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思潮蜂起的时代，几乎所有新思潮的兴起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又几乎都是中国社会自身的需要。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大致也是如此。它既影响着这一时期关心国事民瘼的人们，又被他们重新阐释和发挥，形成各种社会主义观。本文所要剖析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者、典型的辛亥革命时期人物——宋教仁的社会主义观。
一
社会主义学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日本而影响中国思想界的。当时，随着日本工人运动的高涨，各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书籍层出不穷，社会主义理论广泛传播。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政治家、留学生对这一新思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1899年至1904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1903年，广智书局和《浙江潮》编辑所分别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的中文译本，同年10月，《浙江潮》第八期刊登了署名“大我”的文章《新世界之理论》，称赞社会主义已“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应当指出的是，这时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甚至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社会改良政策等，内容极其庞杂和混乱，却构成一种新的思潮。
宋教仁是1904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事失败后来到日本的，受环境影响，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1905年3月2日，宋教仁拜会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永井瞻一，与之“坐谈良久”，1906年1月1日，宋教仁和田桐等到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家拜年，遇到宫崎滔天之兄，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与之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之后，他和宫崎民藏往来频繁，并因民藏结识了俄国民粹党人。与此同时，宋教仁还经常参加留学生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先后购买和阅读了《人类之大权》、《社会主义研究》、《独立评论》、《革命评论》、《哲学要领》等宣传或包含社会主义学说的图书杂志，并翻译了《1905年露国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等文章，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现状及手段等多有研究。
宋教仁来日本之前已是一位坚定的反满民族主义者了，来日本后又迷恋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接触和研究社会主义，只是他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插曲”，而且这一“插曲”主要集中于1906年，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一般的思想背景外，应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以及革命派和改良派就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有更直接的关系。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全国性大联合，联合的思想基础就是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孙中山在同年11月《民报发刊词》中将其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同盟会员均赞成和接受三民主义。争议最大的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是孙中山最早思考和最后完成的思想，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着眼于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但借鉴的却是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验。所以，同盟会成立前夕，一些革命者对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主义就提出了异议，宋教仁所在的华兴会就以何种方式加入同盟会也曾发生过激烈争执，争执虽未直接涉及平均地权，考虑到华兴会的宗旨（“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并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所以，争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兴会成员对平均地权的不同态度。
1906年前后，革命派以朱执信、冯自由为代表，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就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行及如何实行进行了论战，论战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平均地权，要不要节制资本，也就是要不要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这场论战构成1905—1907年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三大论题之一，也是一场双方在气势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分出伯仲的论战，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模糊状况。
在革命派内部的有关争执中，宋教仁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也没有直接卷入到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中去，但他对分歧而引发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却相当关注，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教仁在1906年对社会主义学说会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他在这年的日记中反映记述自己与社会主义者的接触及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形，为什么他既超然于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之上却又特别选择两篇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文章翻译并刊载在《民报》上。
二
宋教仁是以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所以他最初是把平均地权当作社会主义，或者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平均地权了。比如他把宫崎民藏所著《人类之大权》的社会主义著作视为“言平均地权之说者也”，把孙中山1906年12月2日在民报社演讲民生主义称为“演说社会主义”。更具体表现宋教仁这种理解的，是1906年3月10日他会见俄国波兰籍民粹党人波尔斯特基，波尔斯特基向他介绍了俄革命的情况后说：“革命之事，不可从一方面下手，专讲政治的革命，必不能获真自由，专讲社会的革命，亦必不能获真自由。必二者俱到，然后自由之权利可得，而目的可达也。又云，已向来极专主张民主主义的，然观之于美国，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国，亦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诸国，其人民于政治上之自由未尝不获多少也，然社会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张者，较前稍变，实兼政治、社会上二方面并欲改良者也。”这段话同孙中山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如出一辙，虽然它不是宋教仁本人的言论，但宋教仁选择这些言论记入日记，正说明了他此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把平均地权当作社会主义，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一般理解，诚如李泽厚所言：“从一开始，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矛盾和要求，同时又是弥漫在当时整个革命派阵营中的社会主义主观空想的代表和表现”，“‘民生主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孙中山是从人类文明进化的高度，从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制度的历史性转换中来思考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在其民生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空想中，表现出既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矛盾，这一矛盾恰恰揭示出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以兴起的原因所在。
不过，宋教仁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民生主义只是形式上的，就出发点来说，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关注，更多是侧重于其实现的手段上，诸如暴动、同盟罢工等一切以强迫力反抗政府的行为，凸显出他作为反满革命者的立场，少了一些类似于孙中山式的主观社会主义者在思想深处的矛盾和困惑，显得不够深刻，但却简洁、明确。
1911年8月，宋教仁撰写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集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简洁、明确的认识。宋教仁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四种：无治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他从各种社会主义实现的手段、目的、结果入手，认为前二者为“极端的社会主义”，其“基础在绝对否认现社会之组织，则凡各种权力自不能容其存在，而其目的即在以社会为惟一之主体而谋公共全体之幸福”，是为“真正之社会主义”；后二者，其手段侧重于改良，其对象是国家组织而非社会，所以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社会的国家主义”，“二者皆与真正之社会主义异其性质与系统”，不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这里，宋教仁把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明确界定为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将其余一切冠之以社会主义名目的社会主义学说排斥在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范畴之外，其中也包括在内容上更接近于后两种社会主义的民生主义。所以，他后来把平均地权之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的内容仅看作是“社会主义中之一大主张”、“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而不再等同于社会主义学说本身。
三
对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宋教仁在理论上持审慎的态度，他不一般赞成，也不一般反对，而在实践的层面，则排斥“真正的社会主义”，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态度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他对四种社会主义推行手段的认识上。“真正社会主义”手段激烈，不但破坏现有国家一切政治制度，消灭私有制，而且不再建设政治，这与他追求议会制和政党政治的政治理想是不相符的；“社会民主主义”手段又过于平和，仅欲通过改良从现政府中谋得参政权，以舆论势力影响现有政治及经济制度，这又有悖于他作为革命者的政治立场；从后来的实践看，宋教仁要倾心于那种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使自己“亲居现政府之地位，假藉国家权力，以实行其政策”的“国家社会主义”。
其次，反映在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实践结果的假设中。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结果恶。”从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宋教仁以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真正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是：“国家之内部外部皆已康乐和亲，达于安宁之域，而无待维持，人民之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皆已充实发达，臻于幸福之境，而无待增进，社会经济之生产分配皆已圆满调和，而不必再求满足之方。”而中国社会的现状正好与之相反，中国所需要的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有效率的、公平的政治制度与财产制度，而不是去废除之，如果条件未备而实行“真正社会主义”，不但与其目的背道而驰，而且还会导致亡国灭种之祸。
再次，反映在国民党的政纲之中。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党纲第四条中，把同盟会时期的平均地权改为“采用民生政策”。过去论者认为，这一点暴露出国民党趋于保守的一面，甚至认为国民党放弃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其实，考虑到宋教仁此时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和态度，他是把民生主义当作“国家社会主义”来看待了，其内容为“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如前所述，宋教仁在四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划分中，已将国家社会主义排斥在社会主义的范畴之外，他真正接受和推崇的，正是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政策），并从这个角度接受了民生主义。就是说，宋教仁对民生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始终未变，变化的只是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宋教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及态度，始终都是立足于他既定的政治立场，始终都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他研究社会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但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宋教仁的这种社会主义观在当时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同阶级、派别和人物都从各自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学说做出种种不同的阐释，却很少有人把社会主义当作终极目的来追求。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也没有客观呈现出这种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时的一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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