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陶菊隐同志的《筹安会“六君子”传》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民国初年，长沙市上经常有一位童颜鹤发的老翁身穿对襟马褂，开气袍子，马蹄袖子，腰间系有绣花荷包一只，脑后垂有用红绒线扎的小辫子，足登红缎鞋子。单凭这套五颜六色的打扮，已足令人发笑，可是他身边还带着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妪，形影相随，招摇过市，路上都指为老怪物和上坑老妈子的“活现形”，而此老怡然自若。他就是当世所称的王湘绮先生。
湘绮先生即王闿运。陶氏不愧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他这段漫画式的描写真是形容毕肖，以致我们至今读了，仍能在头脑中再现出一个玩世不恭的封建遗老的形象。类似的描写我们在别的笔记、小说中也可以找到，例如易宗夔的《新世说•言语》中有一条说:
王壬甫(王闿运，字壬秋，又称壬父、壬甫)硕学耆年，性好诙谐。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大夫争翦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仍用前清冠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
这也活画出一个玩世遗老的神情。不过易氏对王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象是在对王的“诙谐”表示欣赏。然而这段文字的客观意义却与陶文并无区别。近几十年来，人们大都就依据这个形象来认识王闿运。
不能认为人们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依据这个认识列出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言行:
王闿运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民国五年(1916)，他的一生大致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始终，不过，他的崭露头角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开始以来。对于这一起义，王闿运是坚决反对的。当曾国藩起兵镇压起义时，他曾经想从军，时虽不行，但后来多次献策，并在曾军狼狈困苦之时三度至其幕府。咸丰九年(1859)，他仍展转到达北京应进士试，落第后常出入于清权臣肃顺所，为肃顺所赏识，与之约为兄弟。中间又曾寓居山东巡抚文煜处，后又往祁门向曾国藩献策。在整个太平军起义期间和以后，他一直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及淮军首领李鸿章等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还写作了大量诗文，哀悼因镇压太平军而战死的将领，充当了在文化战线上围剿太平军的角色。
王闿运还把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看作至高无上，拒绝向西方学习，他对曾、左、李等的办洋务已有微词，甚至迂阔地劝出使英国的郭嵩焘要用中国的仁义之说感化外国人，对于康、梁等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等的革命运动他更是一贯反对。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准备作皇帝，起用清朝遗老，他应召入京，充当了国史馆长，虽然见势不妙，不久即辞归，但后来他的学生杨度把他列名为湖南地方官绅“劝进”的领头人，他并没有公开反对。
总之，在我国近代史上一些关键性的时刻，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王闿运确实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说他是一个守旧派，一个封建遗老，并不算冤枉。
但是，如果根据上述那些事迹就断定王闿运是一个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那却是欠客观的。因为这位博学多才而又留心世务，自负有“帝王之学”的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又表现出是一个正直的爱国者，在学术上也颇有创见，不同流俗。
请先看他在咸丰六年写给曾国藩的信中的一段话：
兵革不息，于今六年矣。圣恩湛濊，浃于穷闾，赋不益入，征发不行，百姓无废业，而民困不◇(按: ◇，音恣，死而复生也)者，财匮于转徙，势穷于捐输;一邑之富，供十郡之求;一道之财，济数道之急;席业者对畎亩而蹙额，服贾者税厘金而变色；人人不安其生，悉空家财而无救寇至。故武昌、南康之师未移寸步，而江西、湖南帑又竭矣。劝捐之局，踵贼去来。来不能拯，去又绳之。里语曰:“官官相为，官高者贤。但闻蛮官，不闻蛮民。”每议一事，先问权贵。五品以上，气陵郡守;七品以下，侧行县门；苟被章服，必与官事;国人嚣然，莫敢言非。又或商贾之豪，驵马会 之才，结识道府，即掌局务，不问能否，不恤民怨。寇势愈张，官力愈弘;公局愈兴，民困愈穷,掊克者能，捷足者登，虽至破败，又不加责，此其尤倒置是非、黑白不明者也。夫是故民不信上而财不弭患，谷尽而军实不足，贼过而休复无所。夫盗贼者，贫民之变计也，洪逆之事，有明征矣。今不钅监 其所以然，其未发者，穷苦无聊，怨谤兴矣。则是已然者不可追，而将然者不可乎搉也。
这对当时的统治者趁镇压农民起义之机加倍剥削压榨人民的情状，揭露得何等深刻！该书还有一段论团练之害民，也洞中要害。作者之意当然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但如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患想，没有敢于直言的品格，一个不在位的书生能说这种话么?
