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卓越领导人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政治家和宣传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他不仅在政治革命中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拯救民族作了百折不回的斗争，而且也是一位为建设共和新社会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他曾经发表了许多政党政治的演说，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启发人们的民主思想觉悟。这些慷慨激昂的演说，闪耀着彻底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光茫，表现了他在近代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关头的战斗精神，是他为在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喜悦和激动心情的写照。

然而，史学界对宋教仁致力于民主政治、特别是责任内阁制的活动的评价却众说纷纭，有的骂他“议会迷”；有的称赞他“功莫大焉”。不过还是贬多于褒。因此笔者认为，就宋教仁事败身亡的原因进行一番分析探索，对于进一步正确评价宋教仁开展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制活动的历史作用及其教训，不是没有意义的。

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活动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改元为中华民国。2月12日清帝退位。从此，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封建地主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力量的强大，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孙中山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因此，中华民国的政权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变成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统治工具。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却不知这是民主革命胜利成果的丧失，相反，他们认为推翻了清朝统治，革命就已经成功了。孙中山就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宋教仁更以为从此可以循世界共和之潮流，为开展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大干一番了。为此，他极力主张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并一头栽进政党政治的活动中。

宋教仁为了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争取多数，掌握实际权力，在“朝野合作”，“新旧合作”的口号下，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与统一共和党等四个小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果然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这样，便造成了国民党将组成第一任政党责任内阁的局面。这个胜利，大大增强了宋教仁通过政党“合法”活动掌握国会实权的信心。于是他志得意满，游历各地，发表竞选演说，批评时政。宋教仁在他主持制订的国民党成立宣言中，对政体提出了根本改革的主张：“盖责任内阁制之要义，即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这就使继承了清朝统治衣钵的袁世凯大为吃惊，感到这一局势非常严重。他认为国民党控制责任内阁、宋教仁当总理的组阁计划若成功了，实际上他攫取的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丧失了，不仅如此，连他复辟帝制的满腹希望也将成为泡影。因此他心惊肉跳地对杨度说：“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厉害得多了”。正当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给民国议会政治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的时候，袁世凯就下决心要搬掉这阻碍他倒行逆施的“路障”。他采取干预宋教仁以政党的“合法”活动掌握国会实际权力的伎俩没有得逞，于是暗中在背后下了毒手，指使暴徒用罪恶的子弹于1913年3月30日午后十时，在上海车站杀害了宋教仁。

从客观方面讲，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因此，组织责任内阁制不仅有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从主观方面讲，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推行议会政治的决心不可谓不大，行动不能说不坚决，那么宋教仁事败身亡的原因何在呢？

《临时约法》是民国宪政之起点。宋教仁大力开展议会政治活动，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应该是值得自豪的。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向封建君主专制冲击的明确行动。宋教仁开展议会政治活动的目的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宋教仁以国民党的身份组阁着实现了，那么它所起的作用，将是推动历史的前进。尤其是在帝制巳开始消灭并走向共和政治的时代里，在孙中山已让位给袁世凯的历史条件下，宋教仁积极开展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的活动，就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从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事实中，又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独裁统治之实，造成徒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这一政抬现象在历史上之反动性。

从上所述，笔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并未具备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行责任内阁制的基本条件。其原因是：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大家知道，西方资产阶级实现民主共和制度是在推翻封建统治后，直接掌握了国家政府权力机关，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权力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开始的，议会只不过是其实行阶级专政统治的辅助机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的确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战胜封建君主专制的标志。可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和缺乏经验，这个胜利还没有得到深入和发展就夭折了。清帝退位，袁世凯煞有介事地表示愿意“反正”，“赞成”共和，他丝毫不含糊地说：“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辛亥革命》（八），第136页）。袁世凯的漂亮话，立即使南方各地的各色人物热昏了。大多数革命党人也“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6页），被袁世凯的假共和所迷惑，竟称袁世凯是民主共和的“柱石”，要他当临时大总统，主张孙中山让位。他们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推翻清朝政府便是革命成功”（吴玉章：《辛亥革命》），至于共和国的总统则采取谁来当都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人物在清帝退位后把“统一”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主张孙中山让位的主要的思想根源。他们不知道国家政权与阶级专政的关系，不懂得资产阶级是民主共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共和新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孙中山迫于当时形势，为表明他“但求达我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辛亥革命资料》，第29页）的心迹，不得不“践誓”、“辞职”，把临时大总统职“让位”给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主革命中所取得的国家最高权力就这样轻易地丧失了。

