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不是哲学家、史学家，而是政治活动家、革命宣传家。他的论著，主要是时政论文，没有系统的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篇章。然而从他的革命实践以及论著和日记中，仍然可以窥见他对社会历史的观点。
宋教仁的革命活动，从一九○四年二月与黄兴共同发起创建了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华兴会算起，到一九一三年三月被袁世凯暗杀为止，为时只有十年。这短短的十年，中国正处于资产阶革命派领导的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创建了民国，然而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实行独裁专制、在这变幻纷纭的政局中，素有爱国抱负、思想敏锐、穷于探索的宋教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人物之一。那末，是什么推动宋教仁坚定不移的投身匡时救国的事业，直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呢？这自然与他的社会历史观分不开，而他的历史观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和进步的。
一、摆脱进化论的影响、迅速转向革命
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并阐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即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和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中国如不奋发图强，就无法摆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这对中国的知识界，确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早年的宋教仁躬逢其时，自然深受影响，虽然他不是固执的进化论者。关于他最早的思想观点，资料极为缺乏。然而直到他投身革命活动之后，他的进化论观点仍然散见于论述和日记中。一九○五年二月，他写道“优胜而劣败者，天演之法则也，积极而必消者，物理之循环也。竖观三古，横览六州，几多民族盛衰消长之故，莫不率是轨道以为比例矣！”（本文引文除另注出处者外，均引自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下册，只注明页码）。一九○五年八月又写道：“特天演竞争，优胜劣败。以无国力无群智之侨民，与文明强有力者相遇，终不能不居于屈辱之地位，此固势无可如何也。”正因为社会进化论对他影响甚深，所以在一九○六年八、九月间，他细读日人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时，深表赞同。服部氏认为人的生理、心理、道德和社会都是进化的结果。宋教仁在归纳《讲义》时，将“社会的情”表述为“家族——以共通产业为目的；恩族（国家和社会）——以共通生存竞争为目的。”这些说明，在他成为革命活动家以后的一段时期，他的历史观仍然深深打着进化论的烙印。
如果说，进化论在戊戍变化期间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指导思想的话，那末在戊戍变法失败以后，便迅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思想所取代。因为进化论用于社会历史，便成了庸俗进化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的量变，否定质的飞跃，否认突变。这在政治上，就是只主张点滴的改良，否定革命。维新派最早利用从外国输入的进化论，为他们实行政治改良服务，然而血的事实粉碎了他们的迷梦。
中国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初年，进化论的影响仍然巨大，但戊戌变法失败的惨剧教育了人们，点滴的政治改良绝不能使中国摆脱被欺凌受宰割的境地。先进的中国人便以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为榜样，决计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庸俗进化论也就逐渐被社会革命所取代，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指导思想。象许多站在时代前列的先驱一样，宋教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敏锐的时代目光、锋利的批判笔触、卓越的组织才能，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成为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一九○四年，他参与组织了华兴会，担任副会长，策划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一九○五年，他参与组建同盟会，成为重要骨干。同盟会成立后，他主要从事革命的宣传工作，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宣传民族独立自由思想。他敦促“日夜希冀满政府之和平政革者”及早醒悟，丢掉幻想。这标志着宋教仁开始冲决庸俗进化论的羁绊，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战士。直到他殉志前不久，还悲壮地表示：“我的血肉可以牺牲，我的革命精神不能牺牲的”。
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在政治斗争中，宋教仁没有经过改良主义的曲折，他从一九○四年已实际参加了革命斗争，并成为革命派的主要骨干；另一方面，直到一九○六年，他的历史观仍然存留着进化论的阴影。这正说明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复杂性。
与同时代的其它进步思想家一样，宋教仁也经历过由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而迅速转向革命的过程，这是宋教仁社会历史观的基点。由此可看出他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二、由反满民族革命进而反封建民主革命
在革命进程中，是终止于一点，还是不断探索前进呢？宋教仁的革命观点是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升华的。还在故乡读书的时候，宋教仁就曾慷慨陈词“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然后可得志于天下。”可见，学生时代的宋教仁已经萌发了反满革命思想。一九○三年春，宋教仁考入武昌的普通中学堂。当时，留日学生和上海、武昌等地学界正掀起抗议沙俄阴谋吞并东三省的拒俄运动，对爱国学生的正义举动，清政府竟斥之为“托拒俄以谋革命”，予以镇压，自然使宋教仁更加激愤于清王朝的反动，而决心致力于反满斗争。一九○四年，当华兴会组织的一反满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流亡日本途中，他在日记中用骚体写下了一首长歌：“谋自由独立于湘湖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唯有重振夫干戈。”他的“神圣之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推翻“满清”以“谋自由独立”，使“久沦”的“神州”恢复为“汉族自由之土地”虽然表达了矢志反满革命的壮志豪情，但不免流于种族复仇的狭隘观念。