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先谦之前的今古文诗学

皮锡瑞(1850—1908)《经学历史》中提到清代“经学三变”的问题，认为清初是汉宋兼采，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即使治宋学者，说经亦主实证，应是所谓汉学时期，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所谓西汉今文之学复兴时期。又云，“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周予同(1898—1981)依据皮锡瑞说，以为嘉道以降，由许郑导源而上，《诗》宗三家而斥毛氏，经学又复西汉之旧。叶郋园(德辉，1864—1927)也曾对清代学术有一段极为精辟的描述：

国初巨儒如顾亭林(炎武，1613—1682)、阎百诗(若璩，1636—1704)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据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汉学之名，古无有也。倡之者三惠(周惕，1646？—1695？；士奇，1671—1741；栋，1697—1758)，成之者，江慎修(永，1681—1762)、戴东原(震，1723—1777)。然此数君者，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自注：余藏有戴氏《诗经补注》原稿，采宋人说最多，《遗书》及《学海堂》皆删去)适乎王(鸣盛，1722—1797)钱(大昕，1728—1804)孙(星衍，1753—1818)段(玉裁，1735—1815)之伦，二王(念孙，1744—1832、引之，1766 1834)三孔(广林，1746—1814？；广森，1752—1786；广廉)之族，精研文字，穿贯两京，汉学之帜，由是纵横上下，通于百年。顾当极盛之时，已伏就衰之理。其时若刘申受(逢禄，1776—1829)之于《公羊》，陈恭甫(寿祺，1829—1867)之于《尚书大传》，凌晓楼(曙，1775—1829)之于《春秋繁露》，宋于庭(翔风，1776—1860)之于《论语》，渐为西京之学。魏默深(源，1794—1857)、龚定庵(自珍，1791—1841)、戴子高(望，1837—1873)继之，毅然破乾嘉之门面，自成一军。今日恢刘(逢禄)宋(翔凤)之统者，湘绮楼(王闿运，1833—1916)也，振高邮(王念孙)之绪者，俞曲园(樾，1821—1906)也。东塾(陈澧，1810—1882)似接亭林之传，而实非亭林之正脉。亭林之世无汉宋，则有意兼通汉宋者，不得谓之师法亭林。东塾之学本出仪征(阮元。1764—1849)，何以微变其旨?盖由乾嘉诸儒晚年亦侵宋学故也。东原之《原善》，孙渊如(星衍)之论先天卦位，仪征之《释心》《释性》，皆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学既有变，争亦无已。由实入虚易，由虚入实难。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学旨不明，学术将晦，开门揖盗，可不虑乎?夫不读东京诸儒传注之全经，而读后人掇拾之残经，不读文完义足之内传，而读断章取义之外传，其心非尽灭全经以入于异氏之室，必犹有不能息喙者。观于《毛诗》，本出西京，亦谓西京无此学派，则其意固非主张西京可知……

郋园此文后半出于政治原因，对当时今文学颇有微辞，这一点与葵园(王先谦)的态度不同，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姑置不论。郋园提出的要点有二：一是，汉学初期的惠、江、戴诸人并未脱略宋学之迹；二是嘉道以来的学术，不是乾嘉之学的绪余，就是其反动。西京之学的兴起就是其反动，东塾之学意在调和汉宋，实亦为乾嘉汉学之反动。郋园在其《读书志》臧玉林(琳)《经义杂记三十卷》下，也论及清经学三变的问题，所划分与皮锡瑞说大致相同。郋园云：“汉学既盛，又分今文古文。”乃以嘉道间今文学的兴起，为清代汉学的第三次变化。

以《诗》学而论，嘉道间的确今文学大兴，然就嘉道时期《诗》学总体而言，主毛者似仍为多数。余以为此期治《诗》者，在专研旨趣上，虽有毛与三家之对垒，然因多以崇古求是为尚，所赖以治学之方法，似又消息暗通。若以文本论，古文有尊毛尊郑者，有尊毛非郑孔者，大都亦不拒斥今文；今文虽有尊三家而非毛者，然大都不拒斥古文。其所疑毛者，只限于毛诗序传的作者究竟是谁，而对于毛诗是汉代留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文本，则无从怀疑。此期之特点是主毛者，亦不拒斥三家，治三家者更言毛。若以治诗之角度与旨趣而论，此期则有诂经派，有垂训派，有诗旨派，有制艺派；若以学者所主要依据的文本而论，有所谓“古文家”、“今文家”；若以诠释方法而论，则有所谓重考据、重诗旨义理、重文气。其中重考据者，本文暂依当时习惯，以汉学名之，其余则以宋学名之。推其源流变化，我以为嘉道及以下《诗》学大概，要言之，约有数流：

一曰古文汉学。此为固守汉学训诂考据家法者，为《诗》则宗毛氏，治学方法则小学训诂声音文字。于《诗》则马瑞辰(1782—1853)、胡承珙、陈硕甫(奂)(1786—1863)、俞曲园是也。其它如严杰(1763—1843)《蜀石经毛诗考正》1卷、王鎏(1786—1843)《毛诗多识编》《毛诗考证》、李黼平(1770—1832)(毛诗䌷义》、曾钊(1821—1854，字敏修，一字勉士，号冕士，广东南海人)《诗毛郑异同辨》1卷、《诗说》2卷、《毛诗经文定本小序》l卷、《考异》1卷、《音读》1卷、张其焕《毛诗述正》28卷。丁晏(1794—1875)著《诗谱考正》l卷、《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2卷，又有《毛郑诗释》4卷、《毛诗陆疏校正》2卷，《毛郑诗释》卷末附《书段氏〈校定毛诗故训传〉后》一文，于段玉裁《校订毛诗故训传》30卷多所匡正。徐华岳《诗故考异》(1816年撰成，1831年刊行)专取古义，自周秦子史至乾嘉注疏，间采而用之，独于宋儒无取，书中全录《传》《笺》，节录孔《疏》，三家遗说亦录之《传》《笺》后。桂文灿(1823—1884)《诗笺礼注异义考》l卷、《群经补证》6卷、《毛诗传假借考》l卷、《毛诗郑读考》l卷、《诗古今文注》2卷、《毛诗释地》6卷。罗汝怀(1804—1880，字研生，湖南湘潭人)有《十三经字原》、《毛诗古音疏证》，玉枢《诗经雅笺》5卷，王树柟(1851—1936)《尔雅说诗》22卷，顾震福《毛诗别字》6卷等等。此是抽取其中一部分，同类著作远不止以上所举。其它尚有毛诗音读、名物、地理、制度方面的著作甚多，兹不备举。以上所举著作虽名其为古文汉学，而实际上，所举绝大多数学者，都于三家诗有所参酌。

