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流血的宋教仁的牺牲，说明了一条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
宋教仁，字渔父，1882年4月生，湖南桃源人。
少年时代的宋教仁目睹清朝腐败，列强欺凌，国家危难，很早就萌发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救国救民于水火的思想。1899年，17岁的宋教仁在家乡与方快姐结姻。新婚3日，新女婿到岳父母家拜亲时，方家张灯结彩，大宴宾客，好些有名望的乡绅也来恭贺。酒席之间，乡绅们大谈什么皇恩浩荡，国泰民安。宋教仁全不顾新婚的氛围，气愤地说：“当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国有豺狼，野有饿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列强横行于国土之内，何谈皇恩之有？”“我们应以救国救民为重，齐心协力，皇帝是可以推翻的。”乡绅们听了瞠目结舌，吓得纷纷离去。
真正使宋教仁走上反清民主革命道路的是著名革命党人黄兴。1903年，宋教仁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不久，刚从日本归国的黄兴来到武昌，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政府的无能，提倡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深感志同道合。从此，宋、黄两人结为亲密战友，在以后长达10年的艰苦斗争中坦诚相待、生死与共，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4年，黄兴在长沙创建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宋教仁任副会长，与黄兴一起策划长沙起义。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首先创办了《二十一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宣传民主主义，他有感于“满清脆弱，终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大量地阅读各种书籍报刊，日以继夜地研读和翻译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法律著作。这不仅为他以后绘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蓝图奠定了基础，更使他对西方的政党、议会、内阁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当时也讨论这些政治问题。宋教仁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各方面都讲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大家听了都很信服他，推祟他是革命党的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他还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和组建工作。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庶务干事兼撰述员。10月，日本政府颁布中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宋教仁日夜奔波，组织中国留日学生联合起来，集会、罢课，抗议日本政府的行径。12月8日，湖南青年陈天华留下“我不自亡，谁孰能我亡者”的《绝命辞》，在东京大森湾愤然蹈海自杀。宋教仁前往警察局认领陈天华遗体，亲自主持追悼会，以异常沉痛的心情全文宣读了陈天华的《绝命辞》，并写跋刊登在《民报》第二期上。
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民立报》创办人于右任之邀，任该报主笔。他高举民主革命旗帜，以《民立报》为主要阵地，先后在该报发表了80多篇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残暴，无情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他的论述精辟独到，文章中显示出丰富的学识，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虽然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宋教仁的真实姓名，但是作为政论家的“桃源先生”或“渔父先生”，已经为社会上不少人所熟知。
宋教仁还致力于反清武装斗争，勇当“革命军中马前卒”。1907年春，同盟会准备在中国南部发动反清起义，宋教仁到东北三省联络“义军”。4月1日，宋教仁一行抵达安东（今丹东市），立即写信给当地“马快”李逢春。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使李逢春接受了同盟会的宗旨，答应“南北交攻，共图大举”。宋教仁又活动东北有革命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新军军官，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计划占领承德，挥师入关，进攻北京。为了保证起义成功，他亲自考察东北的山川地势，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然而，由于被人告密，起义遭到破坏，宋教仁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11年4月，同盟会决定在广州发动又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宋教仁受命前往香港担任起义统筹部编制课长，负责起草文告、约法及中央和地方的制度草案。3月29日，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爆发。宋教仁身着和服，手拿拐杖，化装成一个日本人，提着装满起义文告等重要文件的皮箱，乘客轮从香港赶往广州。船到时，黄花岗起义不幸失败了。清政府派军队严峦封锁了港口，敌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拥上客轮，四处盘查，翻箱倒柜，捉拿革命党人。搜到宋教仁的客舱时，只见他头枕皮箱，若无其事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敌人见他的派头，以为是真日本人，不敢盘问，灰溜溜地走了。
长期以来，同盟会在南方沿海屡屡发动起义，但屡战屡败。宋教仁因此提出“革命三策”，建议将革命中心从南方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在各省设立同盟会分会，派人到新军中发展会员，准备在武昌首先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响应。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导人。
