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间宋教仁在沪（上海）宁（南京）为临时政府活动，章太炎不惜以“江左夷吾”目之；及宋被刺死，梁启超为文追悼，称宋有政治家风度，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张謇以联挽宋，则誉宋为来君叔，认定宋死以后，再求一个调停南北的鲁仲连已不可得。宋氏忘年之交谭人凤称宋教仁“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为一大政治家；而孙中山则以诔词为其一生作了很好的总结：“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上述宋教仁同时代旧识对他的评论，均是“历史意见”。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历史意见”比对后来的“时代意见”，更为客观、真实。从这些“宋教仁是第一流政治家”的“历史意见”出发，通过一些不太被既往研究者所注意的历史事件重建当时的历史情境，然后分析宋氏政治人格之养成与政治家风度之所在，即是本文的主旨。
一
1905年7月9日下午，宋教仁和胡瑛、郭之奇至东京和强乐堂看电影，因突演“支那妇人丑态”，中国留学生哗然，群起而散。宋思无以善后，遂与郭之奇站在门口，说明理由，劝同胞不要进去观看，同时还嘱一潘姓友人写一长条贴于门口，以使人皆知之。但该堂司事人不许张贴，双方发生争执。馆主出面，请宋等进去以茶款待，表示歉意，并说不要张贴这些文字，但宋则说：“贵君演写真（电影）有自由权，虽如何出吾国丑，吾不能干涉之，则吾等禁戒吾国人不来看，亦有自由权，虽贵国政府亦不能干涉之。”
从宋教仁对此一事件的处理，我们可以感到宋氏作为一名中国人和常人一样对在异国他乡所发生的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的悲愤与激昂；另一方面我们亦可以看出宋氏的心思十分细密，能想常人所未想、见常人所未见。在众人一哄而散之时，他并未离去而是留意善后；他与日本馆主之交涉、抗辩，亦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个性。
二
作为革命家，宋教仁坚决反对清廷，但却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为反对而反对。这一点说明了他某些高出同时代革命者的识见。“间岛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间岛”是图们江口与朝鲜接壤的中国领土，后日本于该地驻兵，设立派出所，清廷抗议无效；这个本为中韩间的问题，一变而为中日间的交涉。交涉初起，清廷与民间虽然明知日本强词夺理，然苦于史地证据缺乏，无法击破其阴谋。擅长舆地的宋氏，此时挺身而出，编纂《间岛问题》一书，综合各种资料（仅直接录出书名的著作就有90余种），证明“间岛”乃中国领土，论据坚实不可破。书中引用日、韩方面的资料尤其丰富，宋教仁说明“是编所依据者，以日韩人历史地理书及游历笔记为多，盖侨居海外，无从多得祖邦故籍，且欲假盗器以御道也”。台湾著名史家吴相湘写道：
“书成之后，某日本学者即肆其如簧之舌，劝宋将版权让售日本政府，籍以所得补革命活动之费用，且力言不应以此书稿邮寄北京，协助不共戴天之清廷解决难题，言诡而辩，颇耸动人心。宋初似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然卒决然以书稿邮寄直隶总督袁世凯。袁得书后曾电约宋归国襄助交涉，宋以在日经营事多，未予应允。然其后清廷据此而有所措手，挫折日人之妄计。世凯甚德之，交涉结束后特电驻日使臣酬以日金二千圆，宋不肯受，使臣固强之，宋乃以散之留日困乏者，声名从此大著。同志中或有猜忌谗诬谓其卖党交结清吏者，日本官宪更以此视宋若密探，时加迫害，內外夹攻，然宋怡然自得。盖此举不仅为祖国保全土地，且中国革命党人之爱国自尊心亦因此显著于世，日本人中之‘属邦观之援助论’者，对我革命之态度亦不得不重加考虑。”
宋教仁这种作法明白地告诉世人：（1）他所反对的只是满清政府，而非中国。这显然表明宋氏对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有着非常清楚的概念。此外，他就事论事，不因感情而使自己短视。（2）拒受清廷驻日使臣酬金，以及拒绝袁世凯邀请回国，襄助交涉，更明白表示了他帮的是中国，而不是清廷。这一点十足说明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他情愿协助清廷以抗外敌。（3）留日同志的猜忌，日本官方目之为密探等，他并未十分在意。宋氏如此，正意味其能识大体，而非一般常人所能比拟。他能清楚地分开公与私、理智与感情，这不是中国传统下公私不分的普通人所能做到的。（4）清吏强赠酬金，宋不能拒，但接受后散发给留日的贫困学生。这一点，一方面表示他不介意于金钱等身外物，另一方面则为宋氏获取他人尊重，提高自己声望的最佳方式。当然，他做得自然，顺乎人情，更能表示政治手腕的灵巧与眼光的独到。这是宋氏人格中行侠仗义式的作风，而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所不可或缺者。
三
武昌起义成功后，因黄中恺进入鄂军都督府担任秘书一职，湖北军政府外交局长出缺，革命党人胡瑛颇思继任。但当时宋教仁、王正廷均来到武昌，二人留学国外，学识优瞻、娴于外文，于对外交涉事务多所尽力。因此，外交局长一职，都督府属意宋教仁，而胡闻之颇致牢骚。宋着意全国，素抱大志，且与胡为同乡，不愿与之竞争，遂人都督府告知黄中恺，示决心不就外交局长一职。于是确定以外交局畀胡，宋则退居于招贤馆，自甘从旁协助胡处理外交。
居鄂期间，宋教仁“一日人府谓予（黄中恺）曰：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之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此种法令法美先进国家皆曾经过，大抵名之曰临时约法。今革命军初兴，诸事草创，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战事为务，无暇注意及此，一旦临时政府成立，仓促莫就，必感困难。余不敏，日来闲居无事草成约法草案若干条拟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识者数人枉过寓所共相讨论。予亟服其伟识，欣然而往，至则陈登山、汤化龙、胡瑞霖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传观。”
