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却没能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国没有走上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但通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已深入国人之心，任何人走复辟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一个重要人物是不应忘记的——他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建政党，主张宪政，并为此而惨遭袁世凯的杀害，这个人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驱——宋教仁。

一

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又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99年进入家乡漳江书院读书，1903年考入武昌新式学堂。在武昌，他结识了革命党人黄兴等人，开始接受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同年冬，宋教仁专程到长沙与黄兴等人组建秘密革命组织华兴会，并担任副会长，开始了革命斗争的历程。
华兴会准备1904年10月10日在长沙举行起义，但因事先泄密，宋教仁被迫逃往上海，随即赴日本留学避难。到日本后，多方联络，组织留日学生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刊物，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清政府的专制制度，在留日华人中产生了极大影响。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光复会联合其他一些革命组织，成立同盟会。宋教仁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二十世纪支那》被日本警察查封后，宋教仁创办《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潜心研究资本主义宪法及其民主政治制度。仅1906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奥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

宋教仁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积极投入到民主革命运动中去，以进行理论实践。他认为同盟会组织的一次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侧重于中国南方，没有北方的响应，不能给统治者致命的打击。1908年，宋教仁由日本经朝鲜到辽宁，联络当地的反清力量，响应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武装起义。但因有的组织者被捕，起义之事泄露，宋教仁再次逃亡日本。1910年，宋教仁再次回国，一方面担任《民主报》主笔，抨击清政府黑暗统治，一方面积极筹建以武汉、南京为中心的中部同盟会。1911年7月，“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积极向长江中游推进，在各地遍建分会，为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起草了《鄂州约法》，其中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权基本结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可惜，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假称拥护“共和”，玩弄权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为达到专制统治的目的，袁世凯骗取孙中山等人的信任，使革命党人被其所蒙骗。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向袁表示，他要支持袁当十年总统，声明自己将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十年不予政治”，全力以赴筹款60亿元，修筑20万里铁路。黄兴也深受其骗，协助孙中山筑路。

在取得革命党领导孙中山、黄兴等人的信任之后，袁世凯把矛头直指约束其权力的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唐绍仪组成了由10名总长在内的内阁，其中包括唐本人共有6名同盟会成员。尽管同盟会会员都是虚职，实权都被袁的心腹把握，但袁仍不放心，向唐绍仪借机施加压力，迫使其辞职，4名同盟会总长也相继退出内阁。袁任命其亲信陆征祥为总理。陆不随心，又直接任命赵秉钧，赵是袁的死党，极力讨袁欢心，竟将内阁会议开在总统府，使内阁制度变为总统制。

宋教仁也曾被袁世凯“拥护共和”的假象所迷惑，同意袁世凯当总统。但由于宋教仁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制度延续二千多年，并有着集权专制传统、缺乏民主启蒙思想的社会，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所以，宋教仁极力主张建立内阁制政府，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实行内阁制，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后，发动同盟会，联合一些政党，组织了国民党，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政党。《国民党政见宣言》申明，该党宗旨是巩固共和，实现平民政治；政治纲领是：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护国际和平。与同盟会的纲领相比，在国民党宣言的宗旨和纲领中，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锐气大减，原因是孙中山、黄兴等人认为民族和民权两大主义已经实现，今后应致力于民生主义，组成政权进行建设了。尽管如此，国民党的成立，其历史作用仍是巨大的，宋教仁组成国民党，并借以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这成为袁世凯走向独裁的一大障碍。

为了能在选举中取胜，宋教仁奔走呼喊，最终国民党在1912冬至1913年春之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由宋教仁组织的责任内阁距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只有一步之遥了的假象。但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在选举上的胜利为宋教仁带来的是生命的结束，也宣告中国短暂宪政的终结。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宋教仁，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与世长辞，年仅31岁。

“宋案”发生震惊中外，袁世凯表示“万分沉痛”，并下令严办凶手，并制造谎言说，暗杀宋教仁的是宋的湖南同乡黄兴。但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很快，不在袁控制下的上海法院公布了凶案的真相：凶手是前清下级军官武士英，受上海流氓、江苏督检长应桂馨的重金收买，应桂馨受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托，洪述祖是在总理赵秉钧的指使下从命，而赵秉钧是袁世凯的死党、受袁的命令杀害宋教仁的。真正的凶手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宋案”使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如梦方醒，挥泪手书：“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立志讨袁。但终因响应者稀少，难以成事，二次革命失败。在此之后，袁世凯更加疯狂破坏共和，走上了恢复帝制的复辟道路。但因民主思想经过辛亥革命已深人民心，做了63天皇帝梦，袁不得不草草收场，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命丧黄泉。

二

宋教仁执笔的国民党成立宣言《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是他宪政思想的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也是他为之奋斗，但尚未实现也难以实现的施政纲领。在《代草国民党的大政见》及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著述中，宋教仁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袁世凯独裁专制进行了有力的论战。

宋教仁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认识到由于缺乏民主思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适应走法国式的内阁制而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道路，他认为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人当上总统都可能走上集权，更何况袁世凯“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之人。在1905年9月，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镇压人民声援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时，宋教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袁世凯固满清政府唯一的忠奴也，其迎合主意，献媚取巧，压制同胞”。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袁世凯拥护共和的假象所迷惑，辞去大总统，致使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宋教仁则坚持主张通过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限制封建专制势力。

宋教仁还认为实行内阁制是限制总统权力的有效手段：“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他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但实际上，当时的内阁只是徒有虚名。1912年3月，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理并组阁时，唐绍仪不知道他的内阁是对总统还是对国会负责，因为当时各派纷杂，无法定夺。总理没有预算，没有政党组织，甚至阁员也不听命于他而是听命于袁世凯，唐绍仪上任不足三个月被迫辞职，新上任的总理不是袁世凯亲信就是死党，内阁制变成了总统制。正如宋教仁所说的：“然有责任内阁制之名，而无责任内阁之实，故政治因之不举”。“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在《国民党宣言》中，宋教仁更明确指出“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认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五色。……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事实上，则由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而法律上之议会与政府，又不过借法律俾其意思与行为为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发纵指示，为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则仍为事实上之政党也”。“政党……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责任内阁制之国，大总统常立于超然地位，故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只在组织内阁）”。

宋教仁为实现责任内阁制度，竭尽全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政党，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内阁制与政党政治是孪生兄弟，他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进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有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当时的中国政党林立，但真正有实力、有影响的政党却很少，宋教仁认为实行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必须有强大的政党作后盾，“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因此在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后，发动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组成国民党。国民党成立的目的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而之所以称之为“国民党”，是因为“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当国民党在全国选举时取得极大成功，获得了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的时候，宋教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接到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将来的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

后来的历史正如他所预料的，当选举取得胜利之时，袁世凯意识到了自己受到了威胁，不过50天，宋教仁即遇害。成为中国为民主宪政流血之第一人。而袁世凯复辟闹剧上演没几天，也命归西天了。

三

宋教仁深入研究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直到献出年轻的生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驱一护法使者。中国在20世纪初错过了宋教仁，失去了一个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机会，究其原因在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所形成的专制体制和集权观念，在于半封建半殖民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第一，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资产阶级妥协退让，使政权得而复失。第二，没有真正发动农民，致使革命失掉了最大的依靠和同盟军。第三，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民主思想。

尽管孙中山、宋教仁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决定它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要完成这个革命任务并领导革命继续前进，需要有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来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这个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