二曰古文宋学。东塾(陈澧)所谓“通汉宋之邮，折衷以求乎是者”(闵孝吉《玉井草堂诗序》)。郋园谓东塾之学出于仪征，盖因东塾尝任学海堂学长十数年。东塾之调和汉宋，实是乾嘉声音训诂之学的反动。东塾谓“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其言固是。然经传之言，古今多不异，何不即此先通其义理”，其方法则实近宋儒。姑名之曰古文宋学。此派特点，如钱宾四所说：“不轻言经世，又以郑朱并举，不数西汉，仍不脱乾嘉诸儒牢笼。”于《诗》则东塾有《读诗日录》，其意不在诂经，而在垂训，多假经以言世事，或妇德、或风俗、或诗教等等。东塾的意见是经传具在，不必经烦琐丛脞的训诂考证，亦可直探经旨，玩索微言大义。其说明是尊汉尊经，实则亦欲暗夺汉学之席。方玉润(1811—1883)之《诗经原始》，舍考据与讲学两家，而直探诗旨。虽自为序说，要未脱《小序》《集传》之影响。开卷首列思无邪、太极图，则为自创。林伯桐(1778—1847)，广东番禺人，生平于学无所不窥，尤笃志经学，研经宗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前后两制府阮元、邓廷桢(1775—1846)皆敬礼之。阮公延为学海堂学长，邓公延课其二子。其《毛诗通考》一书考订《传》《笺》之异，然以申毛义为主，其《毛诗识小》30卷，意在申发微言大义，另有《毛诗传例》2卷。夏炘(1789—1871)，学宗程朱。为学兼综汉宋，长《诗》《礼》二经，尤深于朱子之书。义理训诂名物制度说文小学，皆能博考精研，深造自得，其所撰著，以辅翼世教为心。道光壬辰癸巳间，先生居京师，撰《读诗札记》8卷，又益以《诗章句考》1卷、《诗乐存亡谱》1卷、《朱子集传校勘记》1卷、《诗古韵表廿二部集说》上下两卷。褚汝文《木斋诗说》以为序为国史旧闻，孔子录诗时已有，子夏传之。毛固不可易，三家亦必有所本。于诗旨亦不专主一家。徐绍桢(1861—1936)《学寿堂诗说》于毛郑朱三家去取，旁涉他家。虽亦兼释字义，然以探索诗旨为主。李九华《毛诗评注》30卷，为《诗》多读汉宋诸家，最服膺李塨(1659—1733)《诗经传注》，大抵欲直探诗人之意。注释则用毛郑及清儒诸说。吴士模《诗经申义》10卷，马其昶(1855—1930)《诗毛氏学》亦属此类。所谓古文宋学者，是说学者通经，有致用的倾向性，欲直探诗旨，揭发微言大义。然《诗》学以遵奉序传为主，亦不废朱子。郋园尝谓“汉学之长，在于考据；宋儒之长，在于践履”，此学的倾向是欲合而一之。

三曰今文宋学。所谓今文宋学是合公羊学与宋学而为一，求微言大义于今文经。其学出于常州。至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以致用为祈向，始欲发扬光大，于咸同之际，颇有影响。康南海(有为，1858—1927)之学，一出廖季平(平，1852—1932)，一出朱九江(次琦，1807—1881)。九江于乾嘉汉学，固多不韪。如云：“纪文达(昀，1724—1805)汉学之前茅也，阮文达(元)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乌乎，此天下所以罕人才也。”又云：“《皇清经解》，阮文达之所诒也。殆裨于经矣。虽然，何偏之甚也。顾亭林之学，不分于汉宋也。今采其说，尊宋者芟焉。”朱九江以为朱子百世之师，先有明姚江王氏攻其格物，后有乾嘉诸子攻其空疏。此攻之者相矛盾也。又云：“彼考据者，不宋学而汉学矣。而猎璅文、蠹大谊，丛脞无用，汉学之长，有如是哉?”魏源认为“西汉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故今文宋学欲由东京而上溯西京，求微言大义于今文诸经中。于《诗》则魏默深《诗古微》、迮鹤寿(1773一?)《齐诗翼氏学》、陈乔枞(1809—1869)《齐诗翼氏学疏证》《诗纬集证》、龚定庵《诗非序》、《诗非毛》、《诗非郑》、皮锡瑞《诗经通论》、廖平《四益诗说》1卷、《诗学质疑》、《诗纬新解》、《诗纬搜遗》、王闿运《诗经补笺》及胡薇元诸书是。

四曰今文汉学。此乃以汉学之方法治今文经者。以汉学方法治今文经，于《诗》为著。此类著作自阮文达《三家诗补遗》以下，更有周曰庠《诗经三家注疏》，李贻德(1783—1832)《诗考异》，赵绍祖(1752—1833)《校补王氏诗考》，陈寿祺(1771—1834)(五经异义疏证》，徐璈(1779—1841)《诗经广诂》，宋绵初《韩诗内传征》，汪远孙(1794—1836)《经典释文补续偶存》《诗考补遗》，徐堂(1797—1837)《三家诗述》l6卷，臧庸(1767—1811)《诗考异》4卷、《韩诗遗说》2卷、《订讹》1卷，冯登府(：1783—1840)《三家诗异义遗说》2O卷、《三家诗异文疏正》6卷、《补遗》4卷(别本作《三家诗异文疏证》6卷，补遗3卷，续补遗2卷)，李富孙(1764—1843)《七经异文释》中《毛诗》16卷，胡文英《诗考补》2卷、黄位清《诗异文录》3卷，陈乔枞(1809—1869)《诗四家异文考》5卷，《毛诗郑笺改字说》4卷，《三家诗遗说考》15卷，叙录3卷，丁晏(1794—1875)《诗考补注》2卷，《补遗》l卷(《颐志斋丛书》《六艺堂诗礼七编》)；别本作《诗考补注》2卷，《补遗》2卷，(《花雨楼丛钞续钞》)，蒋曰豫(1830—1875)《诗经异文》4卷，萧光远(1804—1885)《毛诗异同》4卷附l卷，顾震福《三家诗遗说续考》6卷，陶方琦(1845—1884)《韩诗遗说补》1卷，马国翰(1794—1857)所辑诸书。

