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爱国者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了。孙中山闻讯悲愤异常，立即从日本回到上海，他沉痛地写下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对宋教仁的盖棺定论。然而，在艰难困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他们并非总是亲密无间，在真诚合作的同时，也常有恼人的分歧、误解和矛盾。
同盟会的悲欢离合
革命联合 当孙中山树起反清革命旗帜的时候，宋教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儿。1882年4月，他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湖南省桃源县，从4岁起就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用功，长进很快。1899年，进入桃源漳江书院，1901年县试，他考中了秀才。然而，二十世纪初年的社会现实，把三湘两湖的热血青年迅速卷入到反抗现存秩序的浪潮中。1903年宋教仁在武昌读书，目睹了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清政府统治的黑暗腐朽，于是萌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这年夏天，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回湖南运动革命，途经武昌时发表演讲。宋教仁听后十分激动，就与黄兴一起返回湖南，筹建革命团体华兴会。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宋教仁担任了副会长。为了扩大反清革命队伍，他又来到武昌，与刘静庵等人发起成立了科学补习所，以研究科学为名，在新军和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华兴会定于11月16日在长沙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尚未发动，就事泄失败了。1904年底，悲愤满腔的宋教仁流亡到了日本东京。
当时，日本东京是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国内许多革命团体的骨干力量都聚集在这里，革命思潮风行。宋教仁来到这里就立即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他与同志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并采用黄帝纪年，以示与清政府决裂。《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号上，宋教仁自己写的文章就占了整本杂志的四分之一篇幅。他的文章尖锐而又深刻，这使他名扬东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了中国留日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东邻扶桑，成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这些革命者的活动舞台。然而，无论是宋教仁还是黄兴，他们当时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没有进行组织全国性革命团体的活动。
1905年7月19日，宋教仁由程家柽介绍，结识了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者宫崎寅藏，热情豪爽的宫崎极力推崇孙中山：“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这是宋教仁第一次听到关于孙中山的介绍和评价。就在这一天，风尘仆仆的孙中山来到日本，很快由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和黄兴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见。紧接着，7月28日，由程家柽和宫崎介绍，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宋教仁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这时已是一位遍历东西洋，有着十年造反经历的革命者，他的见解高出宋教仁及其他人。宋教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全国性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的意见很不一致。在为此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陈天华主张团体加入，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在精神上仍然保持华兴会的独立。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可以看出，对于成立统一的革命团体，宋教仁虽不反对，但也不象陈天华那么热心。由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华兴会无法作出统一决定，最后只好以“个人自由”一语了结。
但是，在推翻清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是一致的。所以，宋教仁应孙中山的邀请，于7月30日参加了同盟会的筹备会议。会上选出8名章程起草员，宋教仁也是其中之一。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制造革命声势，宋教仁又同黄兴和程家柽等人于8月13日在富士见楼举行了一次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宋教仁主持了这次大会并致欢迎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会场上不断爆发掌声和喝彩声，气氛十分热烈。
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也移交给同盟会作机关报，并改名为《民报》。
以兴中会、华兴会为中心的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给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开始相信，推翻清朝的“革命大业可以及身而成矣。”
与孙中山的结识，也给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领导人以巨大影响。在同盟会成立以前，无论是两湖人士为主的华兴会，还是以两江人士为主的光复会，其政治纲领都是反清明确，民主共和不明确。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志士们就在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统一目标下联合起来了。
同盟会成立初期，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是融洽的，孙中山每到日本，二人必作长谈，宮崎寅藏欲发行《孙逸仙传》，由宋教仁花费了大量时间为之增润修饰。1907年初，黄兴决定去香港策划武装起义，要宋教仁代理同盟会的庶务，宋教仁虽正在养病，但因考虑到黄兴此去“关系甚重，若不应之，殊为非是”，所以，愉快地接受了。这时，他和孙中山同在东京，日相过从，担负起了筹划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和处理本部日常事务的重任。
分歧与误解 融洽并不等于完全一致。1907年，由于孙中山与黄兴在国旗问题上发生争执，因而孙宋之间也产生了隔阂。
2月28日，在讨论将来建成的新国家的国旗样式时，孙中山和黄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孙中山主张采用陆皓东绘制的青天白日旗，认为兴中会的先烈和惠州革命军的将士都先后为这面旗流过血，应当留作纪念。他还给这面旗增添了红色，改成为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谛。黄兴表示反对，认为这面旗的式样既不美观，又与日本的旭旗有点相似，不如采用象征平均地权意义的井字旗为宜。孙中山声色俱厉地拒绝了黄兴的意见，黄兴十分生气，并表示要退出同盟会。
当黄兴把此事告诉宋教仁的时候，引起了宋的一系列不满，他认为：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甚至想到：“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第二天，宋教仁找到孙中山，固执地辞去了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三月下旬，他离日赴辽东运动“马贼”。
事后，黄兴经过冷静思考，为了革命大局，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并且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采用了孙中山坚持的旗帜，这样，同盟会避免了分裂。可是蒙在宋教仁心头的阴影一直没有消除，在东京的倒孙风潮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在这次倒孙事件中，宋教仁虽然不象章太炎那样锋芒毕露，但在事实上他却是章太炎的支持者。由于黄兴和当时任同盟会庶务干事的刘揆一顾全大局，同盟会才避免了分裂。
