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闻，话新闻，新闻出勒上海城。二月十三夜黄昏，北火车站闹盈盈。火车就要开往北京城，旅客纷纷轧票出铁门。来了一位西装笔挺格中年人，跟着旅客向前行。冷不防，后面有人拔出一支白郎宁，对准中年人连开枪几声。迭格中年人立刻倒在地埃尘，车站秩序乱纷纷。刺客乘此机会逃得影无踪。迭格中年人是啥人？就是大名鼎鼎革命领袖宋教仁……”
这是八十四年前街头说唱艺人在马路上所唱的新闻叫《暗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经沪宁铁路医院抢救无效于3月22日不幸去世。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宋案”。
辛亥革命前只有革命党人刺杀清朝官吏，如今革命党人被暗杀，所以轰动一时。上海各报天天连篇累牍地登载关于宋案的新闻，民间艺人立即编成时唱小调在公众场所演唱。当时已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穷究主犯，务得确情，按情严办”。上海租界巡捕房出动包打听，四出侦查。穷究结果，谁知杀人凶手叫武士英，组织谋杀行动的是袁系特务应桂馨，主使暗杀的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而向赵秉钧发布密令行刺的就是袁世凯本人。于是全国舆论哗然，都说这是辛亥革命后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
宋教仁字遯初，一作钝初，自号桃源渔父，人们又称他为“渔父”、“宋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1882年4月5日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今年正是他诞生一百一十五周年。宋教仁于1904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同年他和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策动起义未成，流亡日本，留学东京。他创办《二十世纪之友邦》杂志，促进了同盟会的成立，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1910年在上海主持《民立报》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1911年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积极筹备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革命武装活动。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院长），参与南北议和。5月到北京出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为在国会成为多数党创造条件，在他主持下，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在袁世凯已篡夺领导权、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情况下，宋教仁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想依靠国会选举中已取得多数席位的国民党成立责任内阁，以制约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袁世凯对此深为忌恨，蓄意谋害他。正当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而北上之际，袁世凯就下了毒手。宋教仁为争民权、争民主而牺牲，教育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1913年7月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
众所周知，宋教仁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又是一位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文方面的创作却为他轰轰烈虺、彪炳千秋的革命事业所掩盖，不为人所重视。再以诗文而论，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洋洋洒洒针砭时政的论文，在当时对革命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然而，“诗如其人”，他所作的诗，确实也是慷慨激昂的“血性文字”，在南社文学里，他的地位及诗作，像文天祥的《正气歌》、岳武穆的《满江红》之类，与南社诗人们所竭力推重和发扬的黄公度诗界革命的精神相吻合，所谓“旧瓶装新洒”，以旧形式来表现新的革命内容，把深挚的爱国主义激情倾注于字里行间，可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南社革命派诗人。与专以堆砌文字、搬弄故实、内容空洞晦涩、感情闲极无聊，实际上是逃避现实、粉饰太平的“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照，并与其“争霸”。
1904年8月，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密谋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在长沙举行起义，常德、衡州、宝庆等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这次起义由于革命党内部有人泄漏消息，没有发动，即归失败，宋教仁被迫出亡。10月，他在出亡途中口占七绝一首：
满地腥膻岁月多，百年胡运竟如何！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
他在这首诗中痛恨破坏革命的不肖汉儿。“不肖”原来在封建社会中指背叛父母的忤逆子女，这里借用作背叛革命的罪人。
11月10日他乘船过湖北螺山时作了一首长歌，其中有下列几句：
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这首长歌也是作于起义失败之后。宋教仁和黄兴、陈天华等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青年。他们接触了革命新思想，面对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腐朽无能，一时热血沸腾，磨拳擦掌，革命斗志十分强烈。即使在失败之后，仍旧在诗中充满着无比的愤慨。为了“完成我神圣之主义”，决心再接再厉，奋斗到底，要“重振夫天戈”。