及宋被刺以身殉国后，黄中恺感叹道：“宋氏于危城之中穷数日之力草定约法，其远见卓识诚足令人钦仰，且当时承专制之余。预想将来政府无论何人不敢十分信任，为思患预防方针预加制限以防流弊在所不免。时在九月初旬，各项问题皆不可预测。怠共和告成，实约法执法者苦其束缚谓宋氏有心对人卒致以身殉法遭暗杀惨死，不亦哀哉！”
在炮火纷飞中制定宪法确属不同寻常之举动，足以显示宋氏政治性格中，对于破坏后之建设的重视。宋氏注重建设由来已久，其于流亡日本时期的日记中就多有表露。后来他还曾对人一再强调：“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宋教仁继陈炯明担任起义机关编制部部长，“是役布告、文令，皆一出于先生之手。在港时，日与同事诸子，草定《民国宪法草案》焉。则先生于破坏时代，固无时不为建设谋也”。于右任后来在《遗事》的回忆中也谈道：“一日，记者见先生方理董箱，中有手写之巨册三。噫！凡文告、约法，即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之设施，纲举目张，累累备载，盖先生于广州之役事前所手草者。记者惊谓：此危险物也。先生曰：‘此不可弃，吾将涂乙其标题，而存其擘画可耳。’先生十数年，潜心建设事业，其所主张者，悉在此三巨册中。”
宋教仁以上一系列的举动，都足以昭示出：（1）宋氏极为注重革命后的建设以及政治制度平台的构建。与一般革命者不同，在政治策略中，宋氏对于制度之重视尤过于人事。宋氏的政治理念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去处理具体的“事”，而非如何去针对个别的“人”。宋氏责任内阁制的主张是从中国历史和清末民初实际的政治局面出发所作的考虑，而非针对某个具体的执政者（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为之。（2）宋氏并不十分看重职位、权力对于个人一身的荣辱，而是亟亟于维持革命大局，主动退让以协调党内关系，表现出相当的政治家风范。
四
民初宋教仁自承：“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接着宋氏又说：“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随后宋氏话锋一转，反诘道：
“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內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若乃目为野心，咸起非笑，则直是视民国职务与君主国之官爵相等。”
在辩驳过程中，宋氏还以退为进，一针见血的指出：
“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唯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
“其既为之，则只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人之欲为总理、国务员者，亦当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国时代之常轨。”
宋氏针对袁党所造之流言蜚语的驳词，明白地告诉世人：（1）民主政治乃是责任政治，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共和国职位非专制国官爵，乃为国服务而非为私利而设。（2）政治人物竞争职位乃至政权，世人首先应看其是否有胜任此一职位的能力，而不能将其雄心随便指摘为野心。（3）面对袁派人物“运动总理”的指摘，宋氏在阐明上述道理后，话锋一转，言明自己最佩服袁世凯欲为正式总统，以此来堵住袁派人物的悠悠之口。这最能表现其政治手腕之灵巧，凸显其纵横捭阖的政治能力。
宋氏此处所彰显的并非传统中国人谦卑、退让的性格，而是表现出了相对而言唯西人才有的进取性与主动性。鉴于民国混乱的政局，投身政治行动若要有内在的支撑定力，就必须要有追求一个理想的意图。为了在中国建设民主宪政竞逐富强这样的理想，宋教仁追求权力、使用权力；他在坚持为此一“理想”服务的同时，又致力于实际政治的具体目标——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以及“不拔之宪法”。
五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取得政权后，委谭人凤为粤汉铁路督办。谭以其为虚位，而自身又缺乏经验不愿担任。宋教仁乃特地劝谭就职，并谓：“此路于南方军事上关系紧要，极宜注意。即以目前论，亦可收容多数解散军队佣工，免流落为地方患。况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以应世变。”谭人凤听了宋的一席话之后，自记道：“予以其言颇有深思也，乃勉承之。”
1913年2月，出于对袁世凯的不信任，程潜向宋教仁提出自己对时局的疑虑。宋教仁则答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正所以制服袁之专横，如政治不能上轨道，再作道理”，并指示应训练党员，且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