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了，革命的士兵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接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革命的烈火迅边燃遍大江南北。宋教仁得悉后，随即高沪赴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起草《鄂州临时约法》。旋又赴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推举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任法制院总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精神大振。
然而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吞没，孙中山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北迁。为了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8月，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改组，与统一共和党等5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并被选为理事，代理理事长。1913年初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参加全国国会选举，主张组织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约束袁世凯的专制。
1913年1月，全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取得了胜利，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的45%，取得压倒多数的选票。组织国民党一党内阁，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几乎成为举国定论。
宋教仁卓有成效的活动和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使袁世凯大为恼火，坐卧不安。还在宋教仁离开北京之前，袁世凯想收买宋教仁，对他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可能要他出任总理，组织内阁。但宋教仁不予理睬，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继续奋斗。1912年10月18日，他离京回湘。临行前，袁世凯当面送上50万元支票，说：“听说你要出京，少不得到处游历，手边哪里少得钱。这几个钱，不是公家的，是我友谊上的一点敬意，你用着吧。”宋教仁连连道谢，过后原封不动地退还了。气得袁世凯对人说：“革命党唯有孙中山、宋遁初（宋教仁字）不易与。”随后袁世凯派遣暗探，严峦监视宋教仁的行动；还指使其走狗喽罗，利用报刊舆论，对宋教仁进行攻击诽谤；最后，收买大流氓应桂馨、武士英暗杀宋教仁。
不幸，宋教仁完全放弃了对袁世凯的警惕。早在长沙时，有人就劝他戒备，他说“我又不当皇帝，怕什么？”在武汉，他的朋友又以言相戒。他坦然回答：“暗杀的事，防之不胜防，怕也怕不了，只有处之泰然。我在这个时期，生有生的关系，死也有死的关系。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动同志们的奋斗，而缩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他还说：“国家之事，虽有危险，仍当赴之。”为了保卫民主共和，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位革命家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与黄兴、于右任、廖仲凯等谈笑风生来到上海沪宁火车站，赴京参加国会选举。他们刚刚踏上月台，忽然“砰”一声枪响，歹徒武士英暗中开枪，击中了宋教仁腰部。大家立即把他送到铁路医院，当晚医生用手术取出子弹，验明弹上有毒，急忙剖腹洗肠，但仍未制止住，伤势恶化。
宋教仁从昏迷中醒过来，喝了一口水，勉强地吐出微弱的声息，说：“我的朋友呢？”大家马上挨到他的床前，每人脸上都挂着一串串的泪珠。他忍着巨痛，对于右任嘱托三件事：“（一）所有在南京、北京、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仁）我本寒家，老母还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对国家的事，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停了一会儿，他又把脸转向黄兴说：“我为了调和南北两方的关系，费尽了心力。我希望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我死后，公等仍须努力国事。替我写遗电。”
黄兴赶快拿起笔，俯下身去，在宋教仁颤动的嘴唇边，一面听，一面写：“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22日凌晨，宋教仁含恨而逝，举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孙中山愤然题词：“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是位有能力，又有政治操守，不受人收买的政治家。因此，“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对袁世凯的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袁取暗杀的手段，结束了他的生命。宋至死尚未觉醒，这是他的悲剧。宋的遭遇，教育了未死者。
于右任在致宋教仁的悼词中说：“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实我全国国民之自悼也。盖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贼时时欲杀吾国民，破坏共和。”
马君武演说：“宋先生之死，实死于官僚派之手。官僚派无整顿中国之能力，见有能力整理中国者，辄以残忍卑劣手段暗杀之。若国民一任其所为，民国将万无可望……宋先生死后，中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当视能否战胜官僚派为断。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持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
“宋案”直接触发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在南方各省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