从前举诸例可以看出，嘉道以降，治《诗》者，大略可分为尊毛与尊三家二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是主毛者的代表作。《毛诗后笺》主于申述毛义。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明诸儒之说，及当时为诗学者，无不广征博引，而于名物训诂及三家诗异同，类皆剖析精微，折衷至当。自云：“从毛者十之八九，从郑者十之一二。”胡承珙虽主毛传，于毛郑亦未尽韪，每言“信传不如信经”，其所搜猎者广，参酌者详，每折衷求是，故胡培翚云：“(陈)奂著书，惟毛是从，君尚有别择。”奂有时过尊毛氏，乃如皮锡瑞所讥“强韩同毛”，然陈奂其实亦非惟毛是从，在经文审定、声寻字训之间，亦间采三家。马瑞辰认为：“《毛诗》为古文，其经字类多假借……齐鲁韩为今文，其经文多用正字。经传引诗证诗亦多有用正字者，正可藉以考证毛诗之假借。”此外，马也指出郑笺自云以宗毛为主，然其与毛异说者，多本予韩诗。这两点与当时今文诗家的说法略无二致。马治毛诗与胡、陈相似处，皆征引宏富，三家以外，举凡前人之说，及子史四部，无不涉猎。既广《传》《笺》，复多发明。故所谓尊毛者，主要特点是在西汉四家诗中，相信古文毛诗传承的正统和真实性。对于《小序》对诗旨的诠释也采用遵从，并多方考证，以证其必然，此外，对今文三家并不拒斥。

嘉道以降专治三家者，与前略有不同。前此雍乾时期治今文诗学者，如沈淑(1702—1730)、沈廷芳(1702—1772)、严蔚、余萧客(1732—1778)、范家相、胡文英、卢文弨(1717—1795)、黄模、周邵莲等人，可以说是采摭之功多，而考证之功少。至阮文达领袖坫坛，臧庸堂、李富孙、陈乔枞、冯登府、徐璈诸人，搜校则精，考核亦审。其方法与治毛诸子，多相通者。故是时毛与三家，其旨趣虽分，而治经之方法，则有渐趋一致的趋向。即以旨趣而论，治毛者，盖以毛公近古，治三家者，以三家为古。而具体到一字一音一章一句的考证，宗毛者，未弃三家，治三家者，亦未敢弃毛。在为臧庸《拜经日记》所作的序中，王引之云：“考订汉世经师流传之分合，字句之异同，后人传写之脱误，改窜之踪迹。擘肌分理，剖毫析芒，其可谓辨矣。”《日记》研究的范围包括诸经今古文，四家诗同异，实无家法限制。撰《三家诗异文疏证》的冯登府，与嘉兴李氏群从(李富孙、超孙、遇孙)大抵相类。冯擅金石之学，故每藉石经碑传考订经传文字。李富孙《七经异文释》外，另有《说文辨字正俗》一书，时人以为亦有段氏所不及者。其所著《诗经异文释》，于经文一字之异，必考竟其原委，征其本来。其征引之博，创获之丰，庶可方驾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及《三家诗遗说考》。

嘉道时期的汉学学者，无论今古文，所宗尚的文本不同，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其视野(所依据的资料来源)、角度和治经方法却又趋同。嘉道间学者中已有不少兼治今古文：如阮元、丁晏、程大镛。至咸同以后的诗经学者，颇有一些欲统合今古文的倾向。如张寿镛(1876—1945)(诗史初稿》16卷，遵《序》宗《毛》依《谱》考史分纪汇参。实亦综合今古文，是以古文统今文之例。王仁俊(1866—1913)《正学堂诗说》1卷，所为《诗郑笺释例》于用三家、申毛、改毛之外，广举诸例，曰附传，曰补传，又有引他经例，与他经违异例，笺与礼注异义例，与郑自注《论语》异义例，笺义同《郑志》例，笺说未及而补于《郑志》例等等。陈玉澍(1853—1906)《毛诗异文笺》10卷，江瀚(1852—1936)《诗经四家异文考》1卷《诗经四家异文考补》l卷，李德淑《毛诗经句异文通诂》7卷(民国间自刊本)，以王应麟《诗考》参取齐鲁韩三家异同。遂以毛诗为主，而博采齐鲁韩三家之训诂，广搜字书之通释，以补其缺。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余。较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阐发尤多。而其辨形声，核诂训，亦足相颉抗。此外还有张慎仪(1846—1921)《诗经异文补释》14卷。以上诸书，皆不受今古文家法之限制。

成同以后于三家诗研究，成绩最卓著者，当属王先谦(1842—1917)。王所撰《诗三家义集疏》，引证闳博，又参核众说，折衷求是。书名三家，实不以今古汉宋之别而自限。又自创体例，足为法式。

二、《诗三家义集疏》的撰著

《诗三家义集疏》初稿于王氏任江苏学政任上(光绪l1年8月莅任)，观《艺风堂友朋书札》载葵园寄缪荃孙(1844—1919年)书72通。中有数信言及《三家诗义集疏》著作出版事项。第《三十》通云：“昨枉顾畅谭为快。拙撰《三家诗义通绎》，钞得《卫风》数篇呈上，务望详加纠正，勿稍客气，曷胜感幸。”是本书初名《三家诗义通绎》。此信当葵园在江苏学政任上刊刻《江左制义辑存》同时，是知葵园于光绪14年(公元1888年)已著成《三家诗义通绎》，至《卫风》而止；第《五十》通云：“旧为《诗三家义疏》，至《卫风•硕人》，年来搁置虑遗失，刻之，以一份呈求教正。……冬至前一日。”此信前叙收到缪所寄骈文，已收入《类纂》11篇，并言及袁(昶)、许(景澄)罹祸事。时间当为庚子(公元1900年)冬至前一日也。第《六十四》通云：“自大乱后，音问断绝，倏忽岁钥两更。奉到手书，始知侨居沪上，已阅年余。……仆自到平江……两年以来，将《后汉集解》纂成，《三家诗》稿，《风》诗已毕，《雅》《颂》久阁，拟赓续成之。……四月十二日。”缪荃孙离京抵沪，在辛亥(公元1911年)年八月，故知此信在癸丑年(公元1913年)四月十二日。时《风》已完，《雅》《颂》尚未作也。《六十九》通云：“贵体既已全愈，修纂之任，例应入都。……前为《诗三家义集疏》，勉力成书，辄付剞劂，欲待奉寄求教，而永匠积迟，未能同上。……十月十三。”考其时当在甲寅(1914)十月十三，《诗三家义集疏》已付印。《七十一》通云：“刻下经营未就者，《三家诗》《范史》《外国通鉴》三书。《三家诗》明岁可成，先呈教正。(已改订二次)。……腊月十二。”按此信写于乙卯(公元1915年)十二月十二日。所可怪者，至此时书尚未成，疑葵园既将书稿付刻工，复觉义有未安，改订二次，故至丙辰(公元1916年)始刊出。丁巳年(公元1917年)四月八日，缪荃孙收到刻成的书。十二月十日，得知王先谦作古。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葵园年七十，以诗文为寿者，有瞿鸿礻几   、杨文鼎、吴庆坻、李宝淦、缪荃孙、王龙文、胡元达、黄兆枚、苏舆等人，其中独缪荃孙言及《诗三家义集疏》。葵园此书书稿似乎久藏诸箧衍，未轻示人。除筱珊(缪荃孙)外，其门弟子如吴庆坻、苏舆等有可能皆不知其师有此著作，因吴苏二人在所作的贺寿文中，历数葵园著作，皆未及是书。《葵园自订年谱》癸丑年(公元1913年)云：“早岁为《诗三家义集疏》，至《卫风•硕人》而辍业。自至平江，赓续为之，渐有告成之望。”则是书的撰著自光绪14年(1888)写至《卫风》后，其事遂寝，20余年后，葵园始赓续旧业，以衰病残年，仅用3年的时间，竟然独力完成后25卷的撰著，其为学用力之专之勤，实在令人敬仰。

