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从1882年出世到1913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三十一年中，有七年留学日本。这七年正是宋教仁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1904—1911)的风华正茂时期，为其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因此要研究宋教仁，就不能不探讨他在留日时期的生活、学习、革命活动和思想风貌。

宋教仁路上留日征途是1904年12月5日，与其说他是赴日留学倒不如说他是逃进追捕。这年秋天，华兴会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作为副会长的宋教仁频繁活动，不料临近起义日期却事机败露，宋教仁被清廷四处通辑。万般无奈，宋教仁才在上海黄浦江口踏上赴日的轮船，怀着沉重的心情乘风破浪来到了当时正向世界中山崛起的日本。这时，在留学生中正在展开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宋教仁一到东京，就被这种革命热潮所感动，一洗起义失败后那种悲伤激愤的心情而代之以火热的革命斗志，他更名桃练，继续开展反清活动。他和黄兴一起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联络留学界百余人，从李民族革命。留日湖南学生组有同乡会、湘西学会，他经常赴会演说;留日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也经常留下他的足迹，并充任该会的书记。宋教仁还担任了《白话报》历史、地理、论说、时论四门的主笔，不断为其撰写文章。为了磨练革命意志，他常往黄兴组织的体育会练习打靶、骑马、舞枪。1905年2月1日他开始到顺天中学校学习;6月12日进入法政大学读书;19O6年1月15日又往早稻田大学求学:从12月11日开始还充任成女学校中国女学生速成师范班的汉文教员。1905年6月他和黄兴、田桐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不仅在宣传革命上变为留学界的喉舌，而且打破了当时留学生以地区分办杂志的局面，为统一留学界的革命思想和组织联合埋下了基石。这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积极参与了组织筹备工作，并任司法部的检事长。此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民报》，他是主笔之一，为民报的出版发行四出奔波。1907年5月，为了组织武装起义，他亲往东北运动“马贼”，并组建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返回日本后，他一度代替黄兴主持同盟会庶务工作，积极“扩张党务，联合军队，内地各省及海外南洋机关无不遍立”。1910年后他开始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动在长江流域起义。宋教仁在紧张的革命活动当中还抓紧时间读书，即使在生病住院时也不间断。他留日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读书和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一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信奉以反满为旗帜的推翻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二是宣传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封建专制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虽然被列入了同盟会的政纲，但许多人是置之脑后的，即使有少数人真诚信奉，由于清朝大敌当前，也没有去认真贯彻推行。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也具有这样的共性。但是，即使是处于同一时期同一阵营的思想政治家，由于各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文化水平、个人性格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在共性之外还会有反映自己特殊社会实践的思想主张上的特殊性。那么，留日时期宋教仁的思想特色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十分注意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研究，此其思想特色之一。

近代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制度的介绍始于洋务运动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郑观应等人曾对英美等国的议会制度作过论述，但在中国社会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戊戌变法运动的展开在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热潮，许多人认识到西方不仅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制度优越。二十世纪的帷幕拉开后，留日青年进一步掀起了研究介绍西方各国社会制度的高潮，出现了《译书汇编》、《游学译编》等专门翻译的杂志，各国政治通览的译文和译书不断刊行，研究法政成了留日青年学习的热门。这股热潮推动着宋教仁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法制的研究，他赴日后第一次进书店买的就是两本有关法制的书一一《婚姻进化》和《法律上之结婚》。在其后的购书中，有关法制的书占相当的比重。他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读书时重点研究的也是法制和政治经济学。1906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对法制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从这年1月开始他着手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的书籍，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俄国制度要览》、《比利时奥匈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普鲁士王国官制》、《德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宋教仁译的这些书稿我们今天虽未见到，但可以肯定地讲他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思想营养，是其资产阶级法制思想形成的十分重要的一环。他在报上看到墨西哥总统德阿士氏四年一任的情况后大为赞同，在日记中记云:“自德氏为统领后，国运勃兴，殖产兴业，制度文物，皆臻极盛。”宋教仁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推崇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推崇是信仰的前提。这种崇拜的结果使宋教仁成为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忠实信徒。1911年黄花冈起义时他在香港迅速与“同事诸子草定民国宪法草案”。武昌起义后他起草《鄂州约法》，不久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负责宪法、法律等方面的事务，这和他在留日时期对西方资产阶级法创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绝大部分重破坏而轻建设，对将来要建设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细节茫然无知，宋教仁恰在这方面比一般人高出一筹，成为革命党人中研究资产阶级法制的专家，不仅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创建解决了一系列难题，而且成为民初议会政治的风云人物，并为此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推崇和探讨，此其思想特色之二。