同这些见解相比，王闿运对如何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看法显得颇为迂阔，其最可笑之处是仍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旧日的夷狄同等看待。然而他指出:“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失政，”并批评清朝始则以据傲的态度对待外国，拒绝通商，继则和战无策，进退失据(详见《御夷论》及《陈夷务疏》)，这却是中肯之论。尤可注意的是他在甲午之战期间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该信在指出当时并非缺乏坚船利炮，而在于将帅的畏敌，然后责备李说:
凡战不胜，由无主帅，其军三军，必曰“方叔◇止，”知兵食不足恃也。公当率两洋木船，登艫誓师，尅日渡海，蹈隙而进，横波直冲，糜碎为期。展轮之日，日本必求服矣。犹当大创而后许之。然后三十年之屯营，十年之海军，公之平生蕴蓄方略可襮著于天下。今不此图，而但至芦台，一瞬而还；将因败以待和乎?抑不和以待败乎?鹖冠子曰:“略足以恬祸，”公之谓也。”……元勋巨臣，诚当体国，国之不利，公何利焉?士君子名节之为贵，神威訏谟屈子小丑，国即蒙耻，公当自刷耻也。公已特恃东朝保全耳。今道路流言，公镃重尽寄香港，唯衣被存行台，中伤如此，闻者为之寒心。亲旧之士，亦有敢以告者乎?他日邵、张行成，载在史册，误国之罪，谁执其咎!
这当然仍不免有点迂，但都迂得可爱，因为其中不但跳荡着强烈的爱国心，也充满着敢于直斥权臣的正气，读之真令人气壮。当时批评声讨李鸿章的，固然大有人在，但象他这样直接写信去抨击的，在封建士大夫中，恐怕是不多见的。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足可把他同其他封建文人区别开来了。较之那些在“大人物”面前一副奴才相的人来说，更要高出十倍。王闿运一生与湘、淮军主要头目都有交谊，而始终未被那些人保举，予以重任，人们都说是由于他不肯小就，我看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象王闿运这样既正直、爱国而又昧于时代潮流的人出现在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初的我国是并不奇怪的。我们的祖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又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这两种情况结合起来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传统极为深厚，一是封建文化思想的传统也特别深厚。这两个传统连同封建制度自鸦片战争以来都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一些知识分子逐渐地抛弃了封建主义，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新学(五四以后更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基础上发扬了爱国主义传统，投入了改造旧中国的斗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太平军起义到辛亥革命，标志着这一部分人前进的足迹。也有少数知识分子由惧外而转向媚外，从李鸿章到袁世凯(还有以后的蒋介石)，就走上了这一条卖国的道路。此外还有另一种，他们虽未能抛弃封建思想，但却保持了固有的爱国主义传统，用他们的落后的世界观来关心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这种知识分子在我国近代的七十年间并不是少数，王闿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上述三种人的存在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一个人走那种道路却有其具体的原因。王闿运所以成了第三种人则由其个人所处环境和生活道路所决定。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自宋明以来，湖南堪称是理学之乡，及至清前期尚如此。所以尽管乾嘉时期以重考据为主旨的汉学在全国盛行，湖南的学风却较少受其影响。俱道光以来全国重新兴起的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湖南的学者倒是比较领先的。