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著名的反清革命家，1913年他遭袁世凯党羽暗杀更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宋教仁死后七年，他的1904至1907年间的日记公开发表，这是研究宋教仁与同盟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因而受到了史家的高度重视。不过，那些研究者主要是关注日记中与政治有关的记录，对于别的方面经常是略而不提，这其中也包括会使红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那就是宋教仁曾经仔细地阅读过《石头记》，并且还发表了不能算少的评论。
宋教仁所读的《石头记》上半部（第一至六十回），是1906年9月10日从刘揆那儿借来的，归还的日期是同年12月22日，但实际上他在10月31日就已读完，并还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前自刘林生处借来只得上卷，其下卷俟另觅之。”觅得下半部已是四个多月后的事了，1907年3月14日，宋教仁开始从第六十一回读起，3月16日读至第七十回。一周后，来教仁动身回国赴辽东运动“马侠”起义反清，不仅《石头记》的阅读就此中断，而且由于为了防止泄露反清秘密活动，他在1907年4月9日后不再记日记。因此，从这时起一直到遇刺身亡的那六年中，宋教仁是否曾将《石头记》读完，现在已是无从推知了。
宋教仁读《石头记》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他在借书那天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余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然必先阅中西各种小说，以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故余久拟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他的日记可以证明这确是实情，并非借到《石头记》后的一时心血来潮之语。这部日记是从策划长沙起义失败、逃离湖南写起，宋教仁在逃亡途中购买了《施公案》与《七剑十三侠》，还借阅了《水浒传》；在日记的最后一篇里，又有购买《儿女英雄传》的记载，那时他已潜至辽宁的安东。日记中还时常提及购买各种中外小说的事，累加起来数字也颇为可观。写小说的计划同样是多次提起。当共创华兴会的好友陈天华蹈海自杀后，悲愤的宋教仁就表示要将死者创作未完的小说《狮子吼》继续写下去；《石头记》读至第二十一回时，他在日记中又写到收集创作素材的打算：“小说库（余欲作小说，须备材料），分为主观、客观二者。”读完《石头记》上半部不久，宋教仁甚至还有过与孙中山合译小说的考虑：那次同盟会的领导人在《民报》社聚会时，提到孙中山很欣赏一部法国政治小说，想翻译却无时间。胡汉民建议由孙中山口述，宋教仁整理润色，在座的孙中山与章太炎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见当时的同志与朋友们也都知道宋教仁有写小说的计划。
正因为有着“久欲作一小说”的愿望，所以宋教仁读《石头记》时就特别注意其间布局、穿插与形容刻划之类的写作章法，刚读了两天，就发表了“其作小说之法，亦曲尽人情”的评论，其后又有“其变幻不测处，亦足为小说家之特长也”之类的赞誉，而对第五十至五十二回，即“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与“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这三回，他的评论则是“中写家庭琐隙之事，男女关系之情，皆缜密之至。”宋教仁读《石头记》的速度很慢，一天一般只读三、四回，甚至是一、二回，而读其他小说却似从未如此。如1906年8月27日那天，他一个下午就读了“《马丁休脱侦探案》二册及《新蝶梦》一册”，第二天是“观小说《卒业车中毒针》、《黑行星》二册”，第三天上午竟是“观小说《新法蜾〔螺〕》、《彼得警长》、《美人状》、《女麽〔魔〕力》共五册”。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宋教仁读《石头记》时，对于其中的小说章法，确实是在细细地揣摩。
然而，宋教仁虽是佩服曹雪芹的写作章法，但对于《石头记》所描写的故事内容却是不满意的。随着自己的阅读，他将这部作品的内容逐一归纳为以下几条：1．“指点人世好色贪淫必有恶果”；2．“写恋爱嫉妒之情”，“皆恋爱之事”；3．“多风雅吟咏之事”；4．“皆家人酒食徵逐游戏之事”。这样的内容，与他的“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的写作计划实在是相距太远，更何况小说中还常有使宋教仁甚感“为足惜也”的“多参入神话”与“有宗教迷信之言杂之”的描写，因此难怪他在阅读时会连连写下“无甚趣味”、“无甚获我心者”之类的评语，甚至对历来极受推崇的“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那回，宋教仁的观感也是“亦觉无聊”。就这方面而言，也许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更能得到这位同盟会领导人的首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刚出版不久他就买来阅读，对于另一部小说《新党升官发财记》也是如此，而且他读后收获似还不小：
观《维新党升官发财》一册毕，觉心中无限感慨，盖当今全中国中凡能在社会上活动者矣，换言之，即今日之社会当此辈所组成之而撑持之者耳，欲求其改良振顿，真困难矣！亦可悲也。