《诗三家义集疏》征引浩博，考证精审。其体例也是别开生面：全书共28卷，《国风》部分除《邶》《墉》《卫》合成卷三之上中下外，其余每一国风为一卷，共得13卷。剩下的皆按毛诗次第，分《小雅》为7卷(卷14至卷20)，《大雅》3卷(卷21至卷23)，《周颂》3卷(卷24至26)，《鲁颂》《商颂》各一卷。每卷卷首于卷题下讨论该卷诗之来源，地域，时代与主旨等。其书体例是先列【注】，【注】下引三家之说；次列【疏】，【疏】下引毛诗序传与郑玄笺；再次为○符，○符下陈述己之意见，一般是旁征博引，本经他经，秦汉子史小学著作，以及后来四部类书等，特别是清儒注疏，及其自下断语。不惟卷首如此，每篇篇首亦如此；不惟篇首如此，诗中或两句或四句，即插入其注疏如此。王氏本人之断语，常以“愚案”引出。凡遇三家之义无闻无考，则只有【疏】无【注】。如此体例，简明易读。列三家诗于【注】，毛诗序传郑笺为【疏】，其宗奉今文经的立场极其醒目。然虽降毛诗序传郑笺为【疏】，并未弃而不论。唐孔颖达《疏》征引不多，偶尔引之，则在○符下讨论，曰“《孔疏》云”云云。

三、葵园之尊宋

葵园论学尊宋，其见于文集者，所在皆是。《〈续古文辞类纂〉序》：“……自圣清宰世，用正学风厉薄海，耆硕辈出，讲明心性，恢张义理。厥后鸿生巨儒，逞志浩博，钩研训诂，繁引曲证，立汉学之名，诋斥宋儒言义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葵园以清初宗奉程朱者为正学，并以讲明心性，恢张义理为学者所归。此序对于乾嘉诸儒“钩研训诂，繁引曲证，立汉学之名，诋斥宋儒言义理者”显然颇多微辞，却独赏姚鼐能自守孤芳。

葵园之宗宋，于其《诗》学中，亦时或见之。其公然非汉而是宋者，是所撰《〈三家诗义集疏〉序》：

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自伏壁《书》残，其后伪孔从而乱之。《诗》则鲁、齐、韩三家立学官，独毛以古文鸣，献王以其为河间博士也，颇左右之。刘子骏名好古文，尝欲兼立《毛诗》。然其《移太常书》，仅《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三事而已。东汉之季，古文大兴，康成兼通今古，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陵三家。盖毛之诂训，非无可取，而当大同之世，敢立异说，疑误后来，自谓子夏所传，以掩其不合之迹，而据为独得之奇，故终汉世，少尊信者。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以宗郑者昵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有宋才谞之士，以诗义之多未安也，咸出己见，以求通于《传》《笺》之外；而好古者，复就三家遗文异义，为之考辑。近二百数十年来。儒硕踵事搜求，有斐然之观，顾散而无纪，学者病焉。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通贯。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旨。毛、郑二注，仍列经下，俾读者无所觖望焉。书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癸丑冬月平江旅社。

其序文大旨，可归结出三点：其一曰于汉宋之间，抑汉扬宋，开篇即云“经学昌于汉，亦晦于汉”，直斥毛立异说，且托名子夏所传，贻误后世。对于宋人之疑序疑毛，则颇加赞赏，以为宋人之弃毛言诗，是才谞之士自出己见；其二曰重三家而轻毛郑。从根源上即怀疑毛诗作为古文的真实性和正统性。先言伏壁书残，伪孔乱之，次言三家立于学官，又言毛以古文自鸣，复言刘向重古文，于诗亦未及毛，凡此数项，对于毛诗古文的正统性与真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说所本，或为皮鹿门(锡瑞)《毛诗通论》言毛传之六不可信略同。疑毛固如此，于郑独尊毛而抑三家，亦有微辞。而对于宋儒考辑三家遗文异义，则推许之。其三曰对于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采择，其旨疏畅经文，破除墨守，其方法则是研核全经，参汇众说，闲附己意，为之贯通。即此三点可知，葵园所抑者为汉学中的所谓古文，所尊者宋学，所躬行实践者，则为定庵所说“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之清学也。然而，葵园抑汉，是抑汉之毛郑，于汉之三家则特为推许，以毛郑可疑，三家信古；其尊宋，所尊者除去宋人“出己见”外，更在于“有好古者，复就三家遗文异义，为之考辑。”故余以为葵园所重者，端在古学。尊今文是因为今文近古，其尊宋，也是因为宋学非毛非郑，并重三家之遗文。推其根本，我以为葵园仍是定庵所谓非汉非宋，也就是亦汉亦宋，从根本上说他是反对划出汉宋门户的。其《复阎季蓉书》中，即透露出葵园治学的基本倾向和态度：

国初承宋明讲学之余风，气穷则思变。天下稍稍恶虚趋实，抑陆王而尊程朱，此已为理学中之善机。乾隆以后，学者务于经籍传注，考订发挥，即有宋诸君子之书，亦复多所辨正。其实事求是，使古籍暗而复明，微言绝而复续，有裨学术甚巨，如江河之不可废也。圣贤诸书，义蕴闳深，虽经宋儒阐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无舛误，此固待后人补正。而为其学者高谈义理，以实事求是为不足为，于是各尊师说，互相诋讠其 。窾启寡闻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