魏源就是杰出的一个，余如贺长龄、贺熙龄等也是较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人。然固有的学风仍有影响，故当时湖南士人除魏源等个别人主要借今文经学鼓吹致用外，多数人仍崇奉程朱理学，如贺氏兄弟曾国藩等人就虽讲求致用之学，而仍以程朱为宗。王闿运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学风下成长的。从治学的门径说，他较接近于魏源，且早年又沉酣于汉魏六朝文学，因而他素不喜程朱理学，但受纲常名教的薰染还是很深的。特别是他的成名早，到大平军起义时，他虽不到二十岁，但已是文名籍甚，受到前辈的重视了。这使得他有可能在思想还未成熟的时候就进入了社会的上层，同曾国藩等人发生关系。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更以名举人的资格受到了肃顺等王公大人的青睐。这一切实际上成了王闿运的包袱，使他变成一个非常自负的人，目无余子。所以，尽管他对于世界新形势、新知识并不了解，却深闭固拒，一点也听不进去了。我认为，这是王不，王闿运的不幸。
王闿运在政治上保守，在治学方法上却比较宏通。他虽宗尚今文经学，但所作笺注，不尽守成说，亦不作繁琐的考证。其《尚书大传补注序》自谓是“就其断章，寻其宏旨，足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即说明他注书的旨趣不停留在训诂上。但他又不象宋人那样在注中侈谈“义理”，而只求疏通文义，这种简要的注释方法，尽管亦有其缺点，然无论是对宋儒来说，还是对清儒来说都是一种革新。
不过，王闿运的成就主要不在经学上而在史学上和文学上。他的《湘军志》虽站在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上立言，叙事亦间有未密处，但对清朝的腐败、人民的困苦乃至曾国藩等湘军将帅累战累败的狼狈相和曾国藩等攻下金陵后肆意掳掠的情状都直言不讳，其不阿附权贵的精神是可贵的，故曾遭到曾国荃等的攻击，竟至一度毁板。他作的几种湖南州县志，在清代湖南的地方志中也是上乘之作，其书札文笔之妙、辞赋之美更为晚清所罕见。而他本人最自负的则是诗。然而正是在对其诗的评价上人们有着严重的分歧。近代维新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谭嗣同说:“论诗于国朝，尤为美不胜收，然皆诗人之诗，无更向上一著者。惟王子(按:指王夫之)之诗能自达所学。近人欧阳(按:指欧阳瓣姜)、王(按:指王闿运)、邓(按:指王闿运的挚友邓辅纶)庶可抗颜，即寄禅(按:即八指头陀)亦当代之秀也。”(《论艺绝句六篇》自注)、柳亚子则相反，他的《论诗绝句》说:“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太史公。古色烂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把王闿运的诗和文一古脑儿都否定了。陈衍又稍异，他说:“湘绮五言，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也。然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石遗室诗话》)至于现代，则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诗，大概是等诸自桧吧?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王闿运的诗呢?我想首先还是应从它的内容考察起。
陈衍的话是对的，湘绮诗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从太平军起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国家大事几乎都有反映，其时的民生疾苦和朝政弊端亦多形诸吟咏。虽由于作者的敌视农民起义和思想保守，不免对现实有所歪曲，难以尽称“诗史，”但亦时见精彩，如《独行谣》描述清军镇压太平军起义，攻破南京之后的情况说:
