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一支十分活跃的政治力量，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和它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宋教仁就是其中的一位。宋教仁与会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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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地主家庭。宋父曾经学习武术，宋兄也拜师学武术并和会党有关系。宋教仁幼年就接触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类反满作品，其中宋的祖父撰写的含有反清复明的《腹笥草集》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宋教仁长大后也就加入了会党的组织。
1899年冬，桃源会党首领陈犹龙、杨吉阶在武陵县河湫山接纳宋教仁等为富有山堂会员。不久陈犹龙以自立军左军统带的身份率部积极参与了唐才常直接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当时在漳江书院就学的宋教仁与此次起义的关系尚无确切材料可考，不过他对起义的高度评价是可以肯定的。宋教仁认为，“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在汉口，而原动力则湖南”，和1904年华兴会起义一样，“虽皆不成，要为湖南人反对满族之萌芽矣。”事实上，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仍与参与此事的会党分子陈犹龙、郭定安等人保持密切联系。他当时认为，离开了秘密会社，反满的民族革命便无从谈起。1903年初，他在赴武昌途经常德时，曾“与旧友孙锡卿谋秘密结社，谓不如是不能革命，不能革命则满政府不能倒，民权莫伸，国耻亦无由雪。”
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一道创建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并被推举为副会长。宋教仁完全同意会长黄兴提出的设立同仇会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决策。华兴会决定在这年11月16日西太后生日那天在湖南五路同时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具体任务是鼓动会党在常德城内学生和清军低级士官的领导下起义。
同年10月，宋教仁为了招兵筹饷首先回到桃源家乡活动，“不旬日间，豪俊集者三万人”，都愿听从他的指挥。但宋教仁在措筹起义经费方面遇到了困难，遂决定赶往长沙与黄兴商议办法。10月31日途经常德，住五省栈。该栈司帐、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坐堂胡有华，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金凤山刑堂刘复基以及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从事会党活动的晏熊闻讯均要与宋同赴长沙。宋教仁决定刘复基留下与湘西哥老会凤凰山僧楚义生一道，“在常经营一切”，自己和胡有华、晏熊共去省城。11月5日舟抵长沙，方获悉消息走漏，起义事败。于是宋教仁决定让胡有华、晏熊分头暂避，自己乘船离开长沙。他于11月下旬抵达上海，与亡命在沪的旧友陈犹尤会面，不久先后赴日本开始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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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揭开了辛亥革命的新篇章，宋教仁与会党的关系也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
前此，宋教仁和黄兴鉴于来日本的“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这一动议因遭程家柽的反对而未果。不久孙中山来到东京与宋教仁等人商议筹组同盟会，孙中山在会议中提出：“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若现在为数十百人出而联络之，主张之，……天下事从此定矣。”孙中山的这席话引起了宋教仁强烈的共鸣。8月13日，程家柽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上的演说同样受到宋教仁的高度重视。程家柽指出，“国人革命之心，自明亡国，秘密结社，到处皆是，惟各自分立，不相系属，其势弱微，不克大举。……必其联合留学，归国之后，于全国之秘密结社有以操纵之，义旗一起，大地皆应，旬日之间，可以唾手而摧虏廷。”从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的行动来看，他是赞成孙中山、程家柽的主张的。
宋教仁早在1905年初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时就吸收会党首领陈犹龙参加编辑工作，还同意参加过自立军起义的哥老会富有山堂刑堂郭定安参与陔杂志的发行工作。同盟会成立后，陈、郭两人先后入会。陈犹龙在宋教仁的鼓励下继续参与《民报》的编辑，鼓吹革命。他在1907年1月经宋教仁同意后秘密介绍数人加入同盟会，并答应设法为派遣回国的同志筹集川资。宋教仁对陈犹龙极为信任，1910年秋在日本的十一省区同盟分会会长大会就是在陈犹龙的寓所进行的，宋教仁在这次讨论革命中心转移和革命步骤的重要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不久宋教仁离日归国时，还把自己的日记手稿交给陈犹龙保存。
