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与思想家。他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夕，接触西学也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深藏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迫切渴望祖国通过自强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也是鸦片战争后几代中国有志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作为清末主流知识分子的一员，曾纪泽有着更多的政治优势与社会资源，他不仅继承了其父亲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而且得以接触更多更新的西学思潮，因而少了几分前辈们回应西学时那种盲目“排外”的感性与冲动，多了一些对西学全面系统的理性思考。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曾纪泽采取了开放的心态，批判性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国的近代化探索向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一、实事求是：“变”以应西学

虽然西学东渐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明朝以前，但由于各统治阶级采取了严厉的闭关自守政策，所以西学的流入也只限于国内极其狭小的空间。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是随着西方列强们的疯狂侵略而涌入的，经由鸦片战争，“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在当时的朝野内外，无不视西学如洪水猛兽而鄙弃之。

但是，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承认西方某些方面存在优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真正将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则开始于曾国藩等力主的洋务运动，他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终于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厉害，为了求富自强，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学习与制造西方的先进武器，开办工厂，甚至设立同文馆，并向西方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不过，这种接触并学习西方的实践仍然笼罩在复古和保守的政治大氛围中，他们经常受到掣肘与排挤，曾国藩最后在处理天津教案中因朝廷不满而不得不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自责至抑郁而终。另一名中国第一任使西公使郭嵩焘因《使西纪程》中介绍并有赞美西方文明之意而被诬陷为对清廷有二心，被撤职回国，《使西纪程》被毁版，湖南老家亦受到顽固分子的冲击，可谓“声败名裂”。

作为第二代洋务派代表之一的曾纪泽，继承与发展了父辈们的“师夷长技”的主张，他倍感当时的中国处于列强觊觎侵略的紧迫，也力主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西学，以西学来自强，于是，他勇敢地与顽固守旧派进行了思想上的交锋。

首先，曾纪泽以“变”的观点批判了极为保守的士大夫们“受其所未知，拒其所未闻”的迂腐与食古不化，认为他们所持的“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学者不能过而问焉”的观点是何其偏狭平庸。他主张：“天变人事，会逢其适”，“盖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创局也”，必须“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只有参照西学，今后“或以于济闻，或以文藻显，中国声明文明、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未始有损也，而复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则谓是编为岷源之滥觞焉可也”。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顽固守旧派将会给国家带来的恶果，无不体现着他为祖国前途的担忧与对保守派“怒其不争”的厌恶，他说：“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则贻误时机，挫壮健之躯，以成羸弱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读书酸子，亦当事者惮于缔构，怯于肩任，有以酿之。”在此基础上，曾纪泽告诫清议者们：“中西通商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有之局，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以明矣。”“吾党考求事理，贵能易地而思之也。”

其次，曾纪泽充分肯定了西学的进步，认为只有博采西学之所长，才能国势昌运。早在其父曾国藩的幕营中，曾纪泽就体会到了西学的价值，他认为：“泰西之学，条别派分，更仆难数。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霆而揭日月，夺造化而疑鬼神。”尤其是到了欧洲之后，“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着几人，只能向泽山穷谷中一喟三叹焉耳”。

取“变”以回应西学东渐上，曾纪泽认为，“变”要系统地变，不能只限于武器的改善等，政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政治上，曾纪泽虽然没有触及清廷，但他注意到必须改变内政，提高各个部门的职能效率，尤其要反对腐败贪污等；在教育上也要革新，教育“变”要从儿童始，即使是西学“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益加详尽焉耳，实未始出此书所记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讵非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矩欤”。

第三，曾纪泽认为“变”要根据中国实情，形势不能不“变”，但也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之学。曾纪泽非常赞赏古人的实事求是之学，秉承经世致用的精神，坚决立足于目前实际来解决问题。在此点上，他继承了其父的坚忍风格，立足实际，用“打掉牙和血吞”来解决实际问题，决不好高骛远沽名钓誉。如他评价刘云生所写《英轺日记》为“有意吊誉，立言皆无实际，不足取也”，与后来郭嵩焘看法一致，郭嵩焘认为《英轺日记》多为转述外国人之言，“并无所谓心得”，“而其推衍人伦之旨、仁义之言，一皆以济其逢迎诡合之术，是以识者能辨知之”。

郭嵩焘力举实事求是，认为中国古人与现今洋人都重视于此，他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对于张焕纶在上海所呈给曾纪泽的六条意见，曾纪泽认为其部分难以适应实际外，大部分“则与余平昔持论大致相符”，肯定中有所保留。郭嵩焘在肯定张焕纶能知洋情的卓见外，也指出其“不知测知中国之能行与否以求得其所以然，殆犹知彼而不能知己者也”。同时指出他的蒙养书院章程，“大致以西法佐中法，而实不外古人实事求是之意”。