可见葵园是反对汉宋对垒的。此处葵园对于乾嘉汉学的成绩充分肯定，即使其对宋儒的辨正也是功在不刊。从根本上说，葵园所推重者，端在“实事求是”，此正是乾嘉诸子如戴震、钱大昕等所标举之治学方法。同信中葵园又说：

所谓汉学者，考据是也；所谓宋学者，义理是也。今足下之恶汉学者，恶其名也。若谓读书不当从事考据，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汉学之名，而实之曰考据之学，则足下无所容其恶矣。去宋学之名，而实之曰义理之学，则訾诋理学者无所容其毁矣。

故王先谦所尊者，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以为汉学之考据与宋学之义理不可偏废。我以为葵园每强调宋学之义理，与他本人累典文闱有关系。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简放云南乡试副考官，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充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简放浙江乡试副考官，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升补翰林院侍读，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充会试同考官，升补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出任江苏学政，其后数年，科试各府州属。而清代科举，如葵园所云：“国朝因明之旧，乡会试一场承用四书文，二三场为经文、为策。”叶德辉云：“葵园先生以经术文章，提倡海内，主持东南坛坫逾三十年。自登馆职，受先皇帝皇上之知。典试云南、江西、浙江，再校礼闱，提学江苏。轺车所至，甄拔英奇幽滞之士，时论比之阮文达、朱竹君一流。”身膺典乡会试重寄的王先谦，似乎没有理由不尊宋之义理之学。到光绪丁酉(公元1897年)、戊戌(公元1898年)之际，时势变化，王又极力主张改革科举，废制艺，此时葵园于宋儒义理之学，又亟欲去之，并无少惜。此亦葵园在学术主张上的矛盾处。

葵园在理论上固然尊宋学，但就其治学性格而言，实则始终是乾嘉考据的路数。《诗三家义集疏序》文中所推许的宋学，一是宋学的怀疑精神，一是宋学中能够钩稽三家遗说者。冯煦(1843—1927)尝论汉学宋学之争，以为自鸣汉学的学者所从事的实际都是宋学。因清代汉学家所称四科：《说文》、考据、金石、校勘，皆由宋人辟其草莱。《说文》自徐铉、徐锴始大显；一名一物之考据，亦有宋人先导；而金石之学由欧(阳修)赵(明诚)为嚆矢；校勘之例，始自朱熹《韩文考异》，《诗》《易》之辑佚由宋人王伯厚(应麟)始为之。其实冯煦此说有一些偷换概念。把一个重义理的宋学，撤换成一个以名物金石之考订及小学文字见长的宋学。王先谦所重视有时也是指此类重考据的宋学。《诗三家义集疏》中，引证宋人著作如徐锴《说文系传》、陈旸《乐书》、王应麟《诗考》、严灿《诗缉》、洪迈《容斋随笔》、洪适《隶释》、王质《诗总闻》、章俊卿《山堂考索》、程大昌《诗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这些著作中，除王质、程大昌、吕祖谦外，其它并非后人所认为的《诗经》宋学的代表作。典型的《诗经》宋学是指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注重义理、弃序言诗的宋学。葵园所引无一例外是宋学中关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诸问题，有关诗旨与微言大义，并未涉及。

《诗三家义集疏》于宋代诗学代表著作征引极少，少到近乎忽略与漠视的程度。这与葵园文章中常尊奉宋学，以及常言义理考据并重，确实有相当一段距离。葵园论一首诗诗旨时或与朱熹同，但却不提其说本自《集传》。如《卫风•氓》的诗旨，王【注】引《易林》《蒙之困》《夬之兑》齐说：“氓伯以婚，抱布自媒。弃礼急情，卒罹悔忧。”又【疏】引毛《序》曰：“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于此两说，王皆未尽取，却云此诗为“弃妇自悔恨之词”。揣其所本，自是《集传》中：“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王氏之说与朱熹所别只是在妇前少了一个淫字。然王氏申其所据如《后汉书•崔骃传》载骃祖篆《慰志赋》有“懿氓蚩之悟悔”。又引《左传》成公八年引诗“女也不爽”四句，杜预注：“《诗•卫风》：妇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大约标示其自为序说，非尽依违于今古文之间也。而与朱熹相合处，则只字不提。其意显然不同意朱子“淫奔说”。王氏于朱熹《诗集传》，虽未直接攻讦，然凡《集传》与序异者，大约都从序，直曰“三家无异义”。置《集传》而弗论，即是对《集传》最彻底的否定。亦非葵园一人如此，乾嘉以后《诗》学中重考据训诂者，很多都是如此。故葵园对待《诗》之宋学非但不尊，直有轻视的倾向。而征引几处宋人的著作，也都是关于名物考证和文字异同问题，此乃宋学中的考据之学，或说宋学中的“汉学”。

究其实质，王所重者，仍是乾嘉以来的实事求是的清学。王为吴清卿(大澄)所著《权衡度量考》一书所作序中说：“窃谓本朝实事求是之学，旷隆往代，而天地之秘，声音之元，将有大显于二千年后者。”故《诗三家义集疏》于清儒注释著作征引独多，远远超过清以前的著作。

四、葵园之尊今文、抑古文

葵园于理论上固尊今文，尊宋学。而在《诗》学实际上，与其理论却又有一段距离。江叔海(瀚)批评葵园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中攻毛，云：“其言似亦稍过。使无《毛诗》，则三家之说除见传记外，并其经文作何字尚不可知，安得还为完籍邪?即先谦是编亦不能作也。盖三家于诗无说者甚众，故先谦之书，仍不能不采取序说，及毛传郑笺。”此说颇中肯綮。葵园《诗三家义集疏》中所采序说与毛传郑笺者，所在多有。然其同于毛郑者，往往假“郑从三家”以为说。如《诗•卫风•氓》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一句，“氓”宇，葵园先引《释文》引韩说曰“氓，美貌”。复引《传》曰：“氓，民也。”古文家如马瑞辰更为韩说曲证，云：“氓，藐声之转。盖韩以氓为藐之假借。《尔雅》：‘藐藐，美也。’《说文》：‘◇，美也。’‘藐’即‘◇’之假借。”葵园亦引马说。有趣的是，在此处马瑞辰采韩说，而王先谦复不韪马说，反从《传》说。葵园说：“愚案：美民为‘氓’，犹美士为‘彦’，美女为‘媛’也。据此及《易林》，韩、齐作‘氓’，与毛同。”美民曰氓一说，未审何自，或为王合毛韩之说，而自为发明。以此看来，葵园注《诗》，实不为门户家法所限，无论今古文，惟求其是。其下对于“蚩”字的注释，王先引陈乔枞说证“蚩”为“戏”为“嗤”，为笑貌，复引顾震福说：“《龙龛手鉴》：‘蚩，和悦也。’《广韵》：‘◇，喜笑。’喜笑即和悦也。《释名》：‘蚩，痴也。’即毛所云敦厚貌。蚩蚩者，乃笑之痴也。毛韩义异而可以互相发明。”王氏在这里即从顾氏之说，《诗三家义集疏》中运用古今文经互相发明者，几无一篇例外，兹不备举。于《氓》诗之大旨，葵园实际上是弃古今文两间，暗从朱熹《集传》，别为序说。王氏注《诗》，非尽依违于今古文之间也，大抵类此。

