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历数湖南作家的成绩，评价公允而准确，可惜谈及新诗的笔墨少了一些。其实，湘人对新诗的贡献也是不能低估的。
当“五四”前夕，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一些湖南人投身其中，陈衡哲（1893—1976）便是最早的一个。她原籍衡山，1914年去美国留学，曾获文学硕士学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正酝酿文学革命问题，但遭到梅光迪等人的激烈反对，很是孤立。陈衡哲却勇敢地支持胡适的主张，并且动手做白话诗文，小说《小雨点》便是最早的一篇。随后她又写了一些白话新诗发表在《新青年》上，如《人家说我发了疯》（载1918年9月第5卷第3期）、《散伍归来的吉卜赛》、《鸟》（1919年5月第6卷第5期）等，陈衡哲是中国新诗坛上的第一位女诗人。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诗几乎完全看不出旧诗的痕迹，比胡适当时作的五七言白话韵文，形式上解放得更为彻底。《鸟》一诗，可算是新诗中最早的一首女性解放之歌：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地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长沙青年田汉（1898—1968）也是最早投身新诗建设的一人。田汉于1919年8月便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新诗。1920年初经宗白华介绍与在日本的郭沫若结识，三人频繁通讯，讨论诗歌问题，他们的通信收在《三叶集》中，这些关于新诗的文字成为了后来创造社浪漫主义诗歌的理论基础。这一期中田汉还发表了大批介绍外国新诗潮的论文，如《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诗人与劳动问题》等，为诗体解放大声疾呼，有力地打击了复古派的气焰。田汉早期的诗作有着和郭沫若大体相近的浪漫主义作风。湘籍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一书中说：“田汉的诗较富才情，而音调亦很谐美，于每句音数多少的一定，亦颇有尝试。总之，他很注重诗的形式和技巧。”下面这首《火》可见其风格之一斑：
火！火！火！
火的笑，火的怒，火的悲哀，火的跳跃！
朦胧的火，蓬勃的火，热烈的火，
蔷薇细径的火，象牙宫殿的火。
是现实的火，是神秘的火，是刹那的火，是永劫的火！
现在的焰中，涌出神秘的莲花，
刹那的闪光，照见永劫的宝座！
照见草，照见木，照见人，照见我，
甚么是草？甚么是木？甚么是人？甚么是我？
在这黑暗无明的里面，
营了几千年相斫的生活！
哦！哦！蔷薇的火，象牙的火，
愿借你艺术的光明，引见我们最大的父母！
灼人的情感与急迫的节奏达到了高度的协和，它堪称早期新诗的瑰宝！这“火”与《凤凰涅槃》中的火，属同一性质，它真要把人们心中几千年的郁闷通通烧尽！创造社成立后，田汉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戏剧，少有新诗发表。以后他又创作了大批歌词，在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新化籍的成仿吾（1897—1984）也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是一位理论家，早年也写诗。1927年出版过诗文合集《流浪》。朱自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采入了他的《静夜》等三首。
属于文学研究会系统的湖南诗人有白薇（1894—1983，资兴人）和孙俍工（1894—1962，隆回人）。白薇于1925年出版诗剧《琳丽》而成名。陈西滢将她的这部诗剧与《女神》、《志摩的诗》同列为文学运动以来的10部著作。孙俍工早年也写诗，《1919年新诗年选》中有他的作品。上个世纪30年代还写过一些诗剧，如《理想之光》。但他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1923年12月所作《最近中国的诗歌》（载《星海》），长万余言，对初期新诗作了精辟的分析，是关于新诗的第一篇史论。1925年他又出版了《新诗作法讲义》一书，是新诗坛上第一本诗论。
继创造社和文研会而起的新月诗派中也有好几位湖南人。一位是朱湘（1904—1933），字子沅，是当年“清华四子”之一。祖籍安徽，出生于沅陵。早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6年他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在北京创办《晨报诗镌》，大力鼓吹新诗格律化。他的作品讲音乐性，《摇篮歌》、《采莲曲》等是新诗中极富音乐效果的名篇。他一生出版过四部诗集，其中以《草莽集》影响最大。沈从文说《草莽集》“于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一般诗人所不有的高点。”朱湘于1933年12月因贫病和家庭矛盾投长江自沉，年仅29岁。鲁迅曾将这位有才华的诗人称为“中国的济慈”。
刘梦苇（1900—1926）是另一位有成绩的新月诗人。安乡人，原名刘国钧。五四前后在长沙的省立一师求学。1923年5月在《创造月刊》上发表《吻的三部曲》而成名，这首爱情诗以其大胆冲破传统礼教的精神而赢得当时青年的喜爱。1925年夏，刘梦苇在南京与朱湘结识，不久同到北京创办《晨报诗镌》。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在分行、音节、押韵等方面力求规范化，深得闻一多和朱湘的称许。朱湘曾称他是“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刘梦苇生前有诗集《青春之花》（1924年）行世，另有《孤鸿》一集未及出版，因贫病和失恋而过早逝世，终年26岁。《新文学大系•诗集》、《新月诗选》等重要新诗选本都选入了他的诗作。
作为小说高手，沈从文先生早为人们熟悉。但他对于新诗的贡献，却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其实，和许多中外大作家一样，他与诗歌也是缘结亲密的。上个世纪20年代沈先生从湖南来到北京，便与新月社中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发生了关系。那时，他们常在北京松树胡同新月社院内和北京美术专门学校附近闻一多家中举行“读诗会”，沈先生在这个时期开始作新诗。他早期的集子《鸭子》（1926年北新局出版）就是一本诗文合集，内收新诗五首。许多重要的新诗选本都选录了他的作品，如《新月诗选》（陈梦家编），收18家诗人诗作80首，其中就有他的三首。闻一多编的《现代诗抄》也收了他的《我喜欢你》一首。沈从文的新诗多是情诗，正如他评论徐志摩、邵洵美所说“以官能的爱欲而眩目”，这句断语也正切合他自己的作品。请看《颂》——
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冈；
