱先路，“中国近代化的雏型，却是由于他们的筚路蓝缕以启其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