《周南•汉广》一诗，王【注】引《文选》中曹植《七启》李善注引韩叙曰：“汉广，说人也。”又【疏】引毛序：“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引《笺》云：“纣时淫风遍于天下，维江汉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于毛郑韩三说，王氏意在折衷求是，故其所从者实为毛序。谓“江汉之间被文王之化，女有贞洁之德，诗人美之，以乔木、神女、江汉为比。三家义同。”王云三家义同，而其下引三家之说，却与文王教化，女有贞洁之德无涉。于此诗诗旨，王氏实有强三家以同于毛之倾向。综观《诗三家义集疏》一编，王氏凡论诗旨与毛同，而三家说未见者，皆曰：“三家无异义。”这显然与其自标三家之立场有关，此立场在前引《〈诗三家义集疏〉序》文中已经明确表达。

王氏对三家之偏爱也确实明显。如《王风•野有蔓草》，毛序说是“思遇时也”。“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郑笺略同。葵园以为宋人所谓“淫奔说”，在此是受毛序之累。更引《说苑•尊贤篇》孔子之郯遇程子事，以为鲁韩诗说皆以为此诗诗旨为“思遇贤人”。并云：“自汉世为毛诗者以为男女之词，而诗之真失，犹幸《左传》《说苑》《韩诗外传》存大义于几希，尚可推求而得之尔。”类此扬三家而抑毛郑的话，时或可见。

然而一涉人到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如一字一词一义一名的考证，葵园似乎又颇能摒除其今文家的立场，而一意穷究事理，折衷求是。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方面例证甚多，于《诗三家义集疏》中所在皆有，不烦一一举证。有一点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诗三家义集疏》所引清儒著作，数十种，其中有陈启源、顾炎武、王夫之、陆奎勋、惠周惕、范家相、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武亿、阮元、卢文弨、臧庸、王念孙、王引之、马瑞辰、顾镇(1720—1792)、顾震福、陈奂、胡承珙、陈寿祺、陈乔枞、魏源、宋绵初、李黼平、徐璈、朱右曾、皮锡瑞、王先博、皮嘉佑、苏舆等。在对待这些学者的态度上，葵园并没有今古文门户所带来的偏见。凡所征引，或赞成其说，或有以驳辨纠偏，一以求是为目的。《诗三家义集疏》全书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征引最多，尤其是马瑞辰，粗略统计，所引在千条以上，而在多数情况下，是直接采用其成说，以考订经文经义。其对待其它尊古文经的学者态度，也是如此。其它如邵晋涵(1743—1796)、郝懿行(1757—1825)、孔广森、桂馥(1733—1802)、陈立、刘逢禄等清代学者，凡能证明诗中名物制度音读字义者，则加引证。

五、以汉学的方法治今文

综上所述，可以说葵园是以汉学的方法，治今文经学。用章句训诂考证，索西京之坠义。于前举嘉道以来诗学四派中，葵园于古文汉学固不认同，于古文宋学，亦不能认同。郋园与葵园交谊至厚，葵园每撰一书。必持稿与郋园相商榷，郋园亦以葵园门下自居。说起陈东塾之学，郋园在其《〈輶轩今语〉评》自序云：“学使宛平徐先生(仁铸)壬辰分校礼闱，余出其门下。其时先生服膺陈东塾之学，曾以手书相告，欲余远师亭林，近法兰甫。余覆书略言亭林命世大儒，当时汉宋之帜未张，故其著书无汉无宋，一以实事求是为主，师之固所愿也。兰甫人品亦笃实可风，而其讲学调和汉宋，在门户纷争之后，所谓舍田芸田，不可法也。”葵园刊刻《续经解》，陈澧《东塾读书记》本未收入，后经李慈铭推介，始收入。其对东塾之学，显然并未十分看重。至于今文宋学，葵园对于常州诸子之学亦有所取舍。

戴望《续经解目录》91种，其中收入庄存与、庄述祖、庄有可、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等著作36种，其中为王所刻者仅9种。至于今文宋学的后学，持公羊三世以言改制者，与葵园、郋园等人则形同水火。当时新派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均为王叶所攻讦。葵园斥康梁为“巨蠹”，目文廷式为“狗彘”，与郋园视魏默深为“风癫”，康梁为“罪人”，相应如桴鼓。是同重经今文，王叶与常州之今文学路数殆有云泥之判。然而，在对待魏默深之态度上，王、叶二人，时亦相左。葵园于魏氏之学亦颇推许，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葵园引魏源《诗古微》论毛与三家诸说，以毛诗传授异说，引《汉书》：“又有毛公之学，自言子夏所传”据以断案，以为毛为不可信。葵园赞之曰：“魏说明快，足以破近儒墨守之习，故备录之。”是与皮锡瑞对魏源此论的评断略同。皮以为魏源其它论断，如言《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诗，则为臆说，葵园于《诗三家义集疏》中亦未采魏说。葵园对于《诗》今古文的态度，大约也似皮氏，以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

葵园(王先谦)之疑毛，已具见于其《诗三家义集疏•序》中。毛诗序传是可信还是不可信，在嘉道间诗学者中间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今文家多认为其师承无三家之明白，故不可信。王氏是今文家的态度固无疑，然而有时又会看到，葵园之攻毛，并没有那么激烈。《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卫宏传》先言卫宏从谢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云云。其后又云：“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葵园《集解》引何焯(1661—1722)云：“后儒据此传，言《诗序》之出于宏，而不悟毛传之出于融，何也?或疑融别有诗传，亦非。范氏明与郑笺连类言之矣。康成亲受经季长，以笺为致敬，亦得。”此前引惠栋云：“《经籍志》云：‘毛苌善《诗》，自谓子夏所传，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九经古义》云：‘汉氏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魏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诗序》至是而始行。’叶氏说同。栋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见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服虔《解谊》云：‘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守之事，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此《秦风•车邻》序也。太尉杨震疏云：‘朝无小明之晦。’此《小雅．小明》序也。李尤《漏刻铭》云：‘挈壶失职，刺流在诗。’此《齐风•东方未明》序也。蔡邕《独断》载《周颂》三十一章，尽录诗序。服、杨、李、蔡，皆东汉儒者，当时已用《诗序》，何尝至黄初始行邪?自范史以《诗序》出自卫宏，后人遂有斥《诗序》而用其私说者。为辨而正之。”焯以为诗传为马融所作，是承宋儒疑序之风之绪余，惠氏为之驳辨，申汉学经师之意见。葵园于此并录而存之，未表达任何倾向性意见。