尽管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互有成见，但在黄兴、刘揆一的从中调节下，矛盾没有激化。所以在1910年6月，孙中山秘密到日本之际，宋教仁就主动找孙中山商量改良党务问题。孙中山没好气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问他是什么缘故，孙中山回答道：“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宋教仁知道孙中山余怒未消，未曾争辩，回来后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谭人凤，谭人凤听后颇为愤激，第二天又同宋教仁一起去找孙中山，孙中山“仍持此种论调，”谭人凤反驳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成，可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应该说，孙中山负气所讲的话是错误的，谭人凤的批评是中肯的。因此，孙中山答应？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遗憾的是，几天以后，日本警察发现孙中山来到日本，所以，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没有开成，孙中山便匆匆离去。一次弥缝孙中山与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的矛盾的机会失去了。
革命策略的改变
由于同盟会的整顿工作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在南方边远省区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均陷于失败。部分同盟会员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对以往采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性也发生了怀疑。于是宋教仁和谭人凤召集十余人在宋教仁寓所寒香园开会，讨论关于革命方略与组织的一些新的设想。随后，召集了十省区同盟会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革命中心转移和进行革命的步骤问题。会上，宋教仁总结了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对以后的斗争方略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就是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召全国，就象已经获得成功的葡萄牙和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此策为最善者也”；中策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善者也”；下策是在东三省或者云南、广西等边远省区密布革命力量。进居边关要塞，然后向内地徐图进取，最后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此策之又次者也”。他认为，北方的革命力量太弱，尤其是京畿地区处处都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上策运动甚难；而在边远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已经遭到多次失败；三策比较，最为适用的还是中策。
宋教仁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的意见，得到了这次会议的一致赞同。革命三策对形势的分析是准确的，全面的。中部革命的主张是对孙中山局限于西南边陲起义的重大弥补。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正确意见。
同盟会中部总会 鉴于同盟会东京本部已经不能对国内革命发挥积极领导作用，宋教仁和谭人凤等根据同盟会成立时关于在国内设立五个支部的成议，决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沿江地区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为了筹集经费，宋教仁忍痛出售了他所翻译的《比较财政学》一书的版权，并于1910年12月31日登上轮船，离东京回上海。
宋教仁到上海后，任《民立报》主编，一面加紧革命宣传，一面着手在长江流域筹建革命领导机关。
正当宋教仁在上海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的时候，黄兴和赵声等依照孙中山的意见，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统筹部，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黄兴和谭人凤电邀宋教仁赴粤，宋教仁放下《民立报》的工作，赶赴香港参加起义。1911年4月中旬，他到达香港，接替陈炯明担任统筹部的编制课课长，负责拟定文告约法，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制度草案，以便在起义胜利后颁布施行。宋教仁聚精会神，仅用了十余天时间，就写成了厚厚的三大本。
4月27日，宋教仁与何天炯、陈其美等人搭乘晚班轮船赴广州，准备去参加冲锋陷阵的战斗。但是，当他们第二天凌晨到达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只见火光冲天，城门紧闭，估们无法离船上岸，只好返回香港。
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元气大伤，不少有名的革命党人心灰意冷，痛不欲生。赵声在愤恨中不久病死香港；杨笃生悲观异常，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杀；黄兴打算脱离整个革命运动，单独狙击他最痛恨的清军头目李准等人，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
宋教仁并没有灰心丧气，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上海，仍然担任《民立报》的主笔，一方面继续用他那支锋厉的笔同清朝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一方面更加积极地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他与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了解到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力量并没有受到重大摧残，这里革命党人的意志也并没衰落。他们经过几次磋商，于7月31日在湖州会馆举行了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谭人凤在成立宣言中写道：“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宋教仁在章程中写道：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揭示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宗旨。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发展的产物，是宋教仁等作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黄兴得知中部同盟会成立的消息，立即致函说：“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孙中山对宋教仁等将军事策略转移到长江流域的行动，也表示赞成。实践证明，在武汉首义和长江流域各省纷起响应的斗争中，中部同盟会起了领导和推动的作用。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是适时的、正确的。宋教仁为此而建立的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政治进取与埋头实业
错误的让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中国的沉沉暗夜，宣布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宋教仁欢欣鼓舞，迅速赶到武昌前线，领导革命斗争。孙中山也从海外回国，与宋教仁等投入了创建新中国的活动。
在迅猛的革命洪流冲击下，清朝政府抬出袁世凯来维持这个即将倒塌的堤坝。于是，怎样对待袁世凯，成了摆在革命派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孙中山回国前夕，1911年12月初，各省代表会在拟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同时，就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就揭开了对袁世凯让位这场悲剧的序幕。
对于让位问题，宋教仁与孙中山基本是一致的。他们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可以利用他来推翻清政府，可以免除战争所带来的损失。孙中山决定归国的时候，曾致电《民立报》：“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君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过于乐观的孙中山，在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又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此后孙中山也一再表示自己的这种态度。
