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代史者，无不知晓宋教仁。尤其是他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产生之前的演说，集中反映了其政治思想。无可争议，宋教仁是辛亥革命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革命活动家。但关于他的教育思想，知晓者恐怕为数不多。本文试图对宋教仁的教育思想作些介绍。

　　一、教育与革命

1904年2月，宋教仁同黄兴等人成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从此，宋教仁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作为职业革命家，宋教仁的教育思想是与其政治思想分不开的，即其革命主张、政治宣传意在教育鼓动民众，其教育主张又是为政治革命服务的。

1904年11月，华兴会起义未遂，宋教仁等领导人逃亡日本。宋教仁在日本的六年多时间里，先后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同时对教育学、心理学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陆续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日本宪法》等，以探求“革新中国”的道路，并由此建立其政治理想：要制订一部完备的保障共和、民权的“良宪法”，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不仅为他1911年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宋教仁教育主张最突出的一点是论述了教育与革命的关系。

1905年，他针对清政府设立学部一事，写了《虽设学部亦何益耶》一文（发表在他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一期上）。他指出，在一个文明国度里，无论是立宪政府还是共和政府，均设有“此总司教育之机关，以行立宪共和政府一部分之事”，并且行之有效。然而，象清朝这般腐朽没落的专制政府，“拟设学部，仍仿六部制，设尚书以下官”，起用那些不懂教育科学，专能附言趋势的旧官僚，就能振兴教育、建设文明之中国吗？显然是异想天开！如果在这种旧体制下设立学部，其结果无外乎有二：官吏们“仰专制鼻息，用束缚手段，以完全之奴隶教育普及于国民；否则敷衍搪塞，徒饰天下”，就象“新政”之后设的外务部与商部一样，徒有其名，实为洋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在这里，宋教仁决非反对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机构，并认为“设一总机关，合全国之教育提携而维持之，使之整齐划一而且日趋于完善，此固极文明之事”，是很值得提倡和支持的。但是，由于几千年来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及封建专制主义，束缚了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而今天在这种腐朽体制下徒设学部，怎能达到开化国民，振兴教育、振兴中华之目的呢？因此，他连篇地发表时评文章，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揭露其假立宪、真专制，嘲笑那些“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虽居上议院，却不识“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大胆地断言：从今后，我们更加确信，“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

由此可见，宋教仁是主张“革命教育”——教育与革命必须“并行”的。即教育必须为政治革命的利益服务，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参加政治革命活动。革命的实践乃是人们受到教育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在革命的洪流中使群众受到更广泛、深刻的教育。如果说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在长期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探索中形成和发展的，那么宋教仁的教育思想则是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宋教仁的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

　　二、百废待兴，教育先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府。共和政体终于取代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由于当时历史的原因，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南北议和之后，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在政治上纷纷退阵，转向实业。宋教仁虽有较强的政治意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好操起“非所素习”的农林事务。

1912年3月20日，唐绍仪内阁组成，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部总长。在4月27日就职到7月14日与同盟会阁员集体辞职期间，宋教仁不仅竭力主持农林部的各项事务，而且对教育也颇为关注。正如他在致开封都督及各报馆电中指出：“民国初建，百端待理，普及政治思想，教育从政人才，实为当今急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任制法院院长。此间，他一边抓紧法制建设（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月中，共发布三十多件各项法令），一边推动新型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比如当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规定：“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统称校长”；“凡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各种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早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宋教仁与黄兴从上海奔赴武汉，参与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在起草中国第一部地方宪法——《鄂州宪法》的同时，就注意到建国之后的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在宋教仁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民国江汉大学”于民国元年建立，并在这年夏季招收了第一批学生。该校成为共和政体下第一所新式大学。该校之所以设于武汉，是因为“武昌为首义地点，交通中心”，“形势既占优美，文明乃易灌输”。同时也是当时教育部（蔡元培任总长）筹划的五个国立大学的所在地之一。很显然，宋教仁办江汉大学是为了解决建国之初急需人才的目的。为了把江汉大学办成一个培养政治人才的摇篮，当时该校就设有政治科、经济科、法律科等专业。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创建者邓初民先生就曾在该校就读。

宋教仁提倡办学，除了主要的政治目的外，再就是结合当时他主持的农林建设，提出了“强国之要，学战为先，希望甚大，誓同世界争雄”的口号。因为当时“中国农民之缺点，以乏于经营农业之资力及知识为甚”，所以必须“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以增长农民之知识”。并把提倡农业高等教育及速成教育写进了《农林部行政方针》。

　　三、教育与社会改良

1912年2月，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发起了一个社会改良运动，并成立了“社会改良会”。其章程的第一条即表明了宗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实社会之条件。

共和政体刚刚建立，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和传统习惯，并非单纯的政治变革所能扫除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奴役中国人民几千年的专制政权，同时也担负着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使命（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的26人中绝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比如，他们在章程中“提倡废止早婚”、“提倡少生儿女”、“废缠足之习”、“戒除伤生耗材嗜好”等许多主张都是非常可贵的。

宋教仁可谓在社会改良、提倡文明方面起了表率作用。早在1906年旅日期间，在给其母亲的家信中，谈到他幺妹时写到：“请母亲不必择一有钱之人而许，但求其子弟读书或入学堂而无败行者即可也”。在当时的社会里，一个大家闺秀并不以习文学字为美，而是以“三寸金莲”为德。宋教仁大胆地劝其母，“惟幺妹若能再读书数年，且能放足，则更好矣”。

宋教仁在家排行五，兄弟中最小。其胞兄宋石卿（教信）是个鸦片客，在宋教仁的劝导下，终于戒掉了洋烟，并捐资办起了一所小学——这就是今湖南省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小学的前身。

在宋教仁的倡议下，湖南督政府决定在民国元年办六所师范学校以助基础教育。正是由于宋教仁等发起的社会改良运动之影响，湖南兴办的这六所师范学校亦实行男女平等，即三男校、三女校。具体分布是：长沙居中，设第一师范和第一女子师范；常德、桃源为西路，设第二师范和第二女子师范；衡阳为南路，设第三师范和第三女子师范。

就某种意义上来讲，教育和社会改良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手段，社会改良又是教育普及的重要途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社会向文明境界发展。宋教仁等人在当时历史时代，不仅在政治上高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大旗，领导社会政治革命，而且在社会改良、振兴教育方面亦作出了杰出贡献。

诚然，宋教仁当时的教育思想是不系统而且不十分现实的。比如江汉大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起了一定模范作用，但宋教仁遇刺身亡之后，该校即因财资短缺而停办了。

对于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来说，在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能对教育有如此之远见并有所建树，是非常难得的。今天，我们研究宋教仁的教育思想，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