疑序之风始自韩愈、成伯玙，至宋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王质而大昌。郑樵为《诗辨妄》以为《序》乃村野妄人作。朱熹云：“《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说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坏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说愈疏。”(《朱子语类》卷80)故《诗序》的作者问题成为清代今文学与古文学、汉学与宋学的一大分野。要言之，今文学者多疑序，其疑序毋宁说是疑毛疑郑。其基本态度即如前举葵园《〈诗三家义集疏〉序》中所申明的，对于毛诗的传承统系质疑，以为未如三家之明白可信。嘉道以后的今文学者或疑《序》为东汉卫宏所作、或疑马融所作、或疑卫宏与他人合作，或疑刘歆伪造。古文学者之尊序，除以为《小序》出自毛公外，《大序》或以为出自子夏，或以为子夏毛公合作，或以为出自孔子，甚或以为在孔子之前，出于国史旧闻。

关于《诗序》的讨论，持续了近两千年。周予同云：

诗宋学派非如诗汉学派之有家数可举；其特点在能就经典本身加以讨究，其流弊在好以主观臆见淆乱古义。宋儒治《诗经》的，始于欧阳修《毛诗本义》。《本义》辨诘毛、郑，断以已意，力反东汉以来治《诗》的旧习。苏辙继起，作《诗集传》，始攻击毛《序》，仅存录首句。南宋时，郑樵作《诗传辨妄》，直斥《诗序》为村野妄人作。朱熹受郑樵的影响，作《诗集传》及《诗序辨说》。《诗集传》不仅弃《序》不用，而且杂采毛、郑，间录三家，以已意为取舍。又以为诗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诗凡二十四，一反从来“思无邪”之传统的经说。朱子既殁，辅广作《诗童子问》，朱鉴作《诗传遗说》，都对于《诗集传》加以补充。元儒如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梁寅等，也都以《集传》为依归。王柏且依朱说作《诗疑》，居然改窜经文，删削淫诗三十二篇。明代胡广等辑《诗经大全》，依刘瑾《诗传通释》一书，颁为功令；盖朱熹《诗集传》已取代毛、郑诗学之正统的地位了。当时反对朱说的，虽也颇不乏人。如陈傅良说：“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淫奔之具，窃所未安。”(见叶绍翁《四朝见闻录》)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亦力辨淫诗之说(见卷百七十八《经籍考》)。然都无法阻止朱《传》的流行。直到清代汉学复盛，于是诗宋学始渐不为世所重。

我们平常讨论的诗经宋学，若是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代表，其最大特点一是要废诗《序》，二是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尽废毛诗《序传》由攻序最烈的朱熹那里，已经证明无法成功。诗宋学疑序之风本来是对东汉古文经学之反动，而雍乾之间兴起的古文考据之学是对诗宋学直探诗旨的反动，嘉道以降，《诗》学主流仍是以考据的方法治诗，而别出今古文之分，以此方法治诗者主要是关注的研究文本不同，于研究方法、取材、视野等方面并无根本不同，故对于以考据方法治诗者来说，三家诗和毛诗都应重视，其重要程度或有等差，而两种文本皆不能忽视，是毋庸置疑的。蒙文通云：“则中兴之际，古文家尊《毛诗》，今文家亦尊《毛诗》。”今文家重毛诗，另外有一个原因是舍毛诗外，并没有另外一个版本可以窥见全经。

同样是尊今文的学者，晚清中另有一支是姑且称之今文宋学的治诗者，此派以通经致用为号召，故其所主要关注的还不是《诗》学，而于诗学上则更专注于微言大义、被掩盖了的诗旨，以及历代诗学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相对宏观的问题。如廖季平在《今古学考》中所自称：“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雅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今文学的这一派是应该与前面所说的今文考据学派严格加以区分。王先谦归根结底属于后者。

葵园于今古文经，本非坚执而锢守者。观其参正《尚书孔传》一书，即可略知治经趋向。《自订年谱》光绪三十年甲辰云：“有宋朱子吴草庐氏发伪孔之覆，明梅氏◇继之。国朝诸儒，抉伪扶经，既美既备。惜其散而无纪，寻绎为难。学者束发受《尚书》，垂老而不明真伪古今之辨，岂不哀哉!先谦从事斯经，自《史》《汉》《论衡》《白虎通》诸书，迄于《熹平石经》，可以发挥三家经文者，悉获略备，兼辑马、郑传注，旁征诸家义训，其有未达，间下己意，今古文说炳焉著名。以伪孔古文虽经纯皇帝论定，然功令所布，家传僮习，莫敢废也。仍用其经传元文，附诸考证，为《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以便读者雅才好博，亦或取斯云尔。”葵园推重今文，治古文《诗》的方法可说是与其治《尚书孔传》有相似处，既已知其出处可疑，亦不因其可疑而拒斥之，凡有可取，必采而用之，此是真正学问家的胸襟和态度，非欣欣于汉宋古今，悯怓无休者之可比。

李肖聃(1881—1953)《湘学略•葵园学略》谓葵园“集疏三家之诗(《三家诗义集疏》)，参正安国之传(《尚书孔传参正》)，无不采同人之说，集众家之长。重皮先经学之深，兼及其子。服郋园涉览之博，多取其长。后生见闻，迈逾前古，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实由先生最为老师”。此说固非虚誉。但葵园所明之古今之别与汉宋之分，却在于商略古今，折衷汉宋，一以求是解经为本。

六、葵园今文《诗》学之不足

《诗三家义集疏》允称巨著，非但集嘉道以下今文诗之成，于古文诗家之参核辨正，亦未稍逊，可说是清代中期以后考据学派在《诗经》方面的集成性著作。然后来学者，每震于其名，往往对于是书不足之处，不能指瑕。我以为与嘉道以下其它著作相比，王氏亦有其不足。

