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继位，即尼古拉二世。清政府派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作为头品顶戴的“出使俄国大臣”千里迢迢赴俄吊唁，并对新沙皇的继位表示祝贺。

王之春出使俄国是一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很有意义的事件，但这次访俄似乎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在国内近代对外关系的各种著述中几乎都没有人提到这次访问。本文试通过王之春的访俄之行对清政府的联俄政策进行初步分析。

一、 王之春出使俄国的原因

表面上看，王之春这次出访的目的只是对老沙皇的去世表示哀悼，同时又对新沙皇的登基表示祝贺，似乎只是一次例行的外交往来，是礼节性的访问。但实际上，无论是出访的人选还是选择的时机，都说明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外交行动。

首先，清政府派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赴俄，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之所以选中他，是由于在三年前即1891年他在广东按察使任内曾经接待过当时的俄国皇太子的来访，也就是说与刚刚继位的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曾有一面之交。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俄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就是开始调整俄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同时把注意力转向东方。俄国国内以家资巨万的大贵族乌赫托姆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派”极力鼓吹俄国“东进”，向亚洲扩张。他们力图使全国人相信:“俄国的未来在亚洲”，俄国向东方推进是世界文明的需要。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以后作出的最重要决策之一就是下令修筑通向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太子成年以后，为了他的政治发展决定派他到远东旅行。

1890年11月，俄国王储尼古拉在一群皇族人士和“东方派”人物的陪同下踏上了去东方的航程。他们一行30多人先后访问了希腊、埃及，过苏伊士运河，经印度、东南亚各国，于1891年4月抵达香港。当时清政府内主张“联俄制夷”的李鸿章等人极力鼓吹要妥为接待。为此，光绪皇帝曾多次下诏命各级官吏对来访的俄国王储“届时妥为照料”，“拟定款待礼节，俟俄太子抵口岸时，一律照仪亲行款待，以重邦交”。

4月5日晨，俄王储由香港启程，当天下午到达广州天字码头，受到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筱荃等人的隆重热烈欢迎。当地驻军在新建的码头列队，升旗向皇太子致敬，还鸣放了礼炮。次日，总督在广州书局大摆宴席招待来宾，然后全体地方官员列队与太子同行，直到沙面俄船上。俄国人“沿路擎枪作乐，极形热闹”。尼古拉王储在广州滞留三天，这期间由于广东巡抚刘瑞芬因病告假，所有一切晤谈迎送均由按察使王之春代理。

因此，王之春在事隔三年之后的访问俄国是接续前缘，当然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其次，王之春的这次访问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方殷，中国军队无论是在陆上还是海上均遭败绩的时候进行的。到1894年11月，清军先后在牙山战役(7月)、平壤战役(9月)、九连城战役(10月)中连连被日军击溃，损失惨重。11月，日军又先后攻占了大连、旅顺，李鸿章经营的旅顺大连军港及各种号称“北洋精华”的储备军火全部落入敌手。同年9月的黄海海战，北洋海军也遭受严重损失。

事实上，中日战争从一开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就不主张抵抗，而是一味迁就、妥协，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干涉。但是，所有乞和活动都落了空，德国拒绝参加调停，英国也态度冷漠，美国虽表示可以出面调停，但也没有结果。

因此，清政府的妥协派对俄国出面干涉寄托了最大的希望。1894年9月，西太后重新任命恭亲王奕䜣为总理衙门大臣，让李鸿章恳请俄国政府出面斡旋求和。李鸿章认为“若能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而且他断然否认俄国有借故索偿、阴谋占领东北的打算。恰巧在这一年的11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病逝，皇太子继位。于是王之春奉命使俄，出任李鸿章乞求俄国出面调停的专使。

二、 王之春使俄经过

1894年11月18日，王之春首先拜会驻京俄国公使喀西尼，告之以即将前往俄国参加庆典并悼念老沙皇。俄公使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详细询问了行程及随行人等，然后又告诉王之春，届时俄国政府“当以异常礼数相待”。王之春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于1895年1月5日由上海乘船启程，2月7日到达马赛，然后乘火车经巴黎、柏林，于2月16日中午到达俄国首都彼得堡。

王之春此行的任务显然不只是参加庆典，就在他拜会俄国公使的前一天，曾专门去总理衙门查阅了外交档案，主要是有关巨文岛的档案。王之春在赴俄的紧张准备之中为什么要亲自了解巨文岛事件并详细查阅有关档案呢?巨文岛事件发生在1885年4月，当时英国和俄国由于在阿富汗的矛盾激化几乎发生战争。由于俄国军舰在海参威集结，英国担心俄军袭击其太平洋的殖民地便抢先一步占领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主张“以夷制夷”的李鸿章认为，英国占领巨文岛可以防俄，而对中国和朝鲜均无害处，于是采取了事实上承认的态度。这种作法引起了俄国的不满，俄国早就企图插手朝鲜甚至在那里取得一个不冻港。经中俄两国政府协商，俄国政府向中国保证不占领朝鲜领土并以此换取英国军舰撤离巨文岛。到1887年2月，巨文岛事件才告最终了结。