郭定安的情况则和陈犹龙不同。郭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变节投敌，出卖同志。由于他在留学日本时隐瞒历史，伪装进步，骗取了宋教仁的信任。宋教仁视郭为至交，他在1905年1至6月的日记中提及郭定安达20多处。郭定安加入同盟会后被派往武汉活动，宋教仁还介绍他与日知会联络，正好中了他的奸计。郭定安回国后真相毕露，先后诱捕刘静庵等革命志士多人，使日知会遭到严重破坏。宋教仁交友不慎，用人失察，对此应负一定责任。
宋教仁作为一个来自湖南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桑梓之地的会党活动自然特别关心。当1906年洪江会萍浏醴起义的消息传到东瀛时。宋教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在日记中写道：“余思此当系马福益之同类或前岁随余之楚淦，晏雄亦在，亦未可知也。”在整个起义期间宋教仁每天通过报纸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并同刘揆一一起主动去向黄兴请战。”1907年1月19日，宋教仁“阅报，见有湘、赣革命军已归平静之事，不胜惋惜。”
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对祖国各地的会党运动同样予以热情的关注。1907年初，湖北黄州的会党起事、河南卫辉会党的反洋教斗争以及陕西华阴的会党暴动等都记人了他的日记。宋教仁还在1906年8月亲自接待了前来日本寻找革命党的四川会党领袖佘英。两人开诚布公促膝畅谈达四个小时，宋教仁询询善诱，“并就四川之时势、地势言其利害得失，劝其勿卤莽从事”。佘英对宋教仁的话“均以为然，若甚满足者”。不久，佘英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为西南大都督，“付以打通川、滇、黔会党之责。”佘英回川后联络各派会党，在1907年至1909年间，连续在泸州、隆昌、广安等地发动起事，1910年被捕遇害，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难看出宋教仁的指导帮助在佘英这一会党首领走向革命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教仁对于联络东北马侠也是殚精遏虑，不遗余力。早在1905年他就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认为东北的马侠即是二十世纪之梁山泊，并介绍了当时马侠的活动概况，分析了马侠兴盛的原因。马侠是俄国侵略者侵入我国境内大肆掠杀后，东北居民互相团结屯聚保卫身家的一种组织，有一部分是反抗清朝统治的穷苦群众。为了联络马侠，宋教仁通过阅读书报，找人谈话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展开调查研究。1906年9月25日，宋教仁经过慎重考虑向黄兴正式提出联络马侠韩登举部。黄兴对此表示原则同意。1907年3月，宋教仁在与黄兴、孙中山等人商议后，决定亲赴东北，联络马侠。同年3月23日，宋教仁与日本人古河白东京启程，于4月1日抵达安东。
4月3日宋教仁执笔写了致李逢春等马侠首领书，他在信中表示，“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徒党，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挟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这里宋教仁是把联络马侠看作实施自己提出的战略上策即在北方或首都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身在大孤山的李逢春为宋教仁热情的话语诚恳的态度所打动，于4月8口复函宋教仁等，邀其上山商谈。至此宋教仁联络马侠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同年春天，宋教仁在与吴禄贞、张榕等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时，力主吸收马侠参加，“集合李逢春、金寿山诸马侠，设同盟会支部于辽东”。稍后，宋教仁至北满联络著名的马侠首领刘单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接着他又和徐镜心一道前往吉林延吉地区亲访时任当地团练总领韩登举，策动他举团练反正。韩登举出于自保没有接受宋教仁的革命主张，但向宋教仁及时提供了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间岛问题妄图吞并我国领土的信息。宋教仁后来撰写的《间岛问题》一书是宋教仁此次联络马侠的一个重要副产品，为中国政府在对日谈判中坚持以图们江为界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同年6月，宋教仁得悉惠州起义，拟发兵响应。不料事泄，宋教仁被迫中止联络马侠的工作，返回日本。但宋教仁在东北马侠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未就此熄灭。
