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孙中山追随者的宋教仁，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贡献、及其有关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都不可能与孙中山相比。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是否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高于他的追随者?这就必须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即19１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出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的一年中，将孙中山和宋教仁及其政治主张作一个比较，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
　　
辛亥革命后，由于资产阶级太软弱，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化和无能，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所篡窃。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孙中山的解职是被迫的。孙中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本不赞成南北议和，而是激励南方各省军民积极准备，集中力量北伐。但是，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意见不一，许多人要求议和；袁世凯拥有训练有素的北洋兵力，并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南方各省起义官兵，虽有数十万之众，但互不统属，各自为政;黄兴名为大元帅，自己无实力，难以指挥，且畏惧袁世凯，没有胜利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只得服从民意，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

孙中山的解职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自愿的行动。首先，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认识不清，而且有较多的幻想。早在就任临时总统时，曾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承乏”，准备“推功让能”，以实现同袁世凯的妥协和联合。其次，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孙中山也有自视清高的一面。他对章太炎说:“文于国事，只知有役务，不知有权位，故于进退之位，行其当然，不假勉强”。一再表白自己，决不留恋权位。他在解职令中宣称:“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私心自庆，无以逾此”。再次，最重要的是孙中山认为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国家日臻富强，是他更为重要的工作。孙中山解职的当天，即明确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即实现“民生主义”，“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此后，孙中山全力以赴，为完成其社会革命，实业救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据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1３年3月的一年中，收入《孙中山全集》的文章2２６篇，除去函电，还有１５７篇，其中专门或者主要讲实业建设的67篇,约占总数的44%。一年中，孙中山演讲76次，其中讲实业建设的44次，约占58%。可见，孙中山为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投入了多么巨大的精力。

孙中山的实业建设，建筑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方面，孙中山认为革命已经胜利，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他说:“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信任。他称“总统袁君，其人甚欲建大功于民国，服从舆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孙中山北上和袁世凯会晤后，更为其所欺骗，与之约定，十年不问政治，支持袁“为总统十年”，“练兵百万”。

为了发展实业，孙中山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和措施:第一、发展实业要用和平的方法。他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他认为中国没有富裕的资本家，因此，“行社会革命不觉痛楚”，可用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和平方法实现。第二、发展实业的中心是修筑铁路。他说:“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之远近计之”。孙中山还亲自草拟计划，为中国精心绘制了一幅雄伟的铁路建设蓝图，计划修建三条“沟通全国之真干路”。第三、修筑铁路的资金以借外债为主。孙中山认为中国“正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修路)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为此，政府应实行“开放政策”，“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为了使“借外债以兴铁路”的主张为全国人民接受，孙中山反复解释，不会因借外债“妨害其国家主权”。规定外人所筑铁路，以四十年为期，归还给中国。他还以美国借外债敷设铁路为例，说明美国“并未因此受害，且因此获巨利，臻于富强之域”。他“深信外债之不足以祸国，且深信借债修铁路与中国有百利而无害”。

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孙中山解职的第三天，即4月8日离开南京，，开始周游全国，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首赴上海，继至武汉，再往福州、广州。接着，应袁世凯之邀，经上海、烟台、塘沽，8月下旬到达北京，与袁世凯多次晤谈。9月9日，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就任全国铁路督办，立志在十年内，筹款六十亿元，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随后，孙中山在张家口、保定、太原、石家庄、天津、山海关、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并考察了北宁、津浦、胶济等铁路及各地工矿企业。10月，孙中山到上海，成立中华铁路总公司和铁路督办办事处，对全国铁路建设进行统筹安排。接着，孙中山冒严寒，到南京、江阴、安庆、九江、南昌、芜湖、杭州等地，考察沪杭、南浔等铁路线。1913年2月，孙中山东渡日本，在东京、长崎、下关、神户、大阪、横滨等地考察铁路建设，筹措建路经费，寻求日本朝野支持。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广大群众关心铁路建设，全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无疑发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

宋教仁特别欣赏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后，他力主内阁制，企图通过政党竞争，议会选举,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

孙中山解职后，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2年4月到7月，宋教仁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可称为入阁时期。宋教仁所关心的当然不止农林问题，而是密切注意着全国政治、经济、外交形势的发展。5月13日，他宣布施政纲领，主张农林与教育、实业、交通一样，“当取渐进主义”。希图“以十年为期，定国家施政之大方针”。同时，宋教仁在北京广泛交游，按触各派政治势力，声望日增。第二阶段是1912年7月到10月，可称为组织政党时期。7月2日，宋教仁等同盟会阁员联名辞职，指斥袁世凯“时事日非，外交上危机日迫，内政上整理无术”。宋教仁积极着手改组同盟会，筹建强大政党。8月25日，在孙中山、，黄兴的支持下，宋教仁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党派，建立国民党。随后，宋教仁全力以赴，发展党员，主持党务，制定策略，宣传政见。第三阶段是191３年初至3月，可称为竞选活动时期。19１２年1０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经武汉、常德，回家乡桃源探亲。直到1913年元月7日才离开家乡，到达长沙。随后，周游长江流域、南方各省，先后在长沙、武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会见各界人士，参加各种会议，发表谈话和演说，广泛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对选举意义及议员对人民所负的责任，作极诚恳的演说，并抨击袁世凯的一切阴谋，同意激昂，听众无不鼓掌”。这时的宋教仁，可谓锋芒毕露，深得人心，所到之处，“大有倾倒一时之概”。真不愧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英勇战士。

