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首先应该考虑当时的历史潮流，时代赋予人们的历史使命，然后考察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斗争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站在正面指导历史前进，还是倒行逆施，阻碍历史发展？评价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的活动，自然也应如此。
辛亥武昌首义以后，从政治方面考虑，首先是建立一个什么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政权归谁掌握，执行哪个阶级的意志，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斯大林曾经指出：“革命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哪个阶级掌握政权。”正确评价宋教仁的政治活动，不宜纠缠于某些枝节，次要问题，而应紧紧抓住政权这个基本问题，考察他在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权中起的作用，并和同时的革命党人比较具有哪些特色。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要建立的应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潮流的，也是时代的需要。可是，当时的革命党人，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翻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上，对于革命后如何牢牢掌握政权则考虑很少；有的甚至认为，政权要由社会上“有声望”的人掌握才能巩固。武昌起义以后，第一个省级政权落到旧军官黎元洪手里，接着不少省级政权不是由旧官僚、旧军官掌握，就是落到立宪派手里，弄到最后全国政权也被袁世凯窃去。这些情况的出现，与革命党人对自己执掌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未始不有密切关系。
宋教仁与众不同之处即在于，他对掌握政权的重要性认识比较清楚，并且积极为资产阶级政权奔走。自从武昌起义到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死，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在为把政权抓到革命党人手里献许献策，奔走效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在内，都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的目的已达；宋教仁的见解则不同，他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欲“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这里所说的“求达真正共和”，首先是要把政权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其次是要“建设完全共和政体”。为了把改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他费去了毕生的精力，最后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武昌起义不久，宋教仁即随同黄兴到达武汉。此时湖北革命党人已推举旧军官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他对黎元洪掌权，使革命“党措于黎之支配之下”。很不以为然，曾通过居正、田桐等老同盟会员召集一班同志秘密会商，由居正提议，“公举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统制两湖，藉以控制黎元洪，“一般同盟会同志极力附和”，然而却遭到旧军官吴兆麟的坚决反对。宋教仁顾全大局，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分裂，才“作罢论”。
汉阳失守，南京攻克后，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长江下游，宋教仁为实现革命党人掌权，又及时提出在长江下游速组临时政府的倡议。还在南京攻克前夕，宋教仁即联合留沪代表林长民等致电各省谘议局，指出汉阳虽失，“南京垂下，大势并不动摇，仍望诸公力持”，而且表示：“组织临时政府之议，决不因汉阳之失而阻。”12月4日，各省留沪代表在宋教仁和陈其美的策动下，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着手组织临时政府。后因黄兴坚辞不就，同时又遭到黎元洪和江、浙部分人士的反对，才于12月17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暂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此中虽然几经周折，核心问题仍然在于由谁执掌政权。宋教仁力荐黄兴，目的是要使政权掌握在“威望素著”的革命党首领黄兴手里。
如果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教仁对革命党人掌权虽有认识，但还不那么明朗的话，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中，宋的态度则是十分鲜明的。比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刚抵上海，第二天在哈同花园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宋教仁即与黄兴、陈其美等秘密商定，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并分头向各代表示意。接着，在组建临时政府中，他又摆出充足理由，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这种主张虽然有些偏激，实际也未实行，但足以表明，他要让革命后的政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里，态度是非常明确而坚决的。
更可贵的是，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后，政权已经落到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大军阀、大官僚袁世凯的手里；孙中山已表示要“尽让政权于袁氏”，自己“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黄兴也无意与闻政事，准备投身实业建设，而宋教仁则仍在为革命党人争夺政权坚持斗争。他认为一个政治家，政见是最重要的，“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袁世凯当权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身于对袁的政治斗争。他曾参加唐绍仪内阁充任农林总长，原期有所作为，因为自己政见不能实行，乃坚决辞去，决心“尽力党务，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以求间接收效异日。”陆征祥内阁垮台后，袁世凯想拉拢他，有意让他出任总理，派范源濂、刘揆一前往说项，力劝宋担任总理：宋以为“仅更换总理，不能与各国务员一致进行，必不能成一强固之政府，且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义大相刺谬，故坚辞不允。”袁又想用金钱拉拢他，既送绨袍，又送给他五十万元的支票。他“原票奉璧，”拒不接受，他抱定宗旨，一心要运用政治手段，与袁世凯进行政治较量，为革命党人争权。为此，他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为推行政党政治奠立组织基础，依靠政党的力量，他在1912年冬和1913年初，发动党员积极投入议会议员的竞选活动，取得了议会的多数，准备依靠议会多数组织政党内阁，建设完全共和政体，把政权从袁世凯手中夺过来。尽管此中充满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幻想，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在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这是很清楚的。也正因为宋教仁要实行政党政治，要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的权，袁世凯才不顾一切，决心对他下毒手。