宋教仁对袁世凯的不信任感要比孙中山强烈。当武汉苦战袁世凯放出议和空气时，宋教仁在致李燮和的信中写道：“其人（指袁世凯）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宋教仁曾认为，在未来的革命政府中，要以革命党人为主导。因此，当筹组临时政府时，他坚持“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对于南北议和，宋教仁也曾表示过怀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东南光复，军书旁午，不久组织政府于南京。与此举议和。……然巢穴未破，终属障碍，今云议和，岂得已乎？”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北议和告成，宋教仁从未公开表示反对让位。
宋教仁限制袁世凯的策略与孙中山不太相同。他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他认为：“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也不得不就范。”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临时政府北迁。
多年以后，在回顾这段令人痛苦的经历时，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组织国民党 孙中山辞职后，注力于经济建设的“社会革命”，他在辞职的当天演说中，强调：“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自此以后孙中山就不大过问政治，致力于实业以及民生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宣传。他宣称，“十年不预政治”，自愿以在野身份筹款六十亿元，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以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为此，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的委任，担任全国铁路督办。黄兴在解南京留守职后，也置身于实业建设，担任了汉粤川铁路督办。
当孙中山鼓吹兴实业的时候，宋教仁则从另一条战线展开了斗争。他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积极着手改组同盟会，幻想通过“新旧合作”，建立第一大党，进而组织责任内阁，以分取袁世凯的政治权力。这样，宋教仁始终没有脱离政治斗争。而且，同盟会的领导工作也越来越多的由宋教仁担任。
为了建成一个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党，宋教仁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开展组党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原先由同盟会员和立宪党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国民党的建成，使宋教仁非常兴奋，他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向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以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当时的国民党，显然是具有进步性的政党。它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主张责任内阁以分袁世凯的权力，在当时整个资产阶级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在组织上团结了一支限制袁世凯的政治势力，成为袁世凯不可低估的政治对立面，具有对袁抗争的意义。
国民党的组织者和实际领导者宋教仁，坚持了同盟会的基本纲领，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英勇奋斗。他那饱满的政治热情，对阶级事业的耿耿忠心，在当时的革命党人里面，也是少见的。当时，孙中山去职下野，黄兴被解除兵权，大批老革命党人消极徬徨。唯有宋教仁朝气勃勃，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相号召，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强调实行民权。这比孙中山所强调的社会革命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宋教仁成为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革命领袖人物，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竞选与被刺
袁世凯已决心建立自己的新王朝，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他除了用甜言蜜语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绞尽脑汁，他知道宋教仁活动能力甚强，比孙中山和黄兴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他的手中，为他所用。因此，他曾经对宋教仁称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可以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鉴于国会大选举行在即，宋教仁于10月18日离京南下，一方面去桃源探望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一方面在南方各省布置国会的选举事宜。临行之前，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一套价值三千元的服装，还有五十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任他支取，宋教仁只把衣服收下，却把支票退回。
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选举中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选举结果表明了人心的向背，仍然具有民主共和色彩的国民党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宋教仁精神抖擞，踌躇满志。为贏得这场竞选的胜利，宋教仁不辞劳苦，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极力宣扬政党内阁制。作为第一代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深地贏得了人心。
国民党的胜利和宋教仁的政治抱负，大大地触怒了袁世凯，他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袁世凯深知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洪述祖和程克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便由他物色具体执行的凶手。
袁世凯在秘密下达暗杀宋教仁命令的同时，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商讨国事。宋教仁不知其中杀机，便决定于3月20日乘夜车北行。当他和黄兴、廖仲凯、于右任等进入上海车站时，突然被刺，时在当天晚上10时45分。宋教仁为在祖国的大地上实现民主共和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志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宋案发生以后，“全国人心鼎沸，国贼国贼之声，震于寰宇”。革命党人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以及日本横滨、神户、东京、大阪等地，相继召开追悼大会，历数袁贼罪恶，呼号武装倒袁。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数万人之多，向袁贼进行无声的讨伐。
在革命党人中最先觉悟和主张武力讨袁的是孙中山。3月26日，孙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力主武力解决，他提出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安徽五省同时起兵，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谭人凤、李烈钧等起而追随孙中山，主张兴师问罪。黄兴虽然一度感到革命派兵力不足而寄希望于法律解决，但当袁世凯兵刃相加，任意横行时，终于认识到“豺狼之性，终不可移”，并“深悔待时留决之非”。转而支持孙中山武力讨袁的革命主张。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但是他那爱国之心、爱友之情将永世长存。
宋教仁从1905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明确地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中，宋教仁和孙中山有过分歧，有过矛盾，但是，他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为实现中国民主共和而奋斗。为了这个目标，宋教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撰写了数百篇诗文，参加过多次武装起义。筹划过中华民国的成立。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上弥补过孙中山和其它革命党人的不足，推进了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共和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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