巨文岛又称安岛，位于朝鲜济州岛东北。巨文岛事件是英俄矛盾在远东政策中的表现。在王之春使俄之时特别查阅了有关档案，他曾将“英俄往还各卷，逐一翻阅”，显然是寻找俄国与中国政府约定断不侵占朝鲜的保证，并据此请俄政府出面干预中日战争，这正是王之春出使俄国的最重要任务。他在回国后写的《使俄草》一书中这样写道:“甲午年间朝鲜巨文一岛……俄与中国定约，日后俄人断不占夺朝鲜地土。今倭人乃无故召衅，占据朝鲜全境，俄人岂得视若无睹。对以俟到彼国从容与外部议及，彼纵不助我，将来亦免为其占踞朝鲜境土地步。况今中俄交谊正孚，当必秉万国公法与倭人诘难也”。王之春似乎对完成此行的任务信心十足，行前他曾作诗云:“凭将玉帛化兵戍，远慑强邻信使通。国体自尊仍礼让，邦交宜固仗和衷。又翻旧约存盟府，典重新君更会同”。

2月18日，尼古拉二世接见了王之春，并接受了呈递的国书，王除了表示吊唁和祝贺之意外，还强调祝愿两国“邦交愈固”的“厚望”。当然也少不了提到新沙皇王储时代访问中国的事，指出“大皇昔曾游历中华与我中朝最称亲睦，威望德业超越寻常，使臣前在广东亲炙光仪。”俄皇致答辞对中国政府派使节前来表示感谢之意，然后也回顾了他访问中国时给他留下的“风俗政治知为教化最先之国”而使他“未尝不时时神望”的美好印象。这次会见还提到中日议和之事，王之春对俄国政府出面调节表示感谢，他说“蒙大皇帝劝释，敝国实深感谢，尚恳大皇帝主持劝释，俾两国仍臻和好”。尼古拉二世回答说:“凡事以和为贵，贵国与敝国邦交二百余年，又承远来，自无不竭力相助之理”。

2月20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看望王之春，并告诉他说，俄“外部复云此次俄皇有愿为我国家协助之意，情殊肫挚，唯不肯先期宣布为嘱。渠言驻俄四年以来所未有也”。

显然，王之春这次出使俄国的目的至少已经在口头上达到了，俄国沙皇答应出面调停。3月4日，王之春花了大约2000余金卢布在当地订做了一个大花圈，与许景澄一起到位于彼得罗巴甫罗夫斯克岛的皇家陵寝向亚历山大三世陵吊唁，王之春一行人等在棺前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去波罗的海造船厂参观。

3月6日，王之春把赠给俄皇的礼物送到外交部。礼品是按1887年祝贺英王在位50年庆典的规格备办的，它们是:双龙景泰兰极大铜盘一对，金玉宝石嵌银极大屏风一对，金银白玉如意一柄。这些东西全部在上海采办。到欧洲后，又在柏林中国人的商店里买一对六尺高的景泰兰带座大铜瓶用火车运到彼得堡。3月16日，尼古拉二世也向中国皇帝赠送了礼品，并分装成五箱，其中主要有:水晶瓶、银果盘和金烛台各一对，大钟一座。

访俄之后王之春又赴德、法、英、意各国参观了一些军事设施和军工厂，然后搭乘德国公司轮船自原路返回，1895年7月6日晚回到上海。

三、 清政府的联俄政策

自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来，其外交活动就是以屈膝妥协为宗旨。尽管清政府当时已经认识到在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中英国和俄国为最危险，但对于维护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而言，这些外患仍不过是癣疥之疾，而只有国内的各族人民起义(太平天国、捻军)才是心腹之患。而在清朝政府的外交活动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以夷制夷”，这一原则后来在李鸿章的所有对外交涉中始终被贯彻执行。

早在七八十年代中俄之间有关伊犁问题进行的交涉中，李鸿章就极力主张放弃琉球这个孤悬海外的“弹丸之地”，同时支持赴俄谈判的“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崇厚对俄割地赔款的投降卖国活动，并期望以此换取俄国的好感，以便“借俄制日”，防止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和台湾。1885年发生的巨文岛事件，清政府对英国海军的占领实际上也予以承认，李鸿章认为这样可以利用英国强大的海军牵制俄国。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对朝鲜野心最大的是日本，日本军界早就主张对在中法战争中已经疲于奔命的清政府立即进行打击，不让中国政府有一点喘息之机，提前吞并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李鸿章认为，有俄国势力在朝鲜并没有坏处，因为日本向来害怕俄国。中国政府必须联络俄国，只要俄国政府保证不侵略朝鲜，那么日本自然也不敢染指这块地方。正是在这种方针的支持下，清政府同俄国达成默契，以后如果朝鲜发生重大事变则中俄双方可以共同商定办法，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承认俄国也有参与保护朝鲜的权力。不久，俄国政府正式宣布对朝鲜无领土野心，英国海军退出巨文岛，巨文岛交涉终于结束。这正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两国交涉时李鸿章派一专使赴俄并断然保证“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的原因。