起义同志中的陈天华，1903年获得官费留学日本，所以宋教仁和黄兴在起义失败后都东渡日本。宋教仁考取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法制。1905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他们三人都是同盟会中的重要骨干，并同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等工作。从1904年到1910年这六年中，宋教仁除于1906年到过东北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外，一直住在东京。大约在1907年他有一首《思家》的诗：
出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仇雠。
一首极普通的《思家》诗，在革命党人的笔下，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认为国内满地腥膻，尚为异族奴役统治，正等待着他们去报仇雪耻。
辛亥革命时期凡从事革命工作的志士、烈士，所作的诗歌一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打破旧诗的格律，如宋教仁所作“满地腥膻岁月多”那一首绝诗，首句和末句同用一韵，在旧诗中少见。为了鞭笞“汉儿不肖多”，格律再也不能束缚他的革命精神了。第二个特点是用词明白浅显，我们绝不能用温柔敦厚的诗教去评论它。宋教仁不像专门从事词章的骚人墨客那样讲求修辞用语和声律对偶，其诗大致具有以上两个特点。
1910年冬，宋教仁与谭人凤等回到上海。次年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起义。同时又在上海创办《民立报》鼓吹革命，由宋教仁担任主笔。这一年南社柳亚子与社友朱少屏、胡寄尘等也在上海办《铁笔报》与《警报》。当时各报馆都设在望平街即今山东路上。各报主笔时相往来。各人用犀利的笔锋，写出时论文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宋教仁与柳亚子相识，加入南社，就在这个时期。这一年宋教仁的诗，一部分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民立报》等报刊上，一部分也登载在《南社丛刻》上。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安葬在黄花岗。各报刊上登载吊唁黄花岗烈士的诗很多。宋教仁当时作了《哭铸三尽节黄花岗》七律两首：
孤月残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忠名。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泪有声。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方武穆竞知兵。卅年片梦成长别，万古千秋得有名。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
铸三就是陈更新的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曾留学日本，是宋教仁的知己朋友。广州起义失败，陈更新孤身奋战，终于因弹尽力竭被俘，不屈而死，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陈更新也是一位革命诗人，他有《偶题》七律两首，诗中有“头颅拍拍羞无价，三十当年好自为”之句，宋教仁哭他的诗最后两句，就是针对陈诗，联系自己，说自己未能参加起义，慷慨赴义，感到“头颅无价”，活着没有价值，非常惭愧，因悲痛过度，反而哭不出声音，这对于激励人心、奋起革命是颇有积极意义的。诗中引唐朝常山太守颜杲卿被安禄山俘虏后，破口大骂，安禄山割掉他的舌头，仍骂不绝口。陈更新被俘后，清朝官吏问他为什么“倡乱”，他说“我为了唤醒同胞的迷梦而起义，怎么说是倡乱？杀身成仁正是古人的明训”，接着仰天长笑，从容就义。宋教仁这两首诗做得比较工整，表示了他对烈士的沉痛哀悼。
1912年8月宋教仁联络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五个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参加了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议员选举，获得了多数议席。他们想成立“责任内阁”政府，企图通过议会斗争作为合法手段取得实际政权。1913年2、3月间，他还乡探亲后，到沿长江各省工会去演讲，完成他的政治主张，回上海后又由陈去病陪他到杭州去宣传活动。陈去病在南社发起人中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两人情投意合，颇有交谊。两人同游西湖名胜，宋教仁曾做了一首《登韬光绝顶》的诗：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衬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牺牲后，南社社友多以诗文哭吊致哀。其中柳亚子的《哭宋遯初烈士》一诗，悲愤填膺，至情流露，可作为悼诗的代表作：
忽复吞声哭，苍凉到九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危论天应忌，神奸世所尊。来岑今已矣，努力殄公孙！
陈去病曾于宋教仁被刺前陪同他在杭州搞宣传活动，并两人均有诗记游，倏忽传噩耗，他即作《哭钝初》七律一首，中有“豺狼当道生何益，洛蜀纷争死罢休”之句，沉痛哭奠，感慨不已，社友庞树柏亦以《桃源忆故人》词调作悼词，甚为贴切。社友李怀霜作谅词，中有“先生之文，万人辟易。先生之辩，长流汩汩”。国民党元老、社友于右任对其知友的惨死极其悲愤，特撰题语，镌刻在上海宋公园内石雕宋教仁坐像后的石碑上。全文如下：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
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版。质之天地。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亲自撰写挽联，推崇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毕生为中国民主革命而奋斗，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运动的先驱者。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政治活动家宋教仁与诗人的宋教仁是不可分割的。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所作出的赫赫功绩是无法湮没的，将永垂史册。而在他革命生涯中所作的诗歌，是南社文学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教仁是南社诗人的典型代表，他在近代史上以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应有一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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