清朝统治被推翻后，政权落到哪个阶级的代表手中，这是一场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也是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大事，在这场斗争中，宋教仁为了建设独立富强的共和国，为了不使政权落到地主、买办阶级手中，实现当时还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掌权，曾经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他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利害得失，为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奔走呼号，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不管成效如何，其精神是可嘉的，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宋教仁在当时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
二
建立和完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民国初年宋教仁政治活动的中心内容。在他看来，推翻专制政体，只是“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正式政府成立以后，如能得建设完全共和政体，則吾人目的始可云达到一部分也”。为了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宋教仁在立法、组党、议会选举等方面曾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首先，宋教仁把建立民主法制（特别是宪法）视为建设共和政体的大本。他说；“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根据这种认识，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所孜孜以求的，就是渴望制定一部真正的共和宪法，并且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他认为在制定宪法时，假使受到外力的干涉或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篡改共和精义，“造成不良宪法，则共和政体不能成立”。宪法到底是纸面上的东西，能否在实际中充分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贯彻执行。假如受到外力牵制，致使宪法施行受到种种障碍。这样，“共和政体亦不能成立”。他还认为，在民主共和国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主要是靠建立资产阶级的法制来实现，要严肃立法，更要认真执法。不论任何人当权，都必须严格按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一切惟以制定的法规为准绳。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人治重于法治，宋教仁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传统人治思想的否定，也是当时对资产阶级法制思想最透辟的阐述。
在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宋教仁可说是法制专家。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对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陆续翻译了日本、英国、奥地利、匈牙利、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官制、政治财政制度等方面的书籍。黄花岗起义以后，大家都忙于军政事务，唯独他注意民主立法。在战火纷飞的武昌，经过几日几夜的奋战，他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共七章六十条。这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约法，却是中华国土上第一部付诸施行的资产阶级约法，具有全国性意义。其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是民国建立后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宋教仁任法制局总裁，“临时政令，多出其手。”袁世凯窃夺政权以后，宋教仁一直在为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而奋斗，他力图通过法制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防止袁世凯专制独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表现了宋教仁具有坚持不懈的反封建精神。
其次，宋教仁认为，要建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建设一个强健的政党。他指出：“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共和立宪之国，法律上国家之主权虽在国民全体，国民为国家之主人翁，而“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法律上之议会与政府，又不过藉法律俾其意思与行为来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脑海者，则仍为事实上之政党也。”因此政党在共和立宪国里，乃是“实际左右其政治权力之机关”，是政治上的中心势力，全体国民的利益和意愿的代表。
本着建立一个能左右全国政治的政党之精神，宋教仁开展了频繁的筹建政党活动。在出任农林总长时，他就试图把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合并改组为一大政党。唐绍仪内阁因袁世凯指使赵秉钧、熊希龄作梗垮台后，他更感到要建立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必须有一强大政党作为后盾，组成政党内阁，从而辞去农林总长职务，专门从事组党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同盟会才实现了和统一共和党等四个党派的联合，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组成，为宋教仁实现他的政党内阁理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自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起，就因组成分子复杂，被人指责为“狐群狗党”。诚然，国民党成立时，宋教仁为了扩大声势，拼命拉人入党，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国民党的政纲和同盟会政纲相比，也确有许多退步。但是必须看到：国民党成立前，同盟会已经涣散无力，早已混进了许多不纯分子；而且，反对同盟会的各个党派，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已联合起来成立了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帮凶，不扩展同盟会的实力，就无法与之对抗；此时南方革命军已大量裁减。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党无兵无权，要坚持和袁世凯作斗争，已无其他道路可走。唯一的办法是组织政党，依靠政党的力量，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揭发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这在当时，虽不是唯一的斗争方式，至少是主要的可行方式。过分的指责，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最后，宋教仁认为，要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实行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议会是立法机关，应通过竞选，使国民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然后以议会多数，组织政党内阁，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从国民党成立起，到宋教仁被暗杀为止，他一直在为实现政党内阁，牵制袁世凯的权力而开展光明正大的政治活动。也即是通常所说的议会政治。
