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19l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进士，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四十九岁因病告归故里，潜心学问，闭户著书。近人徐世昌曾赞道：“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勤勉的治学精神，加之兼容并蓄，无所不究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在文献的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于经、史、子、集各部都有著作传世。“于经史诸子，国朝掌故，皆尝钩稽考订。”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汇刻、钞纂、编撰、注释、校勘的著作共达四千卷以上，为祖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整理辑集儒家经典，调和今古文，提出新见解

清朝统治者历来重视古代经学著作的整理传播。“圣祖、世宗、高宗三朝，钦定御纂诸经，揭日月而章云汉，于是海寓承学之士，憬然于圣教所先群，以研经为首务。”正是在这种最高统治者支持的前提下，道光年间大学士阮元荟萃清朝文人撰著，收集清代乾嘉以前经学著作刊刻成《皇清经解》千四百卷。对清乾嘉以前的经学成果进行了整理。王先谦认为该书起到了“鬯昭代之儒风，导后进以绳矩。”的作用。但也认为“今距粤东刊经之日蝓六十年，中间寇难迭兴，烽警相望。”在此情况下，于光绪十一年在江苏学政任上广搜乾嘉以后经学名著及乾嘉以前阮元所辑书时所遗者及自身旧藏，通过全面整理：“掇其精要，得书二百九部，都千四百三十卷，奏请设局刊刻，经营三载，工乃告成。”《续编》在内容上虽比不上《经解》精萃，但也包含了王先谦本人的学术识见，还为清代经学的发展与流变疏通了脉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材料。

作为湖湘学派的核心人物，王先谦虽宗今文经学，但并无门户之见，而是兼采两家之长，调和今古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其对《诗三家义集疏》的辑集上。《诗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作为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时曾盛极一时，而到了东汉后期，由于经学大师马融、郑众对古文经《毛诗》的提倡，再历经郑笺孔注之后，使《毛诗》在与三家诗的竞争中后来居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后三家诗于魏晋至北宋年间逐渐亡佚，《毛诗》成为诗经流传的唯一正统学派。随着宋代疑古思潮的兴起，人们开始认识到三家诗的重要性，纷纷著书辑集。其中有宋代王应麟的《诗考》，嗣后又有徐激的《诗经广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诗》，道光年间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和魏源的《诗古微》也相继问世。而王先谦正是在前人基础上，搜残补缺，辑集而成《诗三家义集疏》这部集大成之作。尽管是搜集、考订之作，王先谦却是综合、整体性地研究前人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诗旨的辑集编排上，他汇集《毛诗序》与《三家诗序》，以求保存其完整性。在进行比较时，凡诗旨相同的，称之为“三家无异议”或“三家义同”；基本相同，则称之为“义近”。而三家诗中搜罗不全或无法找到的又称之为“三家义未详”或“三家义未闻”。这样，就使得两者之间的异同稽考明确。此外，王先谦还综合概括了《三家诗》与《毛诗》的相异点：如两诗所出时间早晚有别；某些诗篇创作时期的说法有别；部分诗旨说法有别；部分诗篇作者说法有别等观点。对《诗经》的研究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徐世昌评价该书“其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自为序例，精博绝伦。”而《辞海》文学分册也把该书列为《诗经》研究1O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表明了学术界对该书价值的肯定和公认。

此外，王先谦还对儒家经典中古今争论最多的《尚书》进行了深入研究，撰成《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并提出了一些重要学术见解：如认为今文称法无定制，是因时而异的，各个朝代都有其通行的文字，要注意其在流传过程中的区别等。

二、广引博采，校注史书，汇集编撰而成新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研习者众多。但由于《汉书》多古字古训，一般读者较难看懂。“昔在东汉之世，朝廷求为其学者，以马季长一代大儒，尚命伏阁下从孟坚女弟曹大家受读，即其难可知矣!”到汉末便有应劭为之作注。而唐初颜师古集前代二十三家注释，汇成集注。“然束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讹误，解释踳驳之处，亦迭见焉。”到清代考据学盛行，为《汉书》作注者颇多。王先谦在唐以后至清的丰富成果上，历时三十余年，钞集百万余言，编撰成《汉书补注》这部集大成之作。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宏大。对史实的诠释与流通耗力颇多，见功颇深。如对《律历志》，原本难以卒读，而颜师古又无注解，王先谦耗费巨大心力，精心注释，使难以理解的《律历志》经他手之后通顺可读。“律历天文颜监无注，国朝钱李诸儒洞贯刘术，更迭推衍三统以明天文，图籍纷陈，管窥积岁，补苴阙漏，藉竟全功。”另外，《汉书补注》对《汉书》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讹脱错乱也进行了校证与纠谬。对大搜客制度的起源、名物典章制度、礼制也作了大量考证。由于该书搜集的资料丰富，因而为研习《汉书》及进行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王先谦校注史学文献方面的另一成果是《后汉书集解》的编撰。关于《后汉书》的补注，历来以唐章怀太子注与清惠栋注影响较大。王先谦在历代注释尤其是清代注释的基础上。以惠栋注为主，合并李贤注，编成《后汉书集解》这部新作。《后汉书》作史重文词而对史实的记叙难免有所欠缺。王先谦针对《后汉书》中记载人物缺失的情况，旁搜广集这方面材料，对人物传记作了较大补充。史评在史籍中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从多个方面表达了史家或时人的观点，因而历代史家作史都重视史评。如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笔法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等。王先谦继承了前人的这一传统，在《集解》中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颇多阐发和论辩，有时秉笔直书。如对是否为更始立记问题上，王先谦态度鲜明，持肯定态度。有时寓褒贬于笔法之中，如对荀彧，“由是涑水有仁过管仲之称，东坡有道似伯夷之誉，皆袭取范史之谬，而拟于不伦者也。”字里行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另外，《集解》还对《后汉书》中有关名物典章的舛误作了订正，对某些制度的创始与终结作注等。对本朝史书的编撰，王先谦也十分重视。他充分利用国史档案及他人成果，汇编成《十一朝东华录》这部编年体史书，记载精详，于实录、典章制度、军务奏折、诗文、大臣列传无所不述，为后人研究清代史料提供了丰富材料。