如所周知，袁世凯表面赞成共和，骨子里是要封建君主专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哪一点上触犯了他这个根本利益，他就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和谈”、“逼宫”、“争都”，无不充分反映了袁世凯这个阴暗的心理。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把袁世凯捧上临时大总统宝座，但也因此暴露了袁世凯的假共和的面目。袁世凯总是煞费苦心地把革命后的时局的发展控制在自己手中，处处用封建统治者的手段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规定。民国只不过是他拿来行封建专制统治的装饰品而已。例如，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对总统府交下的公事办得不顺从袁世凯的心意的时候，袁世凯就不再把唐绍仪看作是自己得心应手的部属，而是把唐看作与自己争权的对手了，最后非逼迫唐绍仪自行辞职不可。由此可见，国会的实权如果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怎么得了？！所以，在政党政治时期，宋教仁发表演说，批评时政与袁世凯的根本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袁世凯再也不能容忍了。结果是宋教仁惨遭袁世凯杀害。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府最高领导权的条件下，企图以“临时约法”和“国会”为武器，来约束和限制专制独裁者袁世凯的权力，通过议会来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自然是幻想。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充分掌握维护国家政权的军队。孙中山秘革命派虽然主张武装斗争，也很重视军队工作，但在国民党改组以前，却未建立过自己的革命军队。他们发动的历次起义，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以及后来的倒袁斗争、护法运动，都仅是注意在旧会党和敌人军队中展开工作，利用一派军阀来打另一派军阀。在讨袁前的全国二十二省中，国民党仅有赣、宁、皖、沪、闽、粤、湘、蜀八个都督，掌握军队约十二万人。当时国家机器的重要支柱军队几乎都控制在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当各党各派集中精力忙于“责任内阁”活动的时候，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却暗中调兵遣将，派出大批特工人员分赴各省战略要点，准备一旦有事即进行干涉和镇压。可是，这时的黄兴却在“统一”的口号下起劲地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撤销南京留守府，全然没有觉察袁世凯发布“训勉军人令”，宣布采取收束军队的险恶用心。宋教仁惨遭杀害露骨地说明了袁世凯布置军队、特务对革命党人实行反攻倒算的实事。在宋教仁被刺杀后不久，袁世凯即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大借款，凭借着他手中的大权，靠着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个省的地方实力，进一步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因此，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孙中山虽然号召国民党兴师讨袁，但由于武昌起义时国民党扩编的军队已经大量裁撤，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没有发动人民群众，没有形成坚强的革命团结，又缺乏统一指挥，仓卒应战，结果失败了。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控制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法庭和监狱。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因实行“三权分立”，不仅法庭独立，而且责任内阁制较健全。所以对行政元首和国务员这些官高权大人物的违法行为，可采用议会弹劾制。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12月虽举行过第一次国会选举，产生了参议院和众议院，但当时不仅像政府、军队这样重要的国家机器控制在袁世凯手里，而且警察、法庭、监狱等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国家机器，从中央到地方也几乎全部控制在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政客手里。因此，袁世凯随时都可以用刺刀来对付那些指望依靠选票来取得政权的革命党人，参、众两院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躯壳。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发布的许多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包括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得不到贯彻执行，而且革命党人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宋教仁被袁世凯的刺客所暗杀，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就是有力的证明。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查明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掌握警察、法庭、监狱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国家机器，结果还是无能为力，宋教仁的冤案得不到昭雪，凶手受不到惩处。

第四，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一致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武昌起义后，虽然迅速得到举国响应，但是革命阵营成分复杂，步调并不一致。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就提出袁世凯如果不抗拒革命，“将来大功告成”即推戴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汉口各省都督代表会议还为此作了决议。大多数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封建、买办势力为打击孙中山而特意制造的“非袁莫属”的论调，主张让位于袁。黄兴也是其中的一个。当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拿出汉口都督会议决议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敦促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辛亥革命》（八），第107页）。汪精卫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凯“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辛亥革命》（八），第117—118页）。而对孙中山却进行讽刺打击，指责他“有权利思想”（《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同盟会意见分歧，大多数领袖人物主张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极不利地位。后来事实证明，袁世凯“竭诚拥护共和”，不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民国政府大权，最后达到吃掉它摧毁它的目的。但是，当时大部分革命党人都没有觉悟到：民主共和新社会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妥协求生存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们都把孙中山提出的“和谈”、“让位”、“争都”的条件，根本丢到脑后去了。结果宋教仁遭到暗杀，国民党遭到禁止，国民党议员遭到迫害，《临时约法》遭到撕毁，国会遭到解散。最后，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块招牌也扔掉了。

由上可见，中国的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打击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十分软弱无力。资产阶级能不能实行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首先要看其能否将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政府、警察、法庭、监狱等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早已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史所证明了的。然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在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不久，就对清朝走狗、野心家袁世凯想入非非。他们企图许愿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来换取他“反正”、“赞成”共和，使革命取得成功，实现全国统一。他们认为“旷观世界历史，其能成改革大业者，皆必有甲冑之士反戈内向”（《辛亥革命》（八），第19页）。而袁世凯篡夺了民国临时大总统高位后，总是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敌视共和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教仁开展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活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总括说起来，宋教仁是民国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气极宣传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活动家，是推动当时责任内阁制产生的重要人物，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应当恰如其分地评价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活动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过去一些研究宋教仁政治思想的著作，对此一般是估计不足的，总是贬低他开展议会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指责他是“议会迷”。诚然，宋教仁的确热中于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但是，他进行议会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要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要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来批判中国的封建皇权思想。因此，宋教仁的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思想是趋向进步的，他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先进人物。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使得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也十分脆弱，以致在革命进程申犯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错误，不能掌握革命胜利后局势的发展。宋教仁事败身亡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制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条件：第一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第二是全部打碎旧的国家政治机器，把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自己手中，巩固和发展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

中华民国诞生于国内外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宋教仁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特別是责任内阁制确实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至于他的死，无疑是历史的悲剧，但这并不影响他为促进民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作出重大的贡献。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宋教仁不能正确认识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就不能为资产阶级掌权执政和巩固发展民主革命胜利果实开辟道路，主要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他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不应当过多地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