可见，当孙中山鼓吹实业建设的时候，宋教仁却在政治上发动了一场新的斗争。据《宋教仁集》的不完全统计，一年中，宋教仁有文章77篇，除去函电，有58篇，其中专门或主要讲政党政治的21篇，占总数的36%以上。有纪录的演说15次，其中13次是宣传政党政治的主张，占86%以上。

宋教仁关于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夺取政权的阵地。宋教仁认为，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统治权力的运用，政府政策的优劣，决定于一个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政党。谁能组织这样的政党，谁就可“组织政府”，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左右国家政治方向。当时，全国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纷纷提出政治主张，拉帮结派，成立政党、政团。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下，宋教仁积极活动，团结各种反袁的政治势力，建立了国民党。表明宋教仁关于政党政治理想的第一步目的，已经实现。

第二、通过政党在宪法范围内的和平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组织政府。宋教仁认为中国“时事艰难，非有强大政党作中流砥柱，何能挽回危局”?他主张“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政党建立后，就要投入竞选活动，争取议席。他说:“占得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他认为“迭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1913年初，宋教仁在各地旋风股地参加欢迎会，发表政见演说。一方面无所顾忌地猛烈抨击袁世凯政府的无能和专制独裁，直斥政府“可悲”，“无一善状可述”。另一方面，热诚地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时人评论说:“钝初尤生，当今第一流政治家也，正式政府之成立为期不远，吾人所期望钝初先生担任将来建设大任亦甚殷”。2月初，参众两院选举结果，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优势。表明宋教仁关于政党政治理想的第二步目的，也已经实现。

第三、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不负责任，而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并受议会监督。宋教仁一直坚决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为什么采用责任内阁制呢?宋教仁认为“内阁不善可以更选之，总统不善则无法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其实，所谓总统制和内阁制，只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形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窃居总统职务的袁世凯一心推行独裁专制，企图否定民主共和制度。因此，坚持责任内阁制，就有着特殊的意义。宋教仁不仅要以此分袁世凯的权力，而且希望通过选举，将袁世凯赶下台。他曾公开指出:袁世凯一定会“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时人也说宋教仁“奔走东南，反对举袁为总统”，“欲以黎氏为虚位的总统，而本身则于其下掌握政权”。当时，袁世凯也承认宋教仁是他最厉害的对手，曾说:“孙、黄易与，宋公实其劲敌”。“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表明责任内阁制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宋教仁是袁世凯推行专制独裁的最大障碍。

宋教仁推行政党政治的基础，是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辛亥革命“一举手而成共和之大业，从此，“民国成立，共和永建”。今后的任务，就是“建立新的国家”，“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此外，宋教仁推行政党政治的另一个基础，是幻想能实现所谓光明正大的选举。当然，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曾对人说，若“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在宋教仁的努力下，民主共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而宋教仁的遇难，也使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大革命党人进一步觉醒，终于在全国掀起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武装革命。

三

实业建设和政党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它们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分化。正如恩格所说的:“在第一次巨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孙中山、宋教仁就是坚持“继续前进”的革命者；关于实业建设、政党政治的见解，就是他们在“巨大成功”之后所提出来的继续革命的“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宋坚持革命的方向是相同的。

孙中山虽然热衷于实业建设，但并不反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相反，而是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就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宋教仁说:“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孙中山不仅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当选为理事长;而且对建立国民党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合六党成一国民党，其功与南北统一同”，是“吾国之盛举”。随后，孙中山又亲自主持了山西同盟会改组，并去电广东、南洋等地同盟会，嘱其“改称国民党支部”。孙中山在各地演说中，也多次宣传政党政治。他说:“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政党内阁，可以代表民意”。孙中山的这些言行，是对宋教仁政党政治的极大支持。

同样，宋教仁虽然热衷于政党政治，但并不反对孙中山的实业建设，相反，而是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把实业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中国初立，万端初创，实业发达而后乃能富强”。只有“实业发达，制造品多，则我们中国可以不用外货矣，可以挽回利权矣”。可见，宋教仁把发展实业，看做是国家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经途径和必要手段。他担任农林总长期间，十分关心农业的发展。并亲手创办农政讲习所，农业学校，为农林事业培养专业人材。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又把发展实业列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具体规划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其中，铁路建设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铁路建筑，与实业固有极大关系，而与军事上国防上亦属紧要”，必须“急办”。此外，我们还应指出，宋教仁对孙中山非常尊重。他说:“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缔造起来的”。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泰斗”，“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