二、以人为本：培植“通”西学之才

自古以来，当政者皆以人才为治政之主要因素。在西学东渐上，曾纪泽主张必须有更多的“通”西学的人才方能达到富国强兵。在他独当一面之前，他更多地注重自身西学素质的提高；而在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独撑危局时，他尤其迫切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通”西学之才来帮助自己实现“师夷强技以自强”的宏愿。

在培养“通”西学人才方面，曾纪泽早就认为，“中国办洋务，必须多得通达外国情形之人”。而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主张在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担任教师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同时，在英法美德等西方强国内也应该设立中国学塾，聘请国内外通达之士教导洋人子弟中之向华学者，这样“久则声气相孚，可以择幽洞微，暗获助益。而所费仅塾师之束修，赁屋之价值耳，其效甚速而远”。

在使用“通”西学人才方面，曾纪泽也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鉴于各国之间相距甚远，文化各异，“于是讲求经济之学者，以通知各国语言文字为当务之急”。曾纪泽认为任命驻外公使务必“博究中西之学，深通交涉之宜”，才“堪以胜任”。在涉外事宜中，“翻译官为最关紧要，既须博通言语，精究文字之员，尤须深明体制、砥砺廉隅之士”。曾纪泽见新加坡商业非常繁荣，感觉到当地的各国领事馆“实有联络邦交，保护商民之责”，因此他于1880年向光绪帝提议派左秉隆出任负责领事馆，主要因为该员“学识俱优，通达和平，有为有守，熟悉英国情形，通晓西洋律例”。

在自身带头实现“通”西学方面，曾纪泽也是苦心孤诣，力求通彻。为了全面了解西学，曾纪泽不仅同洋务派的朋友们广为交流，而且也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尤其在他发觉自己必须学习英语以直接了解西学后，他十余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从《英话正音》开始，到学习《英语韵编》，再到《英国话规》，循序渐进，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事实上，他在出国前英语水平已经相当的高了，基本上能用英语交谈。他刚到欧洲，郭嵩焘与他一起去拜访别国要人，曾纪泽“以英语酬答”，外国政要皆“大喜”，“相与握谈甚畅”，郭嵩焘也认同“出使以通知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无可疑也”。

然而，由于朝廷的腐朽与经费的匮乏，曾纪泽培养通达西学人才的计划难以实现。他以前所主张办理的学塾，“经费不敷之际，亦只能托诸空言”。即使他在欧洲期间，见到诸多有为与通达西学之华人，应该来说，培养与发挥他们的才智更为容易，但亦因“经费方苦不敷，兹事未易举行也”。到1883年，曾纪泽所欣赏之人，或调离，或已过世，因而心情更为抑郁，操心之事也愈来愈多，常有心力交瘁之感。他喟叹：“自汪席臣去后，余左右皆耳无闻、目无见之人，余操心劳力倍于往年，而犹不免常有失误，以此见用人之关系不浅也。”

三、从器物到制度：自强以依“法”“和西”

近代知识分子对西学的认识，开始于对其器物层面的膜拜。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鄙视西人称之为“夷”，而在鸦片战争武力争锋失败后，洋务派将此失败之咎归于兵器之不利，认为只要拥有开花之炮、飞驶之轮，就可以打败洋人，而对西方的制度文明充耳不闻。他们自认为自己文明先进于西方文明，仍然将自己封闭于“天朝大国”的封建伦理之中。然而，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接受了西学的沐风栉雨，感受到了西学清新的先进气息；同时，由于政治的需要，一批批留学生与使臣派往欧洲，也客观上刺激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他们的所见所闻，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刺痛了统治核心层，并遭到他们的反弹，但仍然事实上开始了接受西学由器物向制度层面的转变。

曾纪泽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也开始觉察到西学中的制度层远远重要于器物层，于是他在探索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对借用西方制度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在购买武器上，曾纪泽力求占据世界的制高点。为了进口西方最好的战舰，曾纪泽亲自去各地制造现场考察，又亲自到克虏伯厂配置当时最先进的后膛螺纹大炮，时人称，该炮不仅杀伤力强，而且“不占炮后地段，亦能保护炮手”。

不过，曾纪泽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购置武器上，而是立足自己外交大使的身份，用西法中各条原则，折冲樽俎，据理力争，为祖国与国人争平等、求发展。

第一，利用西法，保护商民，发展工商业，达到强国富民。在出使欧洲前夕，他就看过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为其中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民俗民风的内容所打动，到了欧洲之后更是觉得郭嵩焘“所记，无一字不符者”。他还十分认同马建忠对西方的认识，对其“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史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之言尤为重视，特将其摘入日记多加揣摩。

