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地区位于吉林省东部，南以图门江为界，与朝鲜交邻，为清朝宁古塔副都统辖区。“同治间，朝鲜钟城岁饥，其民多渡图门江”而来，垦土种植，“按纳地租”，遂称其地为“垦土”，后又转称“垦岛”、“间岛”等。光绪七年，清政府以主权攸关，“乃置延吉厅以治之”。日俄战争后，日本将朝鲜沦为其保护国，并设立统监府以实施统治，同时展开对我东北地区的侵略，将矛头指向了延吉地区。他们派遣大批人员前来“密行侦察、偷窃情报、测绘地图，以及从事各种游历活动”，妄图以“间岛”为名，将我延吉变为其“第二之朝鲜”。1907年2月，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决定：“派遣相当的官宪前往该地，以不显眼之方法，逐渐确立我之统治地位”。8月，即由陆军中佐斋膝李治郎率领“僚属宪兵往其地”，公开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这一侵略机构。
日本的侵略行径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当月，清外务部照会日本当局：“统监府派员一节，中国断难允认”。9月，成立延吉边务处，以邮传部左丞陈昭常为监办，率兵前往办理“防御及勘界事宜”。复由外务部向日本交涉，口舌文书，反复辩难，但久而不决，遂酿成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间岛”交涉。
间岛问题的发生，引起了宋教仁的关注。早在1906年，日本侵略者正为染指“间岛”大作舆论准备的时候，正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宋教仁，就已经开始注意间岛问题，从当时的日本、朝鲜报刊书籍中，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1907年春，他为联络我国东北“马侠”共图反清事业，离日本返国，又曾深入吉林夹皮沟一带联络当地武装首领韩登举，从而进一步掌握了有关“间岛”的很多情况。据说他还曾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打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成立的长白山会，取得了该会为侵占我延吉地区而制造的大量伪证。
此后不久，日本当局即派兵侵入我延吉地区，中日“间岛”交涉也随即开始了。在这一关系到祖国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上，宋教仁认为自己“不宜袖手含默”，而应尽所知悉，“以为政府外交援助”。于是，他进一步研究间岛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又奔走于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朝鲜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费数月之功，撰写《间岛问题》一书，提出了他对于“间岛”问题的见解。
“间岛”问题的起原和争议
在《间岛问题》一书中，宋教仁客观、简洁地叙述了自清初以来延吉地区的外事情况，深刻地指出：清政府的“放任”政策和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间岛问题之“起原”。尔后，作者分列出中、日（包括日本羽翼下的朝鲜政府）双方论争的理由，并准确地抓住争论的焦点即豆满江是否为中朝国境线的问题。
首先，他以大量确凿不移的事实证明了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间岛领土主权的历史来看，唐中叶属靺鞨族之渤海国，辽时属女真族，直至明末，而后则是清朝的发祥之地。“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民族亦无丝毫之关系”。铁案如山，无可辩驳。就间岛自然之地势而言，宋教仁主要以“日韩人历史地理书及游历笔记”论证：一山二水（白头山与豆满、鸭绿二江），天然形胜，由地文上划分了满洲平原与朝鲜半岛；由人文上而阻限满洲人种与朝鲜人种的关系，实为中朝之天然境界。就边界条约而言，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公元1712年6月18日），中朝双方官员会勘边界，划定图门“江北为中国境，江南为朝鲜境”，并“勒石为记”。宋教仁在书中一再引征朝鲜地理著作与地图，证明了当年划界的史实。
其次，宋教仁有力的驳斥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霸占我延吉地区的种种论调，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对间岛的领土主权。如前述，图门江为延吉地区与朝鲜的分界江，这是中日双方争论的焦点。图门，历史上曾译为“土门”、“豆满”等，“名异实同”。而日本侵略者则否认这一点，或妄指海兰河、红土水、松花江之一源为土门江，而为国界；或“不明言何水为土门江”，“惟否认豆满江为国境”。宋教仁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三个方面对土门江加以考证，雄辩地证明土门江即豆满江，“豆满江北之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并指出日方所据之牵强附会，荒谬绝伦。接着，他又充分肯定了清政府关于豆满江即为国界的主张，也批评了清交涉当局的不足。
宋教仁的这一系列阐述，周密详尽，充分有力，毫无疑义为清政府的对日交涉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间岛”问题的实质
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宋教仁并没有将眼光停留在单纯的间岛问题的所属权上，他还剖析了间岛问题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延吉地区的罪恶目的，这是《间岛问题》的又一重要内容。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势力进入我满洲南部，俄国退踞北部，“把黑龙江省的全部和吉林省的一大半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两国虽已达成妥协，但相互防范，继续争夺。1906年～1907年，俄国要求在南满洲西部修筑吉长路的权利，日本则要加强它在朝鲜东部与满洲南部的势力。而间岛正处此东西、南北之间。宋教仁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日本之侵略间岛，是“欲于北满洲东朝鲜之中间，求一形势相济指臂相倚之域”，以为络绎南北，“而确立其北面海上国防经济之大计画”。