当然，实业建设和政党政治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客观上分散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他们的做法，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也引起了争论。一部分人追随孙中山，脱离政治，埋头于开发矿山，修建铁路，投资工商，以求富国裕民。一部分人追随宋教仁，力图用责任内阁制来夺取袁世凯的权力，以图巩固和完善共和制度。这样一来，各有中心，各自为战，当然妨碍了革命的发展。当1913年初，宋教仁正在与袁世凯决战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远在日本，革命力量分散。袁世凯趁此机会，暗杀宋教仁。政党政治功败垂成，终成泡影。可以说，孙、宋主张的分歧，在客观上为袁世凯提供了下手的条件。

实业建设和政党政治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但是，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出发，二者还是有高下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来确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特点是:一方面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伟大胜利，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充满民主气氛的生动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人被迫把政权让给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革命实际上失败了。然而，资产阶级及其革命党人并没有认识让权的严重危害，也没有认清袁世凯力图复辟封建政治的反动面目。在这种情势下，是坚持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还是复辟封建独裁统治?就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就是当时革命派和反动派斗争的焦点。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宋教仁政党政治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政党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企图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道路，继续保卫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巩固共和政体，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长期以来，有人批评宋教仁醉心议会政治。其实，“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辛亥革命后，由武装斗争转为合法的议会斗争，是必要的，无可非议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合法斗争手段。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列宁曾主张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而不是抵制国家杜马，以便和反动派进行必要的合法斗争。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人也曾提出过“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以合法斗争做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可见，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积极地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完全是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正常途径，是应该肯定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肯定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却单单指责宋教仁不应进行合法斗争呢!实业建设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军阀势力谋妥协，是在政治战线上的消极退却。正如孙中山后来所承认的:“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失败之根源”。

其次，政党政治的立足点是和袁世凯争权，使总统处于无权的地位。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之间争夺执政党地位的斗争。在那里，无论那一党上台，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政党斗争的性质大不一样，宋教仁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去战胜袁世凯的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是两种政治制度的极其尖锐的搏斗，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搏斗。斗争的结局，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和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势不两立。实业建设却不是这样，它的立足点是和袁世凯合作，实际上是在袁世凯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对其专制统治并不构成威胁。

再次，政党政治在理论上和实际斗争中表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并没有完成，革命派必须团结战斗。宋教仁清醒地认识到，“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就非继续战斗不可”。“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只有“建设完全共和政体，则吾人目的始可云达到一部分也”。这些言论，对教育人民认清当时的政治形势，鼓舞群众开展反对袁世凯专政治的斗争，都有积极的作用。可见，无论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宋教仁都站在反袁斗争的第一线。在政党政治的口号下，团结了各种反袁的政治力量，促进了全国反袁斗争的纵深发展。孙中山解职下野后，“不问政治”，埋头实业的做法，客观上麻痹了人民的斗志，把革命党人引上了一条脱离政治斗争的错误道路。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实业建设和政党政治两种政治主张时，总是扬孙抑宋。造成这种偏见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第一，是历史上的原因。国民党成立之初，一些报纸曾发表文章，制造孙、宋“冲突”的“谣言”，攻击宋教仁“争当总理”。随后，又有人全盘肯定孙中山的主张，认为孙中山辞职后，“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以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同时，指责宋教仁，造成“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子天下，而一收其效。”这些观点给后人造成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人事业的因素，1912年4月到1913年3月的一年，是宋教仁个人历史上最光辉的年代。可是宋教仁功败人亡，在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的人们于心目中，宋教仁的光辉不再存在，加上宋教仁英年遇刺，不可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东山再起，只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者当然得不到褒奖。孙中山却不同，脱离政治为发展实业而斗争，只是他光辉革命生涯中短暂的一瞬。特别是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立即觉醒，坚决地领导了反袁的武装革命，留给人们的形象，始终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

第三，正统观念在作怪。长期以来，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正统观念，即以领袖人物的个人意见为转移，因人划线。评论太平天国，以洪秀全为标准;评价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意见为转移。像唯心主义那样，“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众言淆乱则析诸圣”。凡是孙中山所主张的、支持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宋教仁没有跟着孙中山去振兴实业，而是另辟战场。虽然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但仍有人认为是闹分裂，有负于孙中山。因此，宋教仁及其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批评。

第四，“左”倾思想的影响。解放后，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左”倾思想，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一切资产阶级的人和事，都是反动的。宋教仁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肯定，而且必须批判。这种“左”的思想，同样也可施之于孙中山。但是，孙中山的运气好，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言在先，列宁称孙中山是“充满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毛泽东称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样，就是在极“左”思想横行的年代里，也为孙中山戴上了光辉的保险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特定的时间内，即1912年4月到1913年3月的一年中，宋教仁要比同时期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诸领袖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政党政治也比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更有力量，更能团结群众，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