其一曰，石经少用，其它金石文字不用。金石之学亦称专门，自清初梨洲(黄宗羲)、亭林(顾炎武)、竹垞(朱彝尊)首为之倡，中叶以降，顿成风气。阮云台(元)、卢文弨、毕秋帆(沅)、钱竹汀(大昕)等领袖学术坫坛的人物，无不留意石经碑刻彝铭。其后专研经传文字者，如武亿、李富孙、李遇孙、冯登府、吴东发、马瑞辰等也都从此处下功夫，其所获亦皆斐然可观。葵园于此学似未特别留意。《诗三家义集疏》中，引金石文字证例极少。正始石经以下如：唐开成石经异文、蜀广政石经、两宋石经等，王氏一般是置而不论。偶论及之，也是转引他人成说。汉石经异文，王氏于《诗•邶风•柏舟》“威仪棣棣”一句云：“《公羊哀十四年传》‘祖之所逮闻也’，汉石经‘逮’作‘沓’。”余案此处王氏所本或为李富孙《春秋公羊传异文释》。书中偶引汉衡方碑、以及《召南•江有汜》中“汜”“石经作洍”，皆为他人成说。《魏风•陟岵》“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葵园引宋洪适《隶释》载汉石经残文。证鲁诗为“父兮曰嗟”。《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葵园引冯登府说汉石经残文，证鲁诗为“不稼不啬”。《王风•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一句，马瑞辰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与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存录的刘公簋与留公簋，证刘留互通，自是卓见。王亦转引之。另有数例，余则似未专门留意此学。

其二曰，葵园采集、综合之功甚多，而由声音而通训诂，非其所长。嘉道以来治《诗》名家，如马瑞辰、陈奂、胡承珙、俞樾、李富孙、陈乔枞等，读书的审音识字功夫，类皆超逸前人，故每能发前人所未发，以文字的声读假借。以为贯穿，其所发明处甚多。葵园在识字审音方面，似未及前举诸人。《诗三家义集疏》之优势在于能广搜旁讨，泛览前贤著作与近儒注疏，于古近今古文各说折衷求是，葵园每一断语，皆是在极审慎地阅读分析之后的取舍，未轻于立论。此其长处，而贯穿群经子史，四部碑铭，创获屡屡，发覆索隐，则不能不稍让于前举诸公了。如《商颂•那》中“猗与那与”一词，自毛传“猗，叹辞，那，多也”之后，多无异辞。独马瑞辰谓：“猗、那二字叠韵，皆美盛之儿，通作猗傩、阿难；草木美盛曰猗那，其义一也。《上林赋》：‘猗旎从风’，《说文》：‘移，禾相倚也’；又于旗曰：‘旖施于木曰檹施，义并与那同。’《传》训为猗，为叹辞，失之。”马氏诚发千古之覆，然马氏此说亦得之于清乾嘉以来诂训家之考索。猗、那二字叠韵，见于诗者为《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故“猗那”又作“猗傩”，“猗傩”即“阿那”、“旖旎”(阮元等《经籍纂诂•支韵》)“阿难”(李富孙《诗经异文释》《桧风•隰有苌楚》)，词意陈奂本毛传以为“枝柔之状”，王引之《经义述闻》以为“美盛之貌”。马瑞辰独见《商颂•那》中“猗与那与”一词为“猗傩”之衍，此其眼光独到处。非涵养于声音经训者，殆不易得。葵园亦为马氏此说提供了文献上之力证：“班固《典引》‘于穆猗那’，是训‘猗那’为平列字，义不以猗为叹词。又固《明堂》诗：‘猗与缉熙’，皆用齐诗经文。”于此，马氏之说更安。考《汉书•武帝纪》《贤良诏》(并见《文选》)有“猗与伟与”则知猗、那、伟，三字俱平列，义固可作美盛貌。《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是以阿、难二字分置两句尾，皆状其美盛也。葵园于《桧风•隰有苌楚》下，又据胡承珙之旁征博引，以为除美盛外，猗那亦有柔顺义。要言之，余以为相较之下，马瑞辰、陈奂、胡承珙、李富孙、陈乔枞等古今文训诂家由审音而识字，更有开拓性，葵园则博采诸家，于马瑞辰、陈乔枞所征引不下千余次(粗略统计)，不以今文家立场自囿，则更有集成性。

其三曰，在《诗》毛氏与三家之间，尊今抑古的立场，有时亦妨碍其作客观的判断。葵园遇到三家之说未见，而同意序传之说的时候，往往加案语曰“三家无异义”。江叔海曾批评此态度云：“亦非三家之说多佚，焉知其无异义?此只可曰无闻，不可竟决其无异义也。”此盖由于葵园于今文偏爱过甚。其书中偶亦会有“鲁韩说未闻”、“三家说未闻”之类案语。此外，葵园于三家之说，又每期其必同，凡举韩说，若齐鲁无说，则或云齐鲁无异义。或曰鲁韩无异义、齐韩无异义。或曰齐韩应同，应无异义，如是种种。乃竟出于臆测，实不足法式。更有甚者，有时竟将后世今文学者之意见，妄加诸西汉三家。如《秦风•蒹葭》一诗，葵园【疏】引毛《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复引郑氏《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符下引魏源《诗古微》：“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变周民也。豳邰皆公刘太王遗民，久习礼教，一旦为秦所有，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葭，遇霜而黄。肃杀之政行，忠厚之风尽，盖谓非此无以自强于戎狄。不知自强之道在于求贤……尚德怀则贤人来辅，故求治顺而易，溯洄不如溯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礼教，流至春秋，诸侯以夷狄摈秦，故诗人兴霜露焉。”葵园加案语云：“魏说于事理诗义皆合，三家义或然。”案魏源此说，实本于诗序、郑笺、孔疏而稍加发挥，无多胜义。孔疏云：“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而魏源怀贤之说，则又本自王质《诗总闻》：“所谓伊人，谓闻而未见，踌躇而忽见，故发此辞。溯流而求不可得，顺流而求忽得之。当是寻访既久，至此秋而如所愿，有惊喜之意也。蒹葭、霜露，记时。”又云：

“秦兴，其贤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日‘蹇叔之贤。而世莫知’。使人厚币逆之，所谓伊人，岂此流也邪?”魏源显然因前人成说，而葵园置序笺疏王四家不论，乃径归美于魏源，已裁决失当。复云：“三家义或然。”更是因尊三家过甚，而无根据地揣测。

余杭章太炎氏谓葵园“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洵为至论，其方法则如渊颖先生(吴莱)所谓“以狱法治经”。“以狱法治经”，章太炎总结其要有六，曰“审名实”、“重左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于葵园庶乎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