当然，这时期清政府的联俄政策尚没有成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它不过是其“以夷制夷”政策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当时的清政府对俄国是既害怕又担心从而企图利用英国甚至日本的势力去牵制它，当时主持对俄外交的官员对俄国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所以又在某些问题上企图“以英制俄”或“引日制俄”。而李鸿章则是比较早特别是在中日战争中明确主张“引俄制日”的。尽管中日战争初期李鸿章曾向英、俄、美、法、意各国发出呼吁，但乞求希望最大的还是俄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之春才趁老沙皇去世，新沙皇继位之机出使俄国。

历史已经证明，李鸿章联俄政策不过是一厢情愿，是不谙世情只怀着一线希望而主观臆断的。这种外交政策只能以破产而告终。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并不取决于某个个人，甚至也不取决于它的国君。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是连续的，是由其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外交传统以及政治需要等原则来决定的。俄国政府是否出面干涉，何时干涉，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的需要。因此，说到底李鸿章主张“联俄制日”不过是一种幻想，是一种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妥协投降、避战自保的借口而已。

实际上在1895年4月以前，俄国政府对朝鲜问题及中日交涉的态度始终都不明朗，犹豫不决，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对此中国政府是一无所知的。

据俄国档案记载，俄国外交部在与西方各列强协商后曾正式拒绝李鸿章请他们出面调停的建议。在1894年8月21日的特别会议记录中外交大臣吉尔斯指出，如果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则朝鲜海峡就将落入日本人之手，势必影响俄国在日本海的航行自由。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最好是维持现状，中日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然后与英法等国共同促成以外交方式达成和平协议。这次特别会议作出的结论“认为俄国积极干涉中日战争是不符合我国利益的”，而“中日战争的结果应是保持在朝鲜的现状”。

但是到1895年初，俄国政府的这一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因是中国军队在陆海战役中全面溃败，日军占领了大连、旅顺、复州、海城，辽东半岛几乎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这种变化表现在俄国政府1895年2月1日的特别会议记录中。与会大臣们已经预感到日本在战争中的迅速胜利“使人担心上次会议中根本不能预见到的中日冲突的那些后果”，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将会被破坏。为此陆军大臣等人主张立即占领朝鲜南端的巨济岛作为俄国的“居留地”。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应增强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并使之超过日本;与英、法等欧洲列强达成协议，“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时所提出的要求侵犯我国的重要利益，则对日本施以共同压力”。2月，日本政府委托美国驻华公使转达日本对中国提出的割地、赔款和朝鲜独立等要求以后，俄国政府的态度才最后明朗。1895年4月6日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上奏沙皇指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是最不惬意的事实”。他正式提出要求日本放弃此种要求，否则就将与其它国家一道采取“强迫措施”的问题。他指出，由于英国的舆论愈来愈支持日本，估计它不会支持俄国的行动。而法国政府由于反对日本占领澎湖列岛，所以估计会与俄国一道行动。这位外交大臣在同一天上奏的另一份奏折中还指出，中国在近期内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俄国的威胁，而俄国在远东的迫切要求是: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以及为便利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设，必须兼并满洲的一部分。中日和约的结果将势必使这些要求成为不可能。外交大臣在奏折中也第一次明确指出“在亚洲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一无疑是英国”。 4月11日，俄国政府再次专门召开关于干涉中日交涉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大都同意联合西方列强迫使日本退出南满，否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财政大臣维特指出，即使这种干涉引起战争也在所不惜，因为俄军对日作战可以使俄国“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们的国界”。4月16日，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最高决策会议，决定把日本人从南满清除出去，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使用暴力。4月23日，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正式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就是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

综上所述，俄国的对日政策是在中日战争中才逐渐明确起来的。王之春出使俄国乞求其干涉中日战争恰恰是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日战争结局给俄国带来的危险，但尚未最终作出出面干涉的决定之时。俄国政府决定联合列强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并不是清政府“联俄”政策的结果，而是出于其自身的考虑和自己的国家利益。反之，清政府的“联俄”政策，所谓的“以夷制夷”，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政策，是一种梦臆。日本政府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是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掠夺，俄国政府干涉中日战争的目的也正如维特所说，是使俄国成为中国的“救星”，让清政府把自己的领土主权拱手相让。日俄的矛盾是基于如何掠夺中国的基础上的矛盾，清政府的“联俄制日”不过是前门逐狼，后门纳虎，是一种引贼入室的政策。如果说在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之前，清政府的“联俄政策”还只是“以夷制夷”政策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在清政府看来，正如维特所说，俄国真地成了中国的救星。此后，“联俄”才真正成了清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于是才有1896年初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大臣”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并与俄国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不仅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筑路权，而且确立了俄国在那里的支配地位。这是“联俄”政策已经成为清政府国策的标志。李鸿章行前曾向西太后描述了自己“密结外援”的计划，“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他公开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种盲目无知，妥协退让，不求民族自立，媚外卖国的行为，正是清末腐败政府外交政策的特点，它实行的结果必然是酿成不可收拾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