宋教仁接触社会主义理论始于19O6年。这年元旦，他和田桐等人往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家拜年，遇到了宫崎滔天的哥哥、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此他对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发生了兴趣。随着二十世纪初年日本工人运动的高涨，社会主义理论也开始了广泛传播，1903年幸德秋水组织平民社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此后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书籍层出不穷，1905年日本社会党成立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进入了高潮。中国留日学生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主观愿望出发也进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讨，1903年《浙江潮》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社会之理论》的文章，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宗旨，并称赞社会主义已“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其宗旨即为“废私有相续制而归于国有”。随后留学生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讲习会，宋教仁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这些团体还经常请幸德秋水作报告，并与日本社会党人广泛交往，宫崎民藏的家成了宋教仁经常出没的地方。19 06年宋教仁先后购买了《社会主义研究》、《独立评论》、《革命评论》、《哲学要领》等图书杂志，比较认真地来探讨社会主义理论。他在《独立评论》中看到《社会主义年表》一节后，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他看完《哲学要领》一书后，把唯物主义的要点和宗旨与唯心论进行比较，指出“物外无心亦无神为唯物论”。与此同时，宋教仁还着手翻译和介绍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1906年6月他翻译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概述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以赞赏的笔调译道:“世界者，人类共有之世界也。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二者“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狱”。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旗鼓堂堂，为执戈立矛，而进于两阵之间”。显然，宋教仁并不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但是，译文不能作为判定一个人思想的唯一依据，考订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态度主要还看他自己的著述。从他的著述看宋教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他虽然赞同阶级斗争理论，也赞成暴力革命的学说，他在翻译《一九○五年的露国革命》后写的后记中说:“抑吾有感者，综观露国人民对于政府之方法，总不外革命。此革命专指暴动、暗杀、同盟罢工等之一切以强迫力反抗政府者而言”。但是，他把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认为社会主义“为民胞物与之主义，为太平大同之主义，无国界，无阶级，只以纯粹之人道与天理为要素”。具体到辛亥革命时期，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宋教仁把宫崎民藏《人类之大权》的社会主义著作视为“言平均土地之说者也”。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民报社演讲民生主义，他在日记中认为“演说社会主义”。1906年3月宋教仁在《民报》社会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波尔斯特基，当他认真倾听了这位民粹派党人的意见后，在日记中记云:“观之于美国，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国亦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诸国，其人民于政治上之自由，未偿不获多少也，然社会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类。故余近年所主张者，较前稍变，实兼政治、社会上两方面而并欲改良者也”。宋教仁记的这些话虽指波尔斯特基所言，但注入了他自己的政治倾向。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孙中山在考察欧美各国后逐步形成的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社会革命，要举政治、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民生主义。用孙中山的话叫做“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用当时留日学生中流行的话概括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宋教仁的认识和当时一批激进的革命党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是从实行民生主义的角度去欢迎和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任何阶级去接受任何一种理论时总要打上本阶级的印记，从政治需要出发改头换面的事是司空见惯的。宋教仁当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曲解并非罪过，倒是反映了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寻求真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如果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他们也是有份功劳的。

留日时期宋教仁思想的第三个特色，是把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与反清革命的民族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二十世纪初是爱国思潮蓬勃发展时期，但其表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声疾呼民族危亡的严重，发动和组织收回利权运动，要求清廷改良政治，使中国强盛;一种是在指出中国即将亡国灭种的同时揭露清廷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发动反清运动，从根本上振兴中华。宋教仁的爱国主义属于后者。他在留日时期一方面具有热情奔放的爱国激情，一方面充满激昂慷慨的反清斗志。1905年元旦他往日本一公园游玩，对公园中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十分赞叹，在日记中称颂这个公园“足发人美术之精神，鼓人爱国主义之思想者也”。由他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为了唤起人们奋起救亡，宋教仁在当时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他在《间岛》一书的结尾中沉痛呼喊:“嗟呼!数十年来失地之祸裂矣!兴安岭南之失也以势怯，乌苏里江东之失也以虑疏，香港、台湾之失也以力屈，帕米尔、云南诸土司之失也以知瞢，旅顺、大连之失也以愚而受欺，……呜乎，失地之影响，茫茫禹甸，几成为釜中鱼、俎上肉者屡矣!迄今思之，其能无噬脐之悔也”。尤其是对于沙俄的伪善面目，宋教仁予以无情地鞭挞。他在《西方第二之满洲问题》一文中指出:“夫俄人者，惯以贪恨狡狯之手段侵占人土地者也。其对于新疆也，日思乘间伺隙实行占入，以固其中央亚细亚之藩篱”，对此如果我们掉以轻心，“斯拉夫之蛮族，哥萨克之铁骑，遂援庚子满洲之成例，分布充斥于天山南北之间”。他留日归国后在《民立报》上也写了不少斥责沙俄的文章，显示了这位青年政论家的远见灼识。可贵的是宋教仁将这种救亡激情倾注于炽热的反清思想之中。他始终认为清廷是爱国的最大障碍，他不用清朝纪年，而用黄帝纪年，以寄托他的反清决心，他在留日途中的日记中写道:“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他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时插入了一张华盛顿图片和黄帝头像，以此表达反满的意志。《二十世纪之支那》被封后，日本警察问他持什么主义，他坚定地回答:“革命而已”。可以说宋教仁从赴日留学那一天起，就始终将自己放在了清廷的对立面。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除了将反清和救亡结合在一起以达爱国之志这一点上高出一般爱国者外，其反清革命思想和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相比，也有两点突出的地方:

一是没有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是由信奉改良主义转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宋教仁则一步迈进了革命阵营。这除了时代的感召外，和其思想的敏锐也有一定的关连。他家庭虽较富裕，但宋教仁很注意国家的沉沦和民众的疾苦。1905年宋教仁的好友陈天华一度对革命发生动摇，要由东京返国说服清廷立宪，他和陈天华曾多次展开激烈地争辩。他认为清廷的立宪“非真正立宪”，“不过一时怀柔之策”。如果希望清廷“改良振顿，真困难矣，亦可悲也”。当他看到清廷改革官制的诏旨后，更认定清廷立宪是为了“压制国民者也”，于是在日记中写道:“噫，今而后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矣；今而后吾乃益知异族的政府虽能开明专制与立宪，亦吾国民之不利矣!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这种不动摇地反对改良主义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二是在武装起义的策略上和一般革命党人不同。孙中山等大多数革命党人主张在清政府统治薄弱的东南沿海地区起义，然后北伐，直捣清廷。宋教仁的策略却非如此。他开始主张积蓄力量，不轻易发难，有人组织光汉会要回国发动起义，他阻之曰:“刻在普及教育时代，宜鼓吹而不可实行，实行必败无益”。1906年他提出了中央、地方两种起义说，认为“盖凡革命运动之起也，不外中央与地方二方面。巴犁市民之流血，木斯科地下之炸弹，此中央之革命也。北美十三州之群起，全俄虚无党之蔓延，此地方之革命也”。他认为中国在北京发动中央革命“甚难”，在沿海边陲之地起事既慢且易引起列强“干涉”，遂主张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尤其是1907年后随着沿海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他感到“国人专谋南方，非万全策也”。于是提出“革命地点应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不可扩大”。接着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武昌起义的历史实践，是宋教仁这一策略思想的体现。

留日时期的宋教仁还十分注意研究哲学，并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唯我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此其思想特色之四。

19O6年的一段时间宋教仁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购买了许多哲学著作，日夜苦读，诸如《道德进化论》、《处世哲学》、《心理学》、《王阳明学提要》、《哲学纲要》等，类凡数十种，甚至在看小说《石头记》中也注意其中的哲学道理，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渐渐形成他的哲学观点。他和当时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样，在哲学上首先接受的是西方的进化论，他认为“优胜而劣败者，天演之法则也，积极而必消者，物理之循环也”。“夫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国于天地间者，其原素虽复杂，而其主要则不外乎排外之主义，与夫进取之政策而已矣”。在这种进化论的基础上，宋教仁逐步信奉资产阶级唯我主义。这一方面是受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影响，一方面是从欧美资产阶级哲学中吸取。宋教仁在一段时期他几乎天天读王阳明的著作，并将心得写于日记之中，王派哲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唯我主义哲学观点对他影响至深。同时他也十分推崇欧美一些唯我主义哲学家，他认真读过集录西方政治哲学家名句的《泰西名言》一书，并将其“所爱者录之”。1906年下半年，宋教仁唯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本形成，其在9月2日的日记中记云:“所以有宇宙，所以有世界，所以有人类，所以有社会，所以有万有，皆‘为我’二字蔚成之也，若无为我，则道德、宗教、法律一切等等，皆失其所范围之的而无所用之，而宇宙、世界、人类，皆因无秩序无标准而扰乱而绝灭类”。宋教仁的哲学观点一是信仰唯意志论，我行我素，冲决一切罗网;二是推崇万物源于心的唯心主义理论。这种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颇有市场，尤其是唯我主义哲学信奉者甚多，它驱使很多人以救世主自居，不惜栖牲一切去改造客观现实，去反抗清廷的统治，以实现心中之我，很多人也因此成为垂名青史的英雄人物。从这点上看，其在当时有积极性的一面。但是，资产阶级唯我主义者不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而习惯于用个人奋斗、单枪匹马去扭转乾坤，所以他们的事业可以轰动一时，却无法主宰历史。宋教仁一生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唯我主义的世界观驱使这个“救世主”不顾个人安危勇猛地向旧世界冲杀，但他又反对发动群众，欣赏“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个人英雄主义，甚至在革命党人中也朋友甚少，其日记中曾记云:“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者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