……童孽何足俘，三帅好传讹。(按:此二句谓洪秀全子天贵自南京逃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皇其事，而不知其确切下落。)沈左更腾章，疆帅互嘲诃。(按：此谓江抚沈宝桢与浙抚左宗棠不睦。)将将反违材，牵船策疲骡，谁云败驾马，终类画足蛇。(按:此谓杨岳斌本为水师提督，而改督陕甘，终以不胜任罢去。)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平吴争大珠，奏凯搜装驮，徒增俗讪笑，但讶涉夥多。(按:此谓南京陷后，曾国藩奏言:初疑洪有积金，严密搜求，实无之;而恭亲王谓国藩弟少荃买腊笺即费三千金。两方为争夺财物，贻人讪笑。)马生骤建旗，后杀比陈陀。(按:此谓马新贻骤贵，先代左宗棠为浙抚，后又督两江，为张汶祥所杀。)果威荷柱石，文武两无施。征车过蕲黄，老幼诉烦苛。(按:此谓湖广总督官文并无才能而封呆威伯，拜大学士。)王军恣骄横，与寇共蹂蹉。(按:此谓僧格林沁的军纪很坏，掳掠男妇，僧不之禁。僧为王爵，故称王军。)功臣稍见轻，幸门忽已移。怏怏各移镇，露刃已参衙。蹇驴三山街，聋李对怨嗟。(按:此谓清廷在太平军被镇压后渐抑湘军，以李鸿章代曾国藩为江督。李谒曾以洋枪小队自随，随登堂。曾国荃对清廷之抑湘军甚不平，对李鸿裔发牢骚，言有地老天荒之恨。)
这虽是短短的一段诗，但把满洲贵族的腐败，清廷与湘军的矛盾，湘军与淮军头目的矛盾都刻画出来了。
至于描绘民生凋弊的诗篇则更多，如诗集卷一《石泥塘……耳闻目见为此篇》一诗，就写到太平军起义时期湖南湘潭农村石泥塘的萧条景况:“岂知贱谷贵金银，今日万钱三十石，我寻遗迹无百年，茅茨倒塌双门偏。其中男妇坐丛杂。数日已见厨无烟。”卷二《题半乐亭移辛夷》描述清军统冶下的武昌城说:“此邦遭三乱，有吏愁无民。军书急征求，羸老乞米薪。”又如卷六《盐井歌送两广盐运蒋司使志章按察四川》述及太平军起义前后统治者加重搜刮民众脂膏的情况说:“金田西夷未灾变，朝廷将相生茅棘。始闻三库搜金银，不数闾阎缺衣食。红旗一掣海水飞，万里空城映寒日。庙堂恐惧推贤俊，草野苍茫献谋策。农桑利尽搉税严，播荡江湖转萧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把鸦片战争前后，在统治者加紧压榨下农工商贾无不受困的景象都揭露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湘绮在揭露朝廷军政外交的弊端时，不但不回避权贵，对皇帝也有所讽刺，他的名作《圆明园词》即其一例。此诗作于同治十年，距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十一年。由于作者一贯认为修明内政是抵御外侮的前提，而且那时已有御史“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园宫”(徐树钧《圆明园词叙》)了，故他的这首长诗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只约略带过，而把笔墨集中到描写圆明园的兴废，从这一侧面反映清朝的盛衰，并总结盛衰的教训。现全录如下，并略疏大意: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血填汙成斥卤，宫廷映带◇泉原。停泓稍见丹棱氵片 ,陂陀先起畅春园。畅春风光秀南苑，蜺旌凤盖长游宴。地灵不惜罋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圆明始赐在潜龙，因回邸第作郊宫。十八篱门通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甘泉避署因留跸，长扬扈从且弢弓。纯皇(按:指弘历)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放开双境。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按:以上叙圆明园建设的由来。该园所在的北京西郊海淀自明时即有外戚、豪家构筑园林，故作者在申明皇居不可在郊畿的命意之后，即从元明的建都北京说起，然后写到康熙帝兴建畅春园，雍正在其原来邸第的基础上兴建圆明园，及乾隆扩建圆明园的情况。)
殷勤毋佚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病，长鲸拔浪海波枯。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燃已至。揭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此时先帝(按:指咸丰帝)见忧危，诏选三臣出视师。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辈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嫋嫋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珥。玉路旋悲车毂鸣，金銮莫问残灯事。鼎湖弓剑怅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按:以上主要写咸丰帝在人民起义的烽火连天的情况下却到圆时园去寻欢作乐。把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四个汉族女子养在园内。以致在外国侵略者入侵时仓皇出逃，客死在外。元皇喻指咸丰帝。因乾隆曾戒子孙不得扩修圆明园，而咸丰帝在民穷财尽之际仍加增修，故此段开首即由此引入，而以圆明园被毁作结。但作者认为咸丰以后危机的大爆发，实由嘉道以来吏治的腐败，故亦连带及之，而用“五十年前事”一句加以概括。姜后，喻指咸丰帝后钮祜禄氏，即后来被尊为慈安者，据说她曾对咸丰帝的放荡生活有所谏劝。)