可是在读《石头记》时，宋教仁就从未有过“觉心中无限感慨”的情形。不过，即使以偏重政治现实的眼光作选择，《石头记》中多少也有些使宋教仁感兴趣的内容。第三十三回中宝玉挨打的描写使他看到了“中国家庭教育之野蛮”，而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则引起了宋教仁较多的议论。他首先对薛宝钗的“学问中便是正事。……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的见解表示赞许，认为是“颇中为人立身之肯綮，此等小说中亦难得者也”，同时又对探春的那些兴利除弊的措施大加赞誉：“可谓有振兴实业思想者矣”。可是，这方面的内容在作品中终究是“难得者也”，因此宋教仁读完《石头记》的上半部后，得到的总的印象是“惟觉其写极琐屑之事能极缜密而已”，即对书中恋爱嫉妒、风雅吟咏之类的描写很不欣赏，但作者组织情节与形容刻划的本领又不能不使他感到佩服。也是正是因为考虑到阅读这部作品有益于自己日后的小说创作，所以宋教仁还是想方设法将《石头记》下半部借到手。然而，他毕竟首先是个政治革命家，因此，一旦形势的发展要求赶赴辽东运动“马侠”反清时，他又立即将这部未读完的《石头记》置之一旁了。
在阅读《石头记》的那段日子里，宋教仁同时还研读了不少其他著作，其中历时最长、用力最勤的当数日人服部氏著的《心理学讲义》与井上圆了所写的《哲学纲要》（《日记》中时又写为《哲学要领》或《哲学要编》）。宋教仁现学现用，有时就将刚读得的心理学与哲学方面的知识与观点来比照《石头记》中的情节。如对于第二十五回中马道婆与赵姨娘合伙魇魅宝玉与凤姐的描写，评论者分析的角度历来固多，但象宋教仁那样着眼于“有暗合心理学处者”的人却实属鲜见。当读到第二十六至二十九回时，宋教仁对于其中坠儿传帕、宝钗扑蝶、黛玉葬花以及宝、黛两人为了“金玉”大哭大闹诸情节也有别出心裁之论：“其中有多近于诡辨〔辩〕学者，可以证论理学之理法焉，又往往有合于言心理学发达之顺序者（儿童心理学）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分析宝黛的爱情纠葛，这恐怕是二百多年来红学研究中独一无二的观点。在阅读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时，宋教仁又突然大有感触，发表了一通有关哲学的议论：
余观《石头》中往往有一二哲学上语，但不健全，亦非真见透何者为真理也。三十一卷中有二意：一谓“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散时清冷。清冷则生感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花开时令人爱慕，谢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一谓“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以余观之，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前者引伸之近于老子哲学说与巴古〔枯〕宁哲学说；后者引伸之近于儒墨家哲学说与边沁诸人哲学说。噫！看小说亦在于人以主观性善看之而巳。
批评《石头记》的哲学蕴涵是“不健全，亦非真见透何者为真理者”，这恐怕会使许多红学家感到不快，而分析贾宝玉、林黛玉时竟会扯上巴枯宁与边沁派，其思路也颇为奇特。然而从上面所引的最后一句话来看，宋教仁对于自己这样的阅读方式还是相当满意的。
在宋教仁写下的评论文字中，还有几处涉及到对《石头记》作者的考证，才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他就认定这部小说是明末人所作：
（第四十一回）中有西洋机括一语，参照一、二、三卷中巡盐御史在扬州及贾雨村进石头城经过贾家宅门等处，可知此书作者为明末人无疑矣（且叙贾家人之官职名目与铨叙之法等，亦是明制）。
这样的考证当然站不住脚，过了一星期后，就连宋教仁自己也感到先前的结论下得太轻率了，而使他发现这一点的，竟也是一样进口货，即那件晴雯抱病织补的俄罗斯国的雀金裘：“俄罗斯国清初犹不知，惟知为罗刹，惟《元史》中有之，然又作阿罗斯，不知此书从何而译出也？”宋教仁一直在居高临下地批评《石头记》，但没想到却被作者的“假语村言”弄得“迷惑不解”。于是他只好推翻原先得出的结论：“前余定决此书为明末人所作，亦未必然矣。”
后来，宋教仁又试图推测《石头记》作者的籍贯，他阅读第六十一至六十三回时，发现“其间屡有‘叨登’二字”，同时该词后的批语又是：“‘叨登’，言‘叨得’也。”宋教仁由此联想到《公羊传》上有“登来之”一语，而汉代人何休对此则注云：“即‘得来之’，齐语谓‘得来’为‘登来’也。”宋教仁以此为依据，推测《石头记》的作者是山东人，不过也许是因为前面已经有过轻率下结论的教训，他这次的判断就下得较留有余地：“作《石头记》者，亦知‘登’为‘得’，其亦齐、鲁间人乎？抑不然，而古齐语转入他处者乎？甚为怀疑，拟他日详考之。”宋教仁后来并没有再“详考”过《石头记》的作者，不过能够注意到“叨登”一词数见，并又作联想、议论，倒确能证明宋教仁阅读这部作品时的细致。
最后还有个问题，宋教仁所读的《石头记》究竟是哪一种版本？这部《石头记》上半部至第六十回为止，全书当为一百二十回，应属程本系统无疑。宋教仁开始读这部小说是在1906年，而1905年日本出版了合王希廉、姚燮评注的《石头记》，从情理上说，宋教仁读这个版本的可能性相当大。日本的版本笔者未见，但查阅到的其他合评本中，第六十一至六十三回里“叨登”一词后均无“‘叨登’，言‘叨得’也”的批注。此现象应如何解释，一时也不便妄断，这里只好套用宋氏说过的那句话了：“拟他日详考之。”
宋教仁大概没有读完《石头记》，他计划中的小说也始终没写，后来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运动使他无暇再顾及于此。若以今日的眼光评断，宋教仁对《石头记》的评论多为幼稚、粗造之语，错误与牵强之处也不少。不过，宋教仁毕竟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风云人物，他对《石头记》的评论在当时的反清志士中恐怕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那么宋教仁的那些改论无论如何也应被列入红学史林。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从《宋教仁日记》中辑出与《石头记》直接相关的文字，以列为本文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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