宋教仁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要使国民党成为有政治权威的党，就必须在国会里取得多数议席。只要在国会里取得过半数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求其贯彻了。”国民党成立后，正面临全国议会选举。宋教仁为了使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专注于选举运动”，发动党员积极参加竞选。他自己也积极参加了选举竞争。他的娓娓动听的演说，博得了人民大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在湖南，他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参议员。无论是参议员的选举，还是众议员的选举，国民党都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众议员总额是596名，国民党获269名，共和党员120名；参议员总额为274名，国民党占了123名，共和党只得55名。选举结果证明，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全国形成一个大党，进而在选举中夺得多数议席，宋教仁是很成功的；选举大胜同时表明，宋教仁不但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国务活动家。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有民主传统的英、法等国，顺理成章，宋教仁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政党内阁，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民主可言，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引来的只是袁世凯的嫉恨，一心要实行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怎能容得宋教仁组织什么政党内阁，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所以宋教仁还没来得及以议会多数组织政党内阁，罪恶的枪弹已经射进了他的胸膛。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宋教仁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三
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曾经引起不少非议。由于他主张实行内阁制，当时就被一些人攻击为“自谋总理”；由于他发动了议会竞选运动，后人又给他扣上“议会迷”的帽子。这些都是很不公平的。
事实上，宋教仁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与政治家。他的言论和行事，处处都体现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特点。他不是凭个人好恶在从事政治活动，而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到处奔波。他的政治活动的核心，是要使中国象美、法那样，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共和国，把建设民国的大权揽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得以顺利实现。尽管他的言论和行事，包含有许多天真幼稚的幻想，但是他的心地是光明磊落的。
至于当时有人攻击他是“自谋总理”，乃是对他的造谣中伤。首先，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宋教仁力主内阁制，这只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之间在政治制度上的政见之争，他们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大目标上并没有什么分歧。总统制、内阁制虽然在政治形式上略有区别，实质上毫无二致。其次，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决不是为了“自谋总理”。因为“当日在南京所拟之总理，实为黄克强君，”这是一；第二，到了同年夏秋之际，陆征祥内阁垮台，袁世凯希望他出任总理，孙中山建议他出任总理，黄兴力劝他就任总理，唐绍仪也力劝他组织内阁，可以说已是众望所归，如果他想当总理，他是完全可就任的。可是，他却认为自己的资望能力，皆不及别人，“坚辞决绝”，再次表示只有“威望素著”的黄兴才能充当此职；第三，他虽然无意出任总理，但他认为，在民主国家里，有人有志想当总理，是好事，不是坏事，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以此“目为有野心”而大加指责，而应该表示欢迎。因为“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推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
还有所谓“议会迷”的问题，也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议会政治在当时出现，乃是当时历史环境决定的。民国初年君主专制刚被推翻，人们都渴望获得民主权利，象法、美那样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共和政治；加上袁世凯当时的伪装尚未脱去，还虚伪表示拥护共和民主，这就给革命党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民主选举既可行之于西方，自然也可行之于东方。
第二，如果和当时孙中山的政治态度比较，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应该说还是略高一筹。因为孙中山当时已明确表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的目标主要是实行民生主义，实际上已放弃了对袁世凯的政治斗争；而宋教仁则不同，他认为真正的共和政体尚未建立。为了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开展合法斗争，这就是推行“议会政治”，也即是运用合法的手段，反对和防止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管此中含有多少不切实际的成分，他采取积极的态度，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正义性和进步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第三，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活动，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一次重大反击。宋教仁在议会选举过程中，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多次发表演说，揭露袁世凯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劣迹，指出北京临时政府无力解决内政外交上的许多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他号召国民党要担负起为国为民的责任，组织责任内阁。并且准备选举黎元洪当总统，以取代袁世凯。宋教仁这一可能实现的计划，被袁世凯视为最大的威胁。也正因为袁世凯认为宋教仁的政治活动对他构成了巨大威胁，才决定以非法手段置宋教仁于死地。
议会政治在资产阶级国家是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是适合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的。民国初年，宋教仁从事议会斗争，既是受西方民主政治影响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当时，政权已被迫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反动面目又未完全暴露，还不可能象二次革命、护国战争那样进行武装斗争，这样议会斗争就成了当时和袁世凯进行斗争唯一可行的斗争形式。宋教仁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怕威胁、拒绝利诱，坚持用议会政治和组织政党内阁等形式进行斗争，基本上是应予肯定的。给他扣上“议会迷”的帽子是不合适的。
当然，宋教仁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中，也有不少缺点和弱点。如他为了实现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曾力主让袁世凯当总统；在进行议会斗争过程中，对袁缺乏必要的警惕；对袁的奸诈面目缺乏认识，直到临死，还希望这个窃国大盗“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等等，这无异与虎谋皮。然而瑕不掩瑜，不能因为有某些缺点，就否定他的主流一面。从整体上看，他在民国初年坚持民主共和制度，坚持和袁世凯为代表的帝、封势力斗争，革命的一面是主要的。在当时，他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民主共和的斗士，近代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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