武昌起义后，黑龙江马侠首领刘献芹在革命党的领导下起义，一度攻占拜泉县。安东、庄河一带的马侠、民军还积极配合蓝天蔚的北伐军与清军作战，连战皆捷。宋教仁等当时提出了到东三省秘密招募马侠南下充作北伐骑兵的任务，后在中俄边境招了刘弹子（玉双）作革命军骑兵团的团长。刘弹尹所部全数南下抵达上海参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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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特别是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会党的反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由于缺乏新的奋斗目标，又由于不能很好地克服自身的陋习缺陷，会党在一些地区聚众赌博，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抗官扰民。甚至被反动势力所利用，与急于巩固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革命党人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会党问题成了民国初年重要的社会问题，宋教仁作为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及时提出了改造会党的主张。
1912年5月，宋教仁在为日本人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作叙时指出，“今诸党会，其行或不轨于正义，为世诟病，然其富团结力，守秩序，重然诺，急公死义，不爱其身躯，心买惓倦乎胜国，历世合群不变，希冀一当，不要有足多乎？使再节制其群，广展其宗义，化而如欧美之民党工会，其结局必有以进于新汉隋唐元明季世诸党会之所为，岂弟为高材捷足者驱除已哉？”可见，宋教仁并不同意“高材捷足”们武力解决会党的做法，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会党的历史和现状，缺点和长处，提出了政治解决会党问题的方针。
为了进一步落实化会党为“欧美之民党工会”的方案，宋教仁在同年稍后联合陈其美、李燮和、张绵等人制订了《中华和平会章程》。《章程》第四章第四条明确规定，“本会附设崇正团。……凡未光复以前种种党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改为崇正团团员以合成一大团体。”“凡入本团后，……无职业者，即由本会代谋生计，设法安置，或编为民团，以仿市町警察之制；或贷其资本，以归农、工、商贩之途。必使其各畅生机，无虞失业。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改[解]散。”其中安置“无职业者”的措施果能付之实施，解决会党问题必能收釜底抽薪之效。可惜的是革命党人自身在新政权中地位不稳，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不足以解决广大游民的生计，所以宋教仁等人精心设计的将会党改造为崇正团的方案终无法实行。尽管如此，宋教仁提出的改造会党的主张毕竟为解决民国时期帮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实践上，历任党政要职的宋教仁与革命党内的会党人物仍保持着交往。1912年4月，宋教仁北上进京就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时，就打电报请同盟会会员、三点会骨干杜兴五北上襄助。杜奉命抵京后即被宋教仁荐为农林部佥事。
然而，宋教仁在重视信任会党的同时，对其中隐藏的敌人如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之流，却也丧失了必要的警惕，以致于酿成了被暗算身亡的悲剧。应桂馨，浙江镇诲人，青帮大字辈，辛亥革命前夕投效陈其美。1912年初，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卫队司令兼庶务长，不久因贪污被革职，6月，应桂馨诡称为剪除会党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总期立图改良，维持国内和平，增进国内道德”，要求成立集青帮、洪帮、公口于一体的中华国民共进会。沪军都督陈其美考虑应桂馨所言和中华和平会崇正团的设计相似，即表示全力支持。不料应桂馨很快就被袁世凯收买，于12月间进京接受袁世凯的指令，利用会党势力进行特务活动。然而，宋教仁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对此毫无所知，而且在谭人凤、陈犹龙发现应桂馨行为不轨，嘱其加强戒备时，他也不以为然。正由于宋教仁对应桂馨这个有重大通敌嫌疑的帮会分子丧失了必要的警惕，以致于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惨遭袁世凯的暗算，于1913年3月20日遭到应桂馨直接指使的暴徒的枪击，两天以后含恨去世。
宋教仁的死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理想的西方民主政治敌不过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会党搞的流氓政治，而如何处置游民会党确为民主革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宋教仁与会党的交往是他整个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这方面他同样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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