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号，绣漪桥下鱼空泣。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妖梦林神辞二品，(按:据徐树钧《叙》称:“园宫未毁前一岁妖言传:上坐寝殿，见白头老翁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阶，……未一期而园毁。”)佛城舍卫散诸方。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网。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按: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昔同来，甯知乱竹侵苔出，不见春花泣露开。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钓连到◇，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蠃黛。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缤娥。芦笳短吹随秋日，豆粥长饥望热河。上东门开胡雏入，正有王公班道左。敌兵未◇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应怜蓬岛一孤臣(按:指管园大臣文丰)，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洲尚有神。(按:首四句述清漪园被毁后之状，该处后被慈禧重修，号颐和园。作者先一天至此，次日始至圆明园，故首及之。第五句后才历叙圆明园各处被毁后的萧条景象。“当时”句以下复由眼前之景引起，回叙咸丰帝仓卒出逃及敌军入城与火烧圆明园的情形。用文丰的投福海自杀与王公大臣或迎敌或出逃对比以示褒贬。)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锦纨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綵大宫门，何如旧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按:武清，指明万历帝的外祖父武清侯李伟，他曾在海淀修建清华园，当时号“京国第一名园。”)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柳斗宫花。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按:此段总结上文，告诫朝廷要爱惜民力，并照应篇首，再次点出皇居不可在郊圻之意。)
读完这首诗，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元稹的《连昌宫词》，那篇诗也是借写连昌宫的今昔来总结唐朝玄宗时由盛而衰的历史教训。两相比较，我觉得，湘绮这首诗不但反映的问题要复杂些，能从民生疾苦着眼，比元稹的仅从能否任用贤能着眼，评论的立足点也更高些。当然也有缺点，如对侵略者的暴行，终嫌着墨太少，还因传闻失实，误说在敌军放火以前就已有人放火了。这就无意中减轻了敌人的罪恶。此外，诗中对乾隆耗费大量民力物力扩修圆明园的罪恶也有意掩盖，说成只是“小费”，这显然不当。但总的说来，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史诗。
王闿运的诗中，还有《拟焦仲卿诗一首李青照妻墓下作》及《王氏诗》等也值得注意。前一篇是叙说某官的佣人李青照之妻因不甘受某官的污辱外逃，复遇恶少欺凌，携子投湘水自杀的故事，后一篇是叙述山东历城妇女王氏严拒明齐王高煦的污辱又不供出其夫家以致见杀的故事。历来写妇女节烈的诗很多，但反映妇女反抗主人和藩王的殊少见，王氏却能以满腔热情写到她们，这是可贵的。
王氏的诗内容很广泛，这里不详说，仅从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即可见柳亚子所谓“真意少”是缺乏根据的。然则其诗艺又如何呢?是不是如柳、陈等所说毫无自己的特色呢?