为了保护在外国的侨民，曾纪泽建议在各国设领事馆以保护中国商民的合法利益，同时要求当地国给予中国商民以合法保护，并尽量降低各种税收。为此，他设法与欧洲各国大使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诚如他自己所言：“中国为保守成法之国，本爵既为中国使臣，与兹会诸绅，气谊相孚，是以隔数万里而可以联结友谊也。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第二，利用西法，捍卫祖国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在维护边界问题上，曾纪泽力图避免战争冲突，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他希望中国各地方政府也要学会并逐渐精通《万国公法》等国际法律及制度，用公法来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因为在曾纪泽看来，公法总体上可以维护国际平衡，保持弱国主权利益。

在国家领土方面，曾纪泽“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长守不渝者，分界是也”，“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因此他“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大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对国家领土必须丝毫不让。在同沙皇俄国进行伊犁问题谈判之中，曾纪泽正是抱着领土不能随便拱手相让的原则，“虎口索食”，终于使俄国同意改约。

第三，利用西法，通过修约，维护国家利益与关税自主。曾纪泽认为，西方各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可以“讲理”的，可以通过西法的合法性来维护国家权益。对于如何从西方大国收回中国主权之有关修约问题，曾纪泽主张从小国开始，因为年年有修约之国，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亦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着痕迹矣”。

在解决国际间争论上，曾纪泽也主张利用西法可以消弭矛盾。如中国在关税自主方面吃亏不少，曾纪泽认为，“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敌，其于税饷之改，皆由海关自定，颁示海关，一律遵照办理”，“客虽强而大，不能侵夺主国自主之权”。如英、法等国对外来税收征收得很重，中国亦应该效仿，“加税之权，操之在我，固可不问公使，不问外部”，“断不至因此肇衅”。事实上，曾纪泽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正如薛福成指出的，清朝的“洋药厘税并征条约，成于惠敏之手，岁添币项四五百万金，颇有裨于国计”。

四、余论

历史证明，曾纪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学，对西学东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他在出使欧洲的八年期间，为中西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当时与后世影响都很深远。郭嵩焘在告别欧洲时对其他各国公使说：“曾侯贤能，必能如约。”对曾纪泽给予了高度肯定。西人评价说“曾侯办理外务，亦颇有名”，其逝后能加恩予谥，“得此无愧”。薛福成对曾纪泽外交方面极其赞赏，认为其诸多举措“诚为卓见”，并将他当作是“光绪初年以来出使星洋，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至今为洋人所钦慕”。

从睁眼看世界、看西学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纪泽是第三代典型代表。他虽沿袭了林则徐、魏源等第一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更多的是继承了其父曾国藩的洋务派风格，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有着学习西学的务实精神。曾纪泽受曾国藩的影响很大，在曾国藩的督导下，他专攻古文并经常由曾国藩评阅点评，曾国藩在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还经常给曾纪泽解读《孟子》等书籍。在曾纪泽出使欧洲后，他经常翻阅其父所著的《文正公奏议》、《文正公批牍》等，以对照自己的言行。郭嵩焘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他俩的关系非常密切，郭嵩焘经常给曾纪泽以指导，尤其是曾国藩去世之后，其作为长辈的关爱与出使前辈的教导，都给曾纪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纪泽出使前在西太后面前评价曾、郭二人时说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也是他对自己出使后一切行动的基点。

曾纪泽以认真学习的态度来对待西学，他为了系统了解西学，在国内时，不仅致力于洋务运动之中，而且主动学习外文，以便能直接了解世界动态。出使前，他翻阅了有如《使西纪程》等大量国内介绍西方之作，在国外，他仍不辍阅读国内外的报纸与书籍，如国内的《申报》，他几乎每张必看，他翻阅的众多外国书籍，如《中西见闻录》、《罗马史记》、《公法便览》、《条约类编》等，都给曾纪泽很大帮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曾纪泽经常生病，特别是严重的胃病给他带来很大的折磨，而这不但没有摧垮他学习西学的意志，相反更加培养与锻炼了他与其父一样面对逆境勇于克服的坚忍精神。

最后，曾纪泽以全面观点看待西学，对后继者也有很大借鉴作用。显然，鸦片战争以来涌入的西学不是“拿来”的，而是他们送来的，其间夹杂了很多的侵略成分。曾纪泽认为不能盲目照搬，而且要有分析有区别地看待。所以，他在购买西方先进的武器时，总是要亲临现场考察与实验，避免上当受骗。在利用西方公法谈判时，他觉得“公法者，虽有无数专家编辑成书，然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时时犯焉”，且“西洋状师不甚可靠”。而且，曾纪泽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认为君民共主可能更为理想，而法国所谓的民主制实际上弊端重重，如其“商民势大，政府权轻，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愿行，一商一民足以摇惑众心而挟制之。此近年法国政府之所以屡次换人也”。这些批判而又客观地看待西学的观点都给后继者深远影响，并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方红姣（1978—），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湖南湘潭 4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