宋教仁还指出了日本侵略间岛之4个目的：交通上打通东朝鲜与北满洲之孔道，使日本贯东朝鲜以迄北满洲之海陆交通“成一直线”；产业上，掠夺间岛丰富的物产，并由此掠夺北满物质，以供日本国内原料之需要；殖民上，“力行其移民事业”；军事上，“屯宿重兵，建为巨镇”，与驻朝鲜和南满的军队相呼应，以对抗俄国。
宋教仁的这些议论，击中了间岛问题的实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纷纷叫嚣：“间岛之地方，于我国军事上，经济上，皆有重大之关系”，“对此较九洲稍小较四国稍大之间岛地方，甚切望我国人之注意”。日本政府则在间岛交涉之初，即已取得吉长路的修筑权，并提出了延长吉长路，经间岛与朝鲜会宁铁路接轨的侵略要求。日本政府认为，修筑吉会路“是帝国政府多年的希望”，“需要派兵之际，就可以利用该路线从日本国内各地同时迅速出兵，一举冲入敌人腹地”，可使满洲、北朝鲜和日本“结成更密切的贸易关系”，可使“满洲物产通过日本人经营的铁路输出”。而间岛处于吉会路之中枢，是日本实现其一系列侵略目的的关键。因此，宋教仁进一步指出间岛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日本的目的实现，将不仅导致我东北重地“改图变色”，而且列强各国将“张牙舞爪，纷至沓来，以共逐中原之鹿”。“禹域虽大，尚有吾人啖饭之所乎！”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怀。
宋教仁关于“间岛”问题的主张
间岛问题如此之严重，宋教仁在书中又阐述了他对间岛问题的主张。当时，有人就间岛问题发出调停之说，主张以局外中立制或共同协治制解决这一争端。宋教仁以国际法惯例驳斥了这些建议，指出由于大量的、确凿的事实已证明间岛属于中国领土，故所谓局外中立制和共同协治制都不适用于间岛问题的解决。他还从当代国际交涉的种种事例说明，如果采取其中任何一种办法，最终都只是使间岛为日本所侵占，只是时间的或早或迟而已。那么应采取何种办法解决呢？宋教仁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第一，由清廷与之谈判，“引证事实，根据学理，坚持不让”，此亦“什有八九年”。而以当前形势论之，日本不可能使谈判破裂。
第二，万一谈判破裂，“强硬的手段”是不能采用的，只能施以“平和的手段”，请由国际审查或仲裁裁判。如此，“日人其终不能不俯而就我主张也”。
第三，如果日本改变态度，承认中国的领土权，但提出“间岛韩民之保护权”和“间岛、吉林之铁道敷设权”的要求，则可相应允许。只要领土权得以保全，“即可谓间岛问题已得良好之解决”。
这些主张，坚持了中国对于间岛的领土主权，表明了他爱国主义的立场。但也反映出他的几分书生气。首先他几乎将问题的解决全部寄托在清政府的外交当局身上，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直至《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已经丧失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职能，成为“洋人的朝廷”，是不可能使间岛问题获得“良好之解决”的。诚然，清政府曾有过强硬的态度，但在间岛交涉的过程中，清廷屈从于日本外交当局的侗吓和“警告”，步步退让，更是证明了清政府的不可依靠。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清革命志士，宋教仁之所以对清政府抱以幻想，之所以只主张外交解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力量。
其次，宋教仁的主张也表现了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妥协性。他主张，如中日交涉失败，则可采取国际审查和仲裁裁判的办法，“或提出海牙公会，或欧洲一国裁决”，由西方帝国主义来判定中日间的是非和间岛的所属权。他没有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本质。所谓国际公法，只不过是列强借以平衡相互间势力，共同侵略落后国家的工具。它们不可能也决不会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这已为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所证明。1909年3月，清政府鉴于谈判陷入停顿状态，曾“提议将全部交涉事项提交海牙仲裁裁判处理”时，就遭到日本政府的蛮横拒绝。宋教仁还主张，如日本改变态度，则可允许其“保护韩民权”和“吉间筑路权”的要求。应当说，这是具有很大的妥协性的，甚至当时的一些清朝官员都表示反对而不能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这里也得到了清晰的反映。
《间岛问题》功不可没
然而，我们丝毫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宋教仁的爱国热情，更不能抹煞他对间岛问题所作出的努力。当时他因东北事败，穷困东京，但闻间岛交涉事起，即能奋起抗争，费数月之功，辛勤奔走，查阅大量资料（仅据《间岛问题》所注，即征引中、日、朝、俄、英5国的报刊书籍87种），为中国对日交涉提供了大量的、扎实的证据。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国激情。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日本一些学者的重视，均欲求“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而宋教仁毫不为动，却设法将书转交中国驻日公使李家驹。李随即“抄送外部”，从而在对日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1909年9月，中日双方签定《间岛协约》六条，这一条约虽使日本取得延长吉长路至朝鲜会宁的路权，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日本理屈词穷，终于承认了间岛为中国领土。其中，宋教仁著《间岛问题》一书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更为可贵的是宋教仁所表现的坚定的革命立场。1908年，当《间岛问题》送到清朝外务部后，便为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所看中。袁即“有电欲招”宋教仁回国“面询”，并派来亲信劝说。宋教仁为了顾全大局，就此问题发表了致清朝驻日公使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要求将其“官费挖除，并革去留学生之名”，以示反清革命的坚决立场。并劝诫清朝当局必须“爱惜国土，保持利权，勿使同胞后日有失饭之所”。光明磊落，大义凛然，体现了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爱国者的完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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