说王氏的诗有拟古的倾向，这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也承认，其五古主要是学魏晋古诗;七古则脱胎齐梁，兼及唐代的李颀等，其所作《忆昔行与胡吉士论诗因及翰林文学》一诗中就说过:“李何复古已优孟，湘社论诗更苛政。不从李杜争光芒，甘与齐梁拈竞病。”这等于说他要比明代的复古派更为复古。但是，他又说过:“诗则有家数，易模拟，其难在于变化”。(《湘绮楼论文》)可见他又是求变化的。当然，主张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明代李、何倡言不读唐以后书，而何在《得献吉江西书》中有“买田阳羡定何如”的诗句，用了苏轼的故事。反观《湘绮楼诗集》，我觉得，他的某些诗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有些诗则不然。
概言之，他的五言古诗多类魏、晋人之作;章法浑成，描写是粗线条的，语言也比较古朴，抒情、言志、写景之作尤多如此，某些叙事之作如前面提到的《拟焦仲卿诗》和《王氏诗》亦然。他这类诗的缺点不只是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有时还因为过于泥古而使得意境不够真切，形象不够具体、真实。如《拟焦仲卿妻诗》既说“妾是贫家妇，贫妇无华妆”。而前面却说“斜肩若垂玉，回腰带轻襦，素手出广袖，青绣缘领裾，单绣蹙金线，双绣云中蕖”。这显然是因刻意学汉魏乐府而曲歪了生活的真实。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他的那些写时事的长诗却不然，前引的《独行谣》就是比较典型的，那种直书其事，纵横自如的风格，显然不是魏晋诗中的能见到的。就是一些托古讽今的诗，也往往与魏晋古诗有别，例如《秋兴十九首》之一：
武昌昔王都，夏口飞相连衡。刘表工坐谈，犹能制荆襄，小人易窃位，智小量则盈。徒拥两大郡，岂见一交兵。至今百万众，一散如流星。萧条十里外，奔涛起风声。
这是讽刺清廷守武昌将帅的无能的。句法全是魏晋的，但全篇以议论为骨，末以风物点染，这种写法就逸出魏晋之轨了。他这种诗就其恣态纵横来说，倒有点象李、杜的某些诗，然纯以简朴的语言出之，又不类。这大概就是他自己的所谓“家数”吧!
王氏的五律，陈衍以为专学杜;他自己却说:“余五律不拘一家，自谓变化”，而推许邓辅纶能专学杜。(《湘绮楼说诗》)看来陈衍与他本人的话都不可全信，他的五律固有许多似杜的，能得其“沉着顿挫前后照应之法”，而他所宗尚的是“以超逸取致”。(同前)，如其《送钱御史使回》:
雪浪兼风雨，南中亦早寒。离心如落叶，随马入长安。荆豫连兵戌，轺车感路难。饥鸿扶道泣，应为罢传餐。全诗章法浑成，无刻削之句而白饶情韵，第二联以古法入律，自然流走，这大概就是所谓“超逸”。实则是融会杜甫、王维之长，虽难说有什么独创性，但却不是优孟衣冠，因为他已学得入化了。
在王氏的诗中，从艺术性来说，我认为以七言歌行的成就最高。这同他对七言诗的看法是有联系的。他在《论诗示黄镠》中说:
七言之兴，在汉则乐府，在后为歌行。乐府亦可以文法行之，亦可以弹词代之。如卢全、顾况是骚赋之流，居易、仲初是《焦》、《冯》之体，并李、杜分三派，而李东川能兼之。
这里说乐府“可以弹词代之”可谓发前人之覆，是极有眼光的见解。元、白及张、王(仲初)的某些七言乐府诗确实受到了唐时变文(后世弹词即由此变来)的影响，白氏尤其如此。王氏虽对白有所不足，说他“放弛其词，下逮宋人，遂成俳曲”(《湘绮楼论诗文体法)》而极推东川(李颀)，甚至认为白的七古“远不逮元微之。”(《湘绮楼论唐诗)》但察其意，无非是嫌其缺乏风骨与含蓄，并非掩其叙事流转之长。所以他的歌行既求流转自为，又颇参以古乐府的气骨和齐梁小赋、歌行的风华。以之与清初的吴梅村相较，浓艳不如，而自成一种雅丽的风格。前举《圆明园诗》即充分体现这种特色。此外如《麓山寺六朝松折后歌》《夔门歌》《暮云篇追伤郭兵左嵩焘》《桓楼歌赠别端都督》……等，或抒情、或写景、或论政，都是格调高亢、文词雅丽之作。
王闿运不甚重视自己的七言近体诗，然所作七律多雄浑雅健，不落凡响，如《雪霁登玉皇顶》:
黄河如线海如杯，表里泱泱四望开。战国曾嫌天下小，登封常见圣人来。扶桑浴日光先照，匹练浮云首重回。一片空明尽冰雪，便疑身在九璜台。
状泰山顶上的所见雪景，气魄是多宏伟，境界是多空阔!但我最欣赏的是他的绝句。特别是那些讽刺小诗，蕴藉而有风神，佳处往往可追刘梦得。如《峡山二首，时有边备，张孝达荐宿将，因以托讽》:
茅屋春云袅爨烟，更无人问长枪年。谁知天下残余水，流作山头百丈泉。(咏石泉)
脚底惊雷转石根，遥知下界雨翻盆。阿香费尽驱龙力，却被人吟四海昏。(咏雨)
据《日记》，此诗作于光绪六年三月赴四川途中。从表面上看全是写景，实际是为张之洞推荐鲍超担任边防大将而发。“残余水”是比喻鲍超已腐朽无能，“阿香”是暗喻张之洞(他字香涛)，言当前的形势已象“雨翻盆”一样的不安宁了，而他还要驱龙作雨，助长形势的恶化，造成“四海昏”的局面!这种托讽入化的境界，真非妙笔不能。又如《七夕词》中辛酉年一首:
家国荒荒有祸殃，敢同儿女话愁肠。谁知谢傅围棋日，已办天钱聘七襄。
按辛酉为咸丰十一年，当时王闿运正居母丧，七月，咸丰帝又死去，故云家国“有祸殃”。又据作者手稿自注，知这年八月曾国藩在从太平军手里夺得安庆后，却不顾“国恤”买妾，故说“聘七襄”，(七襄喻织女)，曾国藩标榜理学，王氏在这短短的四句诗中，把这位道学家的虚伪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了。
总之，王闿运的诗虽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缺点，但说他的诗都是“古色烂斑真意少”，甚至嗤为优孟衣冠，那就未免偏颇了。而且，应该看到，他的诗所以存在着这些缺点，不惟有其本人思想保守这一方面的原因，也有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原因。在艺术上以唐诗为高峰的我国古典诗歌，到宋代，在艺术上就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了。宋以后更难有新的突破。所以明清以来的诗人，多不免在学唐、学宋上兜圈子，其最高者则不过溶铸唐宋之长，自成一格。王氏生当清嘉道以后，其时什么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的戏法都已变尽，不得不另寻出路。所以前乎王氏，有龚自珍的提倡学中晚唐；与之同时，有主学宋诗的同光体的出现；而王与邓辅纶等人也以学汉魏(五古)齐梁(七言)倡，并略采三唐。这些主张不能说同提倡者的政冶倾向毫无关系，然亦未可等同，如稍后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黄节等，其论诗的主张和诗风就显然与王、邓等有相似之处。所以尽管他门的主张有失误之处，也有流弊，但不可不看成是在古典诗歌艺术形式上进行探索的一种表现。同后来新派诗相比，当然他们的探索意义要少一些，但我们读清末新派诗人的诗，不是也感到他们在艺术上常不成熟么?可见要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开创新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它尚有待于今人的努力。而前人的经验，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的，都可供我们借鉴，采取一笔抹煞的办法，是未必高明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明年正是王闿运逝世七十周年。吾生也晚，没有见到在当时赫赫有名的王湘绮先生，年青时从选本上读过他的一些诗文，也未有特殊的爱好，相反，当时年少气盛，对于这位守旧的乡先辈倒是颇为“不敬”。近些年因研究辞赋，顺便读了他的诗文集和部分其他著作，我才觉得过去的看法有些偏颇，故偶因菊隐同志一段话的触发，写下了上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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