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在反对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政治、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本文着重探讨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政治见解及社会实践诸问题，供史学界评说。

一

反对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纲领。宋教仁从事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是由反清革命向着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发展。从一开始，他就抛弃了政治改良主义的道路，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革命。1904年，他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参加了由华兴会、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基础上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担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他提出的中国革命两大任务：一为种族革命。推翻满清；二为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革命的最终目的，则在于政治革命，求得民主议会政治。他在中国留学生中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并进行仔细艰苦的组织工作，撰写论著，出版刊物。《汉族侵略史•叙例》一文反映了他早期革命思想。文章指出：当前面临着的严重民族危机，不仅因为满清贵族实现民族压迫政策，更重要的是它实行卖国投降政策，使中国人民沦为“最丑最贱最污秽之间接亡国民。”东渡日本后，受西方学说影响，他的反清革命思想产生了质的变化。他依据资产阶级共和国公民赋税义务、普选权、议会参政权等法规，深刻揭露清政府执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根源乃是封建专制制度。在《清太后之宪政谈》中呼吁“日夜希冀清政府之和平改革者，”抛弃幻想，赶快觉醒。

在向西方学习中，使他最感兴趣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他先后阅读和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奧地利匈亚利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德国官制》及有关俄国财政制度和各国警察制度等方面的著作，为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系统地掌握理论知识，宋教仁“于同盟会本部中，结一政社，为研究治术之中坚，条分建设诸事，各任其一，日跃相骤，互为讨论。”认为，“满清脆弱终易破坏，而言治者今扰无闻，我党不得辞其质。”申明了以共和民国建设人材自期的志向。他“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

宋教仁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其核心是以民主共和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是随着革命的进程不断深化的。辛亥革命前，其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皇权专制。他指出，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与秦始皇所谓“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没有什么两样；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纯粹的空话。他一针见血指出：“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万不可信者也。”辛亥革命后，他对封建专制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指出，“君主专制国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阀族，为官僚”，提出反对“阀族”“官僚”的独裁统治。反映了他对辛亥革命后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有所认识。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也反对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社会主义与当时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如强行实施，必然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在他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唯一能够实行的政治方案，是“民权的立宪政体”，也就是像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政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资产阶级共和制政治思想的精髓。他认为，政党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政治之中心势力”和“代议机关或政府之脑海者”的角色，所以有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是区别君主专制国与立宪国的根本标志之一。他认为，政党政治与责任内阁制是紧密相关的：“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方案之实。”而责任内阁制被他视为在近代中国卓有成效地实行资产阶级统治权的最理想政体。他特别强调了“责任内阁制之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议会负责是也。……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阁员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宋教仁在后来解释他坚持内阁制的目的明确指出：“盖内阁不善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更之，必致动摇国体。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不难看出，他坚持并提出责任内阁制政见，不仅是仰慕西方资产阶级政体，而是根据当时特殊的政治斗争实践，明确针对袁世凯的，具有反袁的抗争意义。他的内阁责任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那种既要革命，又难于妥协；既要妥协，又不愿意放弃政治权力，退出政治舞台矛盾性格的反映，是当时客观斗争形势的必然结果。

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是宋教仁实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的重要途径。1912年8月，经宋教仁的积极参与活动，国民党正式成立。宋教仁成为该党实际负责人。1913年2月，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压倒多数的席位取得胜利。他以100％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他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他曾说过：“美利坚合众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由他起草的《国民党大政见》一书，表达了他的全部政见。认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是为了“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他所谓的良政治，就是实行他的责任内阁制，这是属于政体的；其具体政策则主张：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整理军政、整理财政、整理行政、开发产业、振兴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运用外交等。其中开发产业一项，提出兴办国有山林、修理水利、开垦荒地、振兴实业，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奖励输出商品、兴办国有交通业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制定一部资产阶级的真正共和国宪法，是实行“政党政治”，建设共和政体的关键。他指出“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他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依靠法制来实现的，不论何人当权，都必须遵照宪法规定来治国，这种资产阶级法制思想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是宝贵的。他积极研究宣传民主共和国制度，把它作为理论付诸实践的尝试，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启蒙作用。

二

反帝爱国思想是宋教仁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门户开放”旗帜下，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建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银行、疯狂掠夺我国财富。这一残酷事实，使宋教仁认识到“以经济力为先驱的变相侵略”，是东西方列强“最新发明之利器”。它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不同，“除经营产业、贸易、交通外而尤以经济上投资与政治上贷款为最有效”的手段。它最终将导致中国“灭人国、墟人社”的悲惨恶果。他对美、英、法、德四国的经济侵略阴谋，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谴责，他认为沙俄和日本是当时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祸根。他从历史的角度揭露了200余年来沙俄鲸吞蚕食我大片领土，攫取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特权的罪恶历史，对它借修改条约之机，“跋扈飞扬”以宣战恐吓强占我东北、蒙古、新疆领土主权的侵略行径，更是义愤填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沙俄继承彼得大帝衣钵，在中东、远东争霸的必然趋势，它是强占我国领土最多的帝国主义强盗。他揭露日本“假同种同洲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是“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一文中指出：日本利用“天佑侠”有计划地发动甲午战争是“陷中国于危急存亡”的厉阶。日俄战争乃是双方势力“消长倚伏之关键”。此后“竞得攫有旅顺、大连之租借权，南满洲之铁道、矿山种种特权，……彼其意为继自今策源朝鲜，包举满洲，以雄飞东亚大陆之方针，始可确定。”他对近代沙俄、日本疯狂向外侵略扩张政策，无情地揭露批判，并大声疾呼，唤起民众保持高度警惕，表示了他的反帝爱国决心的坚定，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需求的更加迫切，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在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形势时，他指出：“经济的侵略和武力的侵略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国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国为之辅。”他再次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把它推向战争。“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如《日法协约》、《英俄协约》、《日美协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而任人宰割的中国，将沦为帝国主义在远东战场上胜利国的“战利品”。以后几十年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战争，完全证实了他对国际局势评价的正确性，有其独到之处。