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我也多不至于迷途。
如今这一天居然来了。
我嗅惯着了你身上的香味，
如同吃惯了樱桃的竹雀，
辨得出樱桃的香味，
樱桃与桑葚以及地莓味道的不同，
虽然这竹雀并不曾吃过，
桑葚与地莓也明白，
你是一枝柳，
有风时是动，无风时是动；
但在大风摇你撼你一阵过后，
你再也不能动了。
我的思量永远是风，是你的风。
沈从文又是一位极有见地的诗歌评论家。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曾开过新诗课，专门编选了一本《现代中国诗选》作为讲义，系统地论述了“五四”以来的新诗。还写过不少诗论，《我们现在怎样读新诗》一文对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每个时期的特点和代表诗人都有介绍，是研究新诗发展史的一篇重要论文。他还对郭沫若、刘半农、朱湘、焦菊隐等人的诗集作过专门评价，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
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的初期象征诗派，人数不多，其中就有一位湖南人石民。石民与废名是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同学，他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受其影响，成为象征诗人。他在《莽原》、《语丝》、《奔流》等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1929年结为《良夜与恶梦》一集由北新书局出版。他的诗在比拟想像上，与李金发有相似处。石民在抗战时期病死于四川，死时年纪也很轻。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一个全新的诗派——普罗诗派崛起于诗坛。一批革命者相继走进了诗国，他们大都是国内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萧三便是之一。萧三（1896—1983）原名子璋，湘乡人。早年与毛泽东一起在长沙从事学生运动，1917年《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过他的散文诗《节孝坊》。这首以反封建为内容的作品一出现便引起注意。四川成都出版的《星期日》立即转载。不久，萧三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担任团中央领导工作。1929年他代表中国革命作家出席在乌克兰首都哈尔柯夫召开的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会上被选为普罗作家国际联盟主席团成员。他在苏联一直逗留到抗战爆发。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革命诗歌在《真理报》等报刊上发表。1930年以俄文出版第一部诗集《萧三诗集》，以后又出版《几首诗》、《诗歌》、《拥护苏维埃中国》、《湘笛集》、《诗》等几本诗集，有的被采入苏联教科书。萧三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革命诗人。1939年他回国到达延安，与柯仲平等一起，于1940年发起成立延安新诗歌会，继承和发扬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革命传统，为诗歌大众化作出了努力。延安新诗歌会培育了大批青年诗人。湖南人朱子奇（1920—，原籍汝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抗战开始时奔赴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留边区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写了不少诗歌在《新诗歌》上发表。建国后，他长期从事对外文化工作，出版有《友谊集》等诗集。
陈辉（1920—1945）是另一位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湖南青年，原籍常德。1938年到抗大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工作，在《诗建设》、《诗战线》上发表不少抒情诗和小叙事诗，他的诗明快、乐观、有浓郁的抒情风味，绝无标语口号化倾向。《吹萧的》、《姑娘》、《卖糕》等都是优秀的抗敌诗作。
姑娘
三月的风，
吹着杏花。
杏花。
一瓣瓣地，
一瓣瓣地，
在飘，
在飘呀。
姑娘，
坐在井边，
转动了辘轳，
用眼睛，
向哥哥说话……
——哥哥
哪儿去呀！
哥哥笑一笑，
背着土抢，
跑向响炮的地方去了。
杏花，
飘在姑娘的脸上。
姑娘，
鼓着小嘴巴，
在想，
这一声，
该是哥哥放的吧？
1945年他被日寇杀害，年仅25岁，遗诗后由田间编为《十月的歌》于1958年出版。陈辉是晋冀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以上所说，都是在湖南境外活跃的湘籍诗人。因为抗战之前，新诗运动主要在沿海地区展开，处于内地的湖南当时新诗还很不普及，这里没有出现过一家诗刊，也没有专门的新诗社团。抗战爆发后，情况才有了改变。1938年1月田汉在长沙创办《抗战日报》，来湘的外籍诗人孙望、常任侠、力扬等邀请一些同人成立“诗歌战线社”，从3月到7月在《抗战日报》上编辑《诗歌战线》周刊，这是湖南最早的新诗专刊。同年7月，诗歌战线社扩大为中国诗社出版《中国诗艺》月刊。在这两个诗社的推动下，一批本地青年诗人迅速成长起来。吕亮耕（1914—1974）就是其中有成绩者。他是益阳人，战前在杭州求学，参加过现代诗草社活动，在戴望舒等主编的《新诗》等刊物上发表诗作。抗战后回湘，在《诗歌战线》和《中国诗艺》上发表不少诗作，1940年结为《金筑集》列入“中国诗艺社丛书”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1949年以后还发表过一些诗作。上个世纪80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过一本《吕亮耕诗选》。孙望选编的《战前中国新诗选》和《四十年代诗选》等选集中都有他的作品。
抗战时期活跃在湖南等地的还有一个“诗焦点社”，1943年成立于重庆，成员分布于大西南各省，一部分社员曾在沅陵出版《诗焦点》沅陵版，以后又出版芷江版。该社成员吴朗就是一位湖南诗人，著有诗集《牧人的鞭》。
抗战胜利后，一部分诗人和木刻工作者在长沙成立“诗歌与木刻社”，从1948年7月起在《国民日报》上编辑《诗歌与木刻》周刊，连续出版50余期。发表大批进步诗歌，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主要成员有吴秾（常宁人）等。
1949年10月以后，新诗运动空前发展，在海峡两岸从事新诗运动的湘人就更多了，他们对新诗的贡献也更为广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