与宋教仁最为亲近的仇鳌回忆道：在国民党大选获胜后，宋教仁曾和湖南党（国民党）政（主要指当时都督府）负责人商谈组阁计划，同时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盘搞好。他邀请谭延闾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仇鳌解释道，这是“因为谭的父亲谭钟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系拜把兄弟。他想利用袁世凯的世谊关系，在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宋教仁还提出把湖南民政司长升格为民政长，统辖各司。在谭延闿进京担任内政部长期间，由民政长仇鳌代理都督职务，经营湖南这块政治地盘，将这样一个基本据点牢牢抓住。
后来，宋教仁又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上，向党内干部指出：“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队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宋教仁上述举动和布置向我们表明：（1）他对民初政局的估计是相当清醒的，不仅对袁世凯存有戒备，而且从军事方面作了一定的考虑。宋氏在党内的演说中亦坦承，国民党“没有掌握军队和治权”。（2）对于国民党整个政治行动，宋教仁有着比较周密的计划和相对妥帖的安排，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与资源，力图实现自己政党责任内阁的理想，同时亦尽量协调与袁（世凯）的矛盾。（3）作为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始终是从民国政治现实出发，通盘考虑，然后做出决策的。宋氏此时虽仅30岁出头，但却远远表现出一种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政治智慧，与孙、黄二人相较丝毫不处下风。（4）宋氏对民主、对民众有着乐观乃至天真的信任（或者说信仰），颇为自负地宣称，“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六
宋教仁在沪宁车站被刺后，由于右任送至医院。宋氏极为痛苦，但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人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随后黄兴亦赶到医院询问伤情，宋教仁一见黄兴，即以手招之而言曰：“如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并请黄兴报告袁总统世凯，谓自己已中枪云云。言至此，黄兴即出。后来宋在病榻上，又授意黄兴代拟致袁电文一通。全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1913年3月22日清晨，宋伤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但嘴里却一直在重复：“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宋教仁被刺后的上述举动与言论，凸现出了张灏在分析近代中国革命思想时，所指出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志士精神。这种理想主义的志士精神，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头，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即使弥留之际，为了政治理想的实现，宋教仁亦坚定地向党内同仁呼吁，保持镇静以维持民国政治大局；并向袁世凯要求，竭力保障民权、确定不拔之宪法。
宋教仁遇刺后的言论与政治交代均按“责任伦理”行事，足以表明其“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风范。在医院中，宋氏一再激励党人勿以自己为念而放弃责任心，希望在自己死后，国民党“诸公总要往前做”，“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对于袁世凯，宋教仁亦冀其“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光明俊伟之风，忠朴恳挚之怀，令人神往。面对死亡的来临，宋氏坦承：“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这样一种人性的极致表现，令人无不为之动容。诚如韦伯所言，“在政治中盘踞着魔鬼的力量”，从事政治的人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韧，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宋教仁遇刺后的一举一动，足以证明他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是一位“以政治为吾人第一生命”的政治家。
结语
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过渡时代政治家宋教仁人格特质的下述历史面向：（1）宋氏富于理性，长于分析，是一个言出而笃行的爱国者；（2）宋氏是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急进知识分子，一个近代法政之学颇有造诣的革命家；（3）是一个自我期许甚高的政治改革者；一个关系广阔的政治活动家；（4）是一个有着政治家风度，具有远见卓识的民党领袖；（5）宋氏亦有着“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以政治为吾人第一生命”。
正如1920年，蔡元培为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作序时所指出的：“先生虽死，其以政治为生命之精神，影响于后起之政治家，不与俱死，吾人所共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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