那末，如何把中国从极端危殆的局势下挽救出来呢？他提出了挽救时局的策略方针：“利用列强在中国争霸的矛盾，采用外交纵横变化之手段，使均势之局不至动摇，”从而，“获有乘间图强之机会”、“汲汲焉改革国政，恢复国力，俟彼等维持均势之协约解散时，而吾之毛羽亦丰满，而后进为主动的外交，以与彼角智斗力焉。”他的这一外交策略有一定积极意义。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他指出善用外交操纵之方针，以发展我资本主义工、农、商业，来与列强抗衡。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整顿矿务案，主张收回列强侵占的矿山开采权。他主张对日本为“使其经济力单独盘踞于吾国之上”，而“迫吾借彼巨款”的举动，应以“机会均等主义”，“又诱日俄二国同加入四国借款之中”，则“可免别生枝节，足为吾国之利”。还提出，利用列强的资本输出，发展我资本主义的设想。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不但操纵了中国的政治与军事，而且还操纵了财政与经济，他的这一方针又是徒劳的，不现实的。

宋教仁以极大的政治热情高举着反帝救亡爱国的民族大旗，连篇累牍发表声讨列强侵略阴谋的文章、演说，揭露其侵略罪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名声显赫的政治家。但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基本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对于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及其本质的分析较粗浅，始终未提出一条反帝纲领。

三

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斗争，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是宋教仁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迫使清廷向他让步，从而掌握一切军政大权，以“武力”和“和谈”的反革命两手，迫使革命党人就范。1911年11月10日，当袁世凯指派代表与黎元洪谈判时，宋教仁“严辞拒绝”以君主立宪为条件的议和，提出“君不吝推戴袁为大统领，袁自投身南下，不费踌躇。”郑重声明：“大统领由人民舆望所归，公选而后定之，我辈难豫为定明。”为表达拒绝与袁议和，力主兴兵北伐的坚定立场，他强烈指出：袁世凯“号召私党扶翼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此间早与断绝，联兵北伐，一以中原，筹之已熟。”尽管他对袁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政治阴谋尚未看清，但他对袁“其品更恶劣可鄙”的充分揭露，对其阴谋保持高度警惕，应值得一提。

无庸讳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与妥协性、软弱性的特点。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希望尽快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历程。在旧官僚、立宪派和外国势力的撮合和干涉下，南北议和开始了。和谈条件是：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革命党人便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统的职位献给他作为酬劳。宋教仁赞成南北议和，通过让位于大总统给袁世凯来达到推翻清王朝以便建立政党议会制以防范袁氏个人独裁的阴谋。以立法形式来防范袁氏独裁统治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一大法宝。由他主持起草的《国民党宣言》是国民党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显著特点是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宋教仁与他的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奉宗旨，其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宋教仁与袁氏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由谁来专政和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斗争。国会选举活动被他视为国民党同袁氏独裁势力决胜负的关键。他提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将选举独列一科”，并详细制定了竞选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组党，成立各省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政党内阁，并确定由他担任内阁总理。他以满腔热血投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运动。沿途发表演说，对袁氏的内政、外交政策大加抨击，厉声指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于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逃之处也。”针对一片“革命成功”的声浪，他提醒大家：“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也只可指种族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他号召为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继续奋斗”。1913年初的国会选举国民党在两院议员席位中占了绝对的优势。宋教仁赴京组织内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买办势力的和平夺权，是与袁世凯斗争的表现，是为中国真正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而探索革命道路，始终充满了他的革命进取性和斗争性。他最后被袁世凯暗杀了，为反对封建独裁专制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顶天立地的不屈不挠的反袁斗争勇士。

综上所述，宋教仁的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和反袁斗争最后失败了，其原因是深刻的，有其历史的，也有其阶级局限性的。首先，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下的责任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政体之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争夺统治权的一场政治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社会变革，即由封建君主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一方，袁世凯得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有力的支持，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打击革命党人，扩充反革命武装——北洋军队；同时宣布解散革命军队，用卖国借款筹备反扑革命的资金，豢养御用党派，为他摇旗呐喊，做好一切反革命准备；斗争的另一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弃了广大的工农民众和武装斗争两个革命的根本问题，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拥有“武装”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表现了何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其次，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群众与物质基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资本主义经济极其脆弱，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人口90％以上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并愿意为此奋斗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传统长期熏陶的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由于封建遗毒、文化传统、宗教观念、舆论宣传诸多原因，农民渴望圣君明主和太平盛世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而以宋教仁为首的资产阶级宣传、影响和号召力是极其有限的，竞选机制在中国远未成熟，其失败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再者，在组织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组织了全国性的政党同盟会，后改为国民党，但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岐，组织松懈，纪律不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组织不纯的问题目益严重，思想混乱，在内外反动势力软硬兼施下，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综观宋教仁为之奋斗的一生，尽管他有这佯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最终是由爱国走向革命的，由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走上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道路。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前进道路的杰出代表，是反袁斗争一位坚强的民主共和国战士，代表资产阶级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的先驱。他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这不是宋教仁个人的失败，而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失败。历史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必须要有一个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来领导，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繁荣昌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