他到日本后不久，写了一篇《汉族侵略史•叙例》，文中叙及：“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然而此蓬蓬勃勃之民族、自近古以来……，被北方一蛮族所征服，丧失五千余年神圣相传之祖国，为奴隶而无复独立之态度者、已二百六十年，乃至今日，则并遭其主人之厌弃，失其第一重奴隶之资格，又被彼蛮族者所转卖，所再嫁而为世界上一种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并指出中国人民之所以轮为帝国主义的“间接亡国民”，是由于清王朝“务为闭关自大苟简偷安之策”所致。他的目的在于激发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汉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在当时自不乏反满革命的积极意义，但通篇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论调，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曲解为汉族扩张史，膨胀史，流露出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气息。
满州贵族是清王朝的建立者，因此，反满必然要反对清政府。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人民的牢笼。翻开当时各革命团体的文献，无不充满了反满革命的词句，兴中会的誓词，同盟会南纲领都以“驱除鞑虏”放在首位，宋教仁倡导反满革命，号召人们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反映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虽然存在着种族歧视笼统排满的弱点，这是宋教仁不能运用阶级观点来分析民族问题所致。
然而宋教仁毕竟是能够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革命者。他积极参与孙中山组建向盟会的活动，共同拟定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一九○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他成为其中的领导成员。在同盟会成立后两天，他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论来批判清政府的“必非真正立宪”，号召人们“切勿为那拉氏之言所愚焉。”标志着宋教仁由单纯的反满民族革命向封建的民主革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同盟会成立以后，他在日本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一九○六年，他陆续翻译了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比利时、奧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警察制度、财政制度，同时撰述了一系列宣传革命的讨政论文。两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使宋教仁的眼界更加开阔，在实际斗争中，他的着眼点已不是局限于反满革命，而是力求效法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以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并迅速成为民主革命活动家。一九○六年十月八日，他在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宋教仁终于冲破反满革命的偏狭藩篱，抨击封建制度的总代表清政府，使他的革命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进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英勇斗士，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并为保卫这个共和国而献身。这与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半途而废论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同汪精卫出卖灵魂被袁世凯所收买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在探索前进途中。很早就接触到社会主义。一九○六年初，他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宫琦寅藏，并且会见挝俄国革命志士波尔斯特基，还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他翻译了《一九○五年雾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俄国革命和各社会主义流派的情况。然而宋教仁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知半解，对科学社会主义更是没有入门。直到一九一一年八月，他发表了《社会主义商榷》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见解，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他将社会主义分为四种：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亦名讲坛社会主义。他认为“果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而欲实行之者，则非力持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为功。”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太平大同之景象。”而且他还认为：“第一第二派……惟以破坏现状为事，与现社会万不能相容，”断定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宋教仁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科学社会主义，更谈不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另一次更新的质的飞跃。这点，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宋教仁的。
三、由英雄崇拜而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打开《宋教仁集》第一页，赫然在目的是他在流亡日本途中的一首七绝：“满地腥膻岁月过，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与此同时，他在骚体长歌中唱出：“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联系前面提到的，“有英雄起……然后可得志于天下。”可见宋教仁投身革命便效法英雄，并以英雄自许。其志固属可嘉，但他认为只要少数英雄奋起，就可“展回天策”，“得志于天下”，无疑是受英雄史观的支配。一九○五年，他在给国内朋友的长信中，回答友人问及留学以何学科为好时，列举了政治、军事、外交、科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同时，还列举了各方面著名人物华盛顿、拿破仑、卢梭等十数人，劝告朋友应选定英雄，伟人以确定自己的志向。一九○六年二月十三日，他一次购得《华盛顿》《拿仑破》、《比斯麦》、《格兰斯顿》、《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书。他还仔细阅读了《泰西名言》。认为是“大有裨益之书，”逐日辑录了有关修身养性的格言若干条，其第一则便是：“心志一定，则可以投烈火，可以冲飞丸……凡地球上莫有不可为之事”。