三、参订子书，编选诗文

王先谦在整理周秦诸子之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参考前人旧注，爬梳剔抉，融采众说编订而成《荀子集解》、《庄子集解》、《曾子辑注》等著作，《荀子》一书除唐代韩愈有过大醇小疵的公正评价外，后世攻者甚众，多把其排除在儒家之外而列入杂家。到清代荀学受到重视，为之作注各家纷出。而王先谦通过广采诸家校本，杂采众说，编订而成《荀子集解》二十二卷，对原有旧注进行补正，并纂集有关《荀子》的注家、篇数、各家评论及版本异同等，对荀子学说的传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庄子》一书历来注解繁多，而王先谦却能在吸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间附已意，汇成《庄子集解》，在注释上使充满灵动气息的语句明晓流畅，且要言不烦，便于披览。

王先谦不仅通经治史，而且诗文俱佳，诗文书札都有佳作传世。其门人编选的《虚受堂文集》(16卷)、《虚受堂诗存》(18卷)及《虚受堂文札》(2卷)即是明证。在对待古文辞赋的态度上，他以桐城派为宗，十分赞同姚惜抱的为文主张，认为“为文之道，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缺，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同时也认为使文风长传，嘉惠后人，乃为学之人应尽职责：“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予责也!”在实际行动上，王先谦大量编选古人和时人诗文，并刊刻传世，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是《续古文辞类纂》的编撰，王先谦沿用《古文辞类纂》体例，整理、辑录从乾隆到咸丰年间的清代学者共三十八人的古文辞赋，并于其中品评得失，排比归类，为后人学习和研究清代学者的古文辞赋提代了许多重要材料。“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八人，论其得失，区别义类。窃附于姚氏之书，亦当世著作之林也，后有君子以鉴观焉!

此外，王先谦还沿用同样体例选录归纳了范围更广，资料更全的骈文汇集《骈文类纂》和《律赋类纂》。

四、主持书局，大量刊刻古文献和乡邦文献

王先谦一生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刻书也十分丰富多样，涉及到经学、史学、目录学、地理学和诗文等各个方面，其所刊刻书籍多以私人撰述为主，包括自身所撰及师友书文，其中尤以个人所撰为多。尽管如此，王先谦在刊刻文献中还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一)精心校勘，校刻结合。古人刊刻书籍历来重视校勘，有影响的刻书家大多把校书作为刻书的必要前提。王先谦在刊刻实践中也十分注重这一点。历时三十余年的《合校水经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为刻此书，他参合诸家，广校各本，并以亲身实践为之作疏：“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随，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绘图，参列今地，兼思补证。”刻书之重校勘可见一斑!此外，经他精心校勘而刻之书还有《续古文辞类纂》(1882年)，《荀子集解》(1891年)，《汉书补注》(1900年)，庄子集解》(1909年)等。

(二)针对前人缺漏，进行针对性重刊。前人所撰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所缺漏。刊刻书籍者应力争查漏补缺，力求还古籍原貌。王先谦在这一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在重刊《世说新语》时，王先谦认为佳书难得，缘由于撰者在成书过程中见少闻多，易生弊端。“采摭所及，见少闻多，而其言变矣!语气抑扬，声情乖隔，而其言又变矣!”又认为近世通行補本颇有缺漏，因而重刊。“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说新语》补本，删节元书，附以何氏，语林全失临川之真，余因取元书重刊。”

(三)重视书目类文献刊刻。古籍浩繁，要通学问之门户，必先习书目。正因如此，王先谦对书目类书籍的刊刻十分重视。《天禄琳琅书目》汇集至宋迄明三代旧籍，旁罗远绍，并各撰解题、刊版年月及藏家题识等。对考察古籍版本及探究古史材料具有重要作用，如此重要书目类著作，系王先谦于京师购得旧钞，并与湘潭周氏钞本互校，刊刻而成，此外，他还对私撰文献目录《郡斋读书志》也通过校正而刊刻发行。

王氏所校勘、刊刻各书，虽不可全视为善本，但其所刊书籍当可视为一家之言，足资参佐。

除对古文献进行刊刻外，在保存乡邦文献方面，王先谦也是不遗余力。“凡关于乡邦文献，靡不致力，湘人称之。”尤其是于光绪十六年主讲思贤讲舍时，就舍设局，大量刊刻湖湘文人文献，为弘扬湖湘文化作出了重要文献。他曾聚资重刊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集》五十五卷(1892年)，辑刻吴南屏《畔湖文集》十二卷(1893年)，同邑李寿眉《山居诗集》若干卷；新化欧阳辂《润东诗钞》一卷(删刻之作)，周寿昌《思益堂集》十九卷，李桢《畹兰斋文集》四卷等。而湘籍学者也认为著作交存思贤讲舍发售最安。足见对王先谦的信任和王氏在乡邦文献保存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