毫无疑问，宋教仁早期的革命思想，显示了浓厚的英雄史观，英雄造时势的观念深入脑海，只是在接触到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致力于民主革命以后，他的思想才不断升华，逐渐注意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赞扬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精神。在四川人民的保路风潮中，他发表了《中国国民之进步》一文，提到“中国国民……至今日则渐知主张权利抵抗恶劣政治之举，观于此次川人之争路而可信。”在行文中，虽然有埋怨人民觉悟太迟的情绪，但毕竟认定人民“抵抗恶劣政治”的力量为“可信”，最后他发出感慨：“孰谓中国国民而无进步乎？吾四万万同胞其勉旃！”
2、认识到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他说：“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一个崇高的信念，他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同“政治的胜利”紧紧连在一起了，一扫过去孤芳自赏的情调，使他增添了为保卫共和国、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的勇气。
3、肯定“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并认为这是“共和之真谛。”辛亥革命后，他拟定的《鄂州宪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都督由人民公举”，且其权限要受到制约，“议会由人民于人民中选举议员组织之。”以后他在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历次演说中一再强调：“中华民国政府属于人民”，“共和国必须使民意由各方面发现。”直到他遭到暗杀，临死前，黄兴还照着他的语意写了一通遗电给他所不知道的真正刽子手袁世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
以上说明，宋教仁肯定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张人人平等，人民应当享有民主权利，直至临终犹对“民权”念念不忘。这些同他早期英雄造时势，恩赐群众的唯心史观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具备人民群众的斗争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这一唯物史观，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认清人民的力量和切实发动群众。他集中注意力于政党内阁，议会政治，以为凭此可以约束袁世凯。他热衷于组织国民党，希望控制内阁，与袁世凯的御用政党共和党相抗衡，以便造成两党制的国家政治体制，甚至不惜抛弃原则，取消同盟会已定的“平均地权”、“男女平等”等进步要求，都是因为他脱离广大工农群众所致，但是，暇不掩瑜，在后期，宋教仁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观点是主要的一面。
四、反对人治，实行法治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朕即国家”的观念支配着整个封建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强调“人治”。“人治”的基点源于英雄史观，杂以天命观，即认为“天子”“圣人”等“上等人”聪明睿智，天生就要成为人民的主宰。这种“人治”观点，发展到清代达到高峰。康熙帝说：“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雍正帝在寝宫亲书对联一副：“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乾隆帝说：“权衡悉由朕亲裁”；嘉庆帝说：“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慈禧太后对稍微注重民权而仍维护君权的戊戌变法也予以血腥镇压。在君主专制时代，人民这个历史的主人，长期处于受剥削被压迫的无权地位。
中国历史进入本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奋起反对清王朝专制和袁世凯独裁的同时，向西方学习了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尊重人民地位的法制观念也迅速兴起。宋教仁是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法治的卓越斗士，他的贡献主要也在这一方面，他是近代中国实行法治的积极倡导者和具体实行者。
宋教仁的法治思想是从争取人民权利出发，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治”。他宣告：“以人道主义去君主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他将“人道主义”即尊重民权与“科学知识”并列，将“君主之专制”与“神权之迷信”并列，他要以前者铲去后者，说明他自觉不自觉地用唯物史观反对唯心的英雄史观和神学史观。
宋教仁在实行法治方面的理论和贡献，论述者甚多，本文不拟赘述，概而言之。
1、他亲手拟定了《鄂州宪法》，参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和法制制定了很多有益的措施。特别是后者，成为我国第一部宪法。他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分别提出“对政体之主张”和“对政策之主张”，全面而具体地规划了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方针，其思想基点就是尊重民权的法制观念。
2、在抵制袁世凯独裁专制时，他想通过责任内阁制和宪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这在当时，无论从客观形势和主观愿望都应予肯定。因为这体现了他继续坚持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斗争。
3、宋教仁有句名言：“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是他法制观念的核心和精髓，对几千年来的“人治”观念是一个革命，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他说过：“宪法者，人民之保障，而国所以赖以立也。专制之异于共和者在是，同胞之为奴隶为主人亦在是。”可见他倡导法制是为了保障人民，是为了使人民摆脱奴隶的处境而臻于主人之地位。
但是应该指出，宋教仁为之奋斗的“法治”，其主旨并不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而主要是反映资产阶级的要求。他所谓的“人民”，主要也是指资产阶级及知识阶层。但他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仍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首先，他至少不把工农大众视为对立面，而视为革命的同盟者。其次，他倡导法治是为了反对清王朝和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因